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不过，金瓶梅究竟怎样“自然主义”法，恐怕迷糊如我者居多。我是很反感这种把西方文学术语的帽子，强行套在中国古典作品脑袋上的荒谬做法。比如说《诗经》是“现实主义”的，而《离骚》是“浪漫主义”的；杜甫是“现实主义”的，而李白是“浪漫主义”的；《红楼梦》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高峰”。这种生硬归类，偏偏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所钟爱。

按照“自然主义”经典的定义，即：要求文学单纯记录直接印象，要求作家象自然科学家一样冷静、客观，不带感情色彩，不对所写的事与人进行社会与道德的评价。任何一个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自然主义的理论是很难完全贯彻到创作实践中间去的。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其主观色彩不欲渗透到作品之中，根本是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

何况，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使它具有这样的特点：一，，尤其是白话，往往承担着“教化”的责任，哪怕作品的产生的实际效果恰与之相反。儒家的忠孝节义，佛家的因果报应，深深渗透到古典之中。第二，在中国，本是九流之末，巷流传的东西，就连作者对自己作品的定位也是如此。即使是命意最严肃的，也始终带有娱乐性质，游戏色彩。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也不例外。单这两点，就决定了，古典中几乎不可能产生“自然主义”的作品。

《金瓶梅》之“自然主义”，坦白地说，不过是对它令人很难接受的赤裸裸的性描写的讳称。中国人的性观念，是“说着丑，做着妙”（吕仙诗），金瓶梅非但长篇累牍的说了，而且坦率得惊人，评论者只好含含糊糊的讲，它的缺陷在于“自然主义”。然而即单以性描写而论，它也绝非“自然主义”的。它所描绘的生活，必然有现实所本。但是读者都知道，它的性描写，带有相当程度典型的男性性幻想成分。比如西门庆的性能力，谁也不会以为是“自然主义”的。作者对它的美化，甚至是一种***崇拜的遗痕。有人指出，二十七回出现的“赤帝当权耀太虚”具有一种象征色彩，金瓶梅正以男性力量极盛后的消亡来做结构框架的。

夏志清在《中国古典》中评述金瓶梅时，举了一个例子，说书中对潘金莲的身体，两处描写明显的不一致。他认为，这细节的失实，使人们对金瓶梅的描写“失去了信心”。他甚至说金瓶梅是迄今为止他所讨论的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这个细节特别感兴趣，我只能说，这种兴之所至的描写，在古典中随处可见，更谈不上是一种失败，不足以判断一部作品的高下。就像《窦娥冤》里赛卢医出场搞笑的念白绝不会损害它作为一部优秀的悲剧的地位一样。

正统文学史在赞扬一部作品时，往往以“深刻暴露黑暗现实”作为评判的标准。《金瓶梅》受到赞扬，原因在此。然而所谓暴露黑暗现实，基本每部作品都多少涉及。甚至三流末的作品，都不乏生动真切的描写。这不只是因为那本来就是作者无法回避的生活，而且是我们的文化笃信二元并立，阳与阴，黑与白，忠与奸，贞与淫……二元斗争根本就是很多推动情节的力量。金瓶梅在“暴露黑暗现实”上，并没有超过其余作品太多。不同的是，它的色调几乎是完全黑暗的，光明的尾巴非常稀薄。

其实，要说“自然主义”，儒林外史比它更接近“自然主义”。儒林外史并没有鲜明的黑白对比，而是深深浅浅的灰，（正统文学史总是欣赏范进发疯、严监生的两只手指之类戏剧性的东西，其实范进为官之后，和严贡生谋夺家产等部分，要尖锐深刻得多）虽然它还是掺杂了不少戏笔，但是它写尽了庸俗无聊之生存状态。惺园退士说：“慎勿谈《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也正因此，我以为儒林外史是一部比金瓶梅更使人压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