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弘一法师经历概要(1)

作者:李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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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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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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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638字

弘一法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巨大,这让众多人渴望进一步了解他,现将法师的个人简单自述与大家共同分享,以期满足人们想要更多了解弘一法师的愿望。


初到世间的慨叹


在清朝光绪年间天津河东有一个地藏庵,庵前有一户人家。这是一座四进四出的进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


曾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此使李家在当地的声名更加显赫了。但是,他为官不久,便辞官返乡了,开始经商。他在晚年的时候,虔诚拜佛,为人宽厚,乐善好施,被人称为“李善人”。


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是光绪六年(1880年),在这个平和良善的家庭***生的。


生我时,我的母亲只有20岁,而我父亲已近68岁了。这是因为我是父亲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虽然父亲很疼爱我,但是在那时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为庶子,身份也就无法与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相比。从小就感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给我带来的压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着,也许这就为我今后出家埋下了伏笔。


在我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没有了父亲的庇护和依靠,我与母亲的处境很困难,看着母亲一天到晚低眉顺眼、谨小慎微的度日,我的内心感到很难受,这也使我产生了自卑的倾向。我养成了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终日里与书作伴,与画为伍。只有在书画的世界里,我才能找到快乐和自由!


听我母亲后来跟我讲:在我降生的时候,有一只喜鹊叼着一根橄榄枝放在了产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而我后来也一直将这根橄榄枝带在身边,并时常对着它祈祷。由于我的父亲对佛教的诚信,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经典,受到佛法的熏陶。我小时候刚开始识字,就跟着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亲的妻子,学习念诵《大悲咒》和《往生咒》。而我的嫂子也经常教我背诵《心经》和《金刚经》等。虽然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这些佛经的含义,也无从知晓它们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欢念经时那种空灵的感受。也只有在这时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详!而我想这也许成为我今后出家的引路标。


我小时候,大约是六七岁的样子,就开始跟着我的哥哥文熙读书识字,并学习各种待人接物的礼仪,那时我哥哥已经20岁了。由于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又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袭着严格的教育理念。因此,我哥哥对我方方面面的功课,都督教得异常严格,稍有错误必加以严惩。我自小就在这样严厉的环境中长大,使我从小就没有了小孩子应有的天真活泼,我也怀疑我的天性遭到了压抑而导致有些扭曲。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这种严格施教,对于我后来所养成的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作风起了决定作用,而我后来的一切成就几乎都是得益于此,也由此我真心感激我的哥哥。


当我长到八九岁时,就拜在常云政先生门下,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开始攻读各种经史子集,并开始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在我13岁那年,天津的名士赵幼梅先生和唐静岩先生开始教我填词和书法,使我在诗词书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以前深厚了。


为了考取功名,我对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县学加以训练。


16岁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过去所受的压抑而造成的“反叛”倾向也开始抬头了。我开始对过去刻苦学习是为了报国济世的思想不那么热衷了,却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戏曲,也因此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票友。在此期间,我结识过一个叫杨翠喜的艺人,我经常去听她唱戏,并送她回家,只可惜后来她被官家包养,后来又嫁给一个商人作了妾。


由此后我也有些惆怅,而那时我哥哥已经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师了,但是有一点我很不喜欢,就是他为人比较势利,攀权倚贵,嫌贫爱富。我曾经把我的看法向他说起,他不接受,并指责我有辱祖训,不务正业。无法,我只有与其背道而驰了,从行动上表示我的不满,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对富贵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对人我却不冷不热。在别人眼里我成为了一个怪人,不可理喻,不过对此我倒是无所谓。这可能是我日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的决定因素!


艺海畅游的乐趣


有人说我在出家前是书法家、画家、音乐家、诗人、戏剧家等,出家后这些造诣更深。其实不是这样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人生兴趣而已。我认为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应多学一些东西,不见得样样精通,如果能做到博学多闻就很好了,也不枉屈自己这一生一世。


而我在出家后,拜印光大师为师,所有的精力都致力于佛法的探究上,全身心去了解禅的含义,在这些兴趣上反倒不如以前痴迷了,也就荒疏了不少。然而,每当回忆起那段艺海生涯,总是有说不尽的乐趣!


记得在我18岁那年,我与茶商之女俞氏结为夫妻。当时哥哥给了我三十万元作贺礼,于是我就买了一架钢琴,开始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并尝试着作曲。后来我与母亲和妻子搬到了上海法租界,由于上海有我家的产业,我可以以少东家的身份支取相当高的生活费用,也因此得以与上海的名流们交往。当时,上海域南有一个组织叫“城南文社”,每月都有文学比试,我投了三次稿,有幸的是每次都获得第一名。从而与文社的主事许涣元先生成为朋友,他为我们全家在南城草堂打扫了房屋,并让我们移居了去,在那里我和他及另外三位文友结为金兰之好,还号称是“天涯五友”。后来我们共同成立了“上海书画公会”,每个星期都出版书画报纸,与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仁们一起探讨研究书画及诗词歌赋。但是这个公社成立不久就解散了。


由于公社解散,而我的长子在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不久后我的母亲又过世了,多重不幸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于是我将母亲的遗体运回天津安葬,并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带回天津,我独自一人前往日本求学。在日本我就读于日本当时美术界的最高学府——上野美术学校,而我当时的老师亦是日本最有名的画家之一——黑田清辉。当时我除了学习绘画外,还努力地学习音乐和作曲。那时我确实是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那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享受。


我从日本回来后,政府的腐败统治导致国衰民困,金融市场更是惨淡,很多钱庄、票号都相继倒闭,我家的大部分财产也因此化为乌有了。我的生活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了,为此我到上海城东女校当老师去了,并且同时任《太平洋报》文艺版的主编。


但是没多久报社被查封,我也为此丢掉了工作。大概几个月后我应聘到浙江师范学校担任绘画和音乐教员,那段时间是我在艺术领域里驰骋最潇洒自如的日子,也是我一生最忙碌、最充实的日子。


如果说人类的情欲像一座煤矿,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欲望转变为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转变会因人而异,有大有小、有快有慢、有迟有早。我可能就属于后者,来得比较缓慢了。


遇见精神的出生地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南方度过的,这其中,杭州是我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变的地方。作为一名高校的艺术教师,我在浙一师的六年执教生涯中业绩斐然,作为一个诸艺略通的人,那段时期也该算我艺术创作的一个鼎盛期吧;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杭州,我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归宿,最终步入了佛门。


1912年3月,我接受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次年更名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务长经亨颐的邀请,来该校任教。我之所以决定辞去此前在上海《大学洋报》极为出色的主编工作,除了经亨颐的热情邀请之外,西湖的美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经亨颐就曾说,“我本性淡泊,辞去他处厚聘,乐居于杭,一半勾留是西湖。”


我那时已人到中年,而且渐渐厌倦了浮华声色,内心渴望着一份安宁和平静,生活方式也渐渐变得内敛起来。我早在《太平洋报》任职期间,平日里便喜欢离群索居,几乎是足不出户。而在这之前,无论是在我的出生和成长之地天津,还是在我“二十文章惊海内”的上海,抑或是在我渡洋留学以专攻艺术的日本东京,我一直都生活在风华旋裹的氛围之中——随着这种心境的转变,到杭州来工作和生活,便成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1918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我便于这一天在虎跑寺正式剃发出家了,法名演音,号弘一。


到了9月下旬,我移锡灵隐受戒。正是在受戒期间,我辗转披读了马一孚送我的两本佛门律学典籍,分别是明清之际的二位高僧藕益智旭与见月宝华所着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不禁悲欣交集,发愿要让其时弛废已久的佛门律学重光于世。可以说,我后来的一切事物就是从事对佛教律学的研究,如果说因此取得了一点成绩,也正是由此开始起步的。


对于我的出家,历来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为此写过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对于自己出家的原由与经过作了详细的介绍,无论如何,这在我看来,佛教为世人提供了一条对医治生命无常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这使我觉得,没有比依佛法修行更为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当人们试图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来解释我走向佛教的原因之时,不要忘记,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正是来自于佛教本身。就我皈依佛教而言,杭州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出生地。


南闽十年之梦影


弘一法师丁丑二月十六日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


我一到南普陀寺,就想来养正院和诸位法师讲谈讲谈,原定的题目是“余之忏悔”,说来话长,非十几小时不能讲完;近来因为讲律,须得把讲稿写好,总抽不出一个时间来,心里又怕负了自己的初愿,只好抽出很短的时间,来和诸位谈谈,谈我在南闽十年中的几件事情!


我第一回到南闽,在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在温州,我在温州住得很久,差不多有十年光景。


由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


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士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士说要到暹罗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的。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


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就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罗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那时的南普陀,和现在不同,马路还没有建筑,我是坐着轿子到寺里来的。


到了南普陀寺,就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芝峰法师和我同在温州,虽不曾见过面,却是很相契的。现在突然在南普陀寺晤见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我本来是要到暹罗去的,因着诸位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暹罗国去了。


在厦门住了几天,又到小云峰那边去过年。一直到正月半以后才回到厦门,住在闽南佛学院的小楼上,约莫住了三个月工夫。看到院里面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差,我当时很赞美他们。


这时芝峰法师就谈起佛学院里的课程来。他说:“门类分得很多,时间的分配却很少,这样下去,怕没有什么成绩吧?”


因此,我表示了一点意见,大约是说:“把英文和算术等删掉,佛学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吧!”


他们都很赞成。听说从此以后,学生们的成绩,确比以前好得多了!


我在佛学院的小楼上,一直住到四月间,怕将来的天气更会热起来,于是又回到温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