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

作者:陈丹青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23:15

|

本章字节:10840字

谈鲁迅迁居上海八十周年大家好!


今天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1927年,鲁迅先生来上海定居,至今八十年了。中国这么大,当年鲁迅先生为什么选择上海?


又要说到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鲁迅选择上海,就是选择“地利”当然,鲁迅能在中国成全他自己,“天时”第一要紧。


譬如解放后逼着孩子们念他的文章,念得最多的两篇,一是《纪念刘和珍君》,一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两篇文章要是换了天时,鲁迅就未必写得出来,写出来,也休想发表请愿学生刘和珍与四十几位小青年,被大兵镇压,打死了,鲁迅在文章里说,那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纪念文章,这样的说法,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直到今天新世纪,全中国还是没人敢写,写了,也不给你发表。《为了忘却的纪念》,写鲁迅几位年轻朋友怎样半夜里给拉出去枪毙,鲁迅怎样逃亡,还为此作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吟罢低眉无写处”,意思是写了也无处发表,其实不久还是发表了,两年后收入他的新书《南腔北调集》,公开发行了。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书,换了天时,在五六十年代,在七八十年代,直到今天新世纪,全中国还是没人敢写,写了也不给你发表。


有人会说,没关系,可以到香港发表呀,可以拿到网上去呀,是的,时代不是一点没进步,但这点进步,顶多也就是拿到香港去,拿到网上去。在我们的时代,谁要是遭遇同样的事情,全中国千千万万纸面媒体、视频媒体,照样不容他写,不给他发。


这就是“天时”的厉害。


现在再来讲鲁迅先生的“地利”。早年鲁迅愿意去北京,一是有饭碗,蔡元培请他去,二是北京古城大学多,文人多,照鲁迅的说法,适合做学问。所以鲁迅在北京盖了八道湾和阜成门外两处四合院,预备长久住下去,母亲、夫人、弟兄,全都接过来。但“天时”不很对,因为民国初年军阀统治,鲁迅的学生就是给军阀打死的,“人和”也不对,鲁迅在北平和许多当时官员、文人与海归派不要好,闹翻了,于是1926年到厦门教书去。现在关于鲁迅离开北京的理由,能够比较平实地交代了,就是说,鲁迅有了许广平许先生。出于当时的种种现实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地方。这是人之常情,我以为鲁迅走得对,走得好。


到厦门待了半年,“人和”还是不对:和林语堂不对,和将要到来的顾颉刚不对,等等,鲁迅就去了广州大学,和许先生会合了。可是到广州不久,著名的“四一二清党”发生,鲁迅说他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杀人的,而且是年轻人出卖同伙的年轻人……于是鲁迅在1927年秋天,带着许先生来到上海。


大家知道,“四一二清党”的发端就在上海,同时,发布清党命令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刚刚和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大家又知道,鲁迅痛恨帝国主义,各国帝国主义当时在中国最密集的地方,正是上海。问题来了,痛斥政府清党杀人、痛恨帝国主义的鲁迅,为什么反而去上海?原因很简单,大家也知道:上海有租界。租界的意思,就是发生灾难,有租界,你可以躲藏,可以逃避。我在当年的纪录片看见日本人攻进上海,租界的巡捕把铁丝网打开,指挥人山人海的上海难民往租界里逃;南京没租界,1937年兵败沦陷,大屠杀发生,不少洋人的教堂、医院、慈善堂,救了许多难民的性命。鲁迅有幸,生前不曾遭遇八一三淞沪战争和南京大劫难,但他因为和左翼的关系,也在租界躲藏过。我读到一位日本青年的回忆,说是在个粗陋的民居邂逅躲藏的鲁迅,两人坐在楼梯角落天天说闲话,后来才知道这个留胡子的中国人就是鲁迅,逃难过后,鲁迅还请他去家里玩,写字送给他。


外国的租界,是中国人的屈辱。鲁迅到上海的种种考虑和真实原因,却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选择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区。这一层原因,鲁迅不好说,也不愿说,因为这是屈辱。怎么表达这种屈辱呢?他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写成“且介”,作成文集的题目,表示他躲在租界,是一个半殖民国家的奴隶。所以在选择“地利”时,鲁迅既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说他是民族主义者,因为鲁迅一步也不肯离开中国,在他危险时、生病时,宋庆龄、蔡元培、史沫莱特,还有延安来人,都劝他出国去,可是鲁迅不肯,连他当时向往赞扬的苏联,他也不去。说他是现实主义者,他明白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当时中国各地的最佳选择,在上海待下来,他可以有一个进退回旋的余地。


这一层,后来一位人物的选择有点相似,就是大学者陈寅恪。出于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1949年前后他不愿留在清华,决定远离即将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他也不愿去英国人治下的香港,或者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做流亡者。他选择了广州。虽然广州的“地利”适合他的病,广州的“人和”,譬如省委领导陶铸他们十分礼遇他,可是“文革”爆发,“天时”大变,他选择的广州埋葬了他。他死于承平时代的乱世,远远没有辗转于乱世的鲁迅在上海那么幸运。


八十年前的中国,有租界的城市不止上海,天津有租界、武汉有租界,鲁迅为什么不去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上海是大世界,不但是中国第一新兴大都市,也是亚洲第一大都市。鲁迅选择上海,说明鲁迅在情感上的民族主义、生存上的现实主义之外,他的文化立场是一位世界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大人物,当时的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厦门,都不能满足他,不能最大限度成全他的观察和言说,只有上海,中国第一座具有世界意识与现代规模的大都市,才是最佳选择。用今天的话语说,上海代表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


其实在1927年鲁迅到上海之前,各路新派人士就络绎来到,藏身上海,而且谋反。先有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后有民国建立之前之后的孙中山、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再后来,就有江亢虎、陈独秀、毛泽东、周佛海等等早期共产党人……总之,上海是这些革命党流亡和举事的乐园。至于来上海办学,公开宣扬新学问、新思想的大人物,更是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当然是出掌上海公学的胡适之。


可是历来描述鲁迅居住过的那个上海,都将上海的生态几乎全部肃清、抹杀,只剩个鲁迅,加上几位左翼青年和地下党在那里偷偷见面。为了衬托这些革命人,作为反派,偌大的上海似乎也只剩下一群军警、特务和检察机关,一天到晚忙着搜捕、暗杀、查禁,整个大上海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过是这些正派反派的舞台,没有其他人、其他事。其实,鲁迅本人和左翼朋友们,才是当年上海真正的反派。今天的新上海,没有反派人物了,治理得非常好,除了前年被双规的一大群贪官污吏,新上海住满了密密麻麻的顺民和良民。所以我愿意想象在鲁迅迁来上海之后,三十年代的上海,和他一起住在这座大都市的,是些什么人


除了老百姓,当年上海真正的主流人群是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买办,是高等华人、白领职员、民族资本家、各路生意人,此外,住着掌控部分上海社会的大流氓如黄金荣、杜月笙这些人,鲁迅的文章几乎不提到他们。另一份长长的名单,是许许多多文化艺术界人士,这里只能扼要谈几位代表人物。譬如出版界的王云五和邹韬奋,报界的史量才,戏剧界的梅兰芳,电影界的郑正秋,演员那是太多了,鲁迅迁来上海前后,正是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出道之时,譬如著名花旦阮玲玉和胡蝶,著名小生赵丹和金焰,著名青衣上官云珠和秦怡……美术界的人物,我可以多说几位,譬如徐悲鸿和刘海粟,是在上海码头上船出去留洋,林风眠和颜文从国外回来时,也是在上海码头接受同行的致敬,然后分别去杭州苏州开办艺术学院。活跃在上海本地的艺术家,有去日本留学的陈抱一、关良和关紫兰,有第一代都市漫画家叶浅予、张光宇,有日后去了延安,建国后设计国徽的张仃……可是这些人鲁迅或者不知道、不认识,或者不感兴趣、不以为然,文章里也几乎不写到这些人,只是略微讽刺过梅兰芳、徐悲鸿、刘海粟,而阮玲玉自杀后,他却认真地写了那篇著名的《论“人言可畏”》,说的既不是电影,也不是阮玲玉,而是媒体和舆论的问题。


整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史,可以说,就是上海文艺史。上海文艺史,从时间上对照,几乎密集发生在鲁迅来到上海的那十年。那十年,海派文学起来了,一长串名单,以前不提,这几年总算提起了,譬如实验作者穆时英、戴望舒、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等等,加上更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如张恨水,再加上后来左翼的那帮人,这才构成上海文学三十年代的全景观。在这全景观的深处,我有兴趣的是,当鲁迅在虹口往来于大陆新村和内山书店时,年纪青青的傅雷先生已经从巴黎回来了,年纪更青的张爱玲正在圣玛丽亚女中读书。那时鲁迅哪里晓得有个才气横溢的小姑娘住在沪西呢?按年份算,当时十几岁的张爱玲已经发表了处女作,领到第一笔小稿费,当她拿着稿费立刻上街去买口红时,鲁迅很可能正在虹口区的马路上,和西装笔挺的四条汉子闹别扭,或者,正在家里请萧红萧军吃夜饭。


这样想象着,鲁迅的那个上海这才活起来,假如我们再来发动想象力,应该记得穷凶极恶的张春桥姚文元,当时住在哪条小弄堂,还是文艺小瘪三,轮不到周扬夏衍的资格,去和鲁迅打交道。


时间不够了,我应该快点结束这篇讲话。总之


所有关于上海历史的记忆和研究,公认上海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而民国年间唯一短暂的承平时期,也是三十年代。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正是三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上海要是没有鲁迅,那是寂寞多了,失色多了,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因为有鲁迅在,就有了不可取代的分量,有了文化的制高点。前面说到的文艺界名流或者小瘪三,不论是左翼右翼,不论是中间派逍遥派,不论文艺的主张或主义,不论是喜欢鲁迅还是不喜欢,大家全都在乎鲁迅的大名,要么敬佩他、追随他,认他为精神领袖,要么拉拢他、利用他,换取党派的利益,要么攻击他、撩拨他,引他注意,自抬身价,要么对他敬而远之,走自己的路……可是在鲁迅的文章、书信和日记中,那十年除了写作,就是带孩子、见朋友、逛书店、看电影,有时参加集会、经常躲避追捕,再就是躺在那里生病……总之,鲁迅处于文化争议的旋涡之中,又置身于上海的主流生活之外,他在上海期间的全部作文,没对上海说过多少闲话,就是说了,也没几句好话,在私人信件中,他对上海的世相,语多讥讽,对文人的百态,心存鄙视,上海的文界,大致不入他的眼,以上海市井的粗话说,上海各路文人大致是“阿乌卵”,我们在他这些文字中,几乎看不到那个黄金时代的上海文化。


现在我要说,这就是鲁迅的大气,更是上海的大气。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上海容纳鲁迅,而鲁迅远远地躲开上海这就是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最传奇、最风流的关系。巴黎出了雨果与波德莱尔,巴黎所以风流;伦敦住着狄更斯与王尔德,伦敦所以风流;彼得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详详细细描述了,于是彼得堡风流;东京有过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于是东京风流;纽约有过伍迪?艾伦和安迪?沃霍尔,于是纽约风流……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城市不曾遭遇这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选择了这样的城市,然后跟她过不去,跟她闹着玩,城市则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持续地给他们想象的空间,给他们创作的灵感。


八十年前,鲁迅选择了上海,上海慷慨地窝藏鲁迅,在被鲁迅辛辣嘲笑的十年中,上海成全了鲁迅最后的岁月。八十年后,上海仍然记得鲁迅,但上海可能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而且是被迫忘记。去年,上海市政府宣传部有几位小官员很客气,请我到一座高楼顶上吃中饭,要我看看上海每年制作的对外宣传片,片长五分钟,我一看,几乎认不出这是上海,为什么呢,因为全是拍摄新建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全是在吹嘘每年的海港吞吐量多少,每年的产量和产值又是多少,没有半秒钟出现上海的文化历史,没有一个镜头出现一位上海的历史人物。我就问,上海和上海的历史,最骄傲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现代史那么多那么多了不起的人物。鲁迅,是其中一位,有这么一位鲁迅在,其他上海人物的正邪明暗,这才出得来,有许多正邪明暗的人物在,鲁迅也才出得来。过去我们总是凸显、夸张鲁迅一个人,好像全上海只有一位文化人物值得夸耀,值得纪念,这是对鲁迅的尊敬吗?不是,是出于利用的目的,歪曲鲁迅,同时一并歪曲了大上海。一部关于上海的对外宣传片,无非是上海向世界来夸耀上海,很好,上海应该夸耀,将近六十年前,上海终于废除了所有租界,赶走了洋大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则要论建设与规模,要论富裕和繁华,要论所谓现代化,那是远远超过三十年代的上海。但什么才是今日上海真正值得夸耀、值得骄傲的呢?


今天的讲题,令飞兄的吩咐是“我心中的鲁迅”,是的,鲁迅在我心中,而我心中的鲁迅当年住在上海。令飞生长在北京,从您祖父的文字看,他比较地喜欢北京,而不是上海。我是上海人,多少总有上海情结,所以擅自把讲题改动了,叫作“选择上海与上海的选择”,前一句,是说鲁迅,后一句,是指今天和未来的上海。上海是休想再请来鲁迅了,也休想恢复当年的文化生态。没关系。我只是说,未来的上海,除了高楼大厦,除了产量和产值,还有什么别的人事值得夸耀,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2007年12月22日写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