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的宁伟被复员，他梦寐以求的军人生涯从此中断，部队就是这么怪，不想走的被撵走，想走的却死活不让走，特种侦察大队的指挥官钟跃民借裁军之机脱下军装，改行当了小贩，人生的反差……

钟跃民的特遣队经历了很多难以想象的艰难，终于从莽莽的亚热带丛林中找回了失事飞机上的文件包，这次行动，特遣队牺牲了五个人，这五个军人全部死于雷伤。防步兵雷是个

很讨厌的东西，它的设计思想是故意不炸死人，而是炸碎触雷人的某部分肢体，使其敌方分出一部分兵力抬伤员，从而达到使对方战斗减员的目的。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抢救及时，触雷者只是会残废，而不会危及生命。但是在无后勤支援的情况下就又当别论了，尤其是在莽莽无际的亚热带丛林中，伤员很快就会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在这次行动中，除了工兵排长赵志诚因伏地排雷被炸中头部当场死亡外，其余四个干部战士全部是死于负伤后失血过多而死亡。

钟跃民和张海洋在这次行动结束后很久还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吴满囤的死真使他俩肝胆俱裂，悲伤不已。

宁伟准备休探亲假回北京，这天是休息日，他向连长钟跃民请了假，他要上街看看，顺便给老母亲买点儿土特产。钟跃民当即批了他的假，通过这次行动，钟跃民对宁伟赏识有加，怎么看怎么顺眼。宁伟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个优秀的军人，他的反应速度，心理素质，都是一流的，若不是带领尖兵组的宁伟及时做出反应，整个特遣队会毫无察觉地进入雷区，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想起来，钟跃民还真是感到后怕，那片雷场实在太可怕了，其布雷密度简直是世界之最。钟跃民认为，要是他手下的几个排长都是宁伟这种水平的军官，那这个连队就太好带了。这次行动后按惯例进行总结，宁伟被评为三等功，他特遣队里惟一一个没有争议的三等功，所有参加行动的干部战士都认为宁伟的三等功是货真价实的，钟跃民甚至认为评三等功都委屈了他。他为宁伟提干的事专门找了政治部，政治部的李主任已经向钟跃民透露，宁伟提干的任命马上就会下来。

钟跃民觉得有必要先和宁伟透透风：”宁伟，我先给你透个信儿，你可别把我卖了，政治部的李主任说了，你的提干报告已经报上去了，估计没什么大问题，等你探家回来，差不多也该宣布了。”

宁伟说：”谢谢连长，你放心，我会好好干的，我觉得这辈子只有当军人最适合我，要是离开部队我还真不知道该干什么。”

钟跃民说∶”别谢我，我也是不图利不早起，提干命令下来后，你就给我带一排，我也好省点儿心，将来你接了我的位子，我也好放心转业了。”

宁伟不爱听了：”连长，你说这话我可真不爱听，俗话说水大漫不过桥去，就算有一天我当了连长，那你没准儿都当了团长，我永远是你手下的兵。”

宁伟的运气实在是很糟糕，当年钟跃民等人提干时根本没费什么事，那时的军官只能从老兵中选拔。谁知到了宁伟变成老兵的时候，提干的标准变了，原则上不再从士兵中选拔军官。要不是七九年以后对参战部队有了特殊政策，宁伟就只有卷铺盖回家了，他总算等上了末班车。

宁伟自己也发现，命运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往往一件小事，就能使你的命运走向发生逆转。他常常奇怪自己不知得罪了哪位真神，命运总在关键时刻和他开个残酷的玩笑。要是早知道他今天上街的结果，打死他也不会请假，要是今天在营房里和战友们玩扑克，他这辈子也许还能混个师长旅长的干干，至少不会被撵出部队。

那天宁伟背着挎包走在大街上边走边看，他发现了一个卖红枣的摊位，便想给母亲买些红枣，他正在和摊贩讨价还价时，就听见一阵女人凄厉地哭喊声，宁伟警觉地站起来。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满脸是血，跌跌撞撞地跑着，有个身材魁梧，面相凶恶的男人拿着棍子追上来，满脸是血的女人被那男人一棍打倒，那男人凶狠地用棍子毒打女人，女人被打得在地上乱滚，连连发出惨叫……

宁伟冲上去，一把抓住那男人的棍子低吼道：”住手！为什么打人？”

那男人拽了几下棍子，棍子牢牢地被宁伟攥着，纹丝不动，男人气急败地挥起一拳，打中宁伟的鼻子。宁伟的鼻子流血了，他立刻大怒，飞起一脚踢在那男人的软肋上，男人惨叫一声飞出三米多远，狠狠地摔在地上。

宁伟扶起挨打的女人，那女人却突然一头撞向宁伟，嘴里大骂着：”当兵的，你凭什么打我男人，我挨打我乐意，你管什么闲事？我和你拚了……”

宁伟没提防，被女人一头撞在腹部跌倒……

宁伟这次的祸惹大了，那个打老婆的丈夫被他一脚踢断了三根肋骨，内脏也受了伤。这件事牵扯到军民关系的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和军政治部都很头疼，因为那个挨惯了丈夫毒打的女人不依不饶，一定要部队领导给个说法不可。钟跃民和营里的孙教导员这几天就象个孙子，每天提着水果去医院看望伤员，任凭那女人没完没了地数落，他和孙教导员陪着笑脸已经把好话说尽，却仍然得不到谅解。钟跃民没受过这种鸟气，他私下对孙教导员说∶”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挨揍了，这娘们儿是欠揍，连我都想揍她。”

孙教导员说∶”行啦，钟连长，本来这事就够棘手的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从明天起你就别跟我去医院了，我早看出来了，你陪着笑脸和那女人说好话时，拳头都攥紧了，我真担心你控制不住，哼，宁伟可真是你带出来的好兵。”

在经过一轮艰苦的谈判后，事情终于解决了，由地方政府斡旋，部队赔偿了一大笔钱，那女人还提出两个额外的条件，一是要把住房翻新一下；二是要部队给宁伟判刑。笫一个条

件倒好解决，让钟跃民带着一连的战士去盖房就是了。笫二个条件就难办了，按理说，宁伟的行为是见义勇为，从法律角度看，即使是打老婆也是违法行为，宁伟作为一个军人，在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理应站出来制止，部队也应该提倡和鼓励这种行为。关键在于宁伟那一脚太厉害，竟把人踢成了重伤，这样就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了，要是仅凭这一点把宁伟判了刑，部队干部战士的工作就很难做了，今后谁还敢见义勇为？总不能要求军人们在制止不法侵害的时候，还要求对方出示结婚证。

最后政治部的李主任亲自出马，双方都做了让步才把此事摆平，部队的承诺是将宁伟处理复员。受害人一方表示可以勉强接受，不再追究了。

宁伟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处理决定下来的那天，钟跃民拒绝由他来宣布，否则他也要求转业。一连的指导员吴满囤牺牲后，新的指导员还没有派来，指导员的工作一直由钟跃民兼任，钟跃民的不合作态度使孙教导员百般无奈，只好自己来一连向宁伟宣布处理决定。

对宁伟的处理决定还没宣布完，一连的战士们就炸了窝，他们轰地一下全站了起来，把孙教导员吓了一跳，刚刚执行完九死一生的任务，这些士兵脾气暴躁得很，威信稍差些的干部根本约束不了这些战士，孙教导员求救似地看着钟跃民，钟跃民只好吼了一嗓子，这才压住阵脚。

在一连连部，宁伟双手抱头，沮丧地坐在桌子前一声不吭。

钟跃民和连里的几个排长站在一旁。

孙教导员恨铁不成钢地说：”宁伟，我知道你委屈，可你也不想想，就算你是见义勇为，你也得问问清楚再管呀？这下可好，一脚把人家三根肋骨都踢断了，人家不依不饶的，政治部李主任亲自去做工作，嘴皮都磨破了，人家还是不干，你这个宁伟，怎么一点儿脑子没有，一出手就这么狠，你那一脚能踢断一棵小树，能随随便便踢人么？你这祸可闯大啦。”

钟跃民话里有话地说：”那娘们儿就是挨揍挨惯了，不挨揍都不舒服，你非要去管闲事，这下管出麻烦了吧？”

二排长说：”教导员，这事儿我也想不通，要是让我碰上了我也得管，那家伙拿棍子把人打得满地乱滚，简直就是行凶杀人，稍微有点儿正义感的人都会管的，谁知道人家是两口子呀？”

孙教导员说：”行啦，二排长，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上级要是听咱的，不就没事了吗？问题是这件事咱们谁说了也不算，是政治部决定的。”

宁伟突然伤心地哭了：”连长、教导员，我求求你们，替我向上级说说，别让我复员，我实在舍不得离开部队，哪怕不提干，继续当兵我也愿意。”

钟跃民不忍地说：”教导员，咱们一起去政治部找李主任求求情行不？宁伟是我们连最好的代理排长，各项军事技术都过硬，这次执行任务又立了三等功，提干的命令也快下来了，不能就这么把前程给毁了呀。”

孙教导员神色黯然：”宁伟，我何尝不想留你？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甚至拿党籍军籍担保，请政治部放一马，我保证宁伟会吸取教训，可这没用，政治部的决定是不可能更改的，李主任还把我批了一顿。”

钟跃民情绪激动地嚷：”那就这么完啦，好好的一个兵，犯了这点儿事，就把人家轰出部队了？”

二排长小声骂道：”这个李主任真他妈的……”

孙教导员喝道：”住嘴！二排长，我看你嘴上也缺个把门儿的。”

钟跃民难过地说：”宁伟，这件事怨我，我要是不批你假，就不会有这事了，我对不住你呀……”

宁伟擦干眼泪站了起来，神色平静地说：”连长，是我命不好，赶上这件倒霉事了，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复员就复员吧，我认命了，谢谢各位。”

大家都不说话了，所有的人都表情复杂地望着宁伟。

这年年底，宁伟等一大批老兵都复员了，随之又是一批新兵涌进军营。此时钟跃民也向上级递交了转业报告，谁知被上级驳回，还捎带着一顿批评，使他感到很恼火。

有一次他去司令部大楼找张海洋，结果在楼道里碰见政治部的李主任，李主任和钟跃民很熟，他见到钟跃民很高兴，还热情地邀请钟跃民去他办公室坐坐。钟跃民一见李主任情绪不错，便以为有机可乘，于是旧调重弹：”李主任，我还想和您谈谈关于转业的问题。”

李主任一听就收敛了笑容：”谁想转业？”

”我想转业。”

李主任火了：”胡闹，这会儿和我谈转业的事，亏你想得出来，当兵不是逛公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转业不转业不是你说了算，是组织说了算，想在部队长期干的，组织上未必让你干，不想干的，组织上未必同意你走，钟跃民，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向你明确表态，想走？没门儿，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部队干吧。”

李主任转身走了，钟跃民站在那里发愣。

张海洋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得，捅了马蜂窝吧？这身军装就这么好脱，李主任的意思你明白吗？想走的，部队偏不让你走，等你不想走了，部队该轰你走啦。”

钟跃民在李主任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自然没好气∶”你幸灾乐祸什么？你不是也要调到北

京总部机关去吗？”

张海洋说∶”没戏了，自从去年我父亲去世以后，调北京总部的事就黄了，人一走茶就凉，以前答应帮忙的人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算了吧，我也不想调了，凑合混吧。”

钟跃民一听便兴奋起来∶”不调了？那好，明年跟我一起打报告，咱俩一起转业，这回你得听我的，当初要不是你和满囤藏起了老子的裤衩，我何至于现在求爷爷告奶奶……”

一提起吴满囤，两个人都沉默了。满囤阵亡后，钟跃民和张海洋费了不少周折，把满囤的大弟弟满仓弄到部队当兵，不过满仓可没有哥哥幸运，他只能当几年兵就复员，永远没有提干的可能。本来钟跃民打算把他安排在自己连队，也好照顾一下，但满仓只上过一年学，基本上是个文盲，要不是沾了烈士亲属可以破格入伍政策的光，他连兵都当不成。侦察分队对士兵的要求比较高，满仓实在不适合留在一连，他被分到工兵营。钟跃民和张海洋还定期地给满囤的父母寄些钱和军装，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情绪归情绪，工作是不能不干的，而且还要干好，钟跃民不会因为闹情绪就把连队的工作扔在一边不管。结果是他干得还不错，侦察营的三个连队里，一连的各项工作总是笫一。上级认为，钟跃民带兵还是有一套的，虽然这个连长毛病很多。

在上级主官的眼里，这家伙是个典型的另类人物，他很少对士兵进行传统教育，有时还嘲笑指导员的工作方法。如果战士们对上级领导有什么不满的话，钟跃民不但不制止，居然还和战士们一起大发牢骚。特遣队的行动结束后，钟跃民被上级首长指定授予二等功。谁知过了些日子，政治部听到有人反映，钟跃民竟把军功章给一个来队家属的孩子玩，那孩子玩着玩着居然把军功章给玩丢了。指导员当时就急了，要发动全连战士去找，钟跃民却轻飘飘地说∶”丢就丢了，谁戴不是戴？文革那会儿的纪念章都是抢来抢去的，我就没少抢人家的纪念章。”

指导员说∶”这是纪念章么？这是荣誉，而且是最高的荣誉。”

钟跃民说∶”扯淡，就是纪念章，你要喜欢，找着了你就留下，我送你了。”

政治部李主任听到这些事的时候气得浑身哆嗦，把钟跃民叫到政治部大骂了一顿，钟跃民一脸的无辜∶”李主任，这好比我丢了钱包，结果警察没抓着小偷倒把我抓了，要我承担责任，这不是不讲理么？我招谁惹谁了？”

钟跃民也觉得奇怪，命运总和他开玩笑，那个倒霉的宁伟如此热爱军人这种职业，可到头来军队却不能留他。自己数次要求转业，偏偏军队却不放，不但不放，职务还不断地变动，先是当了副营长，后来又扶了正，成了侦察营的营长，在这期间，钟跃民还带领侦察分队去边境地区参加数次特种行动。

钟跃民的职务最后一次调整是因为军侦察营的建制撤销，他指挥的原军侦察营改为军区直属特种侦察大队，钟跃民被任命为大队长。虽然他的职务还是正营职，但他所指挥的部队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不是以前的普通侦察分队了，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了。

特种侦察大队成立后，特种兵们的装备及训练科目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侦察营连钟跃民都算上，谁也没受过伞降和机降训练，而现在这些训练是每一个成员必须掌握的，不止这些，部队还装备了火箭式单兵飞行器和动力翼伞，这些新式装备是老侦察兵们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身为大队长的钟跃民不光是要训练部队，连他自己也需要重新接受训练，转业的事只好先放下了。

正当钟跃民忙着闹转业的时候，袁军却意外地发现，有时天上也会掉下馅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