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分别，没有概念，没有牵绊

除了一般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之外，佛陀也抛弃了一切细微情绪的二元分别。他不视誉胜于毁，得胜于失，乐胜于苦，名胜于贱。他不受乐观或悲观所影响。没有一件事比另一件事更吸引人，或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想象我们不再受无谓的赞美或批评所缚，而是如佛一般地听闻只是音声，如同回音。或者如同我们在临终时刻的听闻一般。亲人们称赞我们有多美好，可能会令我们有点开心，但同时我们已经不在乎、不受影响了。我们不会再执着于字眼上。如同生菜沙拉之于老虎，你可以想象如果一切世间的诱惑都不具吸引力，而你能超越各种贿赂或劝诱的话，会是如何。如果能不被赞誉所收买，不被批评所打击，我们就会有无比的力量。我们会极度地自由，不再会有不必要的期待与恐惧，汗水和血液，以及情绪性的反应。我们终将能把“我一点都不在乎”付诸修行。不去追逐他人的接纳，也不去逃避他人的排斥，才能珍惜此刻所拥有的一切。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想延续好的东西，或者在未来用更好的来取代它；或者我们沉溺于过去，忆念着曾经快乐的时光。讽刺的是，我们事实上并未真实珍惜过我们所怀旧的那个经验，因为当时我们正忙着攀执于期望与恐惧之中

我们象是沙滩上的儿童，忙着堆造沙堡，而圣者恰如在阳伞下望着我们的成年人。儿童们为了自己所创造的东西着迷，为了贝壳和铲子争吵，被拍上岸的浪头惊吓。他们经历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成年人躺在附近，啜饮着椰子鸡尾酒，只是观看着，没有批判，不因为沙城堡建得好而得意，也不因为有人意外踩到烽火塔而生气或悲伤。他们不象儿童一般地纠缠在戏剧之中。我们还要想求什么更好的证悟呢？

在世俗世界中，对证悟者最接近的比喻就是自由；事实上，在个人生活和社会上，自由的概念是我们的原动力。我们梦想着一个能随心所欲的时空，就象美国梦。在我们的演说和宪法中，我们把自由和个人权利拿来象咒语一般地念诵；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们并不真正想要它。如果被赐予完全的自由，我们可能会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来善用真正的自由，因为我们无法免于自己的傲慢、贪婪、期待与恐惧。如果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突然消失，只剩下一个人，我们可以想见他有全然的自由他可以大叫，不穿衣服四下游荡、违犯法律虽然这样的世界不再有法律，也没有证人。但迟早他会开始觉得无聊、寂寞。希望有同伴。而人际关系的最根本就是需要为他人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因此如果这位孤独仁兄的愿望实现，获得了一位同伴，这位同伴很可能会我行我素，因而有意无意地减损了他的自由。这怪谁呢？当然是这位孤独仁兄了。因为他的无聊造成了他的减损。如果不是无聊和寂寞，他可以还是自由的。

我们善于限制自己的自由。即使能够，我们也愿裸体四下走动，或者拿死鱼当领带去面视求职，因为我们想赢得好感，交到朋友。纵使另类或民俗文化能提供很多智慧，我们也可能不愿接受它们，因为我们不愿被指为嬉皮一族。

我们居住在责任和规范的牢狱之中。我们把个人权利、隐私权、拥枪权、言论自由等说成重大课题，但我们却不愿意与恐怖分子做邻居。当事关他人，我们就要加以限制。如果他人全然自由，你就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一切。他们的自由会限制你的自由。当马德里的火车和纽约的建筑物被炸毁时，我们责怪中央情报局纵容恐怖分子到外逍遥。我们信为政府的职责是保护我们免于受到侵害。但侵害者却视自己为自由战士。同时，我们又希望自己是政治正确的公正之士，因此当我们貌似外裔的邻居被政府探员找麻烦时，又可能为他抗议。对于不切身的议题保持政治正确是特别容易的事。但无论如何，我们很可能成为自己政治正确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