二

战后回到老家，不好好上学，打架、逃学，满街涂鸦，还留级，丢死人了。解放那年，才上到初中二年级，但是得了个全校美术比赛的第一名。学校里配合土地改革运动，搞了个“白毛女”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没人画布景，就叫我画。幕布很大，但不比小的稻场更大。我把它铺在地上，觉得很容易对付。排笔代替镰刀，色块代替线条，照样倒退着画。干了挂起来一看，杨白劳躲债大雪纷飞，王大春还乡红霞满天，倒也像是那么回事。老师夸同学赞，略减了当留级生的耻辱。

然后跟着剧团到处跑，上下火轮船、双桅船、卡车。画海报，写标语，打杂。好处是不必上课、做习题、考试；坏处是也没意思。后来就独自离开家乡，专门学画去了。这件事的发生，不完全是自己的决定。父亲一直反对我专门学画，他常说，写诗作画，吹笛子拉琴这些，根本上都是业余的东西，靠它吃饭就没意思了。他要我好好读书，说将来学问事业有成，画着玩玩，反而能出东西。我不听，他说我是野狗耕地，不是正路牲口。

我不明白，正路牲口有什么好，野狗有什么不好，依然故我。他无可奈何。后来是政治形势的发展，使他觉得我应该尽快离家。我得以到丹阳和苏州，学了五年画。那是一九五〇年秋天的事。我们国家的一切，包括文学艺术，都在走向统一。画也是：独尊写实。从素描学到油画，都要求客观地描述对象，有一套严格的操作程序。苏联的教学法，成了经典。水墨画虽然被边缘化了，也按照徐悲鸿的路子，纳入了这同一个模式。

最后两年，我在苏州，解剖学课的挂图是生物系借来的，透视学课的讲义就像投影几何。有一次考透视，试卷是一张街景，教改错。我不及格。老师说，许多错误我都没改。比如街上有人挎着个篮子，篮子的口面没有消失在视点上，错了，但我没改。我说篮子不是一碗水，可以倾斜着拿。篮子口也未必浑圆，可以七歪八扭，凭什么说它错了？老师说不可以用个别的特殊现象，来否定共同的普遍规律。教我要学学理论，不可以纯技术观点。

系上有一门理论课，叫《艺术概论》，教材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授课老师是苏州市委宣传部长，看在我们的系主任蒋仁先生的面子上，每周来给我们讲两节课。蒋仁先生是著名的油画家，从法国回来的。他常说他走过许多弯路：印象派达达派立体主义都试过，都是颓废没落的东西，还是现实主义最有活力。他说我们这一代人，一起步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他很羡慕。那时师生同学之间，关系都非常好。先进带落后，共同进步（见《唐素琴》）。在大家的关心帮助下，我终于也一一用大家的说法——跟上了时代。无论静物风景肖像人体，都全力追求逼真。那时还没有彩色照相，画得栩栩如生，也有一种乐趣。

想不到的是，随着这种合法的乐趣逐渐取代了原先那种胡涂乱抹的非法的乐趣，我居然成了班上的尖子。蒋先生上油画课，还常常拿我的作品作范本，讲块面分析，讲质量感和空气感，讲环境色和固有色……大家都为我高兴，因为后进变先进，不光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成功。更加想不到的是，这种严格的技术训练，也改变了我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并且不可逆转。从此观察力日增，想象力日减，许多往日频频来访的激情和灵感，再也没出现。从此我除了这种单向度的、现实主义的画，再也画不出别样的画来。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寻找失落的自我。一直没有找到，有一种漂泊之感。很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才发现，接受那种技术训练，进入那个话语系统，等于是通过了一次灵魂的改铸。事实上，早在公安部门强迫我脱胎换骨之前，我已经在学校里被柔性地和无痛地脱胎换骨过一次了。只不过这一次是成功的，后来那次失败了。

我不知道，这次成功是好，还是不好。

八年后，在敦煌，看到智利壁画家万徒勒里（他画过许多只有在海上才能看到全貌的大壁画）带来的幻灯片，我想起那个在稻场上倒着小跑的孩子，觉得他那么一路跑下去，出来的东西必会更好。四十年后，在美国，看到毕加索、马蒂斯、凡高、康定斯基等人的原作，特别是米罗、卢梭、和克勒的充满童心的原作，我又想起那个在稻场上倒着小跑的孩子，觉得他那么一路跑下去，也会跑这么远。可惜那个孩子已经死了，变成了我一一一个以栩栩如生为务的俗物。

这么说，并不是抱怨命运。哀悼一个没有出生的婴儿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更何况，纵然那婴儿出生，也早已经死在大荒原中的夹边沟右派农场里了。没有人能够知道，几年间在那里死亡殆尽的数千名右派分子之中，有没有未来的贝多芬和托尔斯泰，丘吉尔和爱因斯坦。我没死，就因为我不是。凭着那一手俗套故技，被押送到兰州，为筹备中的“建国十年成就展览”画大油画，得以免死（事见《出死》）。

这是好？还是不好？

三

六二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主要任务是临摹和研究壁画。技术上是另外一套，有许多东西要学，都不是很难。真正难的，是要画出原作的格调：高古，舒缓，安详。这是敦煌壁画的基调。魏窟的飞扬流动，唐窟的恢弘华丽，宋窟的清旷萧散，干百年来技法和风格的变迁，都统一在这基调之中。即使飞天乐舞，也从容而有静气。局部看金碧重彩缨络珠饰，整体看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这个境界，最难将息。

临摹什么，在所务会议上决定。下达到美术组，再分配给个人。分到的，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比如莫高窟北端第四百六十五窟，是元代的密宗洞子，阴森压抑，我不喜欢，但在里面耗费了整整一个一九六三年。不论喜不喜欢，我都全力以赴，争巧拙于毫厘，直到自以为几可乱真，才交差。但是在敦煌多年的老同事看了，不约而同，都说像现代人。我不觉得，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好在几年后，就没人再说我了。几年后，中央美院姚治华、张同霞，西安美院的刘文西等人，带着毕业班来敦煌实习，我看他们的摹本，都像现代人。说给他们，他们也看不出来。我说等到你看得出来的时候，你就是入门了。

临摹不是画画，这个门很难入。古人作画，就像一个人走过雪地，留下了脚印。后人临摹，每一步都得把自己的脚放到人家留下的脚印里，就不是走路了。我们看汉晋竹帛之遗，如楼兰出土残编断简，大都是普通人随意写下的实用记录，何尝有书法之求。但历经百代兴亡，后人观之，哪怕是一角借条，都觉高古不可企及。姑不论有何意义，生为今人，为做到古淡风姿近六朝，不惜把铁砚磨穿，也算是一种追求。里面乐趣很多，只对内行人存在。可惜我入门不久，刚结婚，文革就来了。

被揪斗、抄家，关牛棚。妻子李茨林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死在那里（见《天空地白》）。带着三岁的女儿高林，到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劳动。集体劳动，集体“学习”，睡公共宿舍，吃公共食堂。食品定量，不见荤腥。大人都难忍受，何况孩子（见《没有地址的信》）。从前在夹边沟，不管多苦，都是自己承担。现在有一个孩子跟着受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份焦灼，忆来惊心。

我在夹边沟能死地生还，全靠学校里教的一套。想不到这一次，还是那一套，帮助我解脱了困境。当时的标准像供不应求，特别是广场礼堂使用的那种特大号，根本买不到。干校应各地方各单位的要求，派我去画。是政治任务，没有报酬。但是不管到哪里，都是请来的客，可以不参加“政治学习”，可以单独活动，可自由支配时间，还好吃好喝招待。孩子的脸上，很快就有了血色。

以前没画过毛像，要先打格子。两至三公尺高的一个，磨磨蹭蹭，大约七至十天出来。事先要开一个清单，让他们采购油画材料、定做内外木框、绷布、打底。画完以后，单位头儿要验收。验收后多少得加工一下。每到一处，平均一至两个月交差。有一次给酒泉地区革委会画毛像，用的是粗帆布，布上有许多线疙瘩。地委书记、前省政府专员马汝贵验收时，要求把疙瘩去掉。我说远一点儿就看不见了，他说那也不行，的脸上，怎么能有疙瘩？有一次给酒泉军分区画毛像，司令员吴占样验收，叫他的通信员站在像跟前比脸色，说不够红光满面。要求红一点，再红一点。

任何要求，我都照办。画熟了手，就不用打格子了。再后来稿子也不用起了，油彩直接上布，一天可画一个，维妙维肖，红光满面，皆大欢喜。虽然一天可画一个，我还是分十天画完，一两个月交差。这样，从这个单位画到那个单位，从七二年画到七六年，除了领工资，难得回干校。像个打短工的油漆匠，一把刷子吃四方。甚至吃到了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有些地方，不是画毛像进不去，比方八四七〇一野战军坦克师，金塔的导弹基地。没接触到什么机密，但看到许多民俗、风景，交了不少朋友。工人、农民、牧民、干部、军官、士兵都有，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更大的收获是时间。一两个月只干一两天的活，等于是从被别人整个儿夺去的生命之中，偷回来了一星半点。虽只一星半点，用处却大。可以教孩子识字画画，讲故事做玩具画连环画。还可以关起招待所的房门，写点儿自己想写的东西。我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发表的那批文章，包括《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现象近观》、《异化及其历史考察》的初稿，都是那时写的。早就想写了，积累了很多写满小字的纸片。除了在文革前的敦煌（见《寂寂三清官》），一直没有一个敢于把它们同时铺在一张桌子上加以整理的机会。现在可以了。多少年来，我还从来没有这么价子感到安全和自由过。

至于省下的饭钱和粮票顶了一大半的工资，今天看来虽不足挂齿，那时也很重要。正是大动荡的时代，关河一望萧索。凭什么我那么特殊？凭什么我那么嚣张？不光是凭手艺匠师的俗套故技，主要还是一一用干校一位校友的话说，沾了他老人家的光了。毛死以后，没得画了，不得不又回到干校。好在干校气氛已经宽松，劳动和学习都少了。大家没事时，打扑克下象棋聊天，等待回本单位。人越来越少，我和高林有了一间屋，床底下塞着一大堆剩余画材，时不时发出一股子油画颜料气味。一闻到那气味，就有一个门一般大的胖脸，冲着我笑不像笑，终于忍不住，把那些颜料画笔全扔到垃圾堆上，下决心以后不再画画了。

那时母亲还在世，替我着急。她说我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现在不画了，又来写，凶多吉少。

四

整个八十年代，我一直在教书和写作，没有碰过画笔。母亲的话，不幸言中。一九年初秋，我在南京大学被捕，从娃娃桥监狱转移到成都四川省看守所。一肚子火气没处发泄，就唱歌。后来不准唱了（见《铁窗百日》），就用毛笔蘸着清水，在大墙上书写狂草。怀素的那种。昔怀素题壁，“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快意可知。我虽不能叫喊，郁积直泻笔端，快意亦如之。成都天气阴湿，大墙更湿。水写的字，可以留存十来分钟，然后就消失了。这无所谓，我快意过了。依然是过程大于目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就像童年时代，在荒山野村里那样。惜乎墙上写字，毛笔易脱。狱中一笔难求，此事无以为继。但由此唤起的童心，时时来复如梦。铁窗绝地，居然童心来复，亦是前缘。

出狱后，住在四川师范大学（妻子小雨在该校艺术系教书），很受注意，什么事也不能做，就又买了毛笔宣纸毡毯，想胡涂乱抹起来。但是经过五年的专业训练，几十年的“美术工作”，我已经失去了胡涂乱抹的能力，下笔就落入俗套，圆熟甜腻，不堪入目。以致画画这件事，变成了一场同自己的搏斗。我想了许多办法，用左手，用秃笔，倒着画，反着画，书法从纸的末端，从字的最后一笔写起……总之怎么生疏就怎么弄，一发现圆熟的笔迹和甜腻的造型就撕纸。结果“废画三千”，倒也得到一些好东西，稚拙木讷，元气淋漓。都是偶然效果，像路上捡来的宝物。

比较喜欢的画上，顺手写了些字句。题秋瑾图“读书无用思剑芒，地黑天昏一吐光。英雄岂以成败论，秋风秋雨忆秋郎”。题钟馗夜饮图“魑魅魍魉何其多，一个钟馗奈若何。毕竟人穷鬼不穷，醉里似闻击壤歌”。题孤狼图“尘满毛血伤满身，回头无处不惊心。极目故园家何在？风雪关山一毡轻……”。题孤舟图“客愁点点满江湖，扁舟一叶归何处？弥来历尽风波恶，骇浪惊湍似坦途”……都无非情绪渲泄。如果作为思想，也许经不起分析（暴力革命论？犬儒主义？什么什么）。好在我追求的是美，而不是正确。听从美感的引导，我体验到一种在不自由中失重的自由，类似漂泊。孤狼图、孤舟图中一股子漂泊之感，好像是预示着未来的逃亡。

兴致愈好，又在一五〇公分正方形的粗麻布上，画了八幅大油画《中国古代神话》系列。一疙瘩一疙瘩火气很大的颜色，和刀砍斧劈的笔触，给夸父、后羿、精卫……这些图腾式象形符号，输入了某种当前的信息。像深远麻木里一星悸动的知觉，无机星球上一痕不愈的伤口，或者火山灰里爬出来的一个形象模糊不知道是什么的活东西……纷红骇绿，百怪惶惑，都无非在某种原始意象中呈现出来的、历史大潮深层的个体经验。输入和呈现，同样无意识，有如儿童扶乩ji。我得之，惊讶多于欢喜。油画不作兴题词，但我还是想题。用稀释的颜料，写在《盘古开天》上面：

髹采圬鬘事半生，

谄红媚绿转眼空。

那知重结丹青缘，

下笔苍茫吐白虹。

字迹在干硬颜料的尖角深孔之间艰难曲折地爬行，呈现出一种力和阻力搏斗的张力结构，恰好同画中那些在巨大强暴的客体中坚持存在的主体相呼应，也还是书画一体，可遇而不可求。

但我更喜欢的，还是一个雕刻，和一个半装置型的油画《窗》。所谓雕刻，不过是在一段带结疤的木头上钉了一些铁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是表达了我的一种复杂的感受，是我几十年来一直有的。所谓半装置，不过是给油画钉上了一个绿苔斑驳的朽木窗框。窗框上有今天的日历。窗外拥挤的民居，展现成一片荒原，直到天边。天是一堵老墙，破洞里透进天光。也很简单。也因同一原因，我很喜欢。

我出狱之初，小雨曾大病一场。病好后康复缓慢，但一直在坚持上课。课余也画点儿画，敦煌风格的佛画。壁画形式，画在纸上。我们称之为“纸本壁画”。主要是菩萨、飞天和伎乐。不是临摹，很随意，比我在敦煌的摹本潇洒。她本有童心，宗教情绪浓厚，下笔真纯。加上是劫余病后，画境散淡清空，天然大气，为我所不能及。两年二十多幅，都是天籁，同我的画放在一起，恰好为那些躁气和火气降温，成了反面的平衡。

所有这批作品，且不说制作过程，仅仅它们的存在，就是我们快乐的源泉。

快乐的源泉，来自一场意外灾难。这个事实，不可思议。

五

但是灾难并未过去，以另一种形式发展（见《回到零度》）。我们不得不逃出中国。两位受雇于海外民主力量，前来带领我们经由地下通道离开国境的大侠，看到我们舍不得丢弃这批画作，都愿意帮我们拿上。我们把油画、水墨画、壁画分别卷成三卷。他们各拿一卷，我们除了文稿笔记，拿上了一卷纸本壁画，和一幅七十年代在干校时唯一为自己画的油画，戈壁滩上的一棵老树。树皮几被剥光，但是依然活着，在大风里摇弋。那树使我感动，画也舍不得丢弃。

但是我最喜欢的那个雕刻和半装置，太重太大，不得不留下，很痛心。幸亏留下了。到达香港以后，两卷画要不回来，永远地失去了（个人所致，与组织无关）。与之相反，那个雕刻和半装置得到好朋友戴光郁和张炜的帮助，辗转运到了香港。面对这劫火余烬，悚然于人算不如天算。失去珍爱的东西，于我已是常事，但还是不能习惯。痛心疾首，下决心根据记忆，把它们再画出来。

东道主为保证安全，把我们藏在海边的一个渔村，要求地点保密，不与外界联系。时间充分，正好画画。但是时过境迁，已不再能从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没了那激情灵感。许多偶然效果，也都无法重复。油画一次次刮掉重画，水墨画一次次团掉重画，都无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很苦很累。出来的东西，和原来的没法相比。就像鸟的标本，和鸟没法相比。鸟不会再来。鸟如稻场上那些刀画，鸟如监狱墙上那些水字。

东道主的关心，无微不至。在我们得到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即将离开香港的前几天，九三年的五月下旬，在香港大会堂为我们举办了一次《中国梦》画展。除了这些标本，新画了两幅纪念六四的大画。其中小雨用银线画在黑色底子上的一尊千手千眼观音，每只手里拿着一枝蜡烛，烛光明灭，如同曦微的晨星，如同那些呼唤黎明的英灵。我们的好朋友卢沉和周思聪来香港看了，说是这次展览中他们最喜欢的一幅。除此之外，还展出了我们适应自由社会消费文化的需要，为谋生而画的十几幅静物风景山水。两种画放在一起，苦涩凝重和甜美轻松形成鲜明的对比。

媒体广泛评论和报道的是前者，卖出去的都是后者。报道评论很善意，但多不确切。见仁见智，本无所谓。但我没见过世面，贼认真，在《信报》和《明报》各发了几篇文章，说明本意，反而显得迂腐可笑。商业社会各行各业争夺注意力的战争，早已经把人们的感觉麻痹了。滔滔信息滚滚文字之中，任什么都是过眼烟云，何况画展画评。留存下来的，唯有那卖画所得的两万五千美金。只有它，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

这个如此薄弱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一套技巧之上的。还是它，比较地能满足一般消费者的品味，可以有一定的销路。有这手艺，只要足够勤奋，又有一个好的经纪人，生活不成问题。但是接受市场的要求，为经济动物制造精神快餐，也如同当年接受权力意志，为政治动物复制膜拜的偶像，都是一种屈服，一种自我否定。这种生存的困境，由于事先没有想到（只能怪自己笨），毫无思想准备，更感到难以承受。

有时我们坐在海边，沐着大风，面对自由辽阔，面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之行，谈话都忧思重重。小雨提到我以前写过，“人生的归宿在路上，而不是在深深的沙发之中”（《美是自由的象征》）。我提到七十年代末遇见她的时候，在她的手抄本上读到一首莱蒙托夫的短诗，也是我在学生时代抄过的：茫茫海上孤帆闪着白光它在寻求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它抛弃了什么在那自己的故乡大风大浪桅杆轧轧发响它要的就是这个它这样才得安详/

我说，我们不约而同，都抄了它，很像是一个预言。她说不像，我们没有安详。

六

到美国不久，有幸见到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一见投缘。承蒙垂爱，指点迷津，并邀请我们到洛杉矶西来寺门下的满地可精舍居住，以每幅一千美金的润格，为他们画一百幅禅画。

是很大的恩惠。我们得以免费住进位在山上、四周风景优美的一栋独立豪宅。既自食其力，又无须为了挤上艺术市场或者思想市场早已琳琅满目的货架，去拼命地包装和叫买自己，这是我们最怕也最没有能力做的事情。同时，作为政治流亡者，也得以避免卷入海外民运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这是我们更怕也更没有能力处理的问题。

怀着感恩的心情，我们决心把画画好。传统佛画，多为工笔重彩，这是小雨的特长，但于禅宗不宜。禅宗史上本有北渐南顿之说，北尚渐修，或可金碧写之。但唐安史乱后，南宗成为主流至今，都首重顿悟。“公案”不落言筌，“话头”无迹可求。一旦图像化，机锋就死了，工倍愈拙为道日损，几乎是背道而驰。我想最好还是水墨渲淡，以意写之。相马遇以神，解牛游乎虚，或可得些禅机。我们商定这批画我一个人完成，小雨利用这段时间，集中精力学英语。

这种画只能用中国生宣，美国的艺术用品店里没有。后悔没有从香港带一些来。很多天跑来跑去，才在一家中国画廊看到一批有安徽泾县印章的宣纸。用舌头一舔，却是假的。就像吃中国餐馆，菜名是中国的，味道是美国的。每到这种时候，身在异国之感就特强烈。有位李欧梵先生来访，带我们到一家“马家馆子”吃了一顿羊肉烧饼，地道的中国北方风味。我想文具店里，必也有个马家馆子。下决心再找，几乎找遍了整个大洛杉矶，终于以贵得离谱的价钱，买到了一些勉强可用的生宣，以及中国的毛笔墨汁。

如获至宝，回来天天试。就像小小小小的时候，在荒山野村中的病床上胡涂乱抹。就像监狱***来的那年，怎么生疏就怎么弄。也还是“废画三千”，才得到一些禅意。但是拿到庙里，众僧尼，众护法，众信徒一致摇头，说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这是达摩面壁？怎么像块石头？这是野鸭飞空？怎么像些水渍？……太粗糙了，太简单了。美国的好纸多得很，干嘛偏用这么单薄，见水就化的纸……。星云上人开示，这些都是外行话，二位不要介意。但是弘扬佛法，为的是普渡众生，还得让广大众生喜闻乐见，才能起到作用，你们说对吧？我回答说，知道了。

知道了三个字一出口，我就吃了一惊：三十多年以前，我从夹边沟被押到兰州，为宣传“建国十年伟大成就”作画。省委书记张仲良要我把画上的笔触去掉。说颜色不匀，人民群众不爱看。说别管学院里那一套，要人民群众说好才算好。我的回答，是同样的三个字。三个字的重复，意味着转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几十年的挣扎，几万里的奔逃，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背景的重大变换，都毫无意义。荒谬感，魔幻感，无力感，无意义感，一时云集。

集成一朵更加沉重的、漂泊的云。

要迎合大众的趣味不难，俗套故技，驾轻就熟。但很费时间，还是得两个人合作。数量大，也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如僧尼都无须发，又服装一律，画多了容易雷同。鸠摩罗什菩提达摩都是西域形象，慧能支遁百丈希迁皆有大德威仪……弄不好就分不清谁是谁。虽庙里没要求分清，我们还是想做到百幅画数百人各有特点。总得有点儿追求，工作才有乐趣。完成任务时，一九九四年已经过去了。对开大小的一百幅，亮丽整齐，拿到庙里，皆大欢喜。在台湾展览以后，出了本精印画册，星云上人亲自作序，并题写书名。销路很好，报酬也丰厚。十万美金，够用好几年了。

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成就感。画册到手，都不好意思给朋友看，自觉俗气。口袋里有了一点儿钱，就想下山走走，看看世界。星云上人诚恳挽留，说这房子你们可以无限期地住下去，山上有做不完的事情要做。我们知道，这样一直画下去，必定发财。我们知道，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上人的深恩厚泽，我们确实感激不尽。但是奔逃万里，却以这样一种形式的自我放弃作为终点，总归是心有戚戚。无意义感不是空无，它压得我们在美景豪宅里寝食不安，决心拜辞。别无长物。为了表示深深的感激，我们在临走以前，把逃亡时自己拿着因而没有丢失的全部画作，包括我们最为珍视、朋友们帮助运到香港的那个雕刻和半装置，一并呈献给了星云上人。

从西部的太平洋海岸，驱车到了东部的大西洋海岸。辗转到了新泽西州的海洋郡杉谷湖，买了栋林中小屋，圆了几年在祖国圆不了的隐居梦（见《雨舍纪事》）。苟能如此，都是星云之赐。我们常饮水思源。三年后再次应上人之邀，到台湾佛光山雷音寺画了一堂长三十公尺，高五点五公尺的壁画。本想画成传世之作，但也像那一百幅禅画，仍只能以俗套故技了事。画上神、人三百多身，鸟兽楼观无数。我们快快地画完，只用了五十多天时间。《中国时报》艺文版用通栏标题，评为“栩栩如生，满壁生风，宏伟壮观，如临佛国”；说“完成的速度之快，显出两位画家雄厚的功力”。十分善意，十分夸奖。虽时评如过眼烟云，总算是为我们苦味的台湾之旅，圈上了一个甜美的句号。

其实，画得快，不单是因为我们厌烦俗套故技，还因为不喜欢雷音寺，想尽快离开那里。这个庙使我们想起官场。看到星云这位开创了佛光山和人间佛教的一代伟人，在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以后，如何被门徒欺骗捉弄，陷入百年孤独，不禁感慨莫名。爱莫能助，我们临时决定，将此画呈献给星云上人。对于这位尊者和智者，我们在原先的敬爱和感激之上，又增加了一份深深的同情。

离开台湾之前，在台北的佛光缘美术馆看到一套四本《当代名家艺术精品义卖》画册，齐白石、张大干、于右任、徐悲鸿……的鼎鼎大名，和许多陌生人的混在一起。我们捐献的那批作品也在其中，都卖掉了。其中小雨的一幅黑色观音，被“蒋家”后人以二百二十万台币买去，是我们的画中卖价最好的一幅。但画册上小雨的名字前面，加上了我的名字。据说这是因为，知名度比技艺值钱。但是我名下的那个雕刻和那个半装置都没人要。枯木锈钉，后来被当作垃圾，丢弃了。

至此，这两只偶然归来的灵鸟，也飞了。如同地上的刀画，墙上的水字。如同它们那些在劫火中飞散的同伴。感谢罗青，在九一年访问大陆时光顾寒舍，为这两件作品拍了反转片，并在三民书局出版他所主编的我的文集时，印在了卷首。这是那两件作品留下的唯一痕迹。雪泥鸿爪，益增川上之思。

七

据说要想打开局面，就得进入主流。我办不到。从西到东一路过来，看了许多画廊、美术馆、博物馆、设计学院之后，感到我这个出自另类生态的野鸟，要学会在这个自由竞争所形成的复杂湍流中游泳很难。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有个语义场和文化基因的问题。加上笨。这些抽象、装置、行为、现成物、声光组合、概念设计等等存在的价值、意义和理由，都植根于一个话语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杜尚的马桶只是马桶，劳森柏的纸箱只是纸箱，此外什么也不是。反过来也一样，纽约的博物馆里开过中国水墨画百年回顾展，也开过八大山人原作展。听与会的外国专家用流畅的中文谈中国书画和八大山人，除了背景知识以外，于字画本身，可以说完全外行。这不奇怪，也无关对错。杜尚的后裔和八大的后裔，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而我，属于我们这个物种中最笨的一类。说杜尚打破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取消了视觉的审美要求，是美术史上伟大的革命等等，挺有理。但我还是做不到喜欢，比方说那个马桶。喜不喜欢，无需理由。波普早期有人收集包装著名艺术家的粪便，受到达利的称赞。近期有人收集世界各国不同人种妇女用过的月经带作为艺术品，被认为很有创意。我就感觉不到，所有这些妙处。至于把一座大楼包起来、或在两山之间拉一块布，“造成视觉震撼”之类，在我看来，也和某厨师为打破金氏纪录而做的特大蛋糕类似。鱼有鱼的乐趣，未必野鸟可知。但如果野鸟铩羽，要来学鱼，那就惨了。

何况技术方法可学，动力能源不可学。学到了，又如何？这里是市场，作品是商品，所谓成功就是卖得出去，卖得越贵越成功。收藏是投资，贵贱取决于行情。行情靠炒，得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才行。许多具有波西米亚气质、并且早已扎根美国本土的欧洲画家出手不凡，现在连二十年前的苏荷厂房（已变成了富裕雅皮士精品店式的社区）都住不起了，只能在东村窄巷的小酒吧里终其一生，就因少了这画外功夫，何况我们。少数能超越画廊，经由美术馆、博物馆，进入美术史的人们是幸运的。但是即使他们，一阵辉煌之后，就被新潮淹盖，前卫冷淡，在稠人广众中寂寞。彼犹如此，我何以堪？

像两只迟飞的笨鸟，“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来到这海边林中，就像是再一次逃亡。生计成了问题，但体验到一种解放。写了些文章，画了些画，小雨还翻译了一些童话。换不来钱（稿费极低，有等于无），只为喜欢。这是过分奢侈，玩一场玩不起的游戏。中国古人隐居，都是回到故乡。“百亩耕桑五亩宅，先生归去未必非”。即使贫穷如陶潜，也有个将芜的田园可守。他因脚踏实地，所以能此心悠然。我们存款无多，蛰居异乡，天天要吃饭，月月要付账单，钱越来越少，想悠然也难。朋友们都劝我们搬到纽约去住，说那里机会多些。这是真的。但在这海风松涛里面，我们有一种与外间世界同一的感觉，害怕那异己的楼群，拖了又拖没去。

想把在香港画不出来的《中国古代神话系列》再画出来。只因材料太贵，没敢动手。一位人权活动家，在西单墙时期被捕，坐过十年大牢的朋友和他的夫人来访，想找个有办法的人给我们帮点儿忙。不久他们带来一位深得美国政要大亨欢心的“学生领袖”。不久后者又带来一位银行家罗伦斯先生，商定三年内罗伦斯每年给我们三万元，我们给他画三十幅画，内容形式不限。三年后他们为我们办一个大型展览，出一本大型画册，打开局面。他们一走，我们就到纽约采购材料，将近五千元，咬着牙都付了。把沙发桌椅都塞进书房和卧室，腾出客厅做画室。动起手来，满屋子松节油的气味，好像生活变了样。

不久以后，“学生领袖”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不能光让别人帮助我们，他自己也要帮。我说这个忙实际上是你帮的，我们已很感谢，不用再帮了。他坚持要帮，让我们给他本人也画一批画，每幅用了多少时间，多少材料，都记下，他付钱。我说我可以送你一幅作为感谢。他坚持要画一批，要付钱。说不付钱不公平，影响也不好。我说艺术价值不是可以用计时工资计算的，同材料贵贱也没关系，你要公平……他打断说，什么艺术价值，梵高的画，他生前不过是废纸一张……我没听完，挂上了电话。接着电话铃响，还是他，说，告诉你一下，罗伦斯不干了。

人权活动家来电话，说“学生领袖”让他劝劝我，要我遵守协议，不要说好了的事又不干了。罗伦斯带着他的侄女儿来我们家玩，看到满屋子画，很惊讶，说你不是说不干了吗？知道了事实，他一再道歉，说他只是出钱，别的都没过问。我问可不可以不经过“学生领袖”，我们直接合作。他说不可以，人家是的大英雄，他出面办画展，许多大亨政要好莱坞巨星都乐于捧场，会来花大钱买画，画价一下子就上去了。我不过是个商人，起不了那个作用。

他回纽约以后，寄来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赔偿损失”。小雨要退回去，说不是他的责任。我赖着脸皮收下了。后来他又寄来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是“新年礼物”，我们没去兑现，支票留作纪念。

八

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已故大诗人（我喜欢他早期的诗）的女儿打来的。她从日本来到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听说我们手头有一批字画，想帮找个出路。要我们寄点儿反转片、画历给她。说办画展，一开始就要在最高档次的画廊办。要是在低级画廊里办过一次，以后所有高级画廊都不会理睬你了。她说纽约的日本画廊，和相邻的韩默画廊，都属于最高档次的画廊。日本画廊有九十七年的历史，上万名会员，全是大亨，名气特牛，挑选展品也特严。她和日本画廊有联系，可以帮我们打进去。以后的路，就好走了。

我们没有反转片，她说那就照片也行。没有画历，她说那就简历也行。一个在敦煌工作十年，一个在首都博物馆工作十年，都是资格，不说是浪费本钱。寄去照片简历不久，她告知审查已经通过。日本画廊将在十月份举办一次《高尔泰浦小雨双人联展》。说这是日本画廊近百年来第二次为中国人举办画展，非常难得。让我们准备字画三十多幅，九月下旬带到纽约。已经是九月中旬了，我说时间太紧了，下次吧。她说已经签了约，不能改期了。十月金秋是办展览的黄金时段，画家们都争着要，我好不容易才抢到手，你们怎么能放弃？

日本画廊位在曼哈顿中城五十七街一座咖啡色玻璃摩天大楼的底层。展厅收租金和管理费，字画的装裱买卖由画家自己负责。装裱合格才收。需自费印刷两千份贺卡那样的双页彩色请柬，印上作品一幅，画展年月日，署名日本画廊。自己一一装进信封，封好，贴上邮票，交给他们。他们有个名单，可以帮寄一下，但要另收服务费。需自费办一个酒会，要有各种名酒（品牌很具体），要雇一个调酒师（时薪八十元）……每一项都是大钱，我们花不起。诗人之女说，废约赔偿的钱更大。我问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们，她说办画展就是投资，这是常识，凡画家都知道的，你们怎么会不知道？

还需自费雇请一个接待员和讲解员，男的须西服领带，女的还要化妆。为了省钱，我们自己充当（未着装也没化妆，算是画廊让步）。在布鲁克林那种二战前造的三层连栋屋里租了一间房住，早出晚归，像上班族一样。上下班坐地铁，来回三个多小时耗在路上。

住处的一边，街上有积水，墙上满是涂鸦。有些鸦也涂得真好，如惊蛇走虺hui，如奔浪崩雷。那些无名天才，不知今安在哉？再过去是海。沿海是废弃的工厂，空寂荒凉，一派灰色的忧郁。住处的另一边，越走越繁华。过去是八大道，热闹脏乱的程度，不亚于法拉盛。在那里乘地铁，到五大道五十七街出来，像穿过时光隧道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无数深色玻璃的摩天楼互相映照着蓝天白云，而真正的蓝天白云只在高空冥冥一线。楼底深谷里草坪碧绿树木欣荣，街道整洁秩序井然，名牌商店的橱窗，比的是格调品位。

如果从地面上过来，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好像千百个不同社区的结集。它们各持固有的习性和交往方式，而从不互相影响。你会发现许多纽约人可以很自得地，在一个比与世隔绝的偏僻村镇还要狭窄闭塞的区域中度过一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政治、经济的一体化，网络资讯的普及，地理上无藩篙的连接，以及它们各自的文化息壤的水土流失，都未能改变这种状况？我想象当年杜尚们宣布格林威治村从美国独立出去时的景象，就像看见了一样。我怕未来的地球村，很可能也是那样。有时不免觉得，办展览是一种荒唐。各国观众进出展厅，不知道谁有什么感想。

十月下旬的一天，进来一位中国老人，注意什么忽略什么，一看就是内行。旁边有人碰碰我，低声说，这个人就是周方。我问周方是谁，他很惊讶，说，你怎么能不知道周方。周是前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赫赫有名。他看得很细，完了过来握手，说都是好东西，问怎么进来的。我们说了诗人之女帮助联系的经过。他摇头，问合约怎么签的。我说不知道，是诗人之女代签的。他又摇头，说他看《画廊指南》，今年十月份日本画廊展出的是李庚，怎么会是你们？我说不知道，什么是《画廊指南》？他说回头我寄一本给你，你得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没有本人签字，哪里来的合约？没有宣传造势，画怎么卖得出去？画卖不出去，花的钱怎么回来？

我拿着《画廊指南》，坚持要看合约，终于没能看到。诗人之女代理的是李庚，人在日本，不知何故没来。我们被临时抓住，当了替身。我据理力争，把开销降到一万二干美元，不能再低了。这期间，很意外地，先后卖掉了两幅字画。一幅小雨画的菩萨，四千美元。一幅我写的心经，五千美元。弥补了大部分损失。打电话告知周方，不知道怎么感谢。他说，在纽约地面上行走，你得要学会保护自己才行。

来时三十几幅一卷的字画，装上镜框以后，变成了一大堆笨重的货物一一我们的愚蠢的象征。画展闭幕时，没法子再随身带走。友人詹益文开了一辆箱型车，来帮我们拉。在车流里停停开开几个小时，才到了哈德逊河边。一上了华盛顿桥，望见新泽西辽阔的天野，我和小雨，都长长舒了一口气。不用问也知道对方的感动：像囚犯获得释放，像游子回到家乡，像小船从惊涛骇浪里出来，断桅破帆，驶进了平静的港湾。

枫树佳时已过，叶尖略显憔悴。橡树还在燃烧，展示着不同的华美与苍凉。朱红、褐红、金紫、赭黄……色泽都高雅而又热烈。到家已是黄昏，野花一片银蓝。高空迟归的鹰隼sun，翅膀上明灭着夕阳。

静下来，相对无言。多少事，欲说还休。不能不承认，正如父亲所说，我们是“野狗子耕地，不是正路牲口”。

为了生存，先是小雨考取了美国邮局，到那里挣一份工资，当正路牲口，来养活我这个野狗去了。后来我接受国际作家议会的资助，到了拉斯维加斯大学，也变成了个正路牲口。我想这就是所谓，“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吧？

但是老尽少年心，并不就是漂泊的回归。相反，以权宜为正路，漂泊感更深了。

离开新泽西前不久，纽沃克博物馆来挑了一批字画，到他们那里展出。开幕式上，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说我这些，都是纯中国的东西。

有记者问，为什么到美国十年了，还纯中国？我说不为什么，只是喜欢。

答得不好，博物馆的专家卡尔曼女士插话，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人类的，越是古典的就越是现代的。

这话该由我说。我笨得没有想到。

我们的许多故事，也都是笨出来的。

代跋

余生偶记

我的老家高淳，三湖环绕，可称水乡泽国。我家住在大河边，河上有一七孔石桥，桥上石栏约半人高，厚度像平衡木。栏柱上有石狮，隔三步一个。家家父母，都不许小孩爬上栏杆。栏杆下临奔河，有几丈高，跌下去没命。我小时候，爱瞒着家里，在桥栏上行走。先是平举两手，慢慢地走，后来就能跑了。跳过一个一个的石狮，从这边跑到那边，再从另一边跑回来。一年四季，以此为乐。最是冬季，水落石出，桥愈高，险愈甚，我乐愈大。

一个冬天的晚上，月白霜浓，我精神特好，不想做作业，偷偷溜去跑桥。跑到桥顶，突然滑倒，从栏杆上摔了下来。恰巧摔在桥面一边，膝盖手掌都破了，血透棉裤。事情暴露，被大人狠狠责打了一顿。很久以后，母亲还唠叨这事，说菩萨保佑你，捡到了一条性命。我想想，也不免后怕。

小时候除了跑桥，还喜欢游泳。和渔民的孩子一起，于水深流急处，玩潜水找铜板。一日，逃学到湖边，偷得一小船，划到湖中游玩。阳光灿烂，水平如镜，远处白帆点点，高兴得大叫。脱光衣服，翻身入水，恣意地扑腾。见船已飘远，急去追赶，忽觉身上有物。是一条很细的绳子，上有铁钩，为渔民们布放的渔具（水面上有警告浮标，我没看见）。这东西一排排拉过去，有好几里长，若被缠住，鱼都难逃。

也许是本能，生死关头特别清醒。我立即停止动作，弄清了来龙去脉，慢慢地拨开铁钩，慢慢从绳套滑脱，慢慢地游到了浮标以外，才划水追船。上得船来，已累得半死。没力气划桨，躺着任其漂流。迷糊多时，才知道后怕。

吾乡东门城外，为东晋古丛林遗址。庙已不存，唯留两塔，一名文星，一名赤鸟。塔上长满杂草，塔下藤蔓牵缠，一派荒凉无人问。那年有老鹰两只，在文星塔顶做窝。小鹰出世，想要捉来饲养。沿着嘎嘎发响的木梯，掠开聚满尘埃的蛛网，小心盘旋而上，到第七层，顶着风，爬出窗外。忽听得脚下喀喀几声，以为塔要倒了，一下子仰进窗里，连滚带爬下来，逃到外面。喘未定，回望塔顶，依然风摇乱草。檐铃丁丁，小鹰啾啾，什么事也没。想重新再上，天已黑，只得暂且回家。次日再来，做了个笼子，又抓了些小鱼养着。次日再去时，塔下挤着一大堆人，说有个孩子上塔去抓小老鹰，檐角断裂，跌下去摔死了。父母正哭得死去活来。我不敢挤进去看，只是后怕。

反右前不久，甘肃省文联安排我到甘南藏区森林草原地带“体验生活”。当地政府派了一个懂藏语的汉人给我做向导和翻译，带着我深入牧区，游转了一阵。骑马、打猎、睡帐篷、喝奶茶、听民歌……为时三周。回到兰州，听说甘南发生了“叛乱”。各地藏人同时突然起事，杀死了那里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所有汉人。那时间，正好是我离开后的第二天。想那时人家在暗中准备起事，极紧张。对我笑脸相迎，而我懵然无知，不免后怕。

“文革”时，我在敦煌莫高窟，作为“牛鬼蛇神”，得到“从宽处理”。工资降三级，但没戴回“帽子”，算是被“解放”了。宣布那天，没有便车，为了让妻子尽早知道好消息，抄近路走老君庙，不行穿过沙漠戈壁，到敦煌城里去看她。天黑下来时，迷了路，在七高八低的红柳墩和流沙没踝的芦草滩里走了一通夜。天亮了才找到路。到了家才知道，那一带时有狼群出没。我没碰上，纯属偶然。

敦煌的北面，是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哈萨克人骁勇善战，直到一九五三年，才通过谈判，“和平解放”。所以他们那里没有“国庆”，只有“县庆”。六三年他们隆重庆祝县庆十周年时，我正在敦煌，和研究所里十几个同事一起，应邀去做客，热闹了几天。草原上搭着大帐篷，牧民们从西处迁来，环绕大帐篷搭着许多小帐篷。在大帐篷里盛宴、歌舞、赛马摔跤，五彩缤纷。七三年我在酒泉，他们筹备二十年大庆，请我去画宣传画，又去了一趟。这次是到县城、一个杂乱的小镇。到处灰濛濛的，气氛忧郁。机关里大都是汉人，军代表袁政委，阴沉粗暴，如太上皇。县委宣传部长木斯托发，是原先的头人，据说打枪百发百中，杀人很随便。和平解放后，当了自治县的县长，穿汉族服装，学讲汉族语言。文革中被打倒，成了反革命。进山猎得五只猞猁，剥了五张皮献给袁政委，又成了宣传部长。那次我去，他负责接待。亲自陪着我，到牧区转了一趟。

哈萨克人彪悍魁伟，肤色红黑，浓眉毛，大颧骨，高鼻深目。目光之阴沉粗暴，顾盼之王者气象，不亚于军代表袁政委，我喜欢。男女皆穿着马靴，服装头巾，多为红、黑，若警戒色，桀骜不驯，我也喜欢。我同样喜欢他们的用品，皮马鞍牛角刀柄；银洗壶牦布阿雅卡……都做工精细，镶嵌或刺绣着美丽的图案。而扫地用的扫帚，却是一只山鹰的翅膀，毫无加工，自然天成。

阿克塞草原，不同于甘南、青海的草原，更不同于蒙古草原，谈不上“风吹草低见牛羊”。草短而稀疏，大野空阔，骑马走一整天，还像在老地方。待望见一个帐篷了，就有猛犬四五只，小牛般大，远远奔过来，绕着马蹄狂吠，穷凶极恶。主人热情，献奶茶毕，立即架上大铜锅，拉来一只肥羊，当面宰了剥了，卸成几大块下锅。待肉半熟，即银壶洗手，随意割食。据说这是他们最隆重的待客之道。期间天已全黑，放牧的人都回来了，悉皆彪形大汉，健壮妇人。男人席地围炉，同我们一起吃喝。女人们添酒倒茶，在背后忙碌。酒盛在一个大碗里，轮流喝。

通常这种场合，必有喧哗，必有大笑，必有歌。默默吃喝，有异常之感。木斯托发用阿克塞语同他们说话，我听不懂。但鉴貌辨声，也知道他们不快乐。没人理睬我，也没人正眼看我。看我都是斜睨，鹰眼狼顾，目光里有一种敌意。酒愈喝愈多，眼白愈来愈红，敌意也愈来愈明显。我觉得，它正与炉火一同跳跃，同帐篷上的阴影一同跳跃，同那些在阴影里靠着的沉重的步枪一同跳跃。直到一觉醒来，第二天骑在马上，还觉得太阳穴里，存留着那个跳跃。

所到之处，大抵如是。回到县招待所，许多汉族干部来玩儿，都说我此行等于玩命。说哈萨克仇恨汉人，招待的是木斯托发，不是我。如果不是木斯托发带我去的，我很可能就回不来了。讲了许多故事，我越听越后怕。

后怕之余，唯有庆幸。现在流落异国，扑面征尘。世路之崎岖，人心之诡谲，不异当时。而仍能有几个真诚的朋友，和一个温暖的家。并且仍能写作，我感激命运。

书评

证人高尔泰

北岛

某些人很难归类。他们往往性情古怪，思路独特，不合群，羞怯或孤傲。一般来说，这种人不大招人喜欢，特别是政治家，无论是者还是民主派，都会因为他们难以归类，不便管理，而把他们看作天生的敌人。高尔泰就是其中一个。

我一到纽约就跟他们联系。高尔泰耳聋，一般总是他的夫人浦小雨接电话。在小雨柔弱的声音中，突然听见高尔泰的大嗓门：“北岛，欢迎你来！”随即就消失了。他只使用电话的话筒部分，因听筒部分对他毫无用处。

头一次见到高尔泰是一九八七年，在成都的一个画展上，我们握手时，他的手大而有力。我从手注意到他的体魄，健壮、敏捷，且不善言辞，和著名的美学家、大教授身份极不相称。我们闲扯几句，我记住了他那略显阴郁的眼睛。其实那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顺的日子……暴风雨短暂的间隙。

听说过他的一个故事。一九八三年高尔泰在兰州大学教书，赶上“反精神污染运动”，被定为全省批判的重点。有一天校党委书记通知他，省委书记要跟他谈话，并给他张条子，写明时间和地点。可到时竟不见踪影，急得党委书记团团转，四处寻找，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书记暴跳如雷，问他到底躲到哪儿去了？高尔泰平静地说，他没有躲，只是在画室画画。书记厉声问他既然接到通知为什么不去？他答道：我是接到了通知，可我并没有答应。

高尔泰，江苏高淳生人。五七年因发表《论美》一文而被打成右派。大概是高家天生的反骨，父亲和姐姐也遭此厄运。不久，被劳改的父亲在出砖窑时跌倒，再也没爬起来。高尔泰在戈壁滩的劳改营目睹了无数的死亡，自己也差点饿死。

五九年他被一只无形的手从死亡线上挑出来，送到甘肃省博物馆画十年大庆的宣传画，逃过一劫，使他有一天作为证人，记下那远比古拉格群岛残酷十倍的苦难。他离开劳改营的当天，头一次和押送他的警察共进晚餐，他嚼都不嚼，大口吞下太多的肉块，以致到今天还常常胃疼。

我再次见到他是在洛杉矶。年夏天，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南京被捕入狱，被关押了半年多。出狱后他和小雨通过地下通道逃到海外。我们的舞台由于一次事件转动了。亲朋好友，天各一方，甚至永远不再想见。没想到事隔八年，我和高尔泰竟在地球的另一端重逢，真是又惊又喜。他变化不大，原来眼睛中的阴郁竟然消失了，代之以明朗，像洛杉矶的天空。他耳背，跟他交流很困难。每次我说话，都是由小雨大声重复一遍，有点儿像通过口译，只不过是从中文到中文。好在我们都不认为谈话是重要的，大家在一起坐坐，共享那温暖的时刻。小雨是高尔泰的学生，曾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搞美术工作。她性情温和，心甘情愿地跟老师浪迹天涯。他们当年靠给西来寺画画维生，日子简朴而充实。告别时，我有一种冲动，想搂住他那厚实的肩膀。不，我想不是哀怜，而是骄傲，为他而骄傲。

以后陆陆续续读到他的回忆录《寻找家园》，让我记起那一瞬间的骄傲。中国不缺苦难，缺的是关于苦难的艺术。高尔泰的故事把我们带回历史的迷雾中，和他一起目击了人的倾轧、屈服、扭曲和抗争，目击了生命的脆弱和复杂，目击了宏大的事件中流血的细节。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他告诉我，他是压着极大的火气写的。我却没有这个感觉，可见他功力之深，把毕生的愤怒铸成一个个汉字。

我们去看望高尔泰夫妇。从曼哈顿出发，穿过荷兰隧道，进入新泽西。我的朋友学良开车。车是跟他弟弟借的，又破又小，新装上的轮胎还有问题，车身发飘。我们离开都市，穿过人烟稀少的旷野，春风吹绿了大片的树林。

他们在新泽西南部的一个老人住宅区花五万美元买了个小房子，这笔钱在曼哈顿最多只能买间厕所。我是建筑工人出身，房子一看就是低成本的。两室一厅，一间卧室，一间是高尔泰的书房，还有间相当敞亮的花房，作小雨的画室。这里太安静了，静得耳朵嗡嗡响。他们生活简朴，很少与别人来往，除了画画写作，唯一的乐趣就是到附近森林里散步。

高尔泰和我所见过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一样。他外表更像农民，眼睛眯逢着，脸色红润，总是带着敦厚的笑容，好像望到了一年的好收成。我和高尔泰聊天，小雨继续充当“口译”。后来发现我坐的位置不对，正好对着他那只聋了的左耳，我调整了一下，靠近他的右耳，谈话畅顺多了。我突然想到，他不戴助听器，显然是有意切断和世界的联系。当他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另一扇门——通向内心之门。我夸他的散文写得好，这回可让他听见了，他乐得像个孩子，接着问我别人还有什么看法。又连忙从书房取出一本影集，里面不是照片，而是一张张比火柴盒稍大些的发黄的纸片，仔细看去，上面竟是些肉眼难以辨认的字迹，细密得像古瓷上的纹路。他告诉我，每张纸片都有一万多字，是他在牢改营写的。为安全起见，他把钢笔尖磨得比针还细，趁没人时写在纸片上，再把这些纸片藏在棉袄的夹层里。一件棉袄竟有十几层大小口袋，装满这些危险的秘密。文化革命抄走了他所有的手稿，唯独这些记述了他更隐秘的思想的小纸片被抄家者当废纸踩来踩去，没人注意，得以留存。

晚饭前，他带我看看他和小雨的画。他们的生活压力很大，去年他们给庙里画了三十幅画。六十年代高尔泰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临摹壁画多年，老天再次成全他，这本事成了他在海外谋生的手段。他告诉我，有时写作会突然想到挣钱糊口，只好忍痛放下笔。

客厅墙角有一副做俯卧撑的木架，是他自制的。我常去健身房锻练，连撑二十下，不免有些得意。没想到他连撑五十下，面不改色气不喘。他毕竟今年六十二岁了。五十年代，他凭天生的体质，平过百米短跑的全国记录。也许老天给了他这副好身子骨，就是为了让他熬到别人熬不到的那一天，为人间的苦难作证。他告诉我“六四”后他在狱中，狱霸像对待所有新来的犯人那样对待他，忍无可忍，他三拳两脚就把那家伙摆平了。

同行的朋友咪咪反客为主，转眼间做了一桌好饭菜。高尔泰端出坛上等黄酒。席间，小雨又成了客人们的回声。上路时，高尔泰握着我们的手，大声说，“很高兴你们来！”这句客套话，被他还原其本来的含义：他真的很高兴。

夜色深了，我们的车走错了方向，又绕回来。他们还站在那里，大概要去散步。我似乎看见他们手挽手，穿过没有月光的森林，一直走到黎明。

读高尔泰《寻找家园》

一平

一

朋友告诉我高先生的《寻找家园》即将在大陆出版，我为之高兴。此书稿，高先生写了十多年，朋友们为之出版也奔波了四、五年。好事多磨，但也可说是历经艰辛。尽管有些文章尚未收入，些许文字也有删改，但事能至此已属不易，感谢那些操劳的人。

一些年来，我断断续续读到高先生的文字，每每都有感动，有时合卷长叹，感慨万千。人类的历史并非乐观，尽管世界有了许多进步，但统而观之却不免黯然神伤。这个小小的星球，人类足迹短促，但血泪瀚漫。即使今天，我们的目光如果不只盯着发达国家，人类的处境也是惨淡难言。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不只代表当时，也是整部人类历史的缩影，直至今天。所谓文明是相对人之残酷野蛮而言，由此而建立而存在而有意义。人们说文明是苦难的凝结，由不幸所孕育。如果一切都好，即不需要什么文明。文明这个词语触目醒亮，如高山远海，其实内里凄然，刀痕累累。旷野之树，春华秋实，而根则扎于无尽黑暗。

中国近两世纪惊天地泣鬼神。可是在两个世纪中，我们的苦难并没有凝聚为文明，反之文明的因素却不断地流失，因此我们总是灾难接连灾难。想想吧，持续了近两百年的灾变、战争、革命，难能有个喘息。至文革，登峰造极，中国野蛮残酷到极至。八十年代，历史颤动了一下，我们于是离开惯性，开始想一想。但发现，我们已经没有了文明的能力。首先我们已经不能以文明的目光与言辞记忆、判断、阐释、叙说我们的经历。我们置身荒蛮，呲牙偻骨而不自知。我感慨中国的不幸总是白白地流失。文明已毁于我们的内心，这是真正的悲哀。如何找到一个立点，恢复内心的力量，让文明之光渗入血迹，使苦难成为文明的经验，以至精神呢，并将之交予后人，使他们走出往复之灾难，人地道生活？这是我的期愿，也是我的痛苦。当然，这些问题甚复杂，有关政体，却又不全然。两百年来，这是一部文明的持续倒塌，并非单能以主义解决。我们的处境远比俄国、东欧、二战德国和犹太人困难复杂得多，可以说人类从未经临过如此之困境。

二

我不虚张这部书多么了得，也不将之与索尔仁尼琴相比较；但对于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是一部珍贵的文字。这部书可以传予后人，固然它还有所散简，但在中国未来的文明中，其必是一束永久的记忆一一不仅仅是见证，也是焚毁、苦难中人性之光。这些文字在读者的心灵中必将生长，也会纷纷散散地带回许多人的日常生活。

我喜欢观望废墟，在了无所存的遗址上徘徊。我祝愿那些欣欣向荣、孜孜进取的人们，但我门则属于那些毁灭的遗迹。地老天荒，废石残垣，或碎瓷，或锈痕，即使是一小小泥版，你也可以听到往昔之音，那是人的温暖，是恒古以来人对家园的驻守和激情。高先生的文字即是毁灭后废墟上斑斑遗迹。我似乎看到那些文字由夹边沟连连骨骸和灰烬间冉冉升起、汇集，如同铭刻于夜空的碑文。酒泉，神往之名，中国古远诗情；可怎么就尸横恶臭呢？而仅仅十年，那几十万苍生白骨、冤魂鬼魅便在无尽风沙中掩埋得了无痕迹。历史不残酷吗？残酷得使残酷没有痕迹。但是，人在时间中的居所呢？当大地上的房屋被摧毁，人亦丧失记忆一一时间的家园，我们如何在大地安身立命？当然，可以趴下四足而行，我们正鬃毛滋生。

记住那个“蓝皮袄”的故事吧，那无辜的母子；记住残酷中那件皮袄的温暖，“爱是一种比死亡更强大的力量”。其实那件皮袄就是家园，它被掠夺、践踏、消无片迹；而当它被重新记忆、讲述，它即重新到来，具有暖意，是讲述者由死亡重新给予其意义，你会看到它，走入其中，它使我们在残忍中祈望，落泪、倾听母亲的颤栗。家园在心中。

三

这些文字，是先生片断片断的回忆，总而一生。每篇一片断，四方八方片片汇集，而有一生大致轮廓。“梦里家山”、“流沙堕简”、“边缘风景”三集，为生命的三个阶段，亦是中国当代之历史。高先生这样做只是由简求实。这一代人历经磨难，生命七零八落。如此一生，何谈完整？读过不少文革小说，每每失望。艺术有其局限。如果小说是虚构，那么真实何在？将奥斯维辛纳入虚构，即失去其意义。真实只有意义相对不足时，才需要虚构。如果它沉重得将你坠入地狱，它就是你的生命，你必须穿透才能自救。重要的，它是你亲身所历。虚构、非虚构，是一个界线，你必须守住真实，然后才能有那一端。你知你在。先哲云：行有余而为文。高先生写过小说，但此稿取记实，说是明智，其实是诚实。那些经历对他如此重要，需要牢牢看守，连同细节。比较中国人的经历，《瓦格纳医生》是简单的。将如此复杂破碎之人生挥就为浑然巨制，当然好，但超乎可能。我们毕竟是置身其中，在此时。于是高先生用了老实的笨办法一一木纳法，由实由碎片做起。他在废墟上拾捡零落的碎片，细心擦洗、审视，慢慢地积攒、拼合，在时间缓缓的水纹中逐渐恢复其轮廓。

严肃的回忆不单是“回”与“忆”，其是生命的重新经历，忆、审、思、识、断、释，由此他修整经验，重新赋之价值与意义。这即“人”一一人之家园一一的建立。“吾日三省吾身”、“认识你自己”，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与之相似的意义。这部书大多是悲哀而残酷的故事，是“家园”的毁坏，片片章章碎心触目。这些文字不仅是见证。旷野狼籍，他默默收集那些骸骨、碎片、灰烬，倾以内心的光与泪，于是残酷中溢出暖意光泽。尽管这是一部患难之书，但弥散着人性的善意、尊严、真诚和勇气一一人性之光。“老实人”、“韩学本”，怎么理解他们呢？那是百里废墟上的小屋、微火。其实这就是“家园”，“人”毁而复生。

劳改中，他曾在小纸片上用芝麻大的字写道：“苦难在我的心灵中践踏出一片荒凉的地域，我心灵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都枯萎了，死了，再也唤不起我的一点激情。由于没有这些东西，我早已感到自己不再有灵魂和生命，不再是一个活人。但是曾几何时，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竟奇迹般地长出了一些小小的新苗……”。可以说，这是此部书稿的早时芽叶。死亡、苦难，但其心不死，他的文字秘密抵达，滋育人性，呼唤生命、水、光、草木和颜色。艰生苦旅。他说：“往事并非如梦，它们是指向未来的。而未来正是从那浸透着汗腥味和血腥味的厚土上艰难而又缓慢地移动着的求索者的足迹中诞生的。”此书如是。

高先生偶然出死而有此着，但有多少人未能走出夹边沟，未能迈过一九七六那道门槛。“我感到深深遗憾、常常为之扼腕顿足的是，在那魂牵梦萦、尘沙弥漫的北国，在那辽阔、干枯而又的大野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足迹，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荒凉的悲风中了”。安息吧，那些消于泥土的骸骨和魂灵。

四

海明威说：“人不能被打败”。我尊重他，也尊重美国积极乐观的精神，但众生于世大抵不幸一一何止是失败？否则何以有基督佛陀？人可以失败、可以毁灭但终有一些不能放弃。比如教徒走向死亡时的祈祷；父母终前对儿女的祝愿。“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许多时候人谈不到此，但人之为“人”得有些什么，其最后那点良善、尊严、意义不能放弃。此点微小，但是立足，超越种族、宗教、文化、制度与时间。

高先生生逢抗日，之后是内战、是新中国。父死、妻死、女死，三代非命。他亦几死一生，廿年劳改，家破人亡，再入狱，晚年流亡异域，算是“得福”。人称高先生是哲人、美学家、画家、书法家、作家，但于经大难之人，这些未免虚浮。先生一生所望不过是人能为“人”，于世自主、尊严、人性地生活，为此他偿付了一生。为求生命之真，他无睹天条，说美是主观的；由于高傲，不引毛语录；于是为右派、放逐大漠；八十年代再启用，呼自由，遭围剿，停教，却拒悔过；年，直言，再入狱；之后，亡命天涯，漂泊异国。

高先生的美学，中心是“人”。他释美学是“人”学，“人是美的核心和主体”。而“人”之主在是“生命之真”，人欲达“真”唯在“自由”。

因此其学说反复引用“人的本质”和“自由”等词语。如果穿透理论，其思想明了简单，即在一九八四大墙之下，其拒绝权力、政体对人的强制与奴役。他由“螺丝钉”的另一面，闪现“人”的光彩。此一点，是高先生一生之重。五十年以来，中国精神和知识界沉沦殆灭，由此方知高先生精神之珍贵。此并非先知先觉、大智大勇；而只是生命执着于“真”。这其“生命之真”的具体内涵，绝非求仙炼道。高先生是以美学释身行和信念，此立世之言，远高于学问。

高先生写“老实人”，实则也是自己，二人殊路同归。后者儒生，求仁救民；而他尊个性，尚人之真。中国古老哲学中，“真”与“仁”同样高远智慧，是中国文明的两个源头。近乎喻言，由于“真”和“仁”，两人均不见容，屡经摧残，几死一生；但他们也都“始终保有那份真诚”一一持正秉真、心志不泯。“士无恒产而有恒心，此之谓乎？…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他们是古老文明毁坏后存的薪火。人之为“人”得有所“是”；有所“持”；有所不“弃”。此所谓“恒”也；“一”也；“天不变，道亦不变”。

“真”与“仁”由“人”相通；而“人”和欧洲“文艺复兴”、希腊精神亦通而融。立于“人”：“仁”、“爱”共源；“真性”与“自由”相交。时间、语言、场境的隔阂其实是可以打通的。文明之间，在知异而融通。中国的精神大抵是宿命，但高先生的文字容纳了理想。我用另外的话说：将肯定精神指向无限。请注意他文字的亮度，即使是记述残酷也润有光泽。这是“有神”精神的穿透，是打开屋顶之后的汲取收纳。人的命题大致相近，事不同而性一；境不一而心同。立足于“人”，即通而融、不惑不失。高先生92年去国，在外窘困，但拒绝搬弄政治；可寄居篙下，却宁穷而自立；能托名炒作，却孤寂缀文不舍。处喧嚣闹世，矜然自持；尚艺术，喜齐白石、毕加索，却视杜尚的马桶不过是马桶。先生人之为“人”，“一”也。

五

高先生离群索居，人称其隐士，其实他是“热”性人。不从俗流，并非不近人世。“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八十年代，高先生满腔愤然，有框世济众之心。他高昂自由，呼唤人文精神。同辈说他极端。他批评《绿化树》是穿裙子的男人；“大墙文学”将血痕稀释为胭脂；“寻根文学”逃避当代严峻现实；某些“纯文学”家陷于“诺贝尔情结”。所言未必都恰当，但可见其精神。年，中国知识阶层集体屈从，拥护“镇暴”，而他为直言入狱。九零年，两个遭追捕作家登门求助，其不顾安危，给以保护，为之筹款、治病，直至送他们安全上路。他实是理想的人。

中国人讲超脱常是遮掩，酷政下忍气吞声不为过，苟存亦可谅，但转而巧取则险恶。嵇康是超脱吗？他实则是以身取义。“采菊东篱下”，陶翁骨里乃愤世嫉俗。五十年代，一个二十的青年，无顾学者如林，天罚如铁，非说美是生命。此是赤子之心，超脱之境。真超脱是大担当，置生死于外。释迦，普渡众生；基督，为众人赎罪；老子，人不畏死：孔子，仁爱……。“超脱”，要从“担当”去看，如此可以走出谎言。

《寻找家园》是一部担当之书。其以个人经历记述中国当代之历史，以之为见证，为思考，示中国之灾难、权力之残暴。作者誓要在废墟骸骨间，为历史留下记忆，以望建设未来人性之家园。作者的一向是脚下的石粒一一具体真实的个人经历；一向是过去、未来之时间，其要以前于后留下“人”的印记。因此，他可以无睹时尚，不计虚名，漠然得失，十数年寂然秉笔。“昔西伯拘羹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劂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一部文明由此而来。他说：“我们这些能拿起笔来写作的人，确实是幸运的。在他们中止的地方前进，是我们对生命之神的最好答谢。”

我读到一篇小文，“不该如此远去的背影”，作者胡继华称高尔泰先生“真力弥满”“铁骨铮铮”，“把‘人’执着地写成历史的主题”，“给历史凭添一缕英雄主义的亮色”。他又说：“高尔泰先生远走他乡，留下了令人忧思而且令人悲愤的精神真空”，“时间总是冷峻无情，把生活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打发成历史深处的渺茫背影”。感谢这些可敬的记忆，希望惦念他的人能读到《寻找家园》。他们大概不会失望。意义存在于时间黑暗的底层。消失的是过客，呈现的是精神。由此说，他的消失并不遗憾。《论美》是他二十年放逐的呈现；《寻找家园》是他十数年流亡的再呈现。恰当地呈现，恰当地消失，乃命运之幸运。还是让我们回到美学吧：消逝是一种美，因为其留下空旷也留下永久的记忆和回声。其实，那就是家园。

二〇〇四年六七月于伊萨卡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

徐晓

二〇〇一年八月去美国旅行，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被一个姓魏的朋友带到了新泽西州一个风景如画的住宅区。它远离闹市，幽静自然是好，但生活上很不方便，我做客那家被称为“阮太”的女主人七十多岁了，还要自己开车到几公里远的地方购物。几年来，高尔泰就在这里读书写作，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就是这个阮太，无意间说到高尔泰是她家的邻居。对于关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人，高尔泰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人们对于他的敬意来自于他在社会上两度昙花一现。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在《论美》一文中，高尔泰提出了主观美学的观点，挑起了五十年代的一场美学大辩论，并因此被打成了右派：第二次是八十年代。一方面，除了继续表达因为五十年代不能在场而没有表达完整的美学思想，他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文章，开启了一代青年与学人；另一方面，当人们对潮水般涌来的新思潮应接不暇时，他始终以理性主义的精神，对于保守与创新、西方与东方、世界与民族等重要问题发出拨乱反正的声音，并因此在“反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中国现有的美学史或者文学史，不知道会不会给他的著述一点篇幅，或者只提到他的名字，或者不公平到了干脆连名字都被省略了。而他的上辈人以及同辈人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等等，他们的名字和著作，却肯定会远远比他辉煌和隆重。

我对高尔泰的敬意还不止于此。从九十年代中起，我从海外杂志陆续读到高尔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系列散文。杂志一到，先找他的名字，像是要过把瘾，一口气读完，再读第二遍，然后从心底里感叹！

所以当吃完了阮太包的饺子，说打电话给高尔泰时，我又高兴又忑忐。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人说，这个人有点怪！不知道电话那边都说了些什么，总之，阮太说他读过我的文章，很愿意与我见面。这已经足够让我受宠若惊了，尽管见面必须在晚十点以后。因为他的妻子浦小雨在邮局工作，每天上夜班，那时正在休息。

早听说高尔泰瘦，现在还是瘦，但筋骨好，精神也好。尺把长的头发扎在脑后，一副仙风道骨的隐士模样。他迎出来，讷讷的，有几分拙，加上听力不好，说话声音特别大。也像是有人曾经说过的，没有一点所谓知识分子架势。一个曾经在八十年代到他成都的家里去过的朋友说，那时他是家徒四壁，除了床和桌子什么家具都没有，窘困到买不起肉和水果！是啊，悉数他的经历，出生和读书都在江苏，毕业后工作在兰州，一九五七年反右后被送到甘肃省夹边沟农场，一九六二年结束劳教到了敦煌大漠，一九七八年平反到一九八二年，四年间他在兰州——北京之间打了个来回，然后是天津、南京，成都……如此动荡的生活，怎么容得下一个安稳的家？如今他有了可以放置桌呀几呀的地方，房间仍然是空荡荡的。他说，这样方便画画。我恍然，嗅，他不只是美学理论家，作家，还是个画家。后来读了书稿才知道，他原本就是学画的，可偏偏在美学上出了名，歪打正着地，他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七十年代初，他被迫画了百多幅巨型毛像，因此逃离了夺命的夹边沟。

我们之间惟一的联系是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散文，对于他的文章除了赞美还是赞美，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他告诉我，他正在写《寻找家园》第二部，已经完成的第一部希望能由我带回北京出版。此前已经有几个人与他联系，但出于信任，他愿意由我做这本书的代理，我深知这份托付的分量。因为不用电脑写作，稿子只有一份，我们商定，第二天由阮太开车去复印并寄到我下一个落脚的城市。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第一次通读了《寻找家园》的全稿。本来难以忍受的行程，因为阅读的投入变得不值一提。我意识到，这是我编辑生涯中遇到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在这本书两年多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我反复地读《寻找家园》，也反复地读高尔泰这个人。他的著作让人联想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而著作中的他，又让人联想到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知识界来说，高尔泰实在是一个异数。

高尔泰一直是孤苦的。在夹边沟农场的日子不用说了，“文革”中，他从敦煌被抽调到酒泉办展览，体弱多病的妻子李茨林带着女儿被下放到农村，因为交通不便病倒了无法医治，当他用了三天时间赶到时，只来得及看到她的遗体。妻子死时怀着八个月大的胎儿，留下个三岁大的女儿。从此，他带着女儿，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这个苦命的孩子最终没有逃离母亲的命运，重点中学免试保送的成绩，却上不成大学，九十年代初死于非命。母女俩死时都只二十多岁。高尔泰的第二次婚姻在法律上维持了十五年，其中为离婚分居七年。另外的时间塞北江南，相隔万里，如果按每年见一次面，每次一个月算，加起来一共八个月。离婚后两个女儿跟母亲，如今女儿已经三十上下，父女隔海相望，起码有十五年没见过面。中年觅得知音，再婚却困难重重，婚后虽心心相印，但贫病交加，第三任妻子又险些丢掉性命。他把如此黯淡的生活，都当作命运的恩赐领受下来。

世俗生活的孤苦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的绝对孤独。《论美》完成之前，他曾把疑惑与苦闷写信给傅雷，让他失望的是，傅雷的回信像支部书记打通思想：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证明了，就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难道是聪明的吗？因为越想越不服，越想越堵得慌，于是奋笔成就了《论美》。完成之后，他曾就教于当时西北师范大学院长徐褐夫，这位来自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虽然态度极为诚恳，但是观点却让他无法苟同。文章作为批判的靶子刊出后，大名鼎鼎的朱光潜、宗白华，侯敏泽等美学权威都发表了批评意见，直至被别有用心地利用，把唯心与唯物上升到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怎一个“地老天荒无人识”！

中国几十万右派，被整死的有之，被压垮的有之，劫后辉煌的有之，辉煌之后忘乎所以的亦有之。惟有高尔泰，劫难宿命般地追赶着他，却丝毫没有磨钝他触摸自由的敏感神经。与我们需要经受觉醒的镇痛的一代人不同，他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十五岁，带着山里少年的野性本色，他从家乡封闭的山里走进一个个同样封闭的边远小城。他拒绝几十个人把同一个模特画得一模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拒绝会成为一个“事件”。他更不明白，一向敬爱的吕去疾先生居然和别人说一样的话。十六岁，读《大卫。科波菲尔》，他评价说，很美，很生动，但不深刻。理由是，米考伯最后当了澳大利亚的治安法官，但没一个英国人问一问，英国有没有权力统治澳大利亚，如果是俄国作家，一定会弄个人出来问一问的。十九岁，他自问：“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二十岁，他挑战权威，开拓了中国美学最富生命力的学派。从大自然的怀抱中走出来的少年，没有偶像，没有权威，没有导师，他的精神家园是自给自足的。为了偷吃几颗沙枣，他在一片沙丘中走迷了路，他想到的不是恐惧，而是“想到在集体中听任摆布，我早已没了自我，而此刻，却能自己掌握自己，忽然有一份感动，一种惊奇，一丝幸福的感觉掠过心头”（《正则艺专》《唐素琴》《论美之失》《沙枣》）。他始终梦想的，是与世界同一的自由。自由对于他来说不是政治的，不是意识形态的，甚至也不是打压后的反弹。

“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一他在审美的层面上追求自由。自由是超越一切的。他并不想与谁或与什么对抗，但不屑的高傲，使他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

没有呼天抢地的大悲愤，也没有伤心欲绝的大哀怨。与他的美学理论一样，他从感性出发，回归本真的人性。同是回忆录，从材料的选择、细节的捕捉，到叙述的角度，都大大超越了囿于个人经历的自传，更有别于在意识形态框架下批评意识形态的庸俗社会学文本。

他写饥饿：喝完糊糊，舐完盆，就去刮桶。“刮下来的汤汁里带着木纤维、木腥气和铝腥气。”（《沙枣》）

他写寒冷：“虱子怕冷，都离开冰冷的衣服，到干燥的皮肤上来爬，浑身奇痒难熬。不得不时时扭动身体，使衣服和皮肤互相摩擦，干扰它们的行动。”（《风暴》）

他写死亡：一个为凑数而被打成右派的独生子，瘦得衣架似的，顶着守寡的母亲寄来的引入注目的蓝色大皮袄，下摆空荡荡的直透风，怕磨出白印，不舍得捆上根绳子。“……看到他在前面走，居然在腰间束上了绳子。到底还是想通了！我很高兴，赶紧迫了上去。他回过头来，竟是穿着蓝皮袄的另一个人。那人告诉我，龙庆忠已经死了。接着穿这件衣服的人后来又死了。这衣服到他手里，已经几易其主了。”（《蓝皮袄》）

他写麻木：为了避免抵触而挨批，夹边沟的人创造了举世无双的笑一一“眼睛眯着两角向下弯，嘴巴咧着两角向上翘，这样努力一挤，脸上横纹多于直纹，就得到了一个笑容。”还有举世无双的跑步姿势一一“抬着筐一耸一耸地在全部都一耸一耸的人群中嗨嗨地穿行。”从这怪异的笑容和姿势中，“不论如何，我相信，绝不会有人读出，这就是幸福的符号”。（《幸福的符号》）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太多凄惨的故事，因而有了太多催人泪下的文字。然而，静夜读高尔泰，觉得血管胀得鼓鼓的，血液被激荡起来，仿佛能听到撞击心脏的声音。但是，眼睛却是干涩的。面对如此诉说，泪何以堪！情又何以堪！！

不随俗，已经不易。不从雅，则更不易。不管是被尊为“旗帜”，还是被贬为“靶子”，他原本不应该是默默无闻的。与另一些声名远播的，此落而彼起的知识分子不同，高尔泰的辉煌是货真价实的，有他虽不是跌宕浩繁但独树一帜的文字为证；有他虽没有流行的效果但潜在而持久的声望为证；同时，高尔泰的甘于落寞也是实实在在的，有他从反右到“文革”以至到八十年代长达三十年非凡的际遇为证；有他从九十年代初至今长达十几年隐士般的生活为证。但是，不管是大起还是大落，不管是行文还是为人，高尔泰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圣徒般的悲壮，也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般的豪情。他控诉，但不止于个人的悲苦；他骄傲，但同时也有悲悯；他敏感，但不脆弱；他唯美，但并不苛刻。

《寻找家园》里描写的人物，有一直爱恋他，却时刻让他觉得“正确得可怕”的唐素琴；有为了保护他，烧毁了他的日记，在私下里与他串供的管犯人的犯人安兆俊：有先揭发了他，随后也成了右派，跳楼自杀的上海人孙学文；有打人成性，最终被他打服了的工人阶级王杰三；有省公安厅有恩于他的政工干部丁生辉和东林……在高尔泰的笔下，每一个都像一幅肖像画，在我所看到的写实性描写中，很少有人能比他更真实更准确地，通过一瞬间极小的细节，把人物活生生地刻画出来。

他忏悔，在全国性的大饥荒正在蔓延的时候，他却在画桌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口高张。“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扩大灾难……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对于他的忏悔，你不由自主地想为他辩护。一边是作为物质的生命的极限，一边是作为精神的尊严的极限，有谁能够恰如其分？然而，你意识到，当你试图为他、实际上也是为自己这样辩护的时候，清白，圣洁，高贵，这些本来就难以企及的品质、品格、教养，就会离我们更加遥远，成为了昨日的精神。

在这样的阅读中，我理解了在北美与他亲近的北岛，李春光这些朋友，何以接受了高尔泰的“怪”。正是绝无哗众取宠之心与谄媚之态，成就了他卓尔不群的品性，也注定了他决然的孤独。他的听力不好，每次通电话，对我都是一次奇特的经历。我说，他的妻子小雨听，再凑近他的耳朵大声地转达。着急的时候，他会抢过话筒，但我的应答他还是听不见，更着急，又把话筒再传给小雨。完全可以想象，他的与世隔绝，他的不通世故，他的任性，怎样使朋友们哭笑不得。像是历史的疏忽，转眼间高尔泰已经是一个老者。但不是返老还童，他一直就像个孩子。如同不忍亵渎赤子的纯粹与率真，朋友们也不能不原谅他的不食人间烟火，虽然时有抱怨，却又情愿被他累着。

之所以写下以上的文字，因为在那个夜晚的零点时分，他对我热烈的鼓舞和殷切的重托。但又不仅于此，还因为，他承受了无边痛苦的生活，以及追求真理的言说。即便是抛开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社会的价值不说，仅其文学的魅力，文字的功力，《寻找家园》与现世许许多多号称著名的文人，作家的作品相比，都要高出许多。在为这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而感叹的时候，但愿，同时作为美学家、作家、诗人，画家而存在的高尔泰，以及高尔泰著作的出版，能使我们得到些许安慰。

二〇〇四年六月九日至十二日于北京

那些难忘的中国梦

在生死边缘与毛对答

我曾不止一次对自己说：画展开幕前，一定要写一篇文字谈谈高尔泰先生父女，谈谈那些如梦的往事。一定……却不料感情一重，便写不出字来，几番提笔皆涩滞不堪，只好作罢。纪念“六四”四周年的香港《中国梦》画展如期展出了，在报刊上一看到那些画，又想起那些梦。

高尔泰二十岁出头以“美是主观的”的这一学术观点而获罪，自此坎坷终生。在西部戈壁翰海中经过长久的沉思，他又说了一句话：“美是自由的象征。”终于开拓出中国当代美学中最富生命力的一个学派。苦难与成就皆起因于爱“美”，似太失真变形，有点梦的味道了。

高尔泰又是知名画家，少年时便舞着长棍在他家乡江苏高淳县的大地上画大画。既是自由的想象，又是对大尺度的把握。正是凭着自小练就的这一手“画大画”绝技，他从可怕的大饥馑中拣回一条命。他永生难忘的“古拉格”一一甘肃省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大饥馑时期，两千难友，很快就有一千六百人被饿死和虐待死。当高尔泰即成饿殍之际，上锋传令调他到省城兰州作画。那是“政治任务”，高尔泰便立时有了吃喝，还每日注射一针抗坏血栓，怕完不成任务先死了。人饿得快死了，吃灵丹也不能即刻见效。画大幅宣传画，爬不上高台，便有警察一左一右架。画大画出了名，便有各处来请。

因为画的是伟大领袖老人家的“宝像”，对阶下囚画家也以礼相待。怕回夹边沟饿死，高尔泰便磨洋工，一幅画照着十天半月地画；其实，他连格子都不用打，甩开刷子就是一幅“红光满面”，最后再用软软的羊毛刷子轻轻扫去笔触，颇得领导们赞赏。这不是艺术的玩意儿却救了他一命：当他画了好一大团儿回到夹边沟，发现劳改农场已然解散，难友们饿死光了。对于幸存者，这一切恍若一梦，只是过于残酷了。

高尔泰前后至少画了上百张大型油画肖像，天下恐怕再无人像他这样与老独裁者长久独对。私下里，他与有过许多坦白的“对答”，以个人的名义，以夹边沟难友的名义。自此他见血见骨地理解了毛和他的党。早在民运之前，他与温元凯的对话录中，就白纸黑字地预言了：面对人民的民主浪潮，一定会开枪杀人。在“”之前莺歌燕舞的一派“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之下，偌大中国，敢作如是观者大约仅高尔泰一人。所以，六四屠城之后，以“为动乱作了精神准备”为由抓他去蹲大狱，平心而论，不算很冤。

匿居于严密监控的大学

我们生活轨迹的相交，是因为我妻子北明也是搞美学的，极敬重高先生。但应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老话，我们之间过从甚少。六四之后的追捕浪潮中，我们曾匿在高尔泰家过了一段温馨宁静的日子。那时，他已从狱***来，妻子蒲小雨又贫病交加，几乎死去。他被剥夺了教学和发表文章的权利，国门更不得出，只有在画布上抒写自己躁动不宁的心绪。在那些风雨如盘的日子里，他的《开天》、《奔月》、《追日》、《射日》、《填海》、《乡愁》使我和北明激动不已。在那些厚重的色彩上，我感到的，是地底深藏不露的石火，是天边遥远滚动的奔雷，是我们民族历经劫难而不屈不死的魂灵！然而，著名如他这样的思想家、画家、大学教授竟然没钱买颜料，只好以油漆、沙子代替；住下来，还发现他们可以窘困到买不起肉和水果！再是热忱挽留，我们也不忍久居了。记得那是一个爽朗的秋日，花农们田地里一畦一畦的各色菊花开得正艳，药香醉人。高尔泰兴致极好，冒出些入得情境的古人佳句一路上高吟浅唱。在菊花丛中，小茶馆里，我们以茶代酒，依依作别了。非常的境遇使我们四人皆脑后有眼，一致认定有一青年追随不舍。一种解释是仰慕高先生的学子，另一种就是“尾巴”。虽然可能性不大，也认真对付。于是匆匆分手，他们夫妇二人返校；我们则甩掉“尾巴”，从校墙外绕至校门口的汽车站登车启程。待我们绕到川师大门口，竟见高尔泰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追出大门外与我们遥相面对。此处门禁森严，耳目众多，我们不敢有所表示，只是定定相望，把这个大时代的感觉和相濡以沫的友情埋在心底。车开动的瞬间，高尔泰情不自禁地向我们高高挥手作别。我们也向他挥手。看来，有时，感情的宣泄是超越安全考虑的。

这一段“囚犯”与“在逃犯”在严密监控的大学里论诗品画的日子，该算是一个美丽的梦了。

营救计划即刻起动

这一别，山山水水地我们终于偷渡到了香港。稍安定，便记起了一个承诺。我曾在不同的语境中多次征询过高先生夫妇的意见，每次的答复都是：走，能走就走，自由与尊严超越一切。甚至还准备和我们一起去海边。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伤痕累累的高尔泰夫妇随我们去“撞大运”，便留下了一句暗语和一个承诺。

于是香港——美国函电交驰，一个精密的营救计划逐步成形。却教人焦灼的是，高夫妇离家赴京，一时寻觅不着。那几日，我们几乎整天守在电话前和成都、北京联络。因为需要他们最后一次决定自己的命运。在整个营救计划即将放弃的最后一刻，当最后一次努力的电话铃声响起之际，他们刚刚从北京回来，听到电话铃响，匆匆拧开了门把……

数日之后，一侠士趁夜色来到川师大门口，正发愁如何从门卫鼻子下混进大门，忽然大雨如泼，他灵机一动，将手中雨伞向暗处一掷，撩衣蔽头一下子冲进了大门。然后按照我画的地图，未曾问路就摸到了高家。敲开门来，问：“是高尔泰先生家吗？……我想来看看高先生的画。听说高先生近来画了一组以楚辞神话为题材的油画……”答曰：“不是楚辞，您可能听错了，是上古神话。”一一暗语对上了，双方身份确证无疑。

本来，按照营救活动惯例，一接头便要即刻上路，以免夜长梦多，徒生枝节。但满屋一转，侠士被那些画深深感动了，破例逗留险境数日，帮助他们将画一次次转移出大学。最后，又是一个夜晚，在去火车站的半途，侠士向计程车司机亮出一迭钞票，于是改变计划，漏夜驶往重庆。途中泥石流暴发，又雇得农民拖车、招车。纷乱手电光中，号子喊得三位夜行者心口发热。重庆，高尔泰恰有一学术活动，然后，登船东行……

后来忆及，仿佛冥冥之中，这一切早有安排……

高尔泰岳母在北京家中卧病日久，却不断念叨说快有人来接女儿女婿了，她不能再如此拖累了云云。老人总怕误了什么，预感有一件大事快误了，便悄然选了“六四”三周年忌日服安眠药溘然长逝，并留下遗嘱骨灰洒入长江。于是，才有了在最后一瞬蒲小雨拿起电话，营救计划即刻起动；才有了以完成母亲遗愿为由，名正言顺离开监视内控的四川师范大学。就这样，老母亲以生命为他们追寻自由的壮举送了行，并陪送他们泛舟扬子、长出三峡，黄鹤一去无消息。忠孝不能两全，则绝孝而尽“忠”。壮哉老母！

特级保密：《中国梦》

香港。

寂静中数日苦候，终于某日传来消息：“下午四时已启航。”抑制着兴奋与焦灼不安，朋友们聚一起等候高尔泰夫妇的到来……

仍然是那一脸谦和的微笑，仍然是那一种凝神的倾听……按照那准确得近乎钟表的计划，加之侠士们对艺术的尊崇，人出来了，画也出来了。

于是便萌生了“六四”四周年《中国梦》画展。

在准备画展的日子里，高尔泰画得疯魔了。在南国难当的酷暑中，赤膊上阵，挥汗如雨，每日里从天明直画到深夜。满手满身油彩，椅背门边也不时有斑驳色彩祸及他人。这一时期，我们两对夫妻伙居一宅，高尔泰、小雨画画，北明和我写作。读书写作之余，我借得一刨，拾得一锯，购得一錾一锤，便给高先生制作油画框。高尔泰很是不安，其实这是我的荣耀。

劳作之暇，我们常常一起到海边散步，谈人生、艺术、谈那片难割难舍故土母国。中秋节之夜，我们一起躺在海湾里的游艇码头上望月亮。那一晚乌云密布，月亮在乌云里艰难穿行。渐渐地，话少了，都有一份沉甸甸的心事。我在想八十有一的老母亲和数年不通音讯的小女儿，高尔泰呢？我没问，他也没说。但我猜想他一定在挂念他的小女儿高林。这孩子重病在身，走时又囿于安全纪律，连句暗示都没搁下。抵港后，高尔泰夫妇多次要求与家人建立联系，报个平安，都被婉拒了。道理很简单：若打算在特工密布的香港匿名居至来年六四，完成《中国梦》画展的全部准备工作，就必须严加保密，切断一切可能泄密的联系。高尔泰一想起病中的女儿，就禁不住长吁短叹，每次我都劝慰一番，并对朋友们的特级保密措施加以再三解释。言之成理，又是为了画，末了，他每次都只有凄然首肯。

残酷的梦一一高林

十月初的一天清晨，高尔泰约我出去散步。路上，他平静地说：“高林死了！自杀了……”这雷霆般的打击刹那间惊呆了我。我紧张而疑问地瞥他一眼，他面无表情，仿佛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往事……

这女儿是在遥远的大西北流放地出生的。孩子的母亲，因受高尔泰株连被驱逐到甘肃农村，不堪折磨死去，时年不过二十五岁。高尔泰只好将三岁的小女儿接到劳改营式的“五七干校”。小女儿每日在田野里陪父劳作，野跑，父女俩相依为命。在那个毁灭文化的时代，高尔泰心疼女儿，便亲手为女儿绘了厚厚几大本童话连环画，作为启蒙读物，将美、希望、自由、勇敢点点滴滴注入孩子童稚的心灵。当这些画集终于得以正式出版之时，小女儿林林已上了学，一路念上去，总是学校里的好学生。那个年头，林林考大学，作为市重点中学的兰州三十一中的好学生，她获得了免试保送。但是坦克车过去之后，父亲一生都却之不去的厄运又一次降临。在上层的无端干预下，女儿大学居然没上成，父亲又下了狱。一一轻度精神失常一一一个青春的梦幻被击碎了，

不久，又发现患有性质不明的肿瘤。苦命的孩子！

高尔泰夫妇匆忙出走前，曾说一到地方就给她信。不料音讯杏无，国内纷传失踪，甚至有怀疑下黑手的。三个多月了，孩子终于绝望了……也许她以为父母已不在人世，她唯有追随而去；也许失学、疾病和无穷无尽的政治迫害使她过度疲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想的是什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可以确认的事实，是这个罪恶的社会将她扼死了。孩提时，父亲竭力把她保藏在自己构筑的一个美丽的梦幻之中；长大了，当她独对这卑鄙的社会之际，可怜的小林林终于发现：她的全部人生竟是一个永远也挣脱不了的恶梦！

我的心久久地、久久地隐痛。

关于这个苦命的孩子，我们之间再不提及。只是在高尔泰每日如常默默挥毫作画的的脊背上，我读出了更多的苦雄及苦雄铸成的虽九死而不悔的力量！

永恒的纪念

在我们的辩论声和赞叹声中，高尔泰完成了“上古神话系列”大幅油画，艰苦卓绝。那巨大的力度使人震撼，尤其难得的是，我亲眼目睹了一位思想家、艺术家的精魂是怎样涓涓滴滴注入画幅。

而且，在每一画面上，我都可以感觉到那个刚刚辞我们而去的女儿，这些画不仅是中华民族卓越先民的梦，更是一位父亲特意给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锻造的反抗之梦，一组弥漫阳刚之气的伟大的梦。

五月底画展在香江按原计划如期举行，并获得成功。看到那些我亲制画框并目睹其诞生的画自然倍感亲切，但一群香港女孩儿在画展上的合影更使我心蓦然一沉。这一个个关于我们民族的亘古之梦她们听懂了吗？而那个最有资格也极有可能领悟这些生命之梦的女孩儿林林却听不到了。

于是我写下关于她和她父亲的美丽而残酷的梦，作为我对她的一个小小的祭奠。

还想说最后一句，那幅油画《填海》。在成都家中所作的，是小鸟精卫在巨大的海的旋涡上俯冲。在香港，构思改为头佩白花，红衣红羽的人形精卫以身填海。我离港时，《填海》仍未定稿，不知后来参展没有。总觉得，林林不正是天帝之女精卫吗？她不幸溺水了，而灵魂却化作红衣红羽的小鸟，燃着生命之火，去照亮那黑洞般的深渊。林林有在天之灵，想必如此的。

就这样，高尔泰在林林痛苦绝望之际所作的那些中国梦的油画，该算作对女儿的永恒的纪念。而那幅《填海》可能是他关于女儿的最后的梦境了。

读《寻找家园》

崔卫平

读高尔泰这本《寻找家园》，常常惊讶于其文笔之好，灵气飞扬，五彩缤纷。写他在江南小镇高淳县淳溪镇的童年生活，像传统的年画那样鲜活、明艳，仿佛一伸手，便可以触摸得到。尽管书中大半的内容是很不愉快的，当右派、在西北劳教营接受改造、文化大革命等等，读来残酷，但是仍然不失阅读的乐趣：绘画出身的高先生，有用画面讲故事的特殊才能，于是那些晦涩的经历，变成了清晰如画的场景一一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发脾气，有人铁青着脸，就像看小电影，看未经剪辑的毛片。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也许，身在国外反倒帮了他的忙。在一个非母语的环境中，语言不是用来日常交流，不是用做俗务的媒介，于是就有可能被当作艺术的材料，在上面进行艺术的加工。包括乡愁的原因，都有可能把某门语言的艺术推向一个极至。令人想到的还有海明威的在欧洲时写的作品（《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等），当他不直接使用英语时，他写下了最漂亮的英文句子。高尔泰先生在不直接使用汉语时，写下了当代“红楼梦”般的汉语。

在饱满、丰沛的感性元素当中，会有理性的光出其不意地突然闪现，让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陷入一场天茫茫地茫茫的思考，就像撞见了地平线。比如写一九六八年在一个农场捉黄羊，那是一只精力充沛的动物，被夹铙夹断一条腿之后仍然跑得无踪无影。沿着零星的血迹开始寻找、追赶，终于它跑不动了。“我坐下来。不料这个动作，竟把它吓得急速地昂起头，猛烈地抖动身躯。我想我在它心目中，是一个多么凶残可怕的血腥怪物啊，事实上也是的，我真难过。”人是环境的产物，当时的环境多么缺少人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尤其是高尔泰这样一个从小被视为玩劣儿童的人，要想把他纳入同一个模式，把他“格式化”，多么地难哪。上初中时，他连续留了两级，第一次是因为淘气打架；第二次是因为在密密树林中搭了一个鸟窝，躲在里面看书，学习成绩当然上不去了。略大一点逛苏州园林，觉得浑身不自在：“百折的回廊九曲的桥，在上面走连步子都迈不开，何况它并不通向哪里，转来转去又回到原处。”而那些假山、漏明窗、月亮门、水榭花坞，“在里面转来转去，自己也像是有几分假了。”他“时来运转”的一次是这样的：穿着球鞋参加学校百米竞赛，当即拿了第四名；而经过一年的训练，成绩是一破江苏省记录，平全国纪录。那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江苏师范学院（刚从东吴大学转变而来）。这样一个“浑不知”的人，在那样一个凡是讲个分明的年代，其遭遇必然像王小波说的“王母娘娘倒马桶一一指不定倒在谁的头上”，即永远不知道什么东西会落到自己头上，“说不出个米和豆子来”。

在我这一代人眼里，一九五七年那场《论美》的讨论具有某种传奇性质。在扼杀美学的年代，居然有这么一篇“唯心主义”的东西，将当时仅存的美学学者宗白华、侯敏泽、洪毅然都扯进去写文章讨论，而此时高尔泰才二十二岁，在兰州郊区的一个中学里教书。不久他被定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西北夹边沟农场劳改，经历了恐惧饥饿的生死考验。有关这个著名的农场在二〇〇四年出版的另外一本书中有更为详尽的描写，那就是杨显惠先生的《告别夹皮沟》。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那里饿死了许多人。而这些人刚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劳改，“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高尔泰记叙道：“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而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在刚进来的时候，就被没收了。如果没有被没收的，日后变成了“生火取暖的材料”。

高尔泰因不俗的绘画才能，一九五九年突然被两个警察带离，送到兰州参加“十年建设成就展览”的绘画，才幸免一死。一九六二年他解除劳教之后到了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在那个顶极的世界著名文化宝库，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种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令人惊奇的是，在那样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所发生的文革和内地竟然没有什么两样。牛鬼蛇神夫妇要分男、女宿舍来住。有人睡梦中装喊“万岁！”第二天还变着法儿想听到有关反应；但是听到的人同样装做没听见。这期间高尔泰年轻苦命的妻子生病，未得见到丈夫一眼，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高尔泰纯属“命大”的人。九死一生之后，一九七八年百废待兴，高尔泰得以进入兰州大学从事美学教学。这之后他又经历了另外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但那是另外一本书的内容了，我曾经在一家杂志上读到它们的片断。

流沙堕简

收藏家汗漫

“近日拿到高尔泰先生的新书《寻找家园》，彻夜长读。不禁想推荐给大家。自做了编辑后，我几乎放弃写作，甚至评述。但先生之书我却不忍独享。

“做大学时，读先生《论美》，激情勃发，美兮丑兮，关乎命运枢纽。那是激情燃烧的年龄。先生之著作也是如此，发凛须张，眉目渲染。令我抄了几大本。

“人生流离，情绪如沙，日光日日漏。以一己之身所感所触，披沥民族之痛，发生人性，聚集自然伦理。是先生之文之大光辉所在……”

上面是我在天涯论坛闲闲书话版发的一个帖。说的是一时的读书感受，就顺手贴到了网上。

我曾不喜欢《寻找家园》这个名字，感觉很没有韵味；书中卷二名流沙堕简，我觉得作为书名更好。高先生现在身居海外，对家园感受应是别一番意味。中国人其实有很深的故园传统，黍离之声，胡马北望。先生是一传统文人，能诗善画，又很在乎大脑的去处，梦里家山应是如噩梦骇人，如棒喝使人入境。思考和传统的文化个性，铸就了良知的傲慢和狂妄。有篇纪念兰州大学杨子彬先生的文章（《在通往理想的途中一一杨子彬先生的四条道路》，唐文明）里有一段这样的话，我抄下来给大家：

……苏格拉底宁愿服刑也不愿逃走，因为城邦是他真正的家园，是他真正的社稷。苏格拉底的神灵引导他走向真理之路，虽然这条路看起来与城邦的现实不相称，但他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城邦的繁荣和发展。他诉诸内心的声音，但并没有由此走向“良知的傲慢与狂妄”，而是将自己的良知与家园看作是根本上一致。坚定不移的家园感正是苏格拉底勇敢就死的心理动力，也正是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含义所在。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动物和神才无所谓家园，而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真正成为自己。苏格拉底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家邦，因为他知道他既不是动物，也不是神。他不可能像神一样全知全能，但又比动物更聪明，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苏格拉底服从雅典法律而不逃走的行为才不至于降低其价值。

“家园是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天命场域，是人是其所是的生存处境。这正是苏格拉底的终极关怀所在……”杨子彬先生也是高尔泰先生在兰州大学的同事，也在敦煌劳动教养过。我记得原来高尔泰有一篇文字《老实人》专门写到了杨子彬先生，不知道为什么轶漏了。书名认识的差别也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曾以为《寻找家园》这个书名是编辑林贤治先生所改，后来上网搜索了一些有关文字才知道是高先生自己的意思。所谓江山应如是，多情应笑我，自嘲与眷念，深情绵邈，都在这四字了。

高尔泰先生熟悉的苦难的甘肃，我也生活了十几年，以至读起《寻找家园》甚至嗅到了甘肃的泥土的清香，十分亲切。我熟悉的很多人和听说的很多事在这书里找到了面目和真相。比如《电影里的锣鼓》一文里的谢昌余先生，也是我尊敬的一位长者。曾主持编辑过《当代文艺思潮》，从甘肃人民出版社退休后，又和杨子彬先生一起主编传统文化丛刊《国学论衡》，可以说是近几十年甘肃文化界最重要的人物。那文章这样写道：“《论美》的写作和发表……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我们的校长肖英以为出了大事，跑到兰州市委，报告‘严重情况，接待她的青年官员谢昌余听完汇报，告诉她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是政治问题，不要紧张。”在那个时代，能够把正常的学术讨论和政治问题分清并能正确对待的人显得太少。高尔泰先生提到的和风鸣后来也写了一本书（《经历：我的一九五七》）记述了五七年在安西农场的生活，我正好也是那本书的编辑，她的丈夫王景超就死在了夹边沟农场。其中的表述，沉静，充满思考。曾让我时时警醒。

现在我们拿到的这本书肯定是做了删节的，有点遗憾。我和责任编辑林先生曾说起过这事，其中避讳得多。当然也有对文化的尊重和作为编辑的慎重。比如原文说某某有断袖之好，编辑给处理掉了。一是这样的事本是个人私密，不能喧而哗之。二来某某在敦煌大漠几十年从事保护文化的事业，功莫大矣。在那样的环境下，人烟寥落，绝望丛生，断袖之好甚至也合乎人性。对于民族文化的守夜人我们时刻充满敬重。我遗憾的是关于杨子彬、韩学本诸先生和高先生前妻李茨林的章节不见了，少了其中很多人的风采。韩、杨二先生和书中的安兆俊先生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人啊，有见解，有立场，有气节，达观，对生活和祖国充满热爱。我一次读他们的事迹，一次热泪盈眶。这些我们脊梁的人呢，像活在古代，活在《世说新语》的文字里，眉目清晰，话语娓娓，像现代经济时代文化的一个传说了！我希望再版时能匡正讹误，多恢复些文字。

本来这书不需我絮叨，其中价值很多学者都有论述。赵毅衡先生说：此书将许多往事，细细穿插，一一道来。连本是惨绝无言的场景，也深情蕴结，推刚为柔。风度雍雍而令人心折。有个朋友甚至说高先生的这些文字价值超越了他的美学文章。所谓右军书法，庾信文章，一时一时的风范。甘苦炎凉，如墨分五彩，盐通六味，一一琢磨吧。窃以为，《寻找家园》是汉语界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一个时代的风度就这样不会为我们所忘怀。推荐给甘肃的朋友，推荐热爱生活和祖国的朋友。

隐居林下高尔泰

贝德

唐窟中最使我倾心的，还是塑像……阿难单纯质朴，迦叶饱经风霜，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脚，像是刚刚从风炎土灼的沙漠里走来，历尽千辛万苦，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惧，也没有抱怨，视未来如过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

一一高尔泰：《寻找家园?面壁记》

“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说起高尔泰、李泽厚，说起他们的时代及其思所言，我尴尬地面对着要么漠然、要么困惑的眼光一一这些专名符号于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陌生。一个时代，就这样在一代人的迷惘中成为渐渐远去的背影。高尔泰、李泽厚所开创和代表的那个激情如炽的“美学时代，就这么成为昨日春潮，苍茫夕照了吗？”胡继华二〇〇一年九月发表的名为“不该如此远去的背影”的文章，以这样的发问开头。在文末，作者再次关切地询问：“高尔泰，一个发誓不从俗流的人。在大洋彼岸的他，是否十分释怀，十分轻松，十分潇洒自由呢？”，在见到高尔泰前，我的脑中不断萦绕着同样的疑问。

寻访高尔泰

二〇〇三年初，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我和罗格斯大学数学教授、书法家黄一知，《多维时报》总主笔、作家高伐林，一起去寻访高尔泰。

车从新泽西收费高速公路上下来，转向一条乡间小道，进入面积达一百一十万平方英亩的北美著名的“松林地”国家保护区（hepinelandsnaionalreserve）的北部。在面向海洋、背依森林的杉谷湖（cedarglenlake），那个在大西北的戈壁、黄沙、落日中的踽踽独行者，那个沉迷于思辨世界的哲人和宁折不屈的斗士，在这里深居简出，杜门谢客，几乎销声匿迹了。不少朋友曾力劝他搬到纽约去住，但他不肯，他说他喜欢山野。他对我们说，他不是耐得住寂寞，他是喜欢寂寞。传说中，高尔泰“像个农民”（北岛语），这次见了，觉得是有点儿像。他衣着随便，言辞木讷，状貌粗犷结实，不大像学界中人。过肩的白发扎在脑后，黄一知建议他放下来，他说不行不行，放下来就像“东邪西毒”了。满堂大笑。

在思想上、艺术上是位大师，在生活中是个老顽童；性情直爽、畅快，甚至带几分天真；远离世俗，鄙视世故，视功名利禄如浮云一一这就是我认识的高尔泰。当代中国难得的奇人高尔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生，江苏高淳人，画家、美学家、教授。一九五七年因发表《论美》被划为右派，开除劳教。一九六二年起，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工作。因所著《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书曾被国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一九年被控涉嫌“六四”入狱，后与夫人浦小雨一起逃亡海外，于一九九三年来美。他的一生充满曲折。正如学者曲选在《美学家和批评家的高尔泰》一文中所说：“不幸铸就了他宁折不弯的性格，这性格又使他更加不幸，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备尝苦辛，是一个为社会所不容、为人们所不理解的孤独者……正是在这种不幸的氛围中，高尔泰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和批评家。”（《批评家》一九八七年第三卷第六期）在《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书中，赵士林集中论述了五位一一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高尔泰。他指出：“他们是中国美学大厦的主要建筑师。他们的主要观点，建构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高尔泰出国后，《中国时报周刊》采访了在美国的作家刘宾雁和在瑞典的理论家刘再复。刘宾雁说：“高尔泰是当代中国一个难得的奇人。无论就人格、才华和贡献而言，他都应该被列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前三名。”刘再复则说：“高尔泰才华横溢、性情正直，但是稍嫌极端。”北京大学《北大在线》网站的中国学术城开辟了专栏“高尔泰的美学”，收集了一些高尔泰的照片、文章和有关评论。专栏制作者把以下几句话高悬在醒目位置：“高尔泰的美学一开始就是其命运的一叶孤帆，历史的风暴把它扫向了荒野，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在高尔泰著作几遭封杀的中国大陆，这一专栏为人们窥知高尔泰提供了一扇窗口。高尔泰的朋友和熟人则为我们了解他提供了一些细节。作家、北明夫妇“潜逃”时曾经一度住在高尔泰家中。在回忆文章《那些难忘的中国梦》中讲到他们临分别时的情景：“待我们绕到川师大门口，竟见高尔泰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追出大门外与我们遥相面对。此处门禁森严，耳目众多，我们不敢有所表示，只是定定相望，把这个大时代的感觉和相濡以沫的友情埋在心底。车开动的瞬间，高尔泰情不自禁地向我们高高挥手作别。我们也向他挥手。”

在国际佛学界很有影响的星云大师在公开发表的日记中提到高尔泰说：“他在青年时代颠沛流离，曾被关进劳改农场，但侥幸存活。虽然如此，他却非常感激命运。因为在他遍满创伤的躯体里，仍然留下一个不屈的灵魂，得以从旁观察和思考他所经历的人生过程。来自这种观察与思考的勇气与自尊，使他的生活过得充实而且丰满。在人生的旅程当中，不如意的事十之，谁没有遭遇过艰辛困难？谁没有尝过挫折打击的滋味？但是，有几个人能像高尔泰先生这样豁达开朗，又心存感激呢？想必是有思想智能的人才能如此吧。”（《普门》杂志）高伐林此前曾经访问过高尔泰，他当时很有感触地写道：“避开政治漩涡，政治漩涡却屡屡将他吞噬；想远离尘世喧嚣，尘世喧嚣却往往挥之难去。然而，迭遭时代翻覆身世浮沉，却能童心未凿一派天真；受尽挫折频遇算计，却能葆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激情……他就是高尔泰。”朋友蔡士告诉我，高尔泰很有个性：不顺眼的记者上门也不接受采访，退进卧室，使小雨和记者十分尴尬；谈得来的朋友才赠送字画，名人求字画不应，还说“本来就没多少来往嘛”……

一位业余作者到伦敦回来后写了篇散文，高尔泰从朋友处看到后，兴奋地给朋友打电话，并且立即给素昧平生的作者写信说：“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读到过这样的好文章了。我相信，你有那样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不仅是伦敦的建筑，任何一个荒凉的海边小镇或者平凡的路边田野，在你的笔下都会透露出一股子土厚水深的历史感和沧桑感，无须辞藻的渲染，自然感人。……很愿意同你做个朋友，欢迎你随时来访”。

在异国寻找家园

高尔泰夫妇初到美国时，举目无亲，身五分文。星云大师提议，请他们到西来寺蒙地可精舍去画百幅《禅话?禅画》，当时还有另一个机会，是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经过考虑，他们选择了前者，这一初到美国的第一个选择，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他们生活的道路。

现在，被风涛追逐的一叶扁舟终于驶进平静的港湾，用曲选先生的话说，他终于有了“一张平静的书桌”，尽管是在异国的土地上。平静的生活使高尔泰得以潜心创作，成果甚丰。他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同时文论结集，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高尔泰文选”，第一部名为《美的抗争》（一九九五年，二三七页），第二部名为《美的觉醒》（一九九七年，一九八页）。他的长篇著作《寻找家园》，第一卷《梦里家山》和第二卷《流沙堕简》，都已完成，共约三十万字。从一九九五年起，其部分章节在文学季刊《今天》上陆续发表，并被译成英、法、德、意、西班牙、荷兰等多种文字，获得热烈的反响和很高的评价。诗人北岛写道：“……他的文字炉火纯青，质朴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能”（《世界日报》一九九八年二月四日）。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写道：《寻找家园》“广受欢迎，在我手上，就传了好几个人。这样民间的流传不是任何一个权威的召唤，而是高尔泰作品本身的魅力”（关于高行健获奖给朋友的信））。文学评论家赵毅衡在二〇〇二年发表的《二〇〇一年的海外文学》一文中，特别提到：“此书将许多往事，细细穿插，一一道来。连本是惨绝无言的场景，也深情蕴结，推刚为柔。风度雍雍而令人心折”。评论家一平更说：“这些文字给予我们一种人性的力量”（《人性的家园》，《今天》一九九七年第三期）。

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作家议会”（inernaionalparliamenofriers）向高尔泰提供了为期两年的资助。该组织在世界多国三十五个城市设置了“庇护城市网”项目（orkofciyofasylum），用以资助优秀作家，保障他们进行自由创作。高尔泰成为拉斯维加斯市第一个资助的华裔艺术家，由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负责接待，使他得以专心从事创作和研究。高尔泰告诉我，他很快就要举家西迁，将在那里完成《寻找家园》的第三部。拉斯维加斯是著名的赌城，现代生活的海市蜃楼，弥漫万丈红尘。当年，高尔泰在中国西北的沙漠中，厮守的是千年石窟、壁画；不久他就要在北美的绿洲中，直面灯红酒绿、百变人生，在一片喧嚣中沉静思索一一这也许正应了一句古语：“大隐隐于市”。

识之者谁耶

一九九七年十月，纽约曼哈顿的日本画廊举办了高尔泰、浦小雨双人联展，这是该馆近百年历史上第二次为中国画家举办画展。一九九年四一六月，高尔泰夫妇再次应星云大师的邀请，前往台湾佛光山兰阳别院。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两人合力创作了一幅巨型壁画。这幅壁画高五点五米、长三十米，绘有神怪人物三百多身，走兽飞禽难以尽数，被台湾媒体誉为“宏伟壮观，如临佛国”，“速度之快，也显示出深厚的功力”。

纽瓦克博物馆将于四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三日举办展览《历史的笔墨：当代艺术家和中国传统》（abrushihhisory：conemporaryarissandchineseiradiion）。展览的组织者、纽瓦克博物馆的卡门（ecarmenramos）和周玮向我介绍，参加这次《历史的笔墨》展览的华裔艺术家有四位一一高尔泰、季云飞、张宏图和ninakuo，他们有的生于中国，有的生于美国，现均居住在美国。《历史的笔墨》的目的之一是向观众表明：背景各异的艺术家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如此钟情于中国传统。展览的说明介绍说：“四位艺术家风格各异：高尔泰沉醉于中国书法艺术的抽像，将敦煌艺术的传统和技法推陈出新；季云飞娴熟运用传统技法和形式来表现风云壮观的中国现当代史，张宏图和ninakuo则幽默地融通中国和西方的艺术素材，激励受众去探索各自文化的本质。”

在纽瓦克博物馆选中展出的高尔泰作品中，有一幅名为《北方的河》，画面苍凉寂寥：远山，近水，一叶扁舟……在画的左上角，高尔泰写有三、四百字的题辞，实际上是一篇小品文，融哲理于抒情，寓美学于历史，而结以“想当年，迁客一舸，白日依山，寥云接地，万里西风瀚海沙，感何如耶？此画用唐人笔法，忽得汉魏遗响，大音稀声，识之者谁耶？”画中有文，文中有画，味之余韵无穷。我想，当这幅作品悬挂在博物馆的展厅里，在众多的参观者中，也许不乏“识之者”吧？！隐有禅锋的答问趁他兴致好，我提了几个问题，他的回答别致有趣，照录于下。

问：你是画家，又是美学家。前者是造型艺术，后者是抽像思维，二者有何联系？

答：二者的联系，在于我的爱好。我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二者就联系起来了。就像黄一知，他喜欢数学又喜欢书法，二者就联系起来了。

问：读你的著作，我觉得你的观点，从“美是主观的”到“美是自由的象征”，无不独辟蹊径，与主流思潮格格不入。请问，它们是怎样影响了你的创作生涯？

答：谈不上创作生涯，我不过是随遇而安。当然也不是很安。性格就是命运嘛。

问：有种说法：从束缚之下来到自由世界，对于深受民族文化熏陶、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你是否有这种得失的感受？

答：很难说，这要看“天空”和“土地”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是从未拥有的东西，我想我不会感到失去。

问：你对中国艺术史、中国书画有深入研究，出国十年又接触了许多西方艺术，能否谈谈您的有关感触？

答：不同文化是不同的精神生态环境，生长不同的动物和植物，这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我只能听其自然，观其自然。

品味这些回答，亦庄亦谐，虚实中隐有禅锋。告别高尔泰时，已经是薄暮四围，而且飘起雪花。“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谈论着各自的感慨，我们竟然在乡野林间迷失了归路……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访前南京大学教授高尔泰先生

亚衣

高尔泰，中国大陆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美学家，长期从事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原为中华全国文艺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后被当局逮捕，一九九零年获释，现居美国。

没有委屈感

亚：您是中国大陆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美学家，本刊不少读者想对您有进一步的了解，请您作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高：我幼时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度过，逃难期间随父亲学习中国书画。后来上学选择了美术专业，学了五年，由于也喜欢看书，喜欢空想，偶然搞起了美学，写了篇“论美”的文章，此文发表后闯下了大祸，这中间的曲折，说来话长，就不说了。

一九七八年我获得“平反”后，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美学，后来又在兰州大学哲学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一九年受聘到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美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一九年“六四”镇压事件后，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将我逮捕，投入南京娃娃桥监狱，后转入成都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一九九零年出狱后国家教委继续迫害我，不许我回南京大学教书，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甚至当面责问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和党委书记韩星臣“你们为什么对高尔泰那么感兴趣？”我走投无路，只好逃离中国大陆。

亚：您所说的“闯下大祸”，是不是指在五十年代的“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遭受过的不公平的待遇？那时您还很年轻呀！

高：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时，我还是江苏师范学院美术系的毕业班学生。那时的运动是和肃反运动连在一起的，运动的口号是“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当时校园内气氛之紧张，实际上超过了后来的“反右”运动。白天可以听到老师们开斗争会的吼声，晚上到处有人巡逻。学校中有人自杀，有人被捕。当局还在学生中进行了清查。我们班一共三十二人，有五人被清查，是杜吾一、葛志远、张文时、唐素琴和我。班上的党团员是审查者，他们组织斗争会和整理材料。我当时被审查的原因是“说怪话”。后来学院的党委书记杨巩看了我的材料，说我是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责令停止对我审查。但是材料已经记入了档案。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我因为“论美”的文章遭到批判，以前的材料又被翻了出来，一起算帐，被打成右派。前面说的反胡风时我们班上被审查的五个人，此时全部被打成右派。两个人被开除公职，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其中一个就是我。

至于你说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个“公平”与“不公平”就要看以什么为参考系了。在我被“劳教”的那个农场，许多人都是莫名其妙被送进来的。有的只是为了一点小事，比如不服从分配，骂了领导，或者坚持要回家乡等等，后来这些人都死在那里了。这个农场里百分之十的人都死了。而我毕竟还是有“反动言论”的“前科”的，文章又在全国各地的报刊被批判过，同周围的人比，我不算冤枉；我父亲是右派，死于劳改工地，姐姐是右派，受尽折磨，同他们相比，我受到的也是“正常”待遇；还有无数拥护党的农民饿死了，同他们相比，我觉得更是无话可说。我总感到是在敌人的统治之下，所以毫无委屈之感。只有对自己人来说，才存在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这个感觉。

亚：为什么“论美”这样一篇谈“美”和“美感”的文章，会惹出如此大祸呢？

高：你说是谈“美”和“美感”，人家说是谈政治，是“反对思想”，而且他们有能力根据他们的看法对你采取行动，你有什么办法？

人应当是什么

亚：从六十年代开始，您曾经在敦煌研究所对佛学和中国美术史作过长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您有什么感受？

高：我在一九六二年离开了劳教农场，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一九七二年离开，前后有十年。为了研究和临摹敦煌壁画，有必要了解以往中原和西域美术的关系，同时我也查阅了不少佛教经典，从此对佛学多了一份亲近感。我在敦煌期间写了十几篇文章，谈佛学和艺术的有两篇，其余都是谈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文革中全部被抄去，成了我的罪证。

敦煌是沙漠里的一个小小的绿洲，与世隔绝，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世外桃源，不料运动一来更加恐怖，知识份子整知识份子，比工农干部要凶狠得多。“文化革命”开始后，我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被打成“黑帮分子”，受到批判斗争，在所内“监督劳动”。妻子（前妻）下放农村，不堪折磨，死在那里。一九七二年，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至一九七六年。不过这些经验也加深了我对异化的理解。异化复归于自我的标志是对自由的体验。顺这一条思路走下去，又可以走到佛学与美学的境界。佛学不等于佛教，佛学是无神论，也是一种美学，具有反异化的性质。

亚：说起异化和人道主义，这正是我要问您的问题。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您曾经就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论文。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高：还得从我待过的劳教农场说起。在那个农场里，什么人都有。有科学家，艺术家，医生，高级军官，大学校长，农民和目不识丁的流氓、小偷。所有这些出身、经历、职业和文化教养天差地别的人，在同一死亡线上，表现却完全相同。后来这些人都死了。我作为幸存者，不免常常想到“人是什么”和“人应当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开始关心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写了些这方面的文章。第一批文章是六十年代在敦煌写的，文革中失去了。第二批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写于北京。一九七八年发表了一篇“异化辩义”，七九年发表了一篇“异化现象近观”，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的。《未定稿》的主编林韦还因为发表此文和另外两篇文章而被撒了职，代替他的是社科院政治部主任李彦。异化理论是人道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在中国大陆理论界一直是个禁区。改革开放后有人开始研究它，其政治敏感度急剧升高，中央甚至把它写进十二大文件，和“刑事犯罪”、“封建迷信”相提并论，一起成为“清除精神污染”的对象。一九八三年的“清污”运动是和“严打”连在一起的。那时我已经被赶出北京，来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被勒令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停止发表文章和出书，无法待下去了，于是逃到四川。

亚：这样说来，您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的重视主要是从自身的体念中得来，而不是从某种理论思索上的矛盾所导致的。不过，“异化”本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您的文章被认为涉及政治，并因此受到迫害。您在文章中是如何涉及政治的呢？

高：任何较深刻的政治理论，都有其哲学前提。二者有时很难分清。在一九七九年的“异化现象近观”一文中，我提出了“民主是生产力”的主张，我认为民主是生产力。我在文章中指出，一个国家，如果要求于其成员的仅仅是盲目服从和执行指示的能力，这个国家的进步也就停止了，这样的国家必然一天天下去。如果把人的无限丰富的需要压缩到动物的单一的需要，把人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压缩到机器的单一的可能性，等于用蚂蚁的两根简单的神经索来代替人类复杂的大脑，等于限定人类只能拿出亿万分之一的动力来前进。且不论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多么的野蛮和残暴，单从经济上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能源浪费。因为它无形中消灭了无数推动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中心，而相反地把它转化为历史的惰性。我认为这是办不到的。我当时指出，“要把无数活人纳入一个机械模式之中，即使依靠长期的武力管制，也完全没有可能。…用高压政策来增加生产是不可能的，为了解放生产力，首先必须解放人，发扬民主”。我同时还指出，民主问题不仅是一个发展生产力的方法问题，也是发展生产力的目标。这一观点，同我的“人是目的”这一人道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所以七年后，我在一九八六年发表的论人道主义的文章又提到了这同一个问题。我说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一致的。对于生产力来说，每一个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都是一个动力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自由”等政治哲学概念也都获得了经济学的内容，它们不仅是上层建筑，而且是基础一一生产力。解放这个生产力是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

美是自由的象征

亚：在中国现代美学研究中，您另树一帜；您可不可以说一说您的理论与蔡仪、朱光潜、李泽厚等学派有什么基本原则上的不同？

高：你所提到的三位先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之间的分歧来自对同一前提一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的解释和应用，他们之间的争论也就是谁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蔡仪讲美是客观的，李泽厚也讲美是客观的，其客观性是和社会性相统一的，他常以诗词和五星红旗为例，来说明“美的社会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与之相反，我强调美的主观性，主张“美是主观的”、“美和美感有同一性”。我认为愈是有社会性的东西，愈是有不同的评价，包括审美评价。所以美是因人、因事、因地而异的。在我后来的研究中，我把“美”的问题和“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提出了“美是自由的象征”这一观点。“美的主观性”这一命题，也发展为“审美的主体性”这一命题。并且我认为，美不仅是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自然现象。我在美学研究中引入了现代物理学的概念“熵”。我强调熵定律可以说明许多美学问题。美的根源不仅在人类历史中，还应该追溯到生命的本源。在我的《论美》、《美是自由的象征》两部著作中，除论证美是自由的象征以外，我一再强调美学不仅是科学，不仅具有描述性；美学作为意义体系和人文精神的总和，同时亦具有规范性，所以美学也是哲学的内隐框架。到八十年代后期，各种观点有相互靠拢的趋势。我想如果中国当代美学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将来总会有人发现，究竟是谁靠拢了谁。

亚：您说上面三位美学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记得其中有人历来被批评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比如朱光潜先生，他主张“美”是客观的，也主观的，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高：问题在于本人怎么想，而不在于别人怎么说。朱先生学识渊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比别人精深。他的文章也一再强调自己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至于别人怎样说他那是另一个问题。蔡仪和李泽厚都互相指责对方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要以别人的说法为准，那么陈独秀、瞿秋白、、邓小平甚至布哈林、托洛斯基、列宁、斯大林都被人批评为“反马克思”主义，其中究竟谁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那是历史课题，要在另一个范围内去研究了。

亚：有些评论家认为您的美学理论与思想启蒙、政治批判关系紧密，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高：我关于“美”的思想同我关于“人”的思想一样，都根植于我的人生体验，是从我的生命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做学问做出来的。美的问题和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常常联系起来思考，觉得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美的主体性就是人的主体性。讲美是自由的象征，讲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统一是美的形式原则，讲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的一致性，听起来都象是在反抗奴役呼求自由，这不是有意附会，而是真理与现实之间的内在的固有的矛盾所形成的张力结构相同。我历来强调，人的审美本性有追求变化、差异和多样性的特征，因而必然地要和那种强行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力量发生冲突。正因为如此，美的追求和人的解放具有一致性，艺术创作具有叛逆精神、反抗性格和开拓新的思维空间的特性。也许这就是有些学者认为我的美学研究具有思想启蒙和政治批判的性质的原因吧。当然这也是我的美学观点常常受到左派猛烈攻击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唤起工农

亚：一九八八年，您曾经就中国的政治问题与温元凯作过一次对话，那时您主要提出了哪些引起争议的观点？

高：那时我在成都。温元凯到成都考察，约我到都江堰作了一次长谈。那时他刚和严家其作了一次对话，发表后送了一分给我，要听听我的意见。我主要是针对他们的对话谈了些自己的看法。我质疑现政府的合法性，主张修改宪法，要求建立多党民主制，实行私有制经济等等，这些都被人认为过于激进。我认为中国的进步，除了依靠中产阶级的形成，还需要有组织的工人和独立的农民。没有这三者和三者的一致，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化，也谈不上市场经济的真正确立。所以我主张变与领导人对话为与工农对话，唤起工农。

亚：在我的印象中，八十年代是您在学术上活跃的一个时期，能不能说一说在这一段时间里您的主要活动和著作？

高：不知从和说起。就说一点吧。我写文学评论，始于八十年代中期。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我被剥夺了在哲学系讲课的权利，开始写文学评论。我写文学评论是因为看了丛维熙的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感到他在宣传爱国主义的时候，把祖国和政权混为一谈了。我写了篇文章，我说爱祖国和爱党不是一回事。拥护某个政权不等于爱国。当时作家们这方面观念很模糊。白桦说：“你爱祖国，但祖国爱你吗，”仍然是混淆了祖国与政权。从批评这种现象开始，我写了一系列文学批评。有人指责我的文学批评是“社会学的批评”，于是我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为社会学的评论辩护，从而一度卷入文学争论。

亚：我记得您还担任过一些丛书、丛刊的主编，也作过不少讲演。

高：一九八六年我担任《大时代》丛书主编，原来我对该丛书抱有极大的期望。我计划凡是“解放”后一些重要年代，都出一本书，书名如《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三年》、《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三年》。连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当代史。组稿后刚同出版社签订了协议，就碰上了八七年的反自由化运动，计划被迫中断。一九八八年《新启蒙》丛刊出版，王元化任主编我和王若水任副主编，由于中宣部和公安部强行干预，该丛刊在出至第四期时也被迫停刊。至于讲演，这是教师的本分，不值得提。那几年邀请的单位较多，所以讲得也多些。后来当局不许讲了，我就不讲了。

亚：一九八六年您被国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一九年以后却被当局关进了监狱，这是怎么一回事？

高：授予我称号的是科委，看管和修理我的是教委，逮捕我的是公安部门，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所以党对付我们是很方便很自由的。一九八六年他们甚至还事先不征求我的同意给了我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我拒绝了。也是政协委员的四川大学教务长唐正序在政协会上骂我“不识抬举”。我被捕以后，此人甚至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理由，拒绝为我的研究生组织毕业论文的答辩。我出狱后，还有人批评公安部门右倾，对我手软。这种情况，在中国知识份子中很普遍，中国人对此都很了解，自由世界的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

亚：联系到您前面所说的“知识份子整知识份子，比工农干部要凶狠得多”，您是如何解释这种大家“都很了解”的现象的？

高：这是制度的产物，象俄罗斯那样的伟大民族，文化土厚水深，也出现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李森科。这不是偶然的。

绘画与命运

亚：许多人知道您在文学批评和美学方面的成就，但是不太了解您同时还是一位画家。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绘画生涯。

高：我从小爱画水墨画，上大学也是选的美术专业，学的是油画。后来到敦煌，工作是，描摹壁画，摹本曾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我的妻子浦小雨曾经在首都博物馆十年，从事古画临摹，也算是同行。所以出国以后我们就卖画为生。一九五九年，我还被关在夹边沟劳教农场的时候，被带到兰州，为“十年成就展览馆”的大厅画画，得以幸存。所以我常说，画画救了我的一条命。现在我们又靠画画生活，画和我们有不解的缘分。我们都喜欢大自然，喜欢单纯，喜欢诗。由于画，我们得以亲近这些，这也是一种幸运，我们感激命运。

亚：在离开中国大陆以后，您在香港与您的夫人浦小雨老师还办过一个画展？

高：一九九三年我们来到香港，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了“中国梦”画展，是想用画笔表达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意志。

亚：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和浦老师现在的创作和研究情况，

高：谈不上创作和研究，拼搏求存，自食其力而已。

亚：不少人知道您是一位多才多艺者，您还写过不少小说，有的作品还传到了国外。

高：写小说是偶一为之，数量很少。不提也罢。

不同鳄鱼妥协

亚：去年《中时周刊》发表了您的同行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的关于中国当代政治的对话录摘要，对此您的意见如何？

高：他们的对话，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态：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拥护邓小平和现行的改革路线。无非是在继续掌权的前景看好的情况下，为邓后的自己作准备。现在许多人都在这样做，这是一种政治行为。按学术讨论的规范去与之争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刘卓、胡子、刘宾雁对他们的批评文章，都写得很中肯，道理十分明显，李刘不会不懂。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学理上。讨论难以为继，不是偶然的。

亚：记得李泽厚先生曾经在文章中批评过您，对此您有什么煮见？

高：除了李泽厚，刘再复在回答《中时周刊》的采访时也批评我“稍嫌激端”。我对刘再复的批评倒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他批评我的时候我已经出国了，对我不会造成人身安全问题。我觉得在学术上或者其他方面各人有不同的意见也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李泽厚在《时报周刊》上发表的“和平进化振兴中华”一文中指名道姓说我“过激”时，我还在国内。在这以前还有一次，一九年六月十五日李泽厚在《文论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香港答客问”。文中有这么一句：“高尔泰说象刘晓波那样的人越多越好。”是以提问者的名义说的。那时正是“六四”镇压刚过，刘晓波被捕以后。朋友们看到李的文章，都替我捏了一把汗。有位朋友写信给我，说此句“用心极深”。这年九月我被捕后，警察果然问到李泽厚在文章里提到的那个问题，问我说过没有，我说说过。我曾经是刘晓波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当时我同意通过他的论文，并在答辩会上称赞刘晓波善于思考，说过象他那样的人越多越好的话。李泽厚在“六四”刚过的时候，在弥漫全国的大恐怖气氛中，在完全不同的背景和前提之下公开重提我的那些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亚：提起李泽厚先生的“和平进化振兴中华”这篇文章，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点。其一是认为“最坏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好”，如果取消了现政府和一党制，那么就是“凶多吉少，无序混沌，天下大乱”。其二是反对“革命”、激进，主张“改良”。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高：这是一股思潮。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他们把这种观点甚至推论到没有五四运动更好，没有辛亥革命更好……按照他们的逻辑，没有抗日战争也更好。因为在日本人的奴役下之下，中国可能有经济上的繁荣。是否值得牺牲人的尊严与自由来换取经济繁荣，这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没有共识，其他问题就很难讨论。例如，没有社会正义的长期稳定所带来的长期痛苦代价，是否应当作为历史的生产性开支放在一起核算？这个问题就很难讨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并非代价。再说，没有的领导就会天下大乱，这毕竟是假设，假设并非事实，它本身需要论证，不能作为立论的前提。所以现在要讨论问题是很困难的，纠缠不清。

亚：对有些人批评您“偏激”，您有什么想法？

高：我不是民运人士，更不是职业政治家，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我有权只关心道义而无须以“策略”的名义发言。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而对我来说，妥协是一种痛苦。有人不以为苦，或者认为享受这种痛苦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有政治家的素质，我很佩服。我知道在他们之中，不乏忧国忧民、雄才大略的人物，并不都是想在将来分一杯羹的角色。但我不在他们之中，我没有能力在“道”与“术”之间保持平衡，我与“术”格格不入。这是一种天性，改不了的。所以我成不了政治家，在被鳄鱼咬住的时候，我只想逃脱，逃脱以后，既然没有能力消灭鳄鱼，就只想别再被鳄鱼逮到。绝不会想到要同鳄鱼妥协，对话、和解、合作，或者寄希望于第二代、第三代鳄鱼改变吃人的基因。更不会以这个假设为理由，要人们放弃反抗的权利。个人心情如此，别人如何评价，都无所谓。

亚：您说您对佛学有一种亲近感，我不知道您说的佛学之内容是否包括佛教中的慈悲和宽容精神。如果是包括的，那么，这与您在上面说的不妥协精神又如何得以平衡？

高：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上的问题。渺小、短暂的个人对于永恒、无限的东西的敬畏之情，同他对于此时此地切身体验到的欺凌、侮辱的强烈反应，并不互相矛盾。我不是佛教徒。我对佛学存亲近感主要是因为它在一切宗教理论中最富于哲学意味和最近乎美学。

本性不会改变

亚：对于中国大陆的当前局势以及邓小平以后的政治局面，您有什么见解？

高：我认为的高官和他们的子弟们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权力”是他们的原则，崇拜权力是他们的思想方法。这一点使他们不同于宗教。宗教是权力为信仰而存在，则是信仰为权力而存在。为了保住权力，他们可以改变信仰，可以是，可以是民族主义，也可以打出民主旗号。无论什么旗号，他们控制操纵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为他们贡献一切直至牺牲生命的这一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否则他们早就引咎下台了。所谓党内改革派，有些是他们中间较有远见的人物，有些是在他们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由各种偶然原因而站正了队。这两种人现在很难区别。总之他们不管走得多远，即使走到叶利钦那么远，也还是本性难移。车臣的屠杀，就是证明。

亚：您在这里似乎讲了您的政治哲学的一般见解，您是否能够具体地说一说对当前国内具体的政治变动，比如北京领导层的变动，当局进行的反贪污斗争的看法？

高：中央那些人和各级贪污份子原同属于同一利益共同体，所谓反贪污首先是由于他们内部斗争的需要，也是内部斗争的一种形式。同时他们也只有牺牲一部分人才能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牺牲谁，保存谁，领导人的变动都是黑箱作业，局外人很难预测。

亚：您刚才说到您不是民运人士，但是我知道您对国内和海外的民运还是关心的。对于海外民运当前的情势，您有什么看法？

高：我希望，我祝愿海外民运能够迅速整合，汇为洪流，成为能左右国内政治的强大力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么。

亚：水穷而云起，好像是您的生命的经历的一个写照，谢谢您把这样一个重要的体验告诉大家。

怀高尔泰

邵燕样

翻开林贤治、章德宁主编的《二〇〇三：文学中国》（花城出版社），见选了高尔泰散文二篇，读其文如见故人。作者简介说他在内华达大学做访问学者。我知道走出那个大学校园，附近沙碛显得旷远而荒凉，天倒会是澄净地蓝着，置身其间，或有瞬间仿佛回归敦煌否？

不久以前，读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就总是想起高尔泰。若不是一九五八年抽调到兰州布置迎接“十年大庆”的“建设成就”展厅，说不定他也已在那个因死人太多而闻名的劳改农场成为饿殍。尽管是劳役、饥饿和屈辱的日子里，他还以蝇头小字在碎纸片上写了《人论》，藏进鞋底。后来他还曾写过一些关于人的解放和美的追求的文章，却都在“文革”中成为罪证抄走，失落了。

一九八〇年代后期我见到他时，《美是自由的象征》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那是他一字一字重新写出的吧。

一九九二年夏我去西藏，归途经成都勾留，探问去他任教的那所大学路怎么走，才知道他已经离去，不免惘然。

九十年代，友人辗转带来一幅他手绘的《达摩面壁图》，上面题诗一首：

我来欲问小乘禅，

惭愧尘埃未了缘。

年年碰撞前后壁，

西西弗斯上下山。

山无愚公终不移，

海有精卫填亦难。

为问诗人今何如，

只将翰墨报平安。

图上钤有“尔泰合什”的印章。我面对此图沉吟良久。我想，这一是对我的呼应，因为十年代之交我抄过几首杂诗给他，其中就有“垂垂老矣吴刚斧，西西弗斯上下山”之句；二是我以为这当是他在南加州西来寺作壁画时的轻车熟路。这回细读了他《敦煌四题》中的几句话，我才似乎更懂了他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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