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

高尔泰

自序

这是一本在流亡中写作的书。

漂泊天涯，谋生不易，断断续续，写了十来年。

十来年没过过生日。七十岁那天，很偶然地，在桑塔菲附近的高山上度过。寥寥长风，莽莽奇景，感到是最好的庆祝。和小雨谈起一些往事，我说，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婴儿，或者是一个婴儿的病危的母亲，对于自己的、或自己死后孩子所面临的如此人生，一定会感到无比地恐惧。现在都过来了，能不感激命运？

何况除了活着，还有更多。更多之一，是意义的追寻，化作了文字。早年冒这个险，是因为心灵的需要。窒息感迫使我用手指在墙上挖洞，以透一点儿新鲜空气。空虚感迫使我盗窃党产，想偷回一点儿被夺去的自我。机会很少，“作品”更少。字迹是赃物罪证，保存比写作更难。少而往往失去，常不得不从头来起。能有这些残余，都是命运的恩赐。

但是，只是我个人的幸运。许多比我优秀的人们，已经消失在风沙荒漠里面。尸骨无存，遑论文字？遑论意义？从他们终止的地方开始，才是我对于命运之神的最好答谢。但是走到这一步，脚下已没了路。坦克当前，铁窗断后，一切又回到零度。

流亡十几年，漂泊无定居。海洋郡日夜海风松涛，烦透了古典主义的宁静。偶住纽约，受不住钢骨水泥森林里那份现代主义的机械、效率、和结构性的刚硬冷峻。拉斯维加斯红尘滚滚，白天黑夜理性非理性大街上和高楼里都很难分清。无数流动交织的边缘，叠现出后现代主义模糊的面影。但是解构的语境，解不开“轻”的沉重。总是在寻找意义，看到的却只有霓虹。烟花万重后面，是荒凉无边的太空。

十几年来，眼看着人类失去好几百种语言，地球失去好几万种生物，新世纪与第三波恐怖主义同来；眼看着同情心，爱和被爱的需要，对自由、正义和更高生命价值的渴望等等，也在和森林草原冰川矿脉等等同步萎缩；眼看着政权黑帮化，知识分子宠物化，文艺学术商业化，生化核弹普及化；眼看着欧盟要卖武器给中国，北大清华学生们敲锣打鼓为“911”欢呼；善良温柔的阿拉伯妇女为了捍卫自己的石刑、面罩、和无权地位，而争当人肉炸弹……我只有惊讶。

瞪着惊讶的眼睛（显出智力的限度），看世事如魔幻小说。看自己的过去，也觉得像是梦游。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的全部经验、知识和观点，都局限在一个狭小闭塞的范围。没有书籍，没有资讯，没有朋友，独钻牛角。在许多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如因果律，质量不灭定律，历史不会倒退，真理只有一个，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等等一再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以后，还在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还在“以为真理在手，不由别人分说”，非梦游而何？无知是内在的黑暗，引导我在外在的黑暗中摸索，非梦游而何？

梦醒时分，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混沌。知道了我借以呼吸的“有序”，很可能是自欺欺人的童话。在核恐怖平衡的钢丝绳上，随着无数人类从未经验的事物如反物质、隐秩序、基因工程和所谓“文明的冲突”等等进入“视野”，我发现自己由于定向思维的宿疾，脑子生锈，又感到呼吸困难。

写作《寻找家园》，又像是在墙上挖洞。这次是混沌无序之墙，一种历史中的自然。从洞中维度，我回望前尘。血腥污泥深处，浸润着蔷薇色的天空。碑碣沉沉，花影朦胧，蓝火在荒沙里流动……不知道是无序中的梦境？还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毕竟，我之所以四十多年来没有窒息而死，之所以烧焦了一半的树上能留下这若干细果，都无非因为，能如此这般做梦。真已似幻，梦或非梦？果真无序，哪有命运？我依旧只能，听从心灵的呼声。

听从心灵的呼声，是不问收获的耕耘。不问不是不想，凡事不可强求。现在和同龄人沟通都难，遑论与e世代新新人类？遑论从难友们终止的地方开始？在这网路眼花缭乱，声、光、色、影像飞旋，“文化消费”市场货架爆满的年代，在这资讯滔滔，文字滚滚，每天的印刷品像潮水一样漫过市场的日子里，我一再嘱咐自己，要写得慢些，再慢些。少些，再少些。

想不到《寻找家园》前两卷能在大陆出版。想不到虽然经过审查删节，还能得到那么多陌生的知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知音。“自由鸟永不老去”“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都是莫大鼓励。最使我感动的，是余世存的两句话：“原来高尔泰就是我呀，或者说我们都是高尔泰。”奴隶没有祖国，我早已无分天涯。集体使我恐惧，我宁肯选择孤独。在流亡十几年之后，听到遥远故土新生代的这些话语，好像又复活了一个，已经失去的祖国。

那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生态，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命运，曾使我经常有一种在敌国做俘虏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超高温下凝固，超低温下冻结，干硬如铁，支撑着我们的脊梁和膝盖，使我们得以在非人的处境中活得稍微像个人。但是像个人样，也就是同非人的处境——我们的生存条件或者说祖国的疏离。

有一次我到出生地高淳看望姐姐。儿时家山，已完全变样。在那个安置拆迁户的公寓楼里，她指着邻家堆满破烂杂物的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那就是五八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我父亲的凶手。可能睡着了，歪在椅背上一动不动。看不清帽沿子底下阴影中的脸，只看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滩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但是仅仅这些，已足以使我对这个人的几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支点——同时，我也就更远地漂离了，那片浸透了血与泪的厚土。

偷越国境，只是外在流亡的开始。在那之前很久，我已经在内在流亡的途中，把一切都看作了异乡。有人说我出国前后，文风判若两人，从激烈到平淡，表明叛逆者经由流亡，学会了宽容与妥协。这是误解。宽容妥协是强者的特权，弱者如我辈，一无所有，不是可以学得来的。是在无穷尽的流亡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无穷尽的无力感、疏离感，或者说异乡人感（也都和混沌无序有关），让我涤除了许多历史的亢奋，学会了比较冷静的观看和写书。

能够完成这本书，要感谢国际作家协会的帮助，更离不开妻子小雨的支持。我是一个生存能力极差的人，在国内混不到安全，在国外混不到饭吃。写作稿费极低，是消费不起的奢侈。如果没有她长期付出精神和体力的双重透支，为我承受着种种难以想象的生存压力，我根本就没有可能坐下来写书。如果没有她每天下班回来给我看稿子删掉许多躁气、火气、“没味儿”和“小家子气”，我要写也绝对写不到现在这个样子。正如我们所尊敬的作家李锐所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作品。现在能一字不改地在印刻出版三卷足本，我深深感恩。

卷一梦里家山

梦里家山

我的故乡高淳，位于江苏省西南端与安徽省交界的地方，恰好是“吴头楚尾”。地势东高西低。东部是茅山山脉和天目山山脉的衔接处，山高林茂，俗称“山乡”；西部为丹阳湖、石臼湖、小南湖三湖所环绕，溪河交错，苇岸无穷，俗称“圩乡”。最早的县治固城始建于公元前五四一年，比楚威王筑石头城置金陵邑（前三三三年）还早二百来年，可称古邑。

到我出生的时候，固城早已荒废，县治淳溪镇也只是一个仅数千户人家的小镇。镇上只有一条三米多宽、青石板铺面的弯曲小街，俗称老街。两旁店铺系明清建筑群，楼宇式双层砖木结构，挑檐、斗拱、垛墙、横桁矮窗。油漆剥落几尽，裸露着灰色的木头。在街上走，有一种忧郁的感觉。还有一条“半边街”，另一边是水市，是这一带历来盛产的大米、鱼虾、竹木、桐油、土布、野禽、羽扇、茶叶、烟叶、芝麻等等的集散地，每天晌午前后，都有一阵子热闹。正如我父亲高竹园先生在一首诗中所说，“水陆两楹市声喧”。一到傍晚时分，复又归于寂寥。

淳溪镇位于小南湖西岸，没有城墙，但有城门。出东门就是湖，越过苇岸边大片大片的野菱菰蒲白芦红蓼，可以望见湖上帆影点点。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望见湖那边隐隐约约的一发青山。这里那里，时不时的，会有成群的野鸭、茭鸡或者水鸽子突然飞起又很快落下。南面是一条河，叫淳溪河。沿河绿杨如烟，烟树中白墙青瓦的老式民居夹杂着银灰色的草屋，凄迷沉静。

河上有一座七孔石桥，叫襟湖桥，桥栏上的石狮很生动。桥头有一寺塔，叫聚星阁，第一层石头门楼，第二第三层皆六角形木结构，飞檐十二，凌空欲去，更生动。二者都是始建于明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年）的古建筑，保存完好。解放后，襟湖桥已改造为汽车可以通行的公路桥，聚星阁也已拆除。那铁铸的宝瓶形塔顶有乌篷船那么粗，落地后无法运走，一直横在那里。大跃进时砸碎，喂土高炉喂了很久。

位于淳溪镇东面的小南湖，又叫固城湖。由于中生代燕山运动后期的地层断裂，小南湖东岸的原始湖岸线几成一条直线（它现在已被围湖造田弄弯了）。直线那边，平行地、但不均匀地分布着马鞍山和十里长山的山脉，这些山脉到湖边就断了，成为悬岩峭壁。主峰大游山由砂岩、火成岩及石英砂岩组成，海拔一八七公尺，林深石黑。八年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了淳溪镇，我们全家逃难，就躲在大游山中。

所有这些山脉，全都被森林覆盖。山上几乎全是松树，山下则是毛竹和杂树，主要是橡树、枫树、枣树、棠梨树和毛栗子树。棠梨极酸，没法吃。橡子极涩，也没法吃，但是很好玩。各棵树上刚落下的橡子，形状花纹都不同，帽盖也迥异，有的像栗子，有的像包紧的松球，有的像打开的松球，有的像很小的倒毛鸡。剥出来光彩润泽，不亚于泉水里的雨花石。有一阵子，姐姐们爱收集各色橡子，我也跟着拣，拣了还要给取名字，大头、海头、阿扁、阿细、羊羊、马公之类。可惜放在匣子里面，很快会干枯褪色，几天后再打开时，全都变成了晦暗的土黄色。

好在树林里有趣的东西很多。即使灌木的丛莽，也都是无尽藏的宝库，那里面有覆盆子、桨果、草莓、甜心草……。我喜欢一种淡紫色的小花叫蜜糖罐，摘下一朵，花托处会渗出一滴乳白色的液汁。你吸一下，小苦微甜，有股子清香。野生动物很多，有时闻得见狐狸或者野狗的气味，知道它就在附近，但是看不见，我能看得见的，都是些小家伙，野鸡雏儿之类，一个个绒球一般，叽叽叫着跑得很快，一忽儿就不见了……。有些山里的孩子，捉得到麂子、獐子、獾，我捉不到，但是知道它们的存在，就感觉到野风拂拂，生活更加有趣。

不过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世界，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高淳的地貌，已经完全改观。在圩乡，由于围湖造田，八十多平方公里的小南湖只剩下大半，二百六十多平方公里的石臼湖只剩下小半，三千多平方公里的丹阳湖整个儿变成了田野。由于人口爆炸，淳溪镇的面积扩大了至少十倍，把附近的许多村庄都吞没了。一排排五、六层整齐划一、互相挤得很紧的公寓楼，代替了昔日小院横斜的老式民房。街道拓展得很宽阔，河被两边夹紧，变得很狭。水泥筑成的码头上人挤人运输繁忙。河上机动船团团冒烟突突作响。下水道很多，河水浓稠腥臭，漂浮着油污垃圾。河上已经有两座公路桥了，从桥上望出去，即使在夏天，也难得看到一点儿绿色。固城湖湖管会和江苏省渔业厅投放的三十多个网箱里，频频有鱼儿全部死光的记录。

山乡的变化更大。大跃进全民炼钢时，树木都被砍伐一空，所有的山全部光秃。水土流失严重，以致许多地方几乎寸草不生。七九年开始重新造林，但可以造林的面积已经很小。许多原先是森林的地方，这时已变成农田和村庄。原有的村庄迅猛膨胀，同时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村庄。从因竞相开采石头而褴褛不堪的山上望出去，村连村店连店，厂矿企业处处冒烟，一派城郊景象。特别新房屋都是红砖砌成的，盖房顶的材料，也用方形的红色平瓦，代替了从前那种半圆形青灰色小瓦，望上去特别扎眼。纵横交错凹凸不平的公路和土路上，以及因水质污染而浑浊不堪的河道上，卡车、小型拖拉机、三轮摩托和机动船拥挤吵闹，卷起阵阵黄埃，喷出团团黑烟。

回到故乡，极目四望，恍惚中竟不知身在何处。儿时家山，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我心灵中的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境。

祖母的摇篮曲

抗日战争爆发，高淳沦陷时，我们一家逃难到了湖阳，后又转移到了山乡，在大游山脚下一栋孤零零的茅屋里住下了。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在这次转移的路上。半夜里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个箩筐里。另一个箩里睡着我的妹妹，父亲挑着我们急速地走。后面跟着母亲和姐姐，背着包包，踏着影子，头上是高高的月亮，一片脚步的声响。

屋是土墙，茅檐极低，遮住了木棂小窗的一半。里面很黑，但是冬暖夏凉，黑暗中有股温馨，我喜欢。屋在斜坡上，后面是山，前面可以望得很远，直到蓝色的天边，我喜欢。山上郁郁森森，稍有风雨，连山的松涛就像潮水一样，我喜欢。山下的杂木林中，有不少栗子树，还有一棵银杏，据说有一千多年了。栗子白果拣不尽吃不完，我喜欢。

屋是本地一户农民丢下的，他们搬到下面的村庄里去了。年久失修，屋顶上都长满了杂草。几个村上的人，帮我们翻盖了屋顶，加固了墙壁，刈除了四周的草莽，平整了室内的地面。母亲、祖母带着两个姐姐，开垦出一片菜畦，种上了各色蔬菜。父亲在附近砍竹，砍得手上都是血泡，用四堵竹子篱笆，围成了一个院子。抱来一只小狗，养了猪、羊、鸡、鹅，又买了五亩半地，成了不折不扣的山里人家。

山下有许多池塘和村庄，相隔或三里五里，或十里八里，中间水田旱田相错，洒出去一望无际。最近的村叫儒童寺，约百来户人家，下行三华里可到。后来父亲把地租出去，在村上开办了一所小学，叫儒童寺小学，招收了二十来个学生，在公堂屋里上课。消息传出去，四方远村的孩子都来上学，人数增加得很快。公堂屋挤不下了，搬到祠堂里面，大姐和二姐都去帮忙，教小孩子识字。后来三个人忙不过来，又聘请两个教师。一个叫高志良，瘦小文雅，善珠算，兼管总务。一个叫赵剑宝，懂诗词，还谙武术。带来一对石锁，课余常常抛弄，在地上砸出一个一个的深孔。

分了高级班、低级班，课程都是三门，国语、算学、常识。常识包括历史、地理、自然。教材都是父亲自编的。父亲常说，要是没有战前办学的经验，这个书他还真教不下来。

姐姐们回到家里，除了批改学生作业，还要编草鞋、耙柴、拾蘑菇、挑野菜、拣地木耳、割猪草、采桑叶……到时候，还得帮着母亲和祖母经纱织布，缫丝煮茧……。我呢，就放个羊。我家原有十来只羊，因为招狼，后来不养了，只留下一只高大的香灰色公山羊，叫阿来。我每天放学回家，带着阿狮（狗叫阿狮），牵它到山坡上放一阵。它吃草，我躺着望远，编故事，做白日梦。夕阳晚风里，听松涛喧响。

回家吃过晚饭，等碗筷撤走，桌子擦净，姐姐们就把一摞一摞学生的作业本搬上来了，我也要做作业了。大姐、二姐、我，各占一面，还有一面是父亲。妹妹不做事，专门捣蛋。一盏油灯，四个人共用。菜籽油灯用两根灯心草，黄豆油灯用三根灯心，草棉籽油灯用四根灯心草。棉籽油点灯火焰最小，即使用四根灯心草，也还是不亮。但不能再多了，再多就烧起来了。

灯火的阴影里，坐着母亲和祖母。夏天里用蒲扇给我们赶蚊子。冬天里母亲缝衣服或做鞋子，像有夜眼似的。祖母把陶制的手炉用砻糠煨着，放在腿上烘火。祖父死得早，祖母一生辛苦，那放在炉上的双手，枯硬粗糙如同树根。炉灰里埋着栗子，或者白果。里面噗噗一响，她就会说，平平一个，福福一个，别人没有。平平是妹妹，福福是我。

别人也不是没有。姐姐们常在灶膛灰里埋一些各色坚果，还有山药红薯之类，我和妹妹常去掏吃。有时我去掏已经没有东西了只留下一股子香气，就发痞。如不接受安抚，母亲就会对姐姐们说，别理他，同他缠不清，平平过来，别学坏。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晾着，感觉很不好。这时祖母就会过来解围，给一点儿吃的叫我去做作业。当然，晚上还得再做。

如果天气特别冷，做完作业，母亲会做一点儿小吃，酒酿呀藕粉呀汤圆呀什么的，热气腾腾。我们稀溜稀溜地喝着，立即就暖和了。祖母睡得少，等大家睡下以后，还要把灯挑到只剩一根灯心草，纺一会儿棉纱。徐缓转动的纺车，薄暗中望过去像一朵模糊的花。那柔和的呜呜声，就成了为我们大家催眠的摇篮曲。松声如潮，高一阵低一阵，像是在为它伴奏似的。我想，如果我当时能预知祖母逝世以后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在这柔和的复调音乐里面，听出一种凄厉的调子吧？

父亲在学校上课，常说日本侵略中国，就像蚕吃桑叶。在家里他也常说，我们是因为不愿意做亡国奴，才逃到这里来的。只有逃跑，他感到惭愧。他说他有个好朋友叫李狄门，抛下家小到大后方抗战去了，那才是有种的汉子。我们听了，都有几分遗憾，因为父亲不是英雄。但同时，也有几分庆幸。他要是做英雄去了，我们都怎么办哪？

没见过鬼子，没见过血腥，没见过烽火，每天享受着森林的清香、泉水的甘冽和无尽藏的山果野昧，在一尘不染的沙路上踏着松花去上学，战争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我有时不免要想，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我们是过分地幸运了，后来的遭遇，就算是一种补课吧？

大刀会

儒童寺小学门临大路，大路通向五里以外的沛桥镇。沛桥镇濒临沛桥河，两江三湖的船只，都在那里停留。因此沛桥的茶馆，成了这一带的新闻中心。村上天天有人上沛桥，挑着青豆芝麻山黄鳝地木耳之类去卖，少不了泡泡茶馆，回来时带点儿新闻。新闻零碎，且不及时，但是数量一多，也可以拼出点儿大致的图形。

日军的暴行，骇人听闻。但他们的势力范围，仅限于高淳县城和几个较大的市镇据点，有时从那里出来一下，“扫荡”，抢粮，烧杀一阵就缩回去。尤其山乡一带，从不久留。在山乡，平行地存在着两个中国人的政府。下坝的东皇庙有一个“江南行署”，是国民党政府。靠近溧水县的洪蓝埠一带，有个“苏南行署”，是政府。两党也各有一个“高淳县委”，分别设在青圭塘和曹塘。属下的“工委”、“特委”、“兵站”、“工作站”、“办事处”等等，和他们的武装“"新四军”、“挺进队”、“四十师”、“游击大队”、“忠义救”等等，这里那里流动不息，弄不清谁是谁。可以听到他们与鬼子“驳火”的消息，也可以听到他们互相“驳火”的消息。

村上的人们，不在乎党不党，什么消息都一听了之，照样地昼出耘田夜绩麻，无为而治。有个公堂屋，没人管，塞满了各家的斛桶水车织布机摇篮甚至棺材。村上的许多人家，中堂屋里都放着一口或两口棺材，是屋主为自己和老伴身后准备的。生前也不是空着，可以装粮食干货，或者被褥蚊帐，盖头上蓑衣笠帽随便放。这不是因为他们很禅意很老庄，对死亡没有恐惧，而是风俗习惯如此。有些人家东西多，家里放不下，就放到公堂屋里来了。外来的人到村上办事，如果走进公堂屋，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凡是有陌生人进村，大抵都是来要粮的。谁撞上了，就任意把他们领到某一个长辈老人那里。老人找几个人商量一下，各家摊一点儿，集中起来，派个人用手推车推到某个指定的地点，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有些难题，他们解决不了。比方秋收前，日伪军、挺进军、新四军三方都来要粮，只准给自己不准给其他两方，他们就没辙了。

处理这类问题的，是村上几个“秀”字号的人物。“秀”是“秀才”的简称，泛指读过书能识字的人。高淳的方言，山乡圩乡不同，都无“先生”二字，“秀”字代之。“张秀”、“李秀”、“王秀”，都是尊称。村上有个光棍汉，酒瘾很大，常醉卧墙根。爱吃狗肉，常屠狗。一字不识，但插秧插得特好，快、直、行距株距均匀，成活率高，众所不及，人称“秧秀”。我父亲教书，人称“高秀”，但他是难民，村上的事没人找他。“秧秀”呢，也没人找。找得最多的是“方秀”。

方秀是个矮子，很矮，大家背后叫他方矮子。他有两个老婆，在村前头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供应村上的日常所需：火柴、盐巴、茶叶、针线、草纸、明矾、卤碱、灯心草、黄烟、水烟、白酒、酱油、蚊香、奇楠线香、仁丹、冥钱、做冥钱用的锡纸……应有尽有。小老婆站柜台，大老婆打杂。门外摆着桌凳，可以坐下喝点儿。备有五香肚丝、臭豆腐干拌花生米，给你下酒。但是村上的人买东西，还是喜欢上沛桥。说沛桥的东西便宜，酒也酽些。

方秀谈判的结果，村上人也不一定接受。有一次，他答应给日伪军交粮，没人肯出，收不起来。他扬言不管了，东坝据点的日伪军扬言来“收”，大家无法可想，风声鹤唳，也只有听天由命。惟一的反应，是大刀会集合，操练了一次，似乎也给人些许安慰。好在后来，日伪军没来。

从理论上来说，大刀会是一种会道门，带有民间宗教的色彩。但是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农民武装。村上人的宗教观念十分淡薄，玉皇大帝、佛菩萨、狐仙、马甲、关公、姜子牙……都信，等于都不信，实际上是无所谓信不信，就同他们在家里放口棺材，无关于生死观一样。参加大刀会，是因为大刀会传到了这个地方。就像山阳邢村人参加红枪会，是因为红枪会传到了那个地方。

村上大刀会的老大叫方庆，矮、瘦、龟背、猿肩，胸部微凹，脖子细长，又爱剃个光头，越发显得弱小。但却力大无比，舞动他那把据说是六六三十六斤重的大刀，飕飕地都是风声。他那把刀别人只能拿着看看，能舞的也舞不了几下。据说他的看家本事还不是刀术，而是扁担花和板凳花。扁担花是用扁担作武器的功夫，板凳花是用长板凳作武器的功夫。长板凳舞起来，四条腿就像千百条腿，使人眼花缭乱。教大家用这些日常用品自卫，也是大刀会的传统会务。

不过大刀会的主要武器还是大刀。大刀有长柄有短柄。保城圩一带是短柄，儒童寺一带是长柄。带着红缨，就像京戏里关云长使的那种。几乎每家都有一把，平时不磨也不练，同钉耙锄头锹一起靠在墙角落里，老是碍手碍脚。直到有人吹起号子，才被迅速拿起。号子有牛角的，有锡皮的，有铜皮的。村上的是后者，颇似军号，声音急切悲壮，百静中突然响起，惊心动魄。

村上的青壮年汉子，几乎全是大刀会员。他们轮流保管号子，拿到号子就是派到放哨任务，上山下地都得带着它，以便发现情况就吹。人们一听到号子就拿起大刀，到公堂屋门前的打谷场上集合。集合后有个仪式，我没见过，估计就是发功。他们说完了就愤怒异常，只想冲杀敌人，而且比平时跑得快跳得高力气大，过后就不行了。这话不假，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出发，全都光着上身，头缠杏黄布，手持红缨刀，一个个眼露凶光脸色铁青，盯着前方直冲。队形散乱而方向一致，虎虎生风。我从门缝里看着，牙齿格格地直打颤。后来他们没遇到敌人回来了，一个个又都变成了我所熟悉的随和农民。

这里面有一份神秘，我弄不清。父亲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研究一下从黄巾起义到义和团的资料，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这个工作，我一直未做。我只是知道，并因此感到遗憾，那份神秘的力量，仍然敌不过现代枪炮。大刀会每次攻打日军都失利，伤亡惨重。四九年后更被镇压，早在五十年代就消失了。

儿时偶像

一天，父亲带了一个晒得很黑、满脸皱纹、高大但有点儿驼背的汉子到家里来，住了好几个月。

他叫俞同榜，原籍苏北，祖先逃荒到了江南，就在富庶的鱼米之乡淳溪镇定居下来，至今已经好几代了。在淳溪镇上，这种人家很多，全都世世代代以船为家，主要以捕鱼、打野鸭、卖酒酿和刀伤膏药为生。有时也耍耍杂技，弄弄枪棒和气功。一般都懂武术，谙水性，衣着随便，江湖落气，同斯文小心、整洁规矩的本地人对比鲜明。本地人瞧不起他们，同他们不往来，世世代代互不通婚。他们始终保持着江北原籍的语言和风俗，自成一个独立的社会，被统称之为“扬州佬”，他们的家，则叫做“扬州佬船”，似乎地位微贱，俨然二等公民。

我们家临河，大门外隔着几株杨柳树，就是“扬州佬船”聚泊处（他们归舟晚泊，都有定点），所以同他们很熟，同紧靠园门的那几条船更熟。每年春节，镇上人家家都要做糖，船上没有大锅灶，不做糖。母亲和祖母做糖时，总要给船上也做几份，不外是麻条、欢团、花生糖、黄豆糖之类。他们用鱼、虾答谢，青鱼、刀鱼、鳜鱼、蝙鱼，都很鲜活。父亲常说，这些人性格豪爽，不像我们淳溪镇人，心里头小菩萨很多。他一直想要教船上的孩子识字，但他们不想学。据说，船上的孩子刚生出来就先当头浇一瓢冷水，即使冬天也不例外。说是从此就不怕水了，说怕水的过不了这一关，养大了也是个麻烦。

俞同榜的船，并不是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大风雨之夜，他们家翻了船。夫妻俩救起了三个孩子，翻正了船，打干了舱，摸起了沉在水底的锅碗盆勺，还追回了漂走的舢板……雨过天亮时，居然损失不大，照样出湖打鱼去了。大姐绘声绘影地告诉我们，那天她起来的时候，满院子阳光，晾着很多的被褥，直往下淌水，一股子怪气味，就是俞同榜家的。父亲说，生存能力之强，高淳人没法子想象。

淳溪镇沦陷的时候，俞同榜没有逃跑，侥幸也没有遇难，目睹了日军的烧杀奸淫。在日伪统治下卖鱼卖虾，老实本分、无声无息地过了好几年。一天，他正摇着舢板准备回家，三个醉醺醺的日本兵要他靠岸，叫把他们送到某处。到了湖口，他把船踩得掀起来，用桨拐头（荡桨的支架）一下一个打死两个，另一个拖入水底淹死。日、伪军搜捕得紧，他辗转逃到了大游山下儒童寺村上。在我们家住了几个月，后来到芜湖去了，他说那里有他几个老乡的船。

他有点儿口吃，很少说话。零零碎碎的，我们从他的口中，知道了一些老家的事情。日本人如何放狗把人咬死，如何把婴儿抛到空中又用刺刀去接，如何在沿河一带，放火烧掉没被炸毁的房子。父亲的私立淳南农业仓库和私立淳南实验小学全部付之一炬。我们家八间房子被烧掉六间，满楼藏书灰烬无存。园墙倒坍，园中花木凋零。只有一架忍冬十分茂盛，一年一度开满鲜花。

俞同榜走后，我们很想念他。他教会了姐姐们编织鱼网，并替她们用竹片削了够用几年的网梭；他还引导我跨进了武术的门槛，教会了我一些初步的功法，并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一宗恩惠。五十年后我在监狱里面对狱霸的铁拳时，正是这宗恩惠，帮我解脱了困境。

抗战胜利以后，他曾到淳溪镇来看望过父亲一次。当他和父亲说话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因为，他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

人?鬼?神

村上许多人，常要去推木香。

西行百来里，是安徽广德，深山老林。林中有些树，是稀有的香材。晒干磨成粉，叫做香屑。沉香屑、檀香屑、楠木屑、什么什么屑都很值钱，本地人统称木香，采伐、加工，装在用蔑条笋壳编的篓子里，却运不出来。于是有左近的农民，用独轮的手推车去推。推出来卖给市镇上的香铺，赚一点儿血汗钱，就是所谓“推木香”。

我很想跟他们去玩玩，父亲不许，说路上有土匪。我问他们见过土匪么，说见过。什么样子？同我们一样，土匪也是人么。杀人吗？杀我们干嘛？木香抢了没用。怎么没用？推出来不是可以卖钱吗？吃得来这个苦，就不当土匪了。确实，这活儿很苦。一篓木香大小如汽油桶，很重。一边一个绑在手推车上，横宽达七市尺，重量全凭中间的轮子支撑。为保持平衡，推车人腹、背、腰、腿、脚、手、臂都得协同使劲，不能稍懈。山路崎岖，况有百里之遥。许多人回来，都闪了腰。在村上，你只要看到谁腰上贴着狗皮膏药，就知道他推木香回来了。

那时候，无论在农村还是市镇，香和柴米油盐一样，都是生活的必需。乡下人进城回来，篮子里少不了有几股香。买香不叫买，叫“请”，请回来就用红纸包好，放在堂前供桌上香炉烛台的旁边。初一十五、赶庙会、上坟、红白喜事……都要烧香。大游山、茅山、麒麟山里的许多大庙不用说了，村边田间无数无人看管的小庙，香的消耗量也都极大。山神、土地、狐仙、蛇王、关帝爷、财神爷、紫微星君、火光菩萨、福禄寿三星……都有庙，有些庙小得只有斛桶那么大，也都被香烟熏得乌黑，牌位上看不出字，不知何方神圣。山脚下有一块石头，涂满鸡血粘满鸡毛，半被香灰埋没，更不知是何方神圣。知与不知，无妨烧香如仪。

一般小庙里，往往只有牌位，没有塑像。只有土地庙里有塑像，一般是土地公和土地婆两个。但在茅山那边，所有的土地庙里都只有土地公没有土地婆。而在麒麟山那边的土地庙里，一律都有三尊塑像，一个土地公两个土地婆。相传两地土地公赌博，一方输了赔不起用土地婆顶了帐。这虽有些荒唐，但毕竟是神们的事情，也神圣不可纠正。人们依例供奉，照样烧香磕头。

香市场旺盛不衰，香铺供不应求。许多小镇都有制香业。有一次跟父亲到沛桥去，曾到一家香铺后面的工场张望，里面高温如同烤箱，尘粉飞扬如同浓雾。浓雾里赤膊光腿的人们，个个与泥塑无异。只有眼睛和牙齿发白，汗水淌出虎斑。那个苦呀，有甚于推木香。

从人们把多少生命力投入制香业，可以看出神鬼世界的分量。鬼神和宗教信仰无关，它产生于人性的需要。父亲不信鬼神，入乡随俗，也十分认真。年年岁暮，都要请鬼神来作客。先是“请祖宗”。同请活人一样，荤素十二道菜，还有酒。来客都是近几十年内先后过世的亲人，在前一天晚上烧香纸预约了的。以往相依为命，现在泉路杳茫。一年将尽，大家在一起吃顿饭，重温一下无常的天伦，也表示一下生者的思念与孝心。客虽无形无声，主亦恭肃谨敬。别来多少事，都在不言中。

请过祖宗不久，春节就来了。大除夕家家都要请神。一张方桌，神坐三面，朝大门的一面空着。上列香炉烛台，下铺绣花桌围，桌围前放一蒲团，供家人磕头。家家请神都是三道菜，整只猪头，整只留着三根尾羽的公鸡，整只带鳞鳍的鲤鱼。都是事先腌制好并晒干了的。蒸熟后贴上红纸剪花上桌，红烛高烧，炉香缭绕，气氛热烈隆重。但是谁都不知道，所请究为何神。母亲说，反正佛菩萨不会来，他是吃素的。那么是谁呢？父亲说谁也不是，神祗太多，座上不过是一个象征。我想了，不管是谁，都得有一副好牙齿。否则，那三道干硬如铁的菜，怎么啃得动？

过了大年就是元宵节，叫小年。还要给神们供灯。大年请的是大神，小年供的是小神。灯杯比酒盅还小，光焰如萤如豆。放在门角落里的是供门神欣赏的，放在锅台上的是供灶公欣赏的，放在便桶旁边的是供紫姑欣赏的……。我也帮着放，粮囤下，水缸边，石臼上，纺车旁，鸡笼高头，猪栏前面……随便放。放在哪里，就表示哪里有神。二姐问我，哪来的鸡神？哪来的猪神？我回答说，牛鬼蛇神都有，怎么鸡鸭猪羊就该没？大姐连说对对对，阿猫阿狗台子板凳都该有。这不是开玩笑，没有神就没有放灯的理由，也就没有黑夜里满屋子星星点点的那份美丽开心。

事实上中国的许多神，都来自《封神榜》、《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家言，流传成了一个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三”。不像鬼，起码有个前世今生的因缘。人们对神，有时候很不敬。比方耍弄起灶公爷来，简直就是把人家当做无知小儿。相比之下，对鬼的态度，就要人情味儿得多了。腊月请祖宗、清明上坟，饭菜都比较新鲜好吃。秋凉时还要到山野里抛撒乌饭，供那些没有后代祭祀的孤魂饿鬼食用。饭染成黑色（乌饭草染的，无毒）是作为标记，告诉那些有人祭奠的鬼魂不得争食，用心亦可谓细致周到。

几年后抗战胜利，我们家回到圩乡的城里，还一直保持着山野里的某些古风老俗。即使在解放后那些恐怖的年代，家中只留下母亲和二姐两个专政对象时，每到岁暮，也都要在深夜里闩上门，偷偷地祭奠一下过世的亲人。每次请祖母和父亲回家吃饭，她们都要哭。共同经历的一切是如此之不可思议，生前无法相助死后也无可告慰，“见”了也唯有哭。

不过这是后话了。

清道士

村上有一种人，叫做“马甲”，是普通的农民，也是人鬼神之间沟通的渠道。他可以出借自己的，让自己的灵魂离开他，让某神灵或某鬼魂进驻其中，用他的嘴说话、用他的手打手势、用他的肢体舞蹈。用完走了，他自己再回来，又成为普通农民。某人想见死去多年的外公，某人要向某个不小心冲撞了的狐仙请罪，某人被某“东西”缠身言语错乱家人要迫它离开……他都可以办到。流传着许多这方面的小故事，大都忘了。要是记得，现在流行心灵学，说不定还有用呢。

“马甲”各村都有，有男的有女的。我们村上的一个是男的，我没见过他作法的样子，只见过他平常的样子，与常人无异。他的儿子何囡囝jiǎn是我的同班同学，戴银项圈，头顶上梳一根向上翘着的短辫子，扎着红头绳，阴阳怪气的，很刁。同学们都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他。他的小名也很怪，叫“富”。不知何故，富的父亲同时也是村上的赤脚医生。村上人没处看病，有事就找他。他有时建议你到蛇神庙里烧个香，许个愿，就好了。有时到你屋里念一通咒，含一口水到处喷一喷，慢慢也会好起来，但不一定。有时不好反坏，村上人就翻山越岭，到后高去请清道士。

后高在这一带小有名气，不是因为有清道士，而是因为村边有两个小丘，据说是春秋战国时代羊角哀和左伯桃的坟。未知确否。清道士叫侯一清，闯过江湖，一剑风尘。现在儿女都大了，回老家受供养，却又闲不住，常常出门远游。瘦高个，黑巾袍，长髯。如果不是有个鹰钩鼻子显出某种世俗的精明，可以说他仙风道骨了。每年端午节前，他都会来，卖雄黄、画符；端午节家家都要挂符、洒雄黄酒，没他还不行。来了他就借我们家的被褥，在学校里开个铺过夜，有时在我们家吃饭，一杯在手，高谈雄辩。他什么都懂：符咒、武术、风水命理、奇门遁甲、气功，还有岐黄之术。会推拿，会针灸，也解药理。他背袋里有些中草药，所过之处，时下针石，有点儿像走方郎中。对于那些眼看治不好的病人，他一面作法驱邪和给药治疗，一面也为他看好坟地的风水，万一不治亡故，葬得好有利后代兴旺发达，也是一种安慰。他常自夸能未卜先知。从这一点来看，倒也未必。

他送给父亲一本线装书《医方集解》，父亲说非常有用。他教会了我画端午节的符。我才知道，原来画符很容易，就是在黄纸上用大笔狂草写“正心修身”四个字，字字相连，连成一体，同时口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边念边画，再用红笔在黑色符两边把这句话写上，盖一个“太和元气”的章，就行了。我没章，只好画一个章，他说也行。我问他用这个符给人治病行吗，他说不行，远水救不得近火。看病有看病的符咒，不同的病有不同的符咒，要学得专门学，学着玩玩不行。

他教会了父亲打太极拳。他也教我，我嫌动作太慢，没学。后来他教了我一些棍术，还从家里带来一根齐眉棍送给我。江湖上把作为武器用的棍棒称为齐眉棍。因为它的长度，要求竖起来与使用者的眉毛同高。这种棍以白蜡树料的为最好，所以齐眉棍又叫白蜡棍。白蜡树生长极慢，极难得。一般都以青桐木代替。青桐木虽坚牢却缺乏弹性，震手。他送我的这一根，是真正的白蜡棍，旋丝，多节，沉重，掷地有金石声。斧头砍上去，只有一道浅印。他说这是他在郎溪找到的，横架起来可以吊三百斤米，弯得像把弓，米放下来，又弹直了。我得之，欣喜欲狂。可惜太长，舞动不便，便找村后头四宝木匠，给锯得和我的眉毛一样高。他锯了很久才锯断，说这家伙牢得不得了。但是从此以后，棍子越练越短。后来发现原来是我自己长高了。为此，我痛心了很久。

兰姐的标本簿

我的大姐高淑兰，是我们姐弟四个中最白的一个，也是最文雅、最灵秀、最爱幻想和最容易动感情的一个。有些诗词，她反复地念，有些歌，她唱着唱着就哭起来了。但是只要有可笑的事，比如我冲着她扮个鬼脸，她马上就会笑。父亲说，她的小楷，比我和二姐的都好，主要是有股子清气。她的缺点是怕苦怕累，重活脏活都干不漂亮，二姐不得不常常替她扫尾。她的胆子很小，不敢抓蚂蚱，不敢碰蚕宝宝，在外面看到蚕宝宝那样的胖虫，总要尖叫。她比我大九岁，每次穿过黑暗，总要拉八岁的我作伴。还有就是任性。有一次，赵士泓给她看他手抄的清诗，其中有一首郑板桥的诗：“说与里中新妇知，高堂姑舅鬓如丝，嗔时莫使娇痴性，不比在家作女儿。”她不喜欢，竟哗的一下把这一页撕掉了。赵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后来成了我的大姐夫，他们怎么好起来的，我不知道。

大姐一天到晚精神抖擞，什么都要过问，对什么都有浓厚的兴趣。晚上辨识星星，秋天看巧云，放风筝、放灯，都贼认真。特别是见了奇形异状的草叶、树叶、花，都要大惊小怪，都要采下来，夹在一个又厚又大的本本里并写上发现的地点和时间。根据常识课里的植物讲义，她把不同的叶子和花分为七大类：十字花科；毛茛科；石竹科；蔷薇科；豆科；芸香科；大蕺科。并取其第一字的近似音拼成一个句子，“石猫石象头云大”，她说这样好记住。她说，这不是弄着玩的，将来我要写一本《江南植物志》。

不过她这个本子里也不全是植物标本，还有许多剪纸图案。木刻印刷的门神灶君、京剧脸谱之类，五颜六色、花里胡哨掺杂其中，图样的下面也写着搜集的年月日地点，和一些简单的说明。如：“坐帐花，中间是青蛙。”“五毒背心，中间是鸡公，吃五毒。”“月中桂，兔儿爷，捣药保平安。”“天官门神，黑脸尉迟恭，白脸秦叔宝。”……她最喜欢的是几张不同的《春牛图》，因为她是属牛的。她的这些图样，我后来在其他地方再没见过。

她很想拥有两个本子，但是没有可能。战争时期，又在山野荒村，纸张奇缺。她这个本子，是用整张草纸订的。草纸本是手纸，棋盘般大，土黄色，粗糙吸水，厚而易烂。小学生练书法费笔，我学画觉得很好，但是用来订书，那就很糟糕了。她是用苎麻皮加桃胶一张张粘起来的，书脊比书厚一倍。但是夹上标本以后，反而平了，光是撕麻皮这道工序，她就花了一天的时间，为了让她订这个本子，很久我们都没有用纸。

这个本子，她不许我自己动手翻看，我要看时，她就一页一页替我翻，翻是很慢、很小心，怕破，有时我不耐烦她太慢了，坚持要自己翻，她就会叫一声：妈！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就立即消失，免得麻烦。过后她会来找我，说：看不看？看我就替你翻。

后来她同赵士泓结婚，到山那边保城圩的赵士泓家去了。去时把这个本子，用布小心包好，带上了赵家抬来的花轿。赵家是老式大家庭，“高堂姑舅鬓如丝”的那种。大姐一过去就后悔了。不，她一上轿子就后悔了。坐轿子不舒服，她坚持要下来走。她平时爱爬山，这次要经过半山，她更愿意步行，一定不肯再坐。大家都坚持不许，赵士泓也过来力劝，说是“不作兴”，“没听说过”。大姐哭着撞打轿子，没用。不管轿子摇得多凶，还是吹吹打打抬过去了。那边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人出人进，乱得我头发晕。堂前十几桌人吃饭，劝酒劝菜，猜拳行令的声音，震耳欲聋。我坐在二姐的旁边，问大姐在哪里？二姐说在“新娘子房”里。

我挤出中堂，去找大姐，乱哄哄老是摸错门。好不容易才找到“新娘子房”，房屋却没有大姐。一群男孩挤在门边探头探脑朝房里望，房里有四、五个女孩，围坐在新油过的地板上玩羊胫骨。家具都是新的，桌上有许多镜子和玻璃器皿，闪闪发光。一股桐油昧，浓得就像在船舱里。雕花大床旁边，坐着一个旦角戏子，戴着亮晶晶、颤巍巍，枝形吊灯一般结构复杂的珍珠帽，穿着大红绣花，满是亮晶晶饰物的锦缎长袍，坎肩上璎珞飘飘，背朝门低头坐着。我非常失望非常着急，不知再到哪里去找大姐，不觉自言自语地叫了一声“大姐”。

那戏子回过头来。我从摇摇晃晃叮当作响的饰物深处，发现了大姐的脸。脸上满是泪水，眼睛鼻子通红，显然一直在哭。我走过去，叫了一声“大姐”！大姐搂住我，哭出声音来了，说，“我要回家！”

这时，那几个女孩子都站了起来，瞪着惊奇的眼睛定定地盯着我们看；门外的男孩们更是来劲，看得张开了嘴。其中的一个回过头去，大声喊道，“快来看呀！”就像在动物园里围观的人们看到睡着的珍稀动物站起来走动时一样。我不好意思了，觉得不适当地扮演了可笑的角色，赶紧挣脱，扭头就跑出去了。在此后的一生中，我常常想起那个时刻，感到那时没有多陪大姐一会儿和她说说话，反而丢下她跑掉，是不可宽恕的。

回家以后，二姐常常带着我，还有阿狮，翻过大游山，到保城圩看望大姐。每次见了，大姐都要哭，都要说“我要回家”。阿狮也总是要围着她直转直摇尾巴，一次又一次直立起来扑到她身上。

父亲的学校里缺老师，父亲要她回来教书，给赵家说，可以有薪水。但是赵家不放，说家里缺人，忙不过来。祖母去世时，大姐回家奔丧，就住下来不肯走了，直到快要生孩子时才回去。回去生了个男孩，他爷爷赵仲翔给取了个名字，叫学贤。

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回到淳溪镇老家，大姐只好留在保城圩了。来往的路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少了。每年春节，她和姐夫都要带着学贤来拜年，住那么几天。学贤叫我“娘舅”，叫二姐和妹妹“姨娘”，中规中矩，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还带着书来，白天很少玩，呱啦呱啦念书，晚上给姐夫背书。姐夫拿着书，学贤背朝他，背着双手，叉开脚，一面高声背诵，一面两脚轮流起落，全身有节奏地左右摇晃。父亲说，这是过去私塾里的一套，非改不可。姐夫说没办法，回去爷爷要考。

四九年后搞土改，赵仲翔被定为地主，经过几次斗争，和老太婆先后去世。土地房屋被全部没收，家产荡然。抄家时，大姐一再要求把那个草纸标本簿留给她，未获准，被拿走了。她不听姐夫劝阻，一再找农会和工作组的人去要，后来竟然感动了一个什么人，还给她了。已经一塌糊涂，干枯的叶子破碎散落，拼都拼不起来了。她重新用布包好，放在了衣箱里面。分到一点地，两间草屋。草屋是一门三间，他们住两间，另一间留给了已分到地主瓦屋的原住户，以便饲养他分到的牛和羊。大姐是属牛的，姐夫和学贤都属羊。与牛羊同住，不知是巧合还是缘分。

他们在这屋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一九年我到了南京，和小雨一同去看望他们时，已经认不出他们了。很难相信这两个佝偻麻木、反应迟钝、目光浑浊的老人，就是当年活力四射、兴趣广泛的兰姐和英俊强健、生龙活虎的士泓。学贤已是中年汉子，还没找到老婆，读的书早已忘光，完全成了文盲。说到他时，两个老人都异口同声叫苦，说他食量太大，把家都吃空了。空是真的，家中除了两张竹床、锅灶水缸和一些农具板凳以外，什么都没有。我看了直感到惊恐，无法想象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补丁重叠的蚊帐都是同一种陈旧的黑褐色，只有阁楼上的一堆稻草是新的，闪着黄澄澄的光，异常触目。那是烧饭用的燃料。隔壁畜栏里并无牲畜，但那浓重的畜粪尿的气息，和腐草烂菜气息，都日夜盘据在这小小的乌黑的空间。

他们说，三十多年了，早已习惯了。

我问到那个标本簿，大姐说，文化大革命那年，被抄家抄去烧了。说里面有许多封建迷信的东西，要他们交代放着想做什么，斗争了好几次。我问学贤为什么不学一门手艺，他们说学不会了，念书念呆了。

后来我失去自由，旋又逃往海外，再也没见过他们。一九九五年初，在纽约上州一个湖边森林中的小木屋里，收到二姐从国内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大姐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给大姐夫寄了点儿钱去，他回信说，他已经四十多年没写过一个字，现在给我写信，连笔都不会拿了。

阿来与阿狮

我刚满十岁的时候，一九四五年深秋，有一位父亲从前的学生李树棠先生，从城里专程寻来，告知日本投降的大好消息。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带着姐姐和我，到祖母坟上祭扫。说嬷嬷没等到这一天，知道了也会高兴的。说现在要准备上路，回远方的家乡去了。在山里长大，我觉得山里就是家乡。知道要走了，有点儿惋惜。但是我也相信，那边必会更好，要不，干嘛急着搬家。

回来吃过饭，父亲就和李树棠一同走了，说先回去看看。从此他常在两地之间来回。学校的事，交给了高志良。家里的生活变得忙乱起来，大包小包的，准备搬家。我无须忙，但还得照常上学。放学回家，还得照常放羊。还是阿来，那只高大的香灰色公山羊。

三年前，大姐出嫁那时，家里人来人往很热闹。有人说要宰羊，我偶然听到，大吃一惊，连忙牵了阿来躲进树林。大人们找到我时，我坚决不肯回家。直到他们答应不宰羊才罢。所以我们家一直有阿来。后来我们不关它了，把项圈也去掉了，它就在屋里屋外自由地走动。当我们坐下时，还常常要过来舐我们的手，吃我们放在小桌子上的花生米和炒黄豆。

它好像知道有狼，从不离家稍远。我每天放学回来，陪它到山坡上吃一阵新鲜草，已经成了习惯。

现在我们要走了，带不走它，那边也没处放养，在上路以前，给它拴上绳子，牵给了村前头的一个孤老婆婆作伴。老婆婆用豆饼喂它，它不吃，要跟我们走。我几次回头，它都一直望着我们，一动不动，绳子拉得很直很直。

我们很难过，决心不管怎么样，都要把阿狮带走。阿狮是山乡的土种狗，没受过训练，但极忠诚勇猛，六、七年来已经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逢年过节，大人按照风俗习惯给我们分发节日的食物，像除夕的元宝肉，端午的棕子，中秋的月饼之类，都必有它的一份。

走的那天，村上人用独轮车帮我们把东西推到沛桥镇，在那里上船。岁已云暮，寒风凌厉，浪涛拍岸，船摇晃得厉害。阿狮怎么地也不敢上船。我们强行把它拖上跳板，它抵死不走，一放手就跳回岸上。折腾很久，最后父亲把它抱上船按住，船家拆了跳板，它才安定下来。湖上浪很大，我们都晕了船。它也躺着不动，不吃不喝，想必也晕了船。

进城后，我插班上学，同城里的孩子们不合群，打架、旷课、留级，坏名四播，独往独来。只有阿狮，一直是我真诚的好朋友。小学六年级时，我写了篇作文《我家的狗》，老师看了直摇头。但我自己喜欢，投寄到《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居然花边刊出。稿酬是一本连环画册，《木偶奇遇记》，极有趣。

一九四九年，百万雄师过大江，沿河一带人家，家家住满了解放军。阿狮天天吠叫不息，终于被一个兵刺死了。那天我放学回家，没有阿狮扑上来，感到怪怪的。一听说就大哭大闹，扭住那个兵不放，用脚踢，用头撞，还咬破了他的手。他不还手，努力挣扎。别的兵捉住我，放走了他。我动弹不得：感到自己在索索地抖。父亲、母亲、二姐三个合力把我拉进房间，堵住门不让出去，我还是抖个不停，牙齿格格直响。

晚上，进来四个兵。一个是住在我们家的，他介绍那三个人：钱参谋钱志龙、二连长邹鸣章、三连长刘仁田。他们说他们是来赔礼道歉的，已经批评教育了那个兵（说了个名字，我没听清）。说一个人不好不等于大家不好，大家是好的，队伍是好的。二连长来拉我的手，我的手藏到背后。他又问我爱不爱打枪，说可以教我打枪，我不答。二姐代答说我爱画画，特别爱画大画。他们说他们正好要画宣传画，纸、笔、颜色都有，画多大都可以。说要请我到连部去画，问我可愿意，我不答。钱参谋说，不反对就是同意了，星期天再来请。我相信他们是一头儿的，决心不去。

但我很想画大画。星期天，跟着通讯员去了。按照他们的要求，把一幅报上的木刻版画，放大到两公尺高。画是黑白的，一个兵背着枪迎面走来，下面用红色写着“将革命进行到底”几个大字。贴在街心里，都说画很好。我不快乐，心里怪怪的：不知道这是不是，背叛了最好的朋友。

淳溪河上的星星

从山乡到圩乡，从自治区到沦陷区，不过一湖一山之隔，景观大不相同。

战后的淳溪镇，到处是瓦砾堆。特别是日军登陆的城南沿河一带，更是废墟连着废墟。较完整的房屋，集中在昔日的老街、从东到西的一条狭长区域。街上依然热闹，新开了几家专卖轻工业产品的商店，那时叫广货店，玻璃柜台特别触目。日本人在城东头筑了一个汽车站，一个油库，一条通南京的汽车路，是以前没有的。

老街上也有不少被炸毁的房屋，裸露着大片空墙，墙上涂满“仁丹”广告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标语。墙下的瓦砾堆上，排列着农民和渔民挑到城里来卖的各色蔬菜，和鱼虾野鸭、茭鸡水鸽、菱角藕茨菰荸荠之类，都很新鲜。大斗小秤讨价还价，市声鼎沸。没有人注意到标语的存在，更没有人想到，应该把它们涂掉。标语作为人文景观，也成了一种自然景观，在人们无心的漠视里被更深地埋葬。

城南的废墟，七高八低，长满灌木杂草，开着各色野花。原本是水中的芦苇，也摇曳在当年的人家，覆盖得看不到一片砖瓦。无数苔侵藓浸爬满藤蔓的断墙残垣，嵌装在烧焦熏黑粗细不等的梁柱之间，有的带门有的带窗，有的还带着当年悬挂相片框子或者粘贴年画的痕迹。白天蜂蝶纷飞，夜晚鼬狸出没，虫声连成一片。进去捉蟋蟀的孩子们，或者重建家园的人们挖开瓦砾，有时可以发现一个黑色的带着绿色铜铃的银环，那是婴儿的项圈。或者一个绿锈斑驳如同头盔的铜罐，盖头上有镂空的花纹，那是老人的脚炉。骷髅朽骨，亦时或一见。

逃离的人们络绎归来。有时早晨上学去的路上，看到有几个大人小孩在扒拉瓦砾的地方，晚上放学回来时，已经立起了一个小小的窝棚。有些窝棚逐渐地变成了房屋。月夜里望出去阴森可怖的废墟地带，逐渐地有了愈来愈多的灯光。有些窝棚里不管多么拥挤杂乱，还供奉着死者的牌位，牌位前一灯长明，象征着生者恒久的悲伤。但悲伤就是悲伤，并不孕育出思想。像俞同榜那种敢于在沦陷区击杀日军的平民英雄，回来了没人敬也没人谢，人们各忙各的，对他都冷冷淡淡。

我们在城南河边的家，毁于日军的炮火。最可惜一楼藏书，兵后灰烬无存。只有院子里堆放杂物的两间老屋没有完全倒塌，墙虽洞豁，梁柱还支撑着屋顶。父亲用从废墟里清理出来的砖石垒起四堵墙，里面用芦扉隔出四个房间，成了我们临时的家，倒也温暖舒适。我和妹妹在城区中心小学上学，二姐在那里教书。父亲清理废墟，工程如山。前后屋基上的瓦砾清除以后，母亲都撒上了油菜籽，花开时一片金黄。母亲还养了一大群鸭子，每天放到河上。

战前，父亲有一个“私立淳南农业仓库”，一个“私立淳南实验小学”。用前者赚得的钱养后者，试行他的教学法，发表了一些实验报告，想走出一条路来，因战争爆发而中断。战后归来，二者皆已荡然无存。实验小学所在的药师庙，主体建筑是木结构，飞檐斗栱、雕梁画栋，一炬成灰。唯余半段长廊，供老僧截廊而居。父亲失业在家，常到他那里喝茶。那时父亲写了一些诗，记得其中的一首是：“紫藤铺绿上纱棂，暑夏风廊昼曲肱，往事追寻陈迹杳，无言默对旧时僧。”

淳溪河联接固城、丹阳两湖，河面宽缓，水中荇藻丰茂，鱼虾成群。沿河一带的人家，家家都养了大群的鸭子，为防黄鼠狼偷袭，关鸭的篱笆一直插到水中。我们家也是。鸭们无须喂养，每天放到河上，一直要吃到糊口，吃得不知道回家。于是一到黄昏，各家的主妇都要到河边唤鸭。用双手在嘴边围成一圈，朝着暮蔼沉沉的河面上湖口的方向，发出“伊豆伊豆伊豆豆豆豆豆……”的声音，有的柔和有的急切，远远近近重叠呼应。须臾河面上出现了庞大的鸭群，嘎嘎地叫着，愈近愈吵闹。次第分成小股，各回各的家去了。

每天我放学回来，晚饭以后，爱跟母亲一起，到河上唤鸭。那时的河，特别好看。水面铺着斜阳，橘汁般一片金红。渐渐地金红变成了瑰红，又变成了紫罗兰色。鸭子刚一归笼，鱼儿就开始跳跃，泼拉拉直窜，显得特别欢欣。激起的波纹上闪抖着灰蓝的天光。这时，母亲会拉着我的手，指给我看天上那些最初的星星，告诉我它们的名字，给我讲它们的故事。

我至今认得那些星星，记得它们的故事，它们也出现在北美的天空。看到它们，我就想起母亲。

留级

淳溪镇北门外，平缓的山坡上，有一古建筑群，叫“书院”，山亦因名“学山”。清光绪年间有“就学山书院改设高淳镇学堂”的记载，从那时起一直是学堂。日军入侵，炸毁烧毁不少。其残余部分，就是战后的高淳中学和城区小学所在地，也就是我逃难归来上学的地方。

我在城区小学插班五年级。班上的同学，都是城里人，大小店铺老板们的儿女，都会说几句日语，有的还会唱日本歌，倪奴阿奴倪尕古，阿到古之尕沙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同学，给我看一支灰杆子的铅笔，上面有一排符号，我不识。他说，这是哎海赖次刀铅笔，你懂吗？

初到校的那天，他们对我的欢迎非常之热烈。一位同学抓住我的帽子抛向天空，大家争着去接。一抛一抛掉到地上，大家就争当足球去踢，直到上课铃响。我拾起帽子，已经一塌糊涂，顶上的绒球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那是母亲专为我入学编的毛线帽，我还是第一次戴毛线帽。

在班上，我年龄最小，又是乡下来的，土头土脑。加之一个耳朵有点聋，反应迟钝，所以大家喜欢拿我开开心。比方说在背上贴个纸条，用粉笔画个王八，或者刚要坐下时抽掉凳子之类。他们在一起时，高谈阔论，眉飞色舞，我很想参加进去，但插不上嘴。即使是暑假到河里游泳，也是他们成群结队在河湾里扑腾，我一个人在木排外边水深流急的地方扑腾。我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怕大家把我拖腿按头呛着玩儿。我被呛过一次，难受极了。

那时学校里，下午第一节课后，老师都要带学生去参加“重建校园”的劳动。把从瓦砾堆里挑选出来的比较完整的砖头，搬到一个指定的地点，整整齐齐码好。曾经发生过几起遗留的炸弹炸死人的事，所以我们搬砖头，来去都排着单行队，一个跟一个，走指定的路。去时空手走一条路，回来时每人搬几块砖头走另一条路。路是羊肠小道，穿过丛莽瓦砾堆，弯弯曲曲七上八下。有一次空手走时，我发现没有老师带队，觉得我们这么规规矩矩走，太冤枉了，便举起双手，又提起一只脚，用一只脚跳着前进。虽然非常别扭非常吃力，但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眼下的自由。不料班主任徐夺标老师就走在我的后面，一声断喝，我差点儿跌倒。劳动完了集合时，徐老师把我叫到队伍前面教训了一顿，然后对大家说，坏孩子调皮捣蛋，你们不要学，使我在同学们面前，又矮了一截。

二姐是我校的老师，对我同样严厉。那天降旗仪式以后，我所盼望的放学时刻到来时，训育主任刘伯卿老师宣布迟半小时放学，打扫校园。他说家里有事的，可以请假。我早就想着放学后带阿狮到湖边去玩儿，便走上前去，说：我家里有事，我请假。刘老师还没答话，二姐就走过来了，说，家里有什么事？我不开口。刘老师又问，家里有什么事？我还是不开口。姐说，越来越不老实了，哪里学来的？刘老师说，今天不打你，扫地去。归队是，同学们都嘻嘻地笑。此后好几天，他们见了我，都要问一句：家里有事吗？

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朱开泰，是一家大文具店老板的儿子，全校踢毽子踢得最棒的一个，能连续打三十几个后跳，引来许多同学围观。那天他打跳时，橡皮从口袋里跳出来，滚到我的脚前。他来拾时，我不知为什么想也没想就一脚把橡皮踢了开去。他指着我的鼻子，说，盖个铁聋子。我想也没想就同他打起架来。这一架打了很久。班主任徐老师听到报告急忙赶来时，他正伏在地上，我正骑在他背上。我没发现徐老师到来，继续用巴掌揍他的后脖子，被徐老师看见了。

那时学校里，到校后和放学前，都要举行升、降旗仪式：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由江永芬校长带领，念“总理遗嘱”。他念一句，大家齐声跟着念一句，念毕徐徐升旗，或降旗，同时唱“国歌”。歌唱完，旗就升到顶或降到底了。所谓“国歌”，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我喜欢“贯彻始终”四个字，因为唱到这里，就要解散了。那天降旗仪式以后，唱到这里没有解散，训育主任刘伯卿老师训话。我没听，不知说了什么：说着他把我和朱开泰叫到司令台上，问哪个先动手，叫朱开泰归队，叫我站好，低下头，按着我的头连续猛揍我的后脖子。说，后脖子挨揍，味道怎么样？我很痛，但没哭，斜着眼睛瞟了一下台下，瞟见许多女同学用手帕捂着嘴窃笑，还瞟见二姐高老师铁青着脸朝我怒目而视。

第二天到校，发现班上同学们看我的眼光中，除了幸灾乐祸之外，还有一点儿怕兮兮的神色。没有人再当面嘲笑和捉弄我，也没有人再叫我铁聋子了。想不到在山乡翻山爬树胡打海摔练出来的那点儿体力和灵敏度，居然给我带来了做人的尊严。哈！从此我“动物凶猛”起来。毕业后升入初中，基本上还是原班人马。学校换了，老师换了，同学依旧。中学里不兴体罚，打架数次只记小过一次，我就更野了。

渐渐地有人来牵线，介绍我同其他班级某个打架有名的同学“比试比试”。这种比试是县中的地下传统，早有先例。都是相约在放学后，回家前，在北门与学山之间的陈家山坟地进行。对方都是大孩子，我是吃亏的时候居多，但不肯认输，死缠烂打，经常衣衫不整皮肤青紫甚至头破血流回到家里没法交代。有一次我这样回到家中，全家正围着桌子吃饭，没有等我也没人理我。我砰的一声把书包一丢，拿起碗就盛饭吃。父亲对妹妹说，让开点儿，英雄好汉来了。我不言语，大口就吃。父亲说，多多地吃，吃大了背上刺一条青龙，好到上海滩上夜总会里去看大门。我不言语，但心里吃了一惊。

越想越觉得没趣，但我绝不认错。那时候，越是大人不许做的事，越是要做。不是想做，总要反在里头才痛快。后来我已经不爱打架，很少打架了，也还是常常要在回家以前，故意把泥巴涂在脸上做成刚刚恶斗一场的样子，使他们气得骂人伤心得叹气急得团团转。

那年我被记小过多次，品行成绩丁等。按规定不得升级，成了全校惟一的留级生。老师警告我，再得一次丁等，就要被开除学籍了。

时来运转

那时候，从没想到过前途之类的问题。不爱上学，只拣有趣的事情做。偏僻小城，生活单调，孩子们乐事很少。放学后三三五五，接龙、跑角、踢毽子、斗蟋蟀……我来自山野，和城里的孩子不合群。打架、留级，更被同学们疏远。一个人无所可玩儿，就看书。

高淳县中有个老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战火中得以幸存。管图书的叫周典纲，是个工读生，乡下来的，同我很好。许我不按规定，径自入库找书，并可比别人多借几本。我从小爱书，战时在山乡，难得有书，连黄历都觉得有趣，翻来翻去。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书，兴奋得挖耳挠腮。从此一摞一摞借了看，越来越不爱做功课。尤其留级以后，功课都是重复，我厌烦死了。常在上课时偷着看书，因此常被老师突然叫名，站起来，被问一句：我刚才讲的什么？

我希望我能像隐身人一样，无形无影。但是身体扎实，很重，一头乱发，钮扣不全，无可逃遁。渐渐地，怕上某些老师的课了，一怕就越怕，越怕胆子越大，开始逃学。

当时的校园，极为荒芜，到处长着草。操场后面有个小丘，小丘那边荆棘灌木丛生，是一大片茂密的榛莽，传说里面有日本鬼子留下的地雷和炸弹，没人敢进去。我用棍棒打出一条小路，通到榛莽的深处，用茅草做了一个鸟窝那样的东西，躺在里面看书、想心事。头顶上枝叶交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但不挡阳光空气。

四周是浓重的草木的气息，腐草的霉味夹杂着野花的清香。在蜜蜂的嗡嗡，和山丫雀不息的聒噪声中，可以听到远方上下课的钟声，和裁判在球场上吹哨子的声音。时不时，有同学三三两两，在小丘上奔跑追逐。有时还停下来指指点点，朝我这边眺望。他们看不见我，但我看得见他们。这一点最使我开心。

躺在鸟窝里看书，是大快乐。沿着一行一行的文字，我从铁铸的现实中逃遁而去。大考小考班主任成绩单全没了，有的是海阔天空万水千山：宇宙洪荒远古的传说奇幻突兀，神仙精灵奇士佳人雄丽高寒。不同的书是不同的世界，五光十色。也不是毫无选择，比方说，喜欢《安徒生童话》，不喜欢《格林童话》。喜欢《水浒传》里的大碗酒大块肉，不喜欢《红楼梦》里那种小碗莲子粥还吃不下，只吃半碗的娇娇气。喜欢泰戈尔的散文诗，不喜欢他的小说。不喜欢就不看，翻翻就还掉去。

快乐自由，不是全天候的，因为要下雨。雨后的鸟窝，好几天都干不透。曾经用芭蕉叶子，和从学校里偷来的木板在上面搭了个遮棚，既暗且闷，又把它拆了。雨天来了没处躲没处藏，只好硬着头皮回教室去。好在班主任江永义老师比较温和，不骂人。只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句“朽木不可雕也”，指着我说，你就是。后来我来去自如，没人管了。同学们已经看惯，也不再大惊小怪。这年我考试不及格，又留了一级。高淳城里，难得有留级生，一连留两次级的，我是唯一的一个。我因此在镇上出了名。父亲说，他经过某小巷，听见人家在屋里骂孩子：“你再不学好，就要变成高尔泰了。”

一九四八年，学校里先后来了好几位新老师，都是外地人，用标准国语讲课。高淳人不大听得懂他们的话，管他们的话叫“蛮讲话”。他们也不大听得懂高淳话，作派和本地老师不同：外衣像披风那样搭在身上，走路大步流星，和学生一起扫院子出墙报打篮球不分尊卑。你可以问他们任何问题，都会正面回答，回答不了也不会说你刁钻古怪胡思乱想。

外地来的老师高介子教我们的地理课。有一次，他描述无数星球在真空里运行的宇宙，使我想到下鹅毛大雪时的天空。他说宇宙真空不同于烧杯里的真空，那里面既没有引力强度也没有电磁强度，什么也没有。他说那里面星球和星球之间的距离，是用“光年”来计算的。我举手，提了个问题：什么也没有，怎么量距离？他说“光年”是用时间来计算的。我问什么也没有，哪来的时间。他说所以空无也是相对的，没有运动着的物质，也就没有时间和空间。

我完全糊涂了：不知道物质和时空这二者何以同一。在我的想象中，物质是有限的，时空是无限的。我也弄不清有限和无限之间有什么界线。数学课本上有个概念叫“无穷大”，又有个概念叫“无穷小”，我老觉得这两个概念没有区别。一次数学老师高淳人邢寿松上课，我问，都无穷了，还能分什么大小？他说正经教给你的功课你不好好学，偏要反在里头调皮捣蛋，还是个不老实么。

问别的老师，也都说我胡搅蛮缠。我也问过我的父亲。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你想要知道，只有长大了自己去研究。要么研究数学，要么研究哲学，要么研究物理学。但是做研究，你得有学问才行。你现在连个年级都跟不上，当留级生，初中都不得毕业，还有希望做研究吗？依我看，这些问题你先放一放，先做个好学生再说。我怕听好学生这三个字，不管是谁，说这三个字，就是批评我。

这次高老师也说，有些问题，只能存疑。但是他说我的问题问得好，对大家说，这位同学肯动脑筋，大家要向他学习。哈哈！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啦！有同学说，高老师新来乍到，不知道我是留级生，不知道我的名字。要是知道了，总不会这么说。我想，肯定是这样。

想不到，还有第二次。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新上任的教导主任、外地来的老师李东鲁做报告，提倡多读课外书，反对“分数主义”。说只知道啃课本的学生不是好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分数再好没用。这话我爱听，心里想，这家伙，跟我是一头儿的。没想到，接下去他提到我的名字，表扬起我来了。他看了图书馆的借书登记簿，把我作为榜样提出来，号召大家学习。说我一个学期看了多少多少课外书，乖乖，还有数字。我努力克制自己，别让嘴巴嘻开来，嘻开来就会咧到耳朵跟前，那多不雅。

学校里举行了一系列全校比赛。集体的比赛有歌咏比赛、拔河比赛、篮球比赛和墙报比赛。个人的比赛有讲演比赛、数学比赛、作文比赛和美术比赛。我得了后两项比赛的第一名。颁奖仪式很隆重，开了全校大会，周校长亲自主持，发给我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还有一打铅笔、一个速写本。拿回家，第一个见到的是母亲。她说，你时来运转了吗？

时来运转，坏学生变成了好学生，但我还是我。学校里出现了不少学生团体：读书会、戏剧社、诗与画社……等等。出墙报，演文明戏……都是新事物。我参加了读书会，但不喜欢那些《铁流》、《高干大》一类的书。更不喜欢那种一个人念，大家听，然后轮流发言交流心得的阅读方法。不听劝阻，坚持退出了。转到诗与画社，同大家一起读艾青、田间、《木刻手册》，还是不喜欢，又不听劝阻，坚决退出了。劝阻我的，都是那些喜欢我的老师，因为我不听话，又都不喜欢我了。

后来我才知道，城小校长江永芬老师、县中校长周振东老师，和这几位新来的外地老师，都是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江校长被打成反革命，死于监狱。周校长被打成反革命，坐了十一年牢，出来后一直在家养病。高介子老师被打成右派，劳改二十一年，平反后当了江苏作家协会主席，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一九年离休。李东鲁老师在当时是他们的领导人，也是高淳一带地下党的负责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晋升，直至在高淳离休，还保持着他的山东口音。

跨越地平线

小时候，我常坐在山坡上，望着天地交界处那一发似有似无的蓝色发呆。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越过那蓝色的边界，踏上未知与未来的起点。我想象那跨越将不是跨越，而是飞翔。直到有一天，不知不觉越过了它。

那年我十四岁，要到苏州美专上学。先坐轮船后坐火车，路上要走三天。初出远门，家里的一切，都是为我上路做准备。父亲筹钱，母亲打点行装：裁衣服、做鞋子、缝被子、熏鱼、晒虾、腌菜、泡蒜、炒米花，做芝麻糖、花生糖和各种蜜饯……边做边给我说各种事情：天冷了要自己知道多穿衣服，热了要知道脱；下雨天出门，要穿胶鞋，别穿布鞋，布鞋子泡了水，几天都晒不干，你就没鞋穿；睡觉要直着睡，别横着睡，把别人踢醒了，要骂你；别忘了剃头洗澡，衣服脏了就要换，换下来的衣服要马上洗，洗衣服要先抹上肥皂，泡一会儿再搓，要挨着搓，别东搓一把西搓一把……我常常听着听着就走了神，不知道还说了些什么。

准备的东西，多得没法拿。母亲一股劲儿往包包里塞，塞得我背不动了，又往外拿，拿掉一些，惦惦分量，又拿掉一些。让我一次一次试背。总觉得东西太少包包太重。

后来父亲对她说，行了，让他吃点苦锻炼锻炼也好。又对我说，只怪我们穷，有钱我送你去了。

上轮船的那天，父亲交给我一份备忘录，里面写着我在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出了轮船码头找不到去火车站的路怎么办，下了火车如果是半夜里怎么办……这样的十几条，都是讲过了的，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在码头上，他们拜托一个同船去当涂的熟人陈师傅照顾我，叫我要服他管。母亲给他说，这孩子海得很，别让他在船梆子上乱跑。又给我说，船上风大得很，别到舱外面去，窗子里一样看景。又对陈师傅说，这孩子爱看景，你就带他坐在窗边吧。

汽笛响了，跳板撤了，母亲隔着水喊：多写点信来，一到那边就写个信来。我也想大喊一声知道了，但好像泪水已涌上了眼睛，一喊就会掉下来似的，只能点点头。船员来赶乘客进舱，下到里面，从舷窗再伸出头来望时，码头已隔得很远，但还可以看到，父亲和母亲在向我挥手。不知不觉，泪水又涌上了眼睛。船在马达声中抖动，河岸缓缓后退。不久，平时到过的最远的地方都过去了。风物依旧，新世界不新，好像旧世界的延伸，只是没有了家。

黄昏时分，船在石臼湖上航行。千里水天一色，上下是新月。回首来路，落日殷红。我靠着舷窗，想家想得厉害，计算起还有几个月放寒假来了。在家里想出去，想不到一出门就想回家。更想不到，彼此飘泊天涯，欲归无计，万里西风瀚海沙。

苏州行

我们家有个亲戚叫田清泉，在上海画年画和月份牌，很赚钱。见我能画，要带我到上海他的画室里当学徒。我想去，父亲不许，只得作罢。父亲爱画画，也爱教我画画。但他反对我专门学画，说艺术是玩儿的东西，靠它吃饭就没意思了。他要我在家乡读完高中，再出去上大学，将来教书，做学问，着书立说。但我不争气，逃学、打架、一再留级，他无可奈何，终于勉强同意，让我外出学画。但不是到上海，而是到丹阳。丹阳有个正则艺专，是大画家吕凤子先生办的，颇有名气，答应破格收我（我中学没毕业，故录取须破格）。

那时我二姐在苏州东吴大学进修，带了一些我的画去，给苏州美专校长颜文梁先生看了，颜说我“是个料”，也答应破格收我。二姐连续来信，力主我去苏州。她说吕是国画家，颜是西洋画家。现在革命时代，什么山水花鸟菩萨罗汉统统都过时了，学中国画没前途，只有学西洋画才有前途。又说苏州是历史名城，苏州美专所在地沧浪亭是园林名胜，风景如画，对学画更有好处。父亲说，她说得有理，事情就这么定了。

一路上的风景，并没有多少新鲜之处。河岸，公路和田野，房屋和街道，人群……甚至我从没见过的铁路、火车和高层建筑，都好处平凡无奇似曾相识。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苏州，特别是不喜欢苏州园林。置身在名满天下的苏州园林之中，我浑身都不自在。百折的回廊九曲的桥，在上面走连步子都迈不开，何况它并不通向哪里，转来转去又回到原处。钻假山洞更是如此。人工堆砌的假山就像玩具，漏明窗、月亮门、水榭花坞无一不假。在里面转来转去连自己也像是有几分假了。

二姐说，我这是土包子没文化的话，叫我别再说了，说了教人瞧不起。还说山里的石头只是石头，经人加工就成了文化。人类就是这样在不断加工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创造了文化的。听了我才知道，原来文化这东西，也不过是一大堆的虚假。从此我不再喜欢文化。

同学们大多来自苏沪杭一带，清秀单薄，文雅温和，语音软圆，爱听评弹看越剧，我同他们格格不入。我也不喜欢我们那个设立在地下室里的画室，不喜欢在那里面画那些石膏做的“基本形”：球形、立方形、圆柱形和圆锥形。更不喜欢我们的班主任和素描老师，当他站在画架前给我修改作业的时候，我尽量不去看他那戴着金戒指修饰得无懈可击的白手。

素描是主课，每周上五个半天。我不明白，这么价子左看右看，横比竖比把东西描摹下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既然越像真的越好，有了照相机为什么还要画家？想来想去连“画”是个什么东西都迷糊了。总之我不想学了。

到东吴大学找二姐，要求她帮我转学到丹阳正则艺专去。她不肯，说我毫无道理纯粹是胡闹；说正则是个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说家里没钱由不得你这么瞎折腾。父亲来信说，世界不是为你量身订做的，你不学会适应世界，迟早要碰壁。

日复一日，我顽固坚持我的要求，最后他们软了，帮我转学到了丹阳。为此他们节衣缩食，又花了一笔学费，我都没往心里去。临走那天，二姐送我到火车站，买了两个果酱面包给我吃。那是我第一次吃果酱面包，觉得好吃极了。

正则艺专

宁沪线上位于镇江和无锡之间的丹阳市，是一座毫无特色的小城。正则艺专所在的白云街，是一条毫无特色的小街。战后才从重庆迁回原址的私立正则艺专，是几栋灰色的二层楼房，也毫无特色。但它拥有几位赫赫有名的教授，特别是吕凤子先生和杨守玉先生，吸引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吕凤子是学者型画家，精通理论，以画罗汉和菩萨着称，诗、书、印并重，是当时画坛的重镇。他所创办的正则艺专，论画极重意境，崇尚“文人画”传统的功力和品味。成为名校，不是偶然的。我去时，他已很老，不再亲自上课，只当名义上的校长。穿着老式长衫，有时到画室里转转，有时拄着拐杖，在荒凉的校园里散步。矮小，瘦削，微微有点佝偻。眼镜的黑色边框很粗，就像是粗墨线画的。

杨守玉是个很老的老太婆，终生未婚，索居独处。她所创造的画种“乱针绣”，是用针线代替画笔和色彩，在布上作画。无数不同色彩不同长短的丝线，不规则地相互横斜交叉错综重叠，近看一片混沌无序，远看人物风景生气洋溢光影迷离。画法有点像印象派的点彩，但要用点彩法临摹它根本不行。它的每一幅都是独特和不可重复的。无论是深巷里墙高头落日的余晖、灯影暗处的裸女、雨中的树或者阳光下灼灼生辉的一团黄花，都像是不久就会消逝的东西。猛一看你感受到的不是肌肤而是肌肤的温暖与弹性，不是雨水而是雨水的清冷和馨香，不是花团而是花团的快乐的喧嚷。再细看，又都没了。这很难。杨氏门生虽多，仍难免感到寂寞，有句云，“急管繁弦听无声”。

她惟一的传人吕去疾先生，是凤先生的长子，五十多岁，笔名大吕。也确实是黄钟大吕，不但乱针绣青出于蓝，油画、雕塑、大泼墨无不绝倒。据说艺事尚专，博则难精，我想那是才小者言。才大者若韩愈、稼轩、达?芬奇、杜尚辈，都能兴寄无端，忽豆人寸马，忽千丈松，何羁于专？先生教画，很少讲具体技法。看某生画，他会说色彩能发出声音，阴沉有阴沉的响亮，那些用灰不溜秋的哑巴颜色来处理蓝调子的人，成不了大画家。看某生画，他会说画画是一种快乐，过程就是目的，要能随时停下都是好画。那种画时没有快乐，直要到画完了才算苦尽甘来的画家，是平庸的画家。看某生画，他会说，小青年怎么就结壳了？艺术的生命是变化，结了壳就完蛋了。我听之悚然，刻骨铭心。

其他老师，也都各有千秋。程虚白先生讲构图学，爱用书法做比喻，要我们从字形结构的变化吸取灵感；黄涵秋先生教书法，讲的却是音乐，135和弦和246和弦，还有武术的招式和舞蹈的动作，说书法就是纸上的舞蹈，和无声的音乐；张祖源先生讲美术史，说史家们忽略了源远流长的指头画，说着当场就展纸磨墨，画给我们看。那指甲画出的细线轻悠而富于弹性，手掌抹出的墨痕波诡云谲，确有笔不能到之处……这种不拘一格挥洒自如的学风，我在别处再没见过。

正则学制，分二年、三年、五年三种。我在五年制，叫做“绘绣科”，到四年级可选学油画、国画、雕刻，也可选学乱针绣。乱针绣是正则的王牌，绘绣科就是为它设立的，别的院校没有。但它太难，只有几个人选学，练就一套从画布正反两面同时反向穿刺的技巧，速度之快，就像两只手都在高频率颤抖。但是绣出来的作品，吕去疾先生说，只能算是工艺品。他们到头来，还是选学了别的，否则不得毕业。但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想走这畏途，想成为这门绝技的第三代传人，很用功。每个人画好的画，都要钉在墙上，互相观摩品评。画室墙上一排排新作，呈现出一股子欣荣进取的气氛。画室日夜不关，晚上十点以前，总有人在灯下作画。我那时十五岁，是全校年龄最小的一个，画名挺好，颇受注意，所以也不再撒野，变成了规矩学生。

每天晚上，我都在画室里看书。正则的图书馆里，有很多我爱看的书。管图书的是两个老太婆，一矮胖一瘦高，都终身未婚。她们介绍我看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看了还要问感想如何。有一次我去还《大卫?科波菲尔》，她们问怎么样，我说很美很生动，但不深刻。她们说怎么啦，我说比方说，最后密考伯先生当了澳大利亚的治安法官，好人有好报皆大欢喜。但是英国人有没有权利统治澳大利亚这样的问题，就没有一个人想到。如果是俄国作家，是一定会弄个人出来问一下的。她们嚷嚷起来，一个说我不会看书；另一个说文学要的是美不是深刻；一个说深刻是思想的事，思想是哲学的事同文学没有关系；另一个说怎么没有关系，你说尼采是诗人还是哲学家？于是她们两个对嚷起来，眼睛瞪得大大的，花白头发一竖一竖的。一会儿又和好了，借给我一本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四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读书画画很快乐，生活却十分艰苦。学校提供宿舍、伙房和餐厅，但伙食自理。没有自来水，打开水到老虎灶，洗衣服到井边。有一个由高年级同学组成的学生会，管伙食，贪污是公开的秘密。每月二十元伙食费交出去，顿顿一菜一汤不见荤腥，大家毫无办法。有钱的外出下馆子找补，我呢，一闻到老师家里炒菜飘过来的油气肉味就很馋，就想家。衣服脏，被褥腻，都在其次，主要是经常地都有点儿饿。这个感觉，不是很好。

那些高年级同学，十分积极活跃，下了课总把我们叫去，唱革命歌、跳集体舞；听戴大红花参加军事干校的同学演讲；给抗美援朝志愿军写慰问信；到大街上举行露天的主题漫画展览……丰富多彩的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有一次，他们把我带到丹阳纱厂，让在工厂俱乐部墙上，画几幅大宣传画，每幅有十几平方。说帮我请了假了，画完再回学校，然后就走了，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反正我爱画大画，工人食堂又吃得好，大鱼大肉不限量，我就画。画完回到学校，他们买了一包花生米给我吃。我拿到画室，和大家同吃。大家问，给你钱了吗？我说什么钱？他们说丹阳纱厂请人画画，给的报酬很高。我说哦。这个感觉，也不是很好。

一九五二年，我上到二年级下学期了，国家整顿教育系统，调整院系，改造私立学校。关于正则艺专，或说要被撤销，或说要并入苏州美专，或说要改为南京大学艺术系，或说要和东吴大学、江南大学、文教学院四校合并，成立江苏师范学院。一时间人心惶惶，教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画室里经常空无一人。吕去疾先生代理校长，叫大家安心学习，别理会小道消息，谁还听得进去。

后来四校合并的消息得到证实，吕去疾先生拒绝接受，要求保留正则艺专，事情拖了很久。那些高年级同学发动罢课，在校园里游行，要求“把学校还给人民”；组团到东吴、江南等校参观，回来后连续召开全体同学大会，介绍那边的好处。说四校合并以后，师资有多么雄厚，图书有多么多，校舍是东吴的有多么好，改为师院以后公费培养，不交学费不交伙食费肉吃不完，等等，都是事实。同学们很起劲儿。我觉得不很有趣，后来就不参加了，天天一个人到二楼画室看书，也没人管。空无一人的画室里，到处是灰尘。墙上的画有的掉在地上有的歪斜了，几扇开着的窗在风里摇摆，时或伊呀一声，像人说话。外面人声杂沓，我往画架后一躲，打开书，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凤先生不再出门，校园里已看不到他的踪影。有时可以看到吕去疾先生，一副忧思重重的样子。一天，他上楼来关窗子，翻了翻我堆在窗台上的书，说，我家里也有一些书，你可以来翻翻。从他家我借到不少好书，《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之类，还有许多印刷精美的画册。有一本美国小说《石榴树》，单纯、质朴、开朗幽默，我很喜欢。他叫我别还了，说译者吕叔湘是他堂哥，这书他有好几本。他的家狭小简陋，塞满了书籍、画框和木雕。许多乱针绣作品，就这么连框子码在墙角，也没个防尘防潮的处置。我不明白，他干嘛不弄得好点儿。

一年后，正则艺专已不复存在。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一起到了苏州，成了四校合并以后、在原东吴大学校址新成立的江苏师范学院的学生。凤先生也来了，成了江苏师院的教授，并住进了校园。仍然不上课，仍然穿着老式长衫，戴着黑边眼镜，时或在校园里曳杖独行。吕去疾先生留在了丹阳，被任命为公立学校江苏丹阳艺术师范的校长。艺师在正则的基础上兴建，国家拨款，资金雄厚，住房和生活条件都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任务是普及而不是提高，方向和性质完全变了。

二十七年以后，一九八○年，我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收到年逾八十的吕去疾先生的一封信，邀我到丹阳去参加一个前正则的校友会，商量重建正则的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使我感动莫名。那时我正在密云水库，搞一个所谓“项目”，没有可能前去，只好写了个信，伏维恩师鉴谅。

时光荏冉，世事沧桑。从那时起，不知不觉二十年又过去了。近十年来漂泊在大洋彼岸，面对西方艺术光怪陆离万化千变的潮流，有时想到那个不惜千针万线要织出瞬间感觉的时代，总不免感慨系之。

【附录】

二〇〇三年第四期《读书》中《广陵散》一文（编者按：即本文）与事实有出入，本人作为文中主人公之一吕去疾先生的外孙，特提出以下更正：

一、文章最后提到吕去疾先生己去世，但实际先生仍然健在，虽九十五岁高龄，但精神矍铄，并仍可以针代笔，乱针绣技不减。

二、《广陵散》行文之末“从此乱针绝技，终于广陵散绝。”似为点题之句，但与事实不符，如今乱针绣后继有人，且青出于蓝，乱针绣第三代传人，吕去疾先生的次子吕存先生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可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以上两点错误皆因作者未经调查，想当然而为，实有不当，特予更正（原载读书二〇〇三年第五期，题为大师仍在世，绝技有传人，署名董屹）

唐素琴

一

在苏州上学时，我们那个班，不但是全系，也是全校的先进模范。每个学期，都要得到一面校政治部颁发的绛红色丝绒锦旗，上书“三好集体”，全班引以为荣。得这荣誉，不是偶然，五个班干部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个个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朝气蓬勃干劲十足，是同学们的知心人。

我那时十八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从小随便惯了，自由散漫，跟不上那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趟儿，成了班上的包袱。班干部唐素琴负责帮助我。她比我大三岁，同我说话的口气，就像我的姐姐。我小时候服从姐姐惯了，只要她一开口，不管说的什么，也不管对不对，就本能地小学生般频频点头。当然，是否照办，又当别论。

我怕洗衣服，邋里邋遢；有碍集体形象，屡教不改。团支部书记程万廉替我申请到一笔“困难补助”，买了一件新的棉大衣给我，把我那件满是油画颜色的破大衣抱去，丢到垃圾桶里去了。我很感谢，他说不谢，这是组织的关怀，你要是知道感激，就勤洗勤换衣服；我努力了一阵，但未能永远坚持。不知不觉，新大衣又弄脏了。

一天，我发现，床底下那一堆气味难闻的脏破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叠得方方正正放在那里，一股子肥皂和阳光的清香。一打听，才知道是唐素琴干的。在画室里遇见，我向她道谢。她说还要再替我洗。我说别别别，我自己洗。她说你要是不过意，就自己洗。又说，不会洗，我来教你。

这个星期日，我们同洗了一上午的衣服。我由于过分用力地揉搓，右手中指、食指和无名指的背面，都搓脱了一层油皮，红兮兮的，渗黄水，痛了很多天。此后，我们常常和其他同学一起，挤在潮濛濛的洗衣间里，一道洗衣服，边洗边说说各种事情。有一次我告诉她我很想家。我说家里穷，没钱，还给我寄钱，我很不安。将来挣了钱，一定要多多地给他们。她说钱你还得清，情你还得清吗？我说情吗，只能在心里感激，怎么还呀？她说你要是出息了，让他们为你高兴、为你自豪，那就还了。我说前途由组织安排，自己做不得主，怎么个出息法呀？她说所以嘛，你要追求进步，靠拢组织，啊是呀？

有一次，她问我，听说你每天睡觉，都不铺褥子，睡在硬板上，是不是要学拉赫美托夫呀？我说怎么，你还知道有个拉赫美托夫吗？她说又没礼貌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啊是呀？我说，没见你看书么。她说，你以为别人看书，都要跑到你的眼皮子底下来看，啊是呀？我考了她一下，才知道她着实看过不少书。

但是她说，她最有兴趣的是数学。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她的数学成绩，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本想工作两年，考清华理工科，但组织上根据需要，安排她来学美术，她就来了，高高兴兴地来了。她说，要是我不服从，组织上就会安排别人来学。许多人连这个机会还没有呢。都说祖国的需要就是前途，确实是这样，你说啊是呀？

正确得可怕。

我说，你的思想真好呀！

她说，你说是不是么？

二

那时全国一盘棋，所有的美术院校、美术系科，教材和教学方法都是苏联来的：独尊观察力和精确性，排斥个性和想象力，严格的技法规范和操作程序都无不是为了客观地再现对象，以致十个学生画一个老头儿，画出来十个老头儿一个样，就像十个不同角度的同一照相。我不想学了，要求转系，谁劝都不听，最后系主任蒋仁找我谈话，说他留学法国十几年，什么流派都见过，摸索一辈子，才知道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最先进。我们不必走弯路，是赶上好时代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在正则艺专时很敬爱的吕去疾先生，到苏州来看望他的父亲，听到这个“事件”，派人把我叫去，说，你要跟上时代，别这么横在里头，看着像个怪物！人都是公家的了，还个性个性地嚷，影响多不好！对我们也不好！你看看四边，有像你这样的么！我听了，很困惑。这些话，不像是他说的。

回到班上，唐素琴问我，想通了没？我说，我真的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她说，这就是说还没想通，是吧？现在全班都在为你着急，你倒没事人一样。学习不是个人的事……我说你别说了我知道了是革命任务。她说怎么啦不对吗？我说我没说不对，也不是不想学画……她说我知道你要说这不是画画是照相。就算是学照相吧，多学一门手艺就多留一条活路，也好么。现在不是你花钱学，是国家花钱培养你，你不想学也得学，干嘛不好好学？

正确得可怕。我默然。她又说，现在全校都在争当三好，第一思想好，第二学习好，你这一闹，两好都没了。要是这个学期的锦旗让别的班夺去，大家都会怪你，你好意思？我默然。意识到动弹不得别无选择，也就按照教的学起来：直起胳膊量比例，弯起胳膊定位置；眯缝起眼睛看整体，瞪大眼睛看局部；注意层次比较，注意块面分析，注意解剖透视，注意区别固有色和环境色、质量感和空气感……并逐渐从这里面得到乐趣。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高兴，都夸我进步很快。这年的锦旗，还是我们的。程万廉总结经验，有好多条，其中的一条是：先进带后进，大家齐上进。

三

三好的第三，是身体好。作为先进集体，一年一度在全校运动会上的团体总分，就十分重要。这是我们班的弱项，大家都很重视。每次报名，五个班干部都要带头。唐素琴参加中距离，得过一次八百公尺第四名。她本来有条件跑得更好：个儿细高，腿长有弹性，跑起来动作协调，像羚羊。但她不练，劝她练练，她不，说，我没锦标主义。直要到快开运动会了，才临时准备一下。她更重视的是动员大家参加比赛。某某某，你个儿大，掷个铅球吧；某某某，你腿长，跑个三千米好不好？……你要是同意，她会说对不起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不同意，她会说干嘛不？反正你不参加比赛还得参加看，坐都坐累了，不如去活动活动；去吧去吧，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怕失败不参加，她就说比输了也比不敢比的人光荣，何况不一定输；试试吧，不试白不试，我给你报了名了。

参加短跑的同学很少，她就在一百公尺项下，填上了我的名字。第一次比赛，我是穿着球鞋跑的，不知道有跑鞋那种东西。跑了个第四名，被体育系系主任陈陵看中，给了我一双钉子鞋，要我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起来学跑，他来教我。除起跑、冲刺、变速跑以外，还要我练举重、跨栏、单杠双杠、跳高跳远、负重越野等，寒暑假不许中断。这样一年以后，我得了一百、二百两个第一，成绩破省记录，平全国记录。回到看台时，全班同学的脸一个个笑得像盛开的花，唐素琴的脸更像太阳般放光。

陈陵先生说，这仅仅是开始。他要推荐我到市体委当专业运动员，受正规训练。唐素琴反对，问我干嘛去，我说练好身体么。她说什么都没单是个身体好有什么意思？比赛来比赛去单是比个体能有什么意思？要比就比智慧，比创造，同爱因斯坦、达尔文比，同列宾、苏里科夫比，比不上就别说比。你力气再大，大不过牛，跑得再快，快不过马。三、四十岁以后，年轻人都盖过你了，你再同谁比？

正确得可怕！但我这次不听了，决心要逃避正确，胡搅蛮缠。我说我追求的是快乐不是伟大，我说竞技状态是一种人生境界你不懂，我说体能的开发是创造也是贡献……她笑着说，别贫了。我继续贫，说人家把终极真理都告诉你了你还要智慧干什么？比智慧、比创造就是自由主义，不是说要反对自由主义吗？她不笑了，四面看看，厉声说，别说了。

四

时值一九五五，我们正面临毕业分配，肃反运动来了，校园里气氛突变。从那些哥特式建筑爬满长春藤的雕花楼窗中，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可怕的吼叫和拍桌子的声音；那是老师们在开斗争会，斗争“胡风分子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到夜晚，就有人巡逻放哨；在伞状罗汉松的阴影下，在钟楼圆柱后面，在楼道拐角灯照不到的地方。在校园边界濒临苏州河的古老城墙上，都有人拿着棍棒，静静地盯着你看，猛抬头见了，吓一跳。再一看都认得，是学生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到教师中有人被捕、有人自杀、有人隔离审查（其中有陈陵老师）的时候，运动也在学生中展开了。我们是毕业班，没放暑假，日夜开会。先是学习《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材料的按语，和社论《必须忠诚老实》，然后揭发交代问题。平时很熟悉的同学们，脸上都有了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陌生味儿。一天，在楼道里遇见我们班上的女同学董汉铭，她同我招呼的前半句还和往常一样热情，中间忽然停住，下半句没出来，倏尔脸色变了，大声说，你别胡说白道的好不好？说着扭头就走了。我追上去，挡住她，说，怎么回事？讲清楚。她白我一眼，长辫子一甩，绕过我走掉了。来不及惊讶，我发现所有的同学，都变得怪怪的。遇见唐素琴，她也装做没看见我，低着头看地下，加快脚步，匆匆走过。

一天，全班和往常一样，在教室里开会，二十七个人围坐在课桌拼成的会议桌边。程万廉拿出几张纸来念，什么个人自由的程度是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什么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者的优点是能联系社会制度的根本看问题……怎么那么耳熟？原来那是我以前写给中学同窗刘汉（时在华东师大上学）的信，不知怎么，到了我校肃反办公室。程被叫去，摘抄了一些，在同学中传阅，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

几个人同时站起来，喝问是不是你写的？你哪里不自由了？新社会哪一点不好？……我初出蛋壳，不知道厉害，两眼望着顶棚，嘟嘟嚷嚷地说，我脑子里想什么是我的事，别人管不着。爆发出一阵不齐声的激动怒吼，使我十分惊讶。静下来时，唐素琴发言，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自己的，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接受监督，也有权利监督别人。问你想什么，就是问你立场站在哪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这是头等大事，怎么能说管不着。大家这是挽救你，你要放明白些，口气很硬很冷，不像她的声音。

这样的会，只开了一次。莫名其妙地，同学们又恢复了昔日的友好。

一天，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杨巩找我谈话，说他看了那些信，认为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他已经给肃办打了招呼，肃办已经撤销了我的案子。说我很有才能，但是思想问题严重，不解决没有前途。迟早要出问题。既然是追求真理，就要从实际出发，先调查研究再下结论，不可以从定义出发，先下结论再找论据；说他相信，我只要认真多读马列，多了解中国近代史，多调查研究现实状况，一定会得到正确的结论。我那时小，狂不受教，辩驳顶撞，使他失望。多年后阅历渐长，回想起来，才知道感激，才知道惭愧。

他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复出后，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九年春天，我到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妻子浦小雨一起，拜望了这位保护我安全地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风暴的老人。那时他刚离休，住在灵隐路六号。须发已一色银白，对新思潮新动态了如指掌，视野开阔，谈笑风生。说起三十四年前旧事，记得一清二楚，还记得我赛跑得了个第一。胸中块垒难平，偶尔也写点旧诗，开卷苍凉，一股子梦回吹角连营的况味。可惜当时没有抄录，依稀记得的，只两句：然否鹆为语，成亏昭鼓琴。不过这是后话，扯得太远了。

那时我们班上。下一个被审查的，是唐素琴。她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她必须说清楚家里的事，说来说去过不了关，人瘦了许多。斗争会上，脸色苍白眼圈发青，却清洁整齐庄肃从容。据说蒋介石给她父亲送了一把军刀，她说她不知道，没见过，大家不信，一直开会，她一直不知道，只好算了。和她同时，我们班上受审查的，还有杜吾一、张文时、葛志远，都没过关。当我们按照统一分配的方案。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四个被送到无锡一个叫做“学习班”的地方，继续接受审查。据说，各院校各科系毕业班尚未结案的审查对象，都被集中到那里，查清了问题，才能分配工作。

五

我被分配到兰州。后来在兰州收到她一些信，知道她的问题“搞清楚了”，被分配到常州中学教美术，带班主任，很忙，但忙得起劲儿。她说，孩子们很可爱，也很喜欢她，她很快乐：有决心，也有信心，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写道，谁说当教师没奔头，孩子们的奔头就是我的奔头。翌年，一九五七年，她当上了“模范教师”，大会上市长授奖，戴大红花。寄来的照片喜气洋洋。我有时烦起来，会向她抱怨生活的单调乏味。她就会说些小我只有在大我中丰富，爱生活才能创造生活之类的话，依旧正确得可怕。

那年暑假，反右运动开始，我们失去联系。两年后，五九年，我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被押回兰州画画，住在友谊宾馆，仍归公安部门管理。一天，省公安厅厅长办公室的一个人，到友谊宾馆来，交给我一封信，竟然是她的。信很短，告诉我她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现在江苏北部的滨海农场。

我的回信同样短，用管教干部的眼光看了两遍，确信不会被扣留，才寄出。两个月后，回信来了。她说两年中，为了打听我的下落，她给兰州十中的校长、兰州市教育局局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都写过信，都没回信。后来给我的姐姐写信，才知道我在酒泉，一连写了几封信到夹边沟劳教农场，都石沉大海。绝望中才想到，把信寄给甘肃省公安厅厅长。请求他帮助转达，不抱多大希望，竟意外地联系上了。

她寄到夹边沟农场的信，我一封也没收到。收到这封信，也纯属偶然：恰巧碰上好人，他们知道我，而我正好又在兰州。否则，那么多劳改单位那么多犯人，哪里找去？谁会去找？

想到我生命微贱，如草芥蝼蚁，居然有人想着，满天世界寻找，如此执着，百折不挠，十分感动，也十分感激。但是，她信中有几句话，又使我十分困惑。她写道：“……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你的形象一直在我的心灵中燃烧，像一朵静止不动的火焰。”这是不容误解的信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问自己，我爱她吗？回答是，爱的。但那不是男人对女人的爱，而是弟弟对姐姐的爱。当然，她很美丽。但是对于那种爱来说，美丽没有意义。弟弟不会在乎姐姐美不美丽，儿子不会在乎母亲美不美丽，学生不会在乎老师美不美丽。反过来也一样：小耗子也可以说，我丑，但我妈爱我。

我想来想去，别无选择，只有说真话。

她回信说，我知道，我理解你，你还是那样，你一点儿也没有变。信写完后，又在纸的左上角，补充了一句话：请你记着我。这句话的意思，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明白。

六

一九六二年左右，有一个短暂的宽松时期，她和我都被解除了劳动教养。我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她在滨海农场就业。翌年春节，我回江南探亲，要在南京转车，相约那时，到白露洲她家中看她。列车上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过道里、座位底下，甚至货架上都塞满了人。列车误点，变成了无点。她到下关车站接我，没接着。幸好我以前去过她家一次，依稀记得路，自己找了去。

黄昏时分，在幽暗的深巷里走着，许多往事来到心头。一个目光清澈明净，羚羊般活泼美丽的女孩子的形象，伴随着苏州河边树林疏处的哥特式建筑，充满油彩气味的画室，水气弥漫的洗衣房，敞亮安静的图书馆，清朗的阳光里在体育场上空自由舒卷的五彩绸旗……交织成一片青春、希望、光和色的世界。

开门的正是唐素琴，我几乎认不出她了。憔悴佝偻，显得矮了许多。皮肤干皱，松弛地下垂，头发焦黄稀疏，眼眶红肿和糜烂了。睫毛有的粘在一起有的翻上去贴在肉上，以致两眼轮廓模糊。照面的一刹那，她呆滞的目光里并没有流露出欢喜。只是毫无表情地把我让进屋里。说。路上吃苦了吧？露出一个灰暗无光、略带绿色的铜质假牙，很大。

我打了个哆嗦。

她前天还在农场，昨天刚回来。和她母亲一起，张罗我吃了晚饭，洗了澡，要我马上睡觉。说挤了四天火车，一定累坏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第二天，我们一同出去走走。她穿着一件土布的破旧棉袄，原先大概是黑色的，由于风吹日晒，肩背等处变成了灰黄色，腋下仍很黑，其他地方则介乎黑灰之间。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显然是太过于宽大了，她解释说，这是农场发的衣服，号码不对。我问她那件墨绿色呢子短大衣呢？她说在农场换了吃的了。

在中国地图上，滨海农场位于东南海滨，夹边沟农场位于西北沙漠，相隔万水千山，但却惊人地相似：饥饿、疲劳、死神的肆虐，都无二致。甚至风景也相似，四周都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比较起来她们那边稍微好些。起码她们冬天还发给了棉衣，起码她们还有许多人活着农场至今存在。但是我在夹边沟只呆了一年多，她在滨海呆了五年多，吃的苦没法比。她一度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过一次。农场的一个医生爱她，救活了她，还治好了她的病。她说，都说这种病不能根治，但我一直没有复发过。

听她说自杀过，我想起了信上的那句话：“请你记着我”，又打了一个哆嗦。

说着我们转上了大街，在一家小铺子里要了小笼包子和酸辣汤。默默地吃了一会儿，她问我能在南京住几天，没等我回答又说，希望我能多住几天，她有许多话要同我说。我告诉她我很想和她多谈谈，但我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急于去看看爸妈，回来再来看她。她说，好的，什么时候走？我说，我想明天走。她没说话。往回走的路上，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突然说，我知道你不爱我，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这样是对的。

我说，是吗？我有种负罪感，觉得自己自私冷酷，是个混蛋。

她说，你是说你做不到假装爱我，是吧？你不觉得这样说是侮辱了别人吗？我说我是说我自己。她说知道你是说你自己，你这是假定，我需要别人由于怜悯我而为我牺牲。这不是太伤人心了吗？

我想不出话来为自己辩护。

我不是怪你，她说，我知道你。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你也别为我不开心，我用不着。滨海农场那个医生还在追我，人不坏，个大，温和，也比较正派，就是抽烟改不掉，也难怪。我可以同他结婚。他老家青岛，我们回青岛去，生活不成问题。

我问了一些细节．感到可以放心，如释重负，很感激那位医生。

快到门口时，她站住了，问，你在想什么？我一愣，说，没想什么。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种空洞和不诚恳的调子。

她笑了，说，你用不着为我不痛快，一切都很好。你回家去团聚，他到我们家来，大家都高高兴兴过个春节，多好！

我回到高淳，才知道家中只剩下母亲和二姐两个人！相对真如梦寐，旧事说来惊心。她们收到过唐素琴的信，信上家里人的口气，她们一看就觉得很亲。说到这次在南京见面的事，二姐说你看她处境这么难，处理得多么好！多么地大家风度！你呢？你能吗？

第二次到唐素琴家．见到了那位医生。魁伟、沉稳，靠得住的样子。二十天中她家添置了不少东西，阴湿的老屋里，点缀上许多光鲜的颜色。她和她母亲换上新衣，人都精神不少。加上炊气蒸腾鱼肉飘香，炒菜锅里吱啦吱啦地响，原先那股子凄凉劲儿都没了。

我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七

三年后，我在敦煌，刚结婚不久，收到她从成都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个本子。信上说，她婚后不久，就离婚了。拉过板车，拾过煤渣，捡过垃圾，什么苦活脏活贱活都干过，只差没要饭了。因为有一个堂哥在成都一家工厂当总工程师，母女二人到了成都，在工厂里当临时工。

她说医生人不坏，但同他没话说，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她说，我写的时候就是在跟你说话，不知道你可愿意看看？看过还我好吗？

是那种三十二开硬皮横格的本子，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有时几天有时几个月一则。有一处提到“无爱的婚姻”，她写道：……常常要想到陀斯妥亦夫斯基《罪与罚》中朵尼亚嫁给卢靖的那一段。其实我的情况，和朵尼亚完全不同。她必须牺牲很多宝贵的东西：她的青春、她的美丽、她的尊严与自由、她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可能性，以及为崇高事业而牺牲的机会。可我有什么可以牺牲的呢？我的一切早已被剥夺和摧残得一丝不剩，我早已没有什么可以牺牲的了……

在另一处，她写道：从前看菲格涅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觉得很可怕，她在狱中计划未来时，总是忘记把狱中的岁月计算在内，总以为自己出狱时还像入狱时一样年轻、强壮、美丽。二十年后，少女已成老妪yu，又见阳光，情何以堪！特别是二十年中世界也变了，她视为神圣的信念已成荒谬，她为之做出重大牺牲的事业已烟消云散，以致她出狱后成了谁也不理解谁也不需要的多余人，孤零零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现在看来，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甚至还没有学会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就已经在五年中失去了她在二十年间失去的一切，结果不是不被理解、不被需要，而是被憎恨、鄙视和践踏……

读着读着，我不由自主地一阵阵颤抖。珍重寄还时，我在信上说，同死去的同伴们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我们还可以让各种体验丰富我们的生命，从旁观察这不可预料的历史进程。我告诉她我已结婚，我和我的妻子李茨林两个，都希望她做我们共同的朋友。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的事。不久文革爆发，我又成了阶级敌人，茨林下放农村，死在那里，再一次家破人亡。估计唐素琴也在劫难逃，这一次她已经没有可能，像肃反运动时那样，清洁整齐，庄肃从容，保持做人的尊严了。我想象，她会像所里的女画家们那样。被打得披头散发血流满面。我担心，她会被打死。

我想错了。作为临时工，她在工厂的底层，躲过了这场灾难。母亲去世后，嫁了一个勤劳本分的工人，生了一个壮实聪明的儿子，把家建设得很好。我呢，带着女儿高林，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

二十年后，我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教书。和妻子小雨、女儿高林一起，到他们家作客。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收拾得舒适整齐，一尘不染。她丈夫非常热情，自豪地指给我们看他亲手打造的家具，又亲自下厨，炒的菜非常好吃。儿子是个体户，搞时装设计，财源滚滚。她本人当了政协委员，银发耀眼，目光清澈明净，好像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

席间说到社会上的种种，母子两个争论起来。儿子说她思想老朽，说完站起来走了，大皮鞋在地板上砸出一连串的响声。她平静地说，几十年折腾来折腾去，什么文化价值都折腾完了，你拿什么去说服他们？现在的年轻人钱最要紧，他们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说不用说服，听其自然吧。说不定，他们比我们更能对付这个政权。她说，政权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文化素质又这么差，一民主就乱，乱起来不得了。要是你当了领导，你怎么办？

正确得可怕。我不觉又像小学生一般，频频点起头来。

湖山还是故乡好

一

抗日战争以前，父亲写《傀儡戏考源》时，曾全国各地跑资料，每经旬不归。回来常说，高淳这地方，山高湖大，人文荟萃，民风纯朴，比哪里都强。刻了一颗章：“湖山还是故乡好”。字画上盖，也作藏书印。

战时，在大游山中避难，他魂牵梦萦地想家，有诗云：“六年未见襟湖桥，高阁长虹久梦遥。”战后归来，小城一片焦土，他办的学校和仓库变成了废墟。家里八间两进房子，只剩下后院里堆放杂物的两间小屋在瓦砾堆里歪着，经过修补，可以暂蔽风雨。最是一楼藏书，灰烬无存。父亲说，房子可以再做，书是搜不齐了。特别是有些本地人自刻的集子，水平不比许多大名人的差，可能这就绝版了。

小屋门前，一株忍冬犹存，盘在瓦砾堆上，与艾草藤蔓争荣。父亲、母亲和二姐三个，合力把它扶起来，搭了一个凉棚。又清理了瓦砾堆，把砖头、青石板、柱础chu和没有烧透的梁柱木板分类堆放，为重建家园作准备。意外地发现了那颗印章：“湖山还是故乡好”。父亲得之，一日三摸挲。

父亲有个朋友，叫李狄门，和我们家是世交，我称他伯伯。战争爆发时，他要父亲和他一起到大后方去，父亲不肯。他一个人去了，参加了国民党，在陕西当了几年县长。回来后失业无事，常来找父亲谈天。凉棚下摆一张小方桌，拖两把竹椅，烧一壶茶，一谈就没个完。

李伯伯再三建议，要父亲出去闯闯。父亲不听，后来他一个人走了，先到南京江宁中学，后到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把家也搬到上海，不回来了。在上海频频来信，力劝父亲也去。说大丈夫志在四方，死守在高淳那个小地方，一辈子都不得出息。

父亲是一个一一用母亲的话说一一书呆子，他说他就喜欢这“高淳小地方”。还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而饮。李伯伯说你先出来看看，试试，不喜欢还可以再回么。父亲说，那我也得先把房子造起来再说。

二

战后百业萧条，物资缺乏，造房子谈何容易。首先得要有钱，父亲没有。为了赚钱，他就去卖油饼。菜籽、棉籽、黄豆、芝麻榨油后的饼状残渣，统称油饼，是喂牲口和肥田的好东西。农村很需要但难以买到，油坊里积压的存货又不能及时出清。他批发出来，雇一艘乌篷船，运到乡下零售。获利无多，但很辛苦。

风里来雨里去，常几天不回家。随时赚得的钱，随时买造屋的材料。青石板、柱础，圆木、丬pān板，砖、瓦，石灰，洋灰，砂石……都得在不同的地方购买。每次买一点儿，运回来要码好盖好，以防风雨偷盗。笨重难弄的，还得请人帮忙。那些年我成了问题儿童，打架、逃学、留级。母亲常说，你爸瘦了、黑了，手脚都硬了，太吃苦了，你不要再惹他着急了。

几年苦下来，终于可以开工造屋了。园子里搭了帐篷，盘了临时炉灶，一天好几桌人吃饭。木匠、泥瓦匠、小工、来帮忙跑腿的亲朋邻里，都不敢稍有怠慢。临时需要什么，三寸钉、五寸钉、角胶、铆……都得赶紧办到。父亲和母亲熬夜熬得眼睛通红。我们放学回家，只觉得乱哄哄不辨东西南北。

房子造起来，还不能马上居住。许多板头板脑破砖碎瓦需要清除，七高八低的地面需要夯实铺砖，裸露着砖头的墙壁需要墁泥抹灰，梁、柱、楼板、隔板和地板都要刮灰泥、打砂纸、油桐油……母亲说，为了这房子，你爸命都不要了。

房子不大，三间两层。中堂无楼板，里面两层高，气宇轩昂。地基挖得很深，石头浇灌。下半截墙也全是青石板砌的，不怕水灾时的风浪和浸泡。前门临河，越过河堤下几十棵老柳树，可以望见湖口，和湖那边的一发微茫。霜晨月夕，气象万千。父亲说，晴雨不让西子，风露胜似洞庭。

一九四九年初，快到春节了，我们全家搬进了新屋。取下满屋子的红色贺联，在中堂挂上了一幅李伯伯画的《岁朝清供图》。那是他裱好了托人带来的。有“竹园老弟新屋落成志喜”题款。印章是父亲旧句，“湖山还是故乡好”。他特地新刻的，也带来了。这句诗就有两颗章了。一颗青田石的是父亲刻的，另一颗鸡血石的是李伯伯刻的。画两边对联，白底黑字，上联“梅花绕屋香成海”，款“竹园先生”。下联“修竹排云绿过墙，款“右任”，是于右任先生写的。父亲怕雨季发霉，字画都装了镜框。

进屋那天，忙到天黑。吃晚饭时，父亲叫我们看外面，说这就是唐诗上说的——“先生卜筑临清济，乔木如今似画图”，现在天下大乱，人心惶惶，这样的好房子，哪里找去！？

母亲环顾我们三个，笑着说，你爸还知道有个天下大乱？这些年仗越打越近，涨价涨得像疯了一样，都说是要共产了，他可是来造房子！没想到他还知道，世界上有个天下大乱！

父亲说，越乱越得要有个房子住，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无言，嘻嘻地笑。

三

抗战时期，我们家在大游山里避难时，买了五亩半地营生。后来父亲办学教书，土地租给了别人。四九年，解放军南下过境，留下一批人协助地方建政，进行了土地改革。把我家的成分，定为“小土地出租”。说父亲是“开明绅士”，让他做了“人民代表”，在县上的工商联领工资，参加那里的“政治学习”。二姐在城区小学教书，也成了“模范教师”。父亲很高兴，说，比国民党好多了。

一年后我离开家乡，到丹阳上学，天天想家。那年放寒假以前，收到二姐的信，说爸妈和她，都要我别回家过年。因为我们家的成分，已经被改为地主；并被勒令搬出新屋，回到后院那两间小屋住下了。政府在新屋中堂砌了一堵墙，分别租给了孙、谷两家人，由“高淳县房产管理所”酌收房租。我如果回去，就是地主子女，有可能就出不来了。

我建议去问问土改工作组，不是小土地出租吗，怎么变成了地主？二姐回信说，工作组早已解散，人都走了。现在是本地干部管事，凶得说不上话。总之你别回来就是了。

从那时起，我十几年没回家。家中发生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弄不清楚。父亲这个地主，五七年又成了右派。右派帽子怎么会戴到一个已经带着地主帽子的人头上，也是一件弄不清楚的事情。我所能确切知道的一点只是，三间新屋人见人爱，是一切灾祸的原因。

五八年夏天，县上在东平殿广场建筑司令台。正值大跃进，参加劳动的居民群众情绪昂扬，等不及窑里的砖头冷却，就逼着地、富、反、坏、右出窑。父亲在毒日头底下，背着灼热沉重的砖头赶路，没能支持得住，从跳板上跌下来死了。他是世纪同龄人，时年五十八岁。

背上的衣服焦黄，粘连着皮肤上破了的水泡，撕不下来。母亲和二姐收尸时当众大哭，被指控为“具有示威的性质”，现场批斗，成了“阶级斗争的活教材”。

四

二姐因此被划为右派，开除教职。回家和母亲一起，打零工度日。

也好，当别的老师和广大市民一起，围湖造田大炼钢铁，日以继夜战天斗地，在接踵而来的大饥荒中饿得衰弱浮肿的时候，她和母亲两个因为没有资格参加群众运动，在屋前屋后种了许多瓜菜，养了一群鸡鸭。虽也只二十来斤定量，倒也没有挨饿。

但是政府修筑了一条公路，正好从我们家小屋和被占新屋之间的院子通过。从早到晚汽车拖拉机来往不息，扬起烟尘滚滚，直往屋里灌。载重的大卡车经过时，地面和墙壁都要抖动。六三年初我南下探亲，在门窗紧闭的小屋里，老是担心屋顶上的瓦片会掉下来。

母亲还保存着一些父亲的遗物。书稿、笔记、字、画、自刻的印章。其中有那两颗“湖山还是故乡好”。文革中几度抄家，这些全都没了。几件老式家俱，也被革命群众拿去破了四旧。二姐因对房子被占流露过不满情绪，几经批斗，被吊销了城市户口，同时收到一份盖着“高淳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大红印章的“房产没收通知书”。

这是关于那栋新屋的唯一一份官方文件。如果它是合法的，那就是说以前的侵占和出租是非法的。否则它所没收的就是高淳县的，亦即它自己的，而不是我们家的房子了。孰是孰非，也弄不清楚。总之二姐去了一个叫做秦家圩的地方，当了农民。后来母亲也跟着去了。随之交通局为拓宽马路，拆掉了那两间摇摇晃晃的破旧小屋。

五

七十年代末，党中央“拨乱反正”。二姐获得平反，让回淳溪镇教小学。工资虽不补发，工龄可从四九年算起。学校里给了一间宿舍，在三年级教室的隔壁，出入要经过教室。母亲同她合住，被吵得头晕脑胀。上书上访陈情说理，要求县上归还住房。几年下来，一次次写的申诉材料，加起来足有尺把厚了，毫无结果。

我常年在外，又笨，家里的事，无可奈何。每次南下省亲，进入那装满声音的斗室，看到那厚厚一摞废纸又增厚了几许，都不由得动魄惊心，感到无能也是一种不孝。

想找县上的领导谈谈，见不着。办公室说领导很忙，有事找信访办（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办公室）。那是二姐回回碰壁的地方，我去也一样。据说有后门，但没钱，不知怎么走。想来想去，想到了张仲良。

张曾是甘肃省委书记，五七年指名把我打成右派，五九年又指名把我从夹边沟劳教农场，调到兰州筹办“十年建设成就展览”，我因之免于一死。时值“大跃进”，张为了取悦，不顾人民死活，致死三百多万人，被调离甘肃，当了江苏省委书记，是我在江苏官场中认识的唯一者。试着联系了一下，居然颇友好，约到南京琅琊路他家中见面。他癌症卧床，依然精明锐利。让省委办公厅主任汤天英以他的名义，给高淳的第一把手、县委书记邢华平写了个信，嘱“尽快落实政策”。让我带着，去找邢。

县委办那人还是说，书记很忙，有事到信访办说去。我掏出信，请他转交，就走了。没走多远，他追上来，气喘吁吁，满脸堆笑，说书记有请。

书记快人快语，说这事早就该解决了，忙得没顾上，我们马上解决。请转告张书记，请他放心，我们马上解决。问我有处住么，说要是不方便，就到县委招待所住，不要见外。说高教授多年不回来了，走以前得聚一聚才行。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么。最后四句，古诗中有。没想到，他还会这个。

六

回来我们扶着母亲，到城南淳溪河边，去看了看父亲造起来没住上几天的那栋新屋。转眼四十多年，新屋已变成老屋。透过斑斑绿苔，可以看到外墙上革命标语的残迹。一边的窗子油漆剥落，另一边的窗子漆着鲜艳的天蓝色；反映出两家住户不同的风格。后院旧址，变成了公路。前门口造起许多房子，连栋连片，两公尺外就是对门人家，看不见河了。纵使视线依旧，风景也不是当年。河被两边的房子挤得很窄，湖被围湖造田推得很远，原先是湖口的地方，现在是工业区。烟囱林立，不见一棵树。

尽管如此，也是万幸。母亲连声念佛，二姐频抹眼泪。我回到北京，也能比较安心了。

但是归还房子的事，手续非常复杂，办起来非常缓慢。二姐每次去催问，都说是正在按程序办，办好了就通知你。这样拖了一年多，张仲良逝世，县上口气立即变了，说，该你的不用你说，不该是你的你怎么闹也没用。

一位《人民日报》的朋友，建议我写个材料给他，他让报社的信访组去办。此举果然灵验，高淳县政府办公室立即回信给《人民日报》，说房屋没有归还的原因，是“房改时平方米计算方法不明确，待请示上级明确后即可处理，进展情况及时向你们汇报。”显然他们已经做好了下台阶的准备，只要报社再过问一次，问题就解决了。

但不知怎么了，报社没再过问。母亲等不及，在西舍小学二姐的宿舍里去世了。我用展览会上做模型的材料，做了一个带阁楼和回廊的小房子，把她的骨灰匣放了进去。二姐说，妈妈到底有房子住了，引得回来奔丧的大姐和妹妹都哭起来。

九十年代初，在建造滨河路的拆迁工程中，父亲干辛万苦造起来，但没住上几天，反而招来家破人亡之祸的那栋房子，历尽沧桑，终于被拆掉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长长舒了一口气。那感觉，就像夏衍《旧家的火葬》中写的：随着一栋老屋的烧毁，一段沉重的历史就此灰飞烟灭，他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写作此文时，我已住在美国。中国的圈地运动方兴未艾，频频传来老百姓因房屋被拆求告无门抗议，或者成群结队进京上告被警察抓回原籍看管的消息，不觉轻松又变成了沉重：那一场花样繁多的人肉盛宴，拖的时间也实在是太长了。

卷二流沙堕简

别无选择

一九五五年夏天，百来个被统一分配到西北“支边”的大学毕业生，在兰州一条小街上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等待再分配。每天没事，到处闲转。

兰州是一座古城，伊斯兰风格的房屋，大都是用泥土建筑的。从城边的皋gāo兰山上望下去，除少数新建的灰色楼房外，千门万户一色苍黄，有点儿像中东的阿拉伯市镇，又有点儿像美国中西部桑塔菲那样的印第安小城。日夜奔腾的黄河，咆哮着沿城流过，把浩荡河声散布到城市的每个角落。

沿河有许多巨大的圆形水车，从容地缓缓旋转，灌溉着两岸的果园。两岸果园绵延数十里，春天繁花似锦，夏天浓绿重荫，秋天千树万树沉甸甸都是果实。冬天积雪不消，几个月一片银白。黄河结了冰，汽车，马车都可以从冰上过去过来，来年解冻后的冰凌子，互相磕碰挤压，格格有声，一直要漂流到四、五月里才销声匿迹。

居民以汉族为多，杂有许多少数民族。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常来此集散，卖他们的野味、瓜果、毛皮、香料、药材，烤羊肉串……和形形色色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街上没铺沥青，坑坑洼洼，狗、羊、鸡不知让路。东一堆西一堆的建筑材料和工地垃圾之间，地摊相接，货物琳琅满目，本地土特产和外省轻工业品相与杂陈。汽车、马车、驴车、拉拉车、自行车和行人互相吆喝闪避。马帮、骆驼客、车把式、筏子佬推推搡搡停停走走。回族、藏族、裕固族、东乡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族和来自全国各地“支边”的汉族做买卖，语言手势南腔北调，服饰异形五色杂而炫耀。晴天黄尘滚滚，雨天泥浆飞溅，繁忙混乱中透着一股子新兴之气。

西北石油资源的开发，使兰州成为新兴的工业基地，面貌日新月异。七十年代末我重到兰州时，一座高楼烟囱林立，有二百多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已代替了那乡土气息和历史韵味都极其浓厚的破落小城。从皋兰山上俯视它，烟尘深锁，灰蒙蒙如同云海，有时连高楼的顶端都看不见。黄河水不再结冰，三九寒天飘流着油污和泡沫。那些赶不上生活节奏、转得很慢的水车，一个都不见了。这是五十年代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那时我们走马看花，浅尝了许多新奇、脏乱和不便之后，就都哪里也不想去了。成天在旅馆里打扑克、下象棋，或者躺着看书。又没好书可看，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一天，有通知下来：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刘海声要接见我们。什么叫“接见”，我不知道。跟着大家上了卡车，颠颠簸簸来到一个什么单位的礼堂，下面坐着好几百人，都是全国各高校分配来了以后，又再分配到教育系统的应届毕业生。台上长桌子后面，坐着几个人，据说中间的一个是厅长。其人瘦而皮肤松弛，一直靠在椅背上看桌子，面无表情。好像他同我们一样，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先是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起来讲话，欢迎大家来到甘肃，介绍甘肃概况，和美好的发展前景。接着厅长致欢迎辞，称赞我们能无私地听从祖国召唤，希望我们落地生根，为壮丽的事业奉献如火的青春。说时两眼精光四射，就像换了个人。说完往椅背上一靠，耷拉下眼皮，又恢复了原样。

接着学生代表上台讲话，感谢首长的关怀鼓励，表示绝不会辜负党的期望。其中的一位，发言特气派，给我印象特深。直到现在，还记得那声调：“……我代表——（停），全体同学——（停），向一一（停），首长们一一（停），坚，决，保证，完全地一一（停）无条件地一一（停），服从——（停），统，一，分，配——”

我的同班同学汪希曾也是学生代表，他说他是党员，带头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准备的油画颜料，多是土黄、生赭。来了才知道，赭、黄用不完，绿色不够用。这里的绿，不亚于我们江南。不，比江南还好。这么大这么多的瓜果蔬菜，生来都没见过。这么香这么美的羊肉泡馍、牛肉拉面，生来都没吃过……这么好的地方，牛都拉不走我。老死甘肃，我无怨无悔。大家给了他一阵掌声和笑声，连一直面无表情的厅长，也拾起上眼皮看了他一下。

代表表态毕，宣布分配方案：都在兰州各个中学里教书。我同其他十一个分别来自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南京和上海市的同学，包括那位发言特广泛的同学一起，被分配在黄河北面的兰州市第十中学。回到旅馆，各学校派来迎接新老师的人，已经在门厅里等着了。

雪泥鸿爪

兰州十中位于市郊黄河北岸，一处叫做盐场堡庙滩子的山坡上，应该说是郊区了。地名既难听，风景也难看。新盖的三层楼校舍，像一个灰色的火柴盒，孤零零兀立在无数低矮破旧的土屋之上。土屋鳞次栉比，往下一直延伸到河边的果园。果园的绿色只限在河边，并不向外蔓延。在水车灌溉的范围之外，寸草不生。从河边沿着狭仄的土巷曲折上行，约两华里可到我们学校。再从学校往上走，土屋渐渐稀少，再上去就是山了。山与房屋同色，是光秃秃的土山，山上没树没草没石头。山后面还是山，都是这种山，从最高峰望出去，千山万山一派苍黄，单调丑陋之中，有一种雄奇犷顽。

山脚下屋顶构成的黄色斜坡上那个灰色小块，就是我们学校。刚刚新建，十六个班级近千学生，全是初中一年级，年龄参差不齐。我那时十九岁，不少学生比我还大。教师大都是本地人，有从各个中、小学抽调来的老教师，也有应届毕业的高中生，个个课程表排得满满。我们一行十来个外地人分配进来，立即就投入了工作，任务都很重。我教全校的美术，每周十六节课，也就是每周重复十六次讲同样的内容，批阅近千份作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整个地变成了工作机器。

教研室和教师宿舍都在三楼。一个宿舍住两个人。和我同住的，恰巧是在接见会上发言特气派的那位，叫孙学文，上海人，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大我五岁。高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服装合身，嗓门洪亮，仪表堂堂。每晚都要把裤子折叠得平平整整，压在枕头底下，保持第二天穿起来前后都有一条笔直的褶痕。床下一长排皮鞋，双双擦得锃亮。

早上铃一响，他就一跃下床，打开留声机，放上一张舞曲唱片，跟着哼起来。穿衣叠被梳洗擦鞋动作快速，而且合乎曲子的节拍。完了还要踏着舞步转上几圈，才关掉唱机拿上碗筷出门去。到门口总要回头，向我大叫一声：快点儿，开饭了！接着就是一连串硬底皮鞋敲着水泥楼梯下楼的声音：嗒嗒嗒嗒，清脆响亮快速。

这样一个人，却有很多书，而且都是好书。世界历史一类，装满三大木箱。许我借阅。这些书他都认真读过，密密画着红线，批注也见解不俗。同他谈话，可以得到不少启发。他说雨果和狄更斯不了解法国革命；他说对德国而言，罪魁祸首不是希特勒而是俾斯麦……，诸如此类。不论正确与否，都是他自己的看法，很难得的。他说他的毕业论文是探讨洋务运动，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只来得及说了个大概，想什么时候有空了，要写一本书，深入地探讨一下。

有一次，我提到那次发言，问他为什么说是代表全体同学，未经授权，一个人怎么能代表全体。他说那是临时支部的安排。他虽不是党员，已经递了几次入党申请，组织上要培养他。他说他的父亲是旧职员，又是基督徒，虽已过世，但仍影响申请的批准，他得严格要求自己才行。他早已不信教了，现在是无神论，彻底的唯物主义。他说首先说服他的，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我相信。

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由于他的揭发，我失掉了许多文稿和一本日记。但在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劳动教养以后，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刚被点名不久，就从三楼上跳下去自杀了。二十一年后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真难以想象。他那充沛的精力和开朗乐观的性格，以及在单调枯燥、机械而紧张的生活中活得有滋有味的能力，留给我难忘的印象。

我们这十来个外地人，一时没能融入本地人的社会，自成一个松散的交往圈子。在这个圈子里，除我以外都是共青团员。其中一个是党员，叫谢树荣，二十五岁，我们都叫她谢大姐。四川人，川大生物系毕业，教生物，兼任共青团教师支部书记，做思想工作特认真。说话时，由于真诚，由于理想主义的照耀，眼睛里闪着纯洁神圣的光芒，令人感动。我不信她的说教，但是我也感动。

有一次，校长雷煦华找她谈话，给她“介绍对象”，说对方是“上级首长”，你只要同意，现在就可以用他的钱。她楞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说，雷校长，你这，同你的职务很不相称。说完就走了。到门口，回头又说了句“可耻”。出来越想越气，到我们宿舍来说，脸发白，直抖。轮到大家来给她做思想工作了，都说这事没什么不好，看得起你才找你，你不同意，也就算了，别气。她还是气，要求调走。争取了很久，都不行。“反右”以后，又“反右倾”，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不想走也得走了。七十年代末我重到兰州时，一位朋友给我看了一封她寄自西藏的信，说人生真没意思，活得很累很累，却不知为何。

我的同班同学汪希曾，被分配在城南的西北中学。两校相距很远，又都极忙，难得一见。那天他来看我，一见面就激动地喊道：“兰新线通车了你知道吗！？”喊时两眼放光。原来西北中学靠近铁路，他每天半夜里醒来，听到火车突突突突（他学得很像）向西进发，就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蒸蒸日上胜利向前，就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他说时，手舞足蹈春风满面。我知道他是真诚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五十年代，这种人多的是。我当了右派以后，同他失去联系。后来听说，他一度当了西北中学的教导主任，“文革”中被揪斗，得了精神分裂症，不知去向。

《论美》之失

那年我十九岁，工作很忙很累，生活单调，不快乐，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为什么他们有可能摆布我们，而我们没有可能拒绝。久之形成了一种，对于权利的憎恨。

兰州的发展变化，可谓日新月异，看着我也相信，国家的经济正在起飞。但是我知道，为了这个起飞，无数人付出了自由作代价并将继续支付，因此我无法相信，这样一种用一代人作肥料去滋养另一代人（据说是）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因此也无法相信，那只以此理由强制地给每一个人分配角色和任务的看不见的手，代表着唯一的真理。

周围没有一个人这样想，我感到孤独。每周五天，在食堂吃过晚饭，骑两个小时自行车进城，到“中苏友好协会”办的俄语夜校去学俄语。夜深回到学校，就蒙头大睡。许多想法没处说，憋得慌，总想找个什么人谈谈。以前读过罗曼?罗兰的三步传记，和他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很感动，以为知音，但我找不到他，给他的译者傅雷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谈我的苦闷，寄请出版《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平明出版社代转，也是瞎碰。

收到回信才知道，平明已并入新文艺。信能寄达，也属偶然。在回信中，傅雷先生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早已回答了你所提出的所有问题。比如精神与物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道德、艺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等之间的关系，都说得很明白，早已经不是问题了，怎么还要问？你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证明了，就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难道是聪明的吗？

像支书在打通思想，越想越没趣，越想越不服，越想越堵得慌。没处发泄，就用笔在纸上自言自语起来。开始是点点滴滴，杂七杂八。文化的价值，道释儒优劣乃至时空有无等等都有。后来把有些问题的想法集中起来，弄成个系统，就像写文章了。知识无多，没专业训练，更不知天高地厚，怎样想就怎样写，体验到一种快乐，一种生活的意义。

业余时间很少，都耗在这里面了。第二年，一九五六年，有了《论美》。那时我国的一切，都以马列为指导。美学也不例外，都是从唯物主义原则推导出来的客观论和反映论，强调美是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不认同。我认为美和美感分不开，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因此是主观的，表现性的。论证这一点，我越写越自信。越写越有一种挑战权力意志的兴奋。俄语也不学了，工作只是应付，心不在焉地吃喝，心不在焉地对答，眼前的一切仿佛虚幻，而虚幻的东西倒变成了实在。望着楼窗外忧郁的风景，直觉得满天涯烟草断人肠。

写出来很得意，用有格稿纸整整齐齐抄了两份。一份投寄到北京《新建设》月刊社，一份想找个懂得的人给看看。兰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舒连景先生第一个看了此文，说题目太大，他说做文章题目越小越好做，要是只谈一幅画、一首诗、一处景或者一件文物的美，容易深入也容易展开，言之有物读来也亲切。题目大了，吃力不讨好。我唯唯。心想大教授尚且如此，夫复何求？有一种“地老天荒无人识”的感觉。

后来听说，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徐褐夫是个大学问家，原先是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赫赫有名。我喜欢“褐夫”这个名字，很文化，很平民。心想没准儿这个人能看懂我的文章，就带着文稿去找他。师院所在地十里店在黄河上游，很远。那天风沙弥漫，搭班车到那里时，已是下午。浑身上下铺满尘土，衣冠不整，灰头土脸，去敲院长办公室的门。开门的人堵在门口不让进，说徐老很忙，有事找系主任谈。我说我是校外的。他说校外的？碰地一声关上了门。

我再敲，他再开、再关。我又再敲。出来一个有点儿驼背、秃顶白发的矮小老人。说，我就是徐褐夫，找我有什么事？我说请你看一看我的一篇文章可以吗？没等他回答就把稿子捧上前去。他迟疑了一下，接了稿子，看了一下题目，又看了一下我，说，好的，我看看。两个礼拜以后，礼拜五，你再来，好吗？

两周后再去，还是那人开门。我摆着一幅战斗的姿态，他却满面笑容，说请进。老人心情极好，问我哪里人，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还说我有才华，能写，但观点是错误的，是“十足的马赫主义”，早就被列宁批倒了。问我读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论》没有，叫我一定要好好看一看。然后从桌上推过来一叠字纸，说，具体意见我都写在这里面了，你回去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

这个八千多字的意见写得棒极了。有对信念的执着，逻辑说服力，以及渊博的哲学史艺术史知识，都使我十分敬佩。虽然它也和其他文章一样，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提，但我没有那种权力意志的感觉。很敬佩也很感激，但没有接受批评，回信说还要想想。后来洪毅然先生（西北师院教授，徐褐夫先生介绍的朋友）告诉我，我拒绝帮助，徐老很伤心。那时候，真想不到，徐后来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九六〇年我第二次去看望他时，他已是一介平民，缠绵病榻，不久就去世了。这是后话。

一九五七年二月，《论美》在北京的《新建设》上刊出，编者加了按语，表示不同意我的观点，说是遵照党的双百方针刊出，“以供讨论”。并预告下一期将刊出批评我的文章，“希读者注意”。转来一封朱光潜先生的信，是给我个人的，说我的观点是唯心主义，重温一下列宁批判马赫的著作，对我有好处。接着，同年三月，该杂志发表了宗白华先生的《读论美后的一些疑问》，和侯敏泽先生的《主观唯心论的美学——评论美》。随之，《文艺报》、《哲学研究》、《学术研究》、《学术月刊》等杂志相继刊登了对我的批评。一致说我是唯心主义。先是说五星红旗的美来自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你能说它不是客观的吗？后来说马列主义就是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再后来的说法是，唯心和唯物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

五十年代那一场美学大辩论，有一个特点，即互相对立的各方（除我以外），都强调自己的观点是马列主义而对方的不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在讨好上面，其中不乏正派诚实的学者，他们是真信马列。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所有这些大知识分子，在这方面都那么一致？洪毅然先生反问道，难道所有的人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我说真理不是用投票表决的方法来决定的，它需要证明。洪说，早已经证明了，所以大家才信，你不要一叶障目，跟得上时代才行。这几乎是重复了傅雷的话。

在绝对的孤独中，我有时也怀疑自己。我想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关于宇宙、生命、历史、科学、宗教，和人类世界的现状，我都所知甚微，怎能这么自信？但是我又想，正因为无知，所以需要学习，不能拜倒某个终极真理的脚下，放弃自由探索和选择信仰的权利。何况以这个真理的名义，我们已经不由自主地，被剥夺得几乎一无所有。

当然，接受质疑，与对方辩论，也是一种学习。但是形势的发展，已经不许可那样的学习了。很快地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批判。批判里隐藏着许多陷阱，一答复就要掉进去。比如有人说，共同的社会标准，不因为你不承认不认识而不存在。我回答说标准不等于美，标准也不是绝对的，这就掉进去了。这话后来被解释为，我要用资产阶级标准代替无产阶级标准。有如有人说，存在决定意识，我们感到幸福，是由新中国的美好生活所决定的。我回答说爱海的人住在海边，爱城市的人住在城里，都可以感到幸福，但如果把他们的地位对调，海、城依旧，幸福却没了。这又掉进去了。这话后来被解释为，我说新中国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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