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

导因于一宗中世纪修道院谋杀案，这位比福尔摩斯早出生数百年、却晚创造出来的侦探英雄，掀起了欧美文学排行榜的持续热潮。

《玫瑰的名字》没有《好莱坞妻妾》那样的美女、金钱和丑闻，而能置身于畅销书之列，是一个意外，却也实至而名归。

为了追求“被禁制的知识”而遭杀身之祸的僧侣，并不是第一个面对“真理信仰”难以两全僵局的人，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负责调查发生在神秘修道院之诡异谋杀案的圣方济格修士威廉就曾经这么说：“也许深爱人类的人所负有之任务，就是让人们嘲笑真理，使真理可笑；因为惟一的真理在于使我们自己由追求真理的狂热中解脱。”

这种怀疑的老调并非安伯托·埃柯(umberoeco)设置在《玫瑰的名字》里惟一的“主题”。因为这位记号语言学大师的叙述策略使本书的意旨形成了一部远比书中隐藏“禁制知识”的迷宫图书馆更为复杂的网络，它们相互辩证、颠覆、缠祟。于是当威廉为我们“侦破”了一连串的谋杀案之后(“一连串”显然不免是由于威廉的介入)，世故的读者也会因“元凶”的哲学信念而轻微感动或强烈震撼。然而，富于深邃智慧的论述课题，并不会让比较天真的读者感觉索然乏味或枯燥晦涩—即使读者对中世纪欧洲政教纷争、神学议论或文化仪式全无了解之诚意，他仍然可以从《玫瑰的名字》中获取许多“追随福尔摩斯推探线索”的侦伺奇趣。另一方面，沉浸于写实规范的批评家或读者在赞叹作者细腻、准确、翔实的描述和考证功夫时也必须留心：安伯托·埃柯愈是逞弄其写实性修辞，往往就是他对“真实”最加疑虑和嘲消的表现(如：对图书馆设计装满以及圣物陈列之描绘)。

于是，我们才可以根本怀疑作者在序言里对于“梅可的埃森修士手稿”的发现和传抄、移译过程完全出于虚构，从而认识到《玫瑰的名字》非但不是一部古老轶事的考订材料，它甚至也不是“一个故事”、“一本”，它只是利用读者对“推理情节”、“历史常识”、“英雄传奇”、“宗教启示”等文本的种种成见所架设出来的相互质疑的符号。我们运用这些成见来，之后便摧毁了这些成见。

一个本书的理想方式是：随便翻到任何一页，读下去，直到困倦为止。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前戏之后，如果它还不能引起你对侦探、历史、哲理或高度嘲讽艺术的任何兴趣的话，就请你去看电视节目《百战百胜》吧——那是一个最适合无脑力人士产生自我优越感的电视节目。

——录自台湾《中国时报》开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