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张德彪说，有信心。

接下来的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如果我告诉你我做了一年小偷，就是对我信念的侮辱。我们的人发展到一百多人，但这些人都受过训练，我们的主要训练不是在滚水里摸肥皂，而是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我们执行一个案子时，需要作充分的前期调查。我过去读的书起了作用。我搬用了侦探的模式，我把《教父》这本书翻烂了。我学着里面的方法，召集了一群人，警察把我们叫团伙。但我们和一般的团伙不同，我们从不在歌舞厅闹事儿。我们只是选定目标，然后悄悄下手，洗劫他们肮脏的钱。我们搞到手的常常不是现金，而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名表，花瓶，古董，首饰……这些东西让我伤脑筋，因为我需要钱，以便分发给穷人，而这些东西要兑换成钱是要冒风险的。

当我们调查到一户贪官后，我们就踩点下手。我们执行了好多案子，但没有一家报警的，我心中就有数了。但有一个清华区的公安局副局长被偷后，动用了人员侦察，已经查到我住的一带地方了。老六说，事情不对呢，老大，他和别人不一样，别人不敢查他敢查，他是警察局长。

我想了一夜。思想如何对付这件事儿。早晨的时候，我有主意了。第二天我写了一份声明，表示在公安局副局长的家中查到如下赃物，包括金链子八条，名表四只，现金十二万元，美元一万元，房契一份，洋酒三瓶，吩咐老六大清早貼到检察院大门口，地上就放着这些东西。上岗的武警到岗后，立即报告了在门口发现的东西。

不到一个月，这个副局长被双规了，又过了一个月，他被逮捕了。他就这样完蛋了。从此，再没有人敢查我们，谁查谁倒霉。我们每偷一家，就把他家藏赃物的位置公示出来，在大街上贴布告。我不在布告上写我的名字，只写上“群众”，但我不会忘记在布吿左下方写下“此布”两个字。因为以前在我们乡下，每逢杀人，布吿上都有“此布”两个字。我写这两个字的时候，感觉很过瘾。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整倒了好多人。政府知道有一个团伙在做这些事，但他们装聋作哑，因为他们要靠我们提供线索，反贪局和检察院就扑上去抓人。老百姓却真的以为是群众在举报。但公安局是知道底细的，他们拿我们没办法。

有一回出了一件事儿，张德彪偷了一户人，事后证明不是贪官，是一家卖衣服的小贩。他看了人家往银行存钱眼红，就单干取了人家一万块钱。事后他十分害怕，因为我们的钱是统一管理的。他好吃酒，花销大，所以单干。老六领了他来，大家商量怎么办。我说，犯罪是要受罚的。我们不能犯罪，别人说我们是犯罪团伙，我们不承认，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犯罪。可是今天，你这样让我们掌自己的嘴巴。

有人叫他去自首。

老六不同意，说这会出大事儿的。

我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不怪你，你也不要怪自己，你哪只手不老实，你就怪哪只手吧。

张德彪哭了，拔出刀就剁了右手的一根手指。

大家都吓得眼睁睁地看着那根手指滚到地上。吓得不敢说话。

有人喊，快送医院接，现在还来得及！

我说，要接你砍它做什么？

大家不敢吭气了，惊恐地看着我。我说，别看我，看它！我指着在地上的手指，它拖着血，一会儿，它变白了。像一块姜。

又半年过去，我们和公安局相安无事。但我听到风声，说上头准备开始收拾我们了。问题并不是出在我们偷贪官，而是我们分钱给穷人。一个外国记者到城乡结合部的外来工村落采访，发现了有人定期发给他们钱，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上面开始对此警觉起来，他们似乎在找一个借口，这个借口能令我们悄无声息地结束命运。

我对此无所谓。我连火葬场的门都进过，所以我什么也不怕。只是当我看着我父母和妹妹的像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

我重新开始考察那个叫钱家明的警察。那天夜里，我一个人跑到野外，就是离火葬场不远的那片我深夜迷路的野地，我曾屈辱地跪在这泥土里。我知道这都是钱家明干的。我已经把他放下好久，现在，我又想起他来了。因为我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现在，我要了却我的心愿了。

如果我的直觉没有错。他就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我得到的直接证据就是，他和一伙民警当天晚上从六点开始，用刑具痛殴我父亲。钱家明当时用的是一根很粗鲁的木棍，是联防队员白天拿来练武的。最后一棍就是钱家明打在我父亲脖子上的，这最后一棍导致了父亲的死亡。

我不能说出是谁告诉我了这个秘密。但我敢说，在我父亲死亡这件事上，钱家明无论从当事人的角度，还是从负责人的角度，都要负最严重的责任。他既是科长，也是致命的打手，他是有罪的。

如果换了在一年前，我可能还会觉得一筹莫展。现在，我不再有这种感觉了。现在，我有办法做到我想做的事。因为我不再依靠别人了，我依靠自己的方法。就像偷那些贪官一样，我用自己的方法。我的方法就是我的标准，我的标准没有条文，没有典章，它们全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