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汪精卫在去年十一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被刺，然后出国，政权的斗争，也就是决定这个国家将被什么力量统一，并且象征的斗争，告了段落。学生运动的怒潮继续到一九三六年秋天，接着是七君子案件。觉醒了的人们，失去了故乡的人们，以及悲愤祖国的人们，对政府所要求的，是抵抗侵略者。这个强大的要求促成了在政治关系上颇为复杂的西安事变。

南京市民们，在汪精卫被刺时怜悯过；在藏本事件时慌乱过；在学生们冲破了无数的防线来到戒严的南京时悲哀过他们觉得和平是不可企望了。但在根的上，他们依然消沉，对学生运动和汪精卫被刺同样的淡漠。

而在这一连串的斗争里，南京找到了可以依托的人物；中国的公民们，找到了他们的“领袖”。因此，西安事变，是在南京造成了空前的政治性的紧张。

蒋家的人们，忙碌着蒋秀菊的订婚；在订婚的早晨，传出了西安事变的消息。

对于蒋秀菊，如人们所常常经历的，那个被朦胧地期待着的、并且骄傲地防御着的东西突然地到来了，于是一切都清楚明白了。“是的，我都想过了，应该是这样。”蒋秀菊想，走进了订婚的礼堂。

蒋秀菊在夏季毕业。毕业前后，她常常和朋友们到金陵大学去，在唱歌和基督教的讲习里，认识了一个神学学生。于是，那种忧郁病，那种幻想，便来袭击了；于是她便常常一个人去唱歌了。而且因为毕业后无处可去，她便跋徨起来了。

她觉得她现在很软弱，惧怕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她跟一个英国神父学习神学。一面想到，到洁净的修道院里去，是很好的。

她向蒋淑华表露过这些她自己也觉得是不可能的思想，企图证明它们是可能的。生病的蒋淑华激烈地讥笑了她。蒋家的姊妹们都认为蒋秀菊是已经到了抛开“鬼知道是什么把戏”的基督教的年龄了。蒋淑媛和沈丽英都是曾经那还是孙传芳的时代接近过这种“鬼知道是什么把戏”的基督教的。沈丽英快乐地说：“你看，什么基督教！”在说话的时候她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向蒋秀菊证明，在她的身上，是没有什么基督教的。

蒋秀菊本能地看了她的身体，当然，她并不想在她身上找到基督教。在那油渍的、半截袖子的蓝布袍子上，是找不出基督教来的，在那张兴奋得发红，然而愁苦的，常常掩藏着羞耻的脸上，是找不出基督教来的；沈丽英自己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快活的，但蒋秀菊，在一种内心的感动下，呆呆地站住了。

“难道都是这样吗？”蒋秀菊非常忧郁地想。

“我还是想升学。”她坚决地说，走出了房间。沈丽英正在和大家谈论汪精卫，她们非常怜悯汪精卫，因为觉得流血是痛苦的。

“我觉得街上的人都在恨我，怎样办呢？一切都烦闷起来了！这几个月多烦闷，但是我要等待，我要慎重……其实，我不应该怀疑他！”蒋秀菊向自己说。

晚上，那个神学学生以喜悦的，但严肃的态度迎接了她，他们走到花园里去。这个神学学生，是慎重地考验着自己，而不曾感到蒋秀菊的一切思想的。除了觉得爱情的忠实在呼吸着，并给予温柔的果实以外，这个神学学生，甚至不曾想到蒋秀菊会有思想。恋爱的男子，时而沉醉着，时而充满实际的思想，忘记去想到，在身边走着的，是一个实际的生命。

他们走到槐树深处的石凳前。槐树开着花，从附近的楼房，灯光照在槐树上。那种恋爱的人们常常要想念的槐花的芳香，散播在夏夜的空气中。钢琴在楼房里奏着柔和的舞曲。另一座灯光辉煌的楼房里，传来了女性的兴奋的歌声。在花园里，很多恋人们缓缓地走动着。在这块土地上，主教们和神父们，是按照着他们欧洲的精神和生活观念建造起这个伊甸园来的。在这块土地上，中国的青年男女们是充分地感觉着这种俊美的。但他们是在外国的样式里思想着自己祖国的财宝的，在他们心里，是充满了他们的祖国的宝贝的一切。

比方，蒋秀菊，在惊异地、沉思地站在这里的时候，看见那些满足地走动着的恋人们，就想：“多么讨厌！多么不知耻！难道我也是这样吗？他们好像多快乐！他们不知要做出什么事情来！怪不得姐姐们说我，多么可怕啊！”

但在蒋秀菊的记忆里，今天晚上，却是美丽的，完全美丽的。她永远记得槐树的芳香。

“你坐坐吗？”那个叫做王伦的神学学生殷勤地说。

蒋秀菊，因为发现周围的凳子上都坐着恋人们，觉得恋爱是完全散播在空气中了，觉得恋爱是太不秘密了，心里有着痛苦。“但是我不怕。”她想，坐了下来。“他一定也要坐下来，叫别人看见的！他为什么要坐下来！”蒋秀菊不满地想。她的惊异的、严肃的眼睛闪着光辉。

“你听那琴声多美啊！”王伦温柔地说，坐了下来。但蒋秀菊不注意琴声，不觉得它美丽。

“我想告诉你，我对人生怎样想法。”王伦说，显然他已经严肃地思索过他所要说的，“在现在的中国，一个人应该有一个事业，而我们都是在这个范围以内……但是，我想问你……你答应我吗？”他以震颤的、不安的低声问，嘴边显出了痛苦的笑纹；同时，他找寻蒋秀菊的手。

蒋秀菊轻轻地避开了手，而以一个强烈的动作，举手蒙住了脸。

他们沉默很久，钢琴奏着舞曲。……“你答应我吗？”这个青年，投出希望的目光，动着嘴唇，问。

“我不知道。”蒋秀菊软弱地说，涌出了眼泪。但她心里有愤怒，有强烈的思想。“他说这个，难道就是这样吗？难道像别人一样，像这里坐着的这些人一样吗？我能不能控制他呢？能不能控制将来呢？是的，他有钱，我也有钱，我可以继续读书！那么是这样吗？能够担保吗？”

“你想什么？”王伦问。他只是理智地问一问。他不曾感到她会有思想。

“我想继续读书……”蒋秀菊垂着头说。

“那是当然的。”青年说，沉默了。“那么你答应了。”他温柔地说，但他心里是焦急和痛苦。“你知道你的信仰，我们共同的信仰，我们……的主。”他说，沉默，因为觉得说这个是虚伪的。“我们信仰……一个纯洁的理想，况且，一种事业……”他破碎地说。

“这里有风，多么香的花啊！”他说，振作起来；“在现在的世界上，是比不上古代了，像你所理想的，”他说，以为他的爱人理想古代。“在这个世界上，是金钱和利害关系统治着一切，我们虽然不想弄钱，不想统治，但我们总要注意把生活弄舒适，有了地位和安静的生活，然后才能从事工作，比方宗教的研究、哲学的研究！空想，是不成的！把身体去拼命，埋没在别人脚的下，固然算是忠实了，但是没有结果，也是不成的！永远的爱情，是精神的爱情，在古代，是那个样子，在现代，却是这个样子，……你觉得对吗？”他问，笑着抓住了蒋秀菊的手，她未避开。

“我觉得你像马丽的画片，看着我，真的！”这个青年，在卸去了思想的重担以后，活泼了起来，殷勤地笑着说。蒋秀菊严肃地看着他。“我像吗？是的，我像。”想到了镜子里面的自己，她想，热情在她心里颤动着。“那么，若瑟，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蒋秀菊点了一下头。

“那么，真好！年的毕业，我想先找点事做，然后出国，希洛神父帮助我我并不想用我父亲的钱。我研究宗教哲学或者研究宗教史，还没有一定。你觉得哪一样好？”“宗教史好。”蒋秀菊说，同时觉得自己应该有学识，觉得痛苦。

“那么，就是宗教史，”王伦盼顾，“mydear！”他说，迅速地吻了她。

蒋秀菊没有来得及防备，颤抖着。然后，她低下了头。“你不应该这样！”她愤怒地说。

王伦顽皮地笑着，跳了起来，折下了槐花，把槐花撒在蒋秀菊的身上。蒋秀菊捡起了一支槐花，轻轻地嗅着，听见了轻松的、圆润的舞曲。她叹息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段落了！”她想。“为什么这样快？为什么不留住？……不过我是突然安静了！周围已经没有人了。……现在是多么好啊！为什么要怕别人的批评呢？现在是多么好啊！”

“生活是很美丽的，是不是？”王伦，站在她的面前，说，并且笑着向她伸手。

“啊！没有人了！”蒋秀菊警惕地想。琴声、歌声、夏夜的甜蜜的凉风和她心里的青春的热情使她战颤着。她逃开了王伦，站了起来，走到面前的槐树下。在微弱的光线下，她的眼睛睁大，她脸上有严肃的、痴幻的表情。

“若瑟，若瑟，你怎么？”

“啊！多么安静！但是青春会失去吗？”她以痴幻的小声说。但同时觉得说得不对。

“……那么，享受吧，你，若瑟！”王伦热情地笑着，苦恼地说，向她伸出手来。

蒋秀菊，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觉得一切都好，一切都柔美、溶化，一切都犯罪：觉得有热的、潮湿的面庞压在自己的脸上。她轻轻地睁开眼睛，证实了什么，又闭上。钢琴室里的灯光熄灭了，他们站在黑暗中。

蒋秀菊没有地方诉说自己的软弱的、羞耻的、扰乱的感情，因此露出坚决的神情来。好久以后，她观察到一切人都是如此的，安心了。姐姐们的非议被她的冷淡的外表压伏了。但她内心很痛苦，觉得孤独；以前她觉得孤独很好，但现在，真的孤独，她觉得是可怕的。直到订婚的提议由对方的家长提给蒋淑珍以后，她的处境才改善。

一经对方的家长提议，蒋家姊妹们就乐意，多情地参与起这件事情来了，因为觉得，现在是正式的了。这个提议是蒋秀菊自己争取的，她觉得应该合法，她无力长久地承当犯罪的、痛苦的感觉。

订婚的前一天晚上，完全由自己的意志安排好了一切的蒋秀菊坐在姐姐们当中：那种欢乐的空气，是弥漫着。大家谈论订婚的仪式，主张这样，又主张那样总之，主张她们自己所奉行过的样子，除了大花轿。蒋淑华以无力的，但讥讽的口吻问蒋秀菊，为什么要在平常的仪式以外，还要另外举行一个教会的仪式；并且问她这是不是对方的主意。蒋淑华，秋天以来，便又生着病，今天第一次坐起来，包在皮袍里面，提着小手炉。说话的时候，她疲劳而激烈地笑着，一面摩擦着小手炉。很显著的，在她的讥讽的口吻下面，藏着冷酷的愤怒。

“要的，我们的信仰。还有人事关系。”蒋秀菊，以一种淡漠的、消沉的声音回答，同时轻轻地皱了眉。“小姐，花花绿绿的玩意啊！”蒋淑华说，带着敌意的笑容转过头去。

“你不要说，年青的人总是喜欢的，不然，像我们这样子才喜欢吗？过去了，我们是！”沈丽英说，天真地笑着，希望蒋秀菊欢喜。

“要是爹爹在世……”蒋淑华说。

“爹爹不会干涉我的。”蒋秀菊回答，看着这个虚弱的、激烈的姐姐，好像企图使姐姐明白，提到爹爹，她是更有理由；并且，幸福和痛苦，是每个人自己的。

蒋淑华恍惚了一下，然后轻蔑地笑了。她懂得妹妹的暗示，她并且记得一切。

“她是多苦啊！”蒋秀菊，注意到了这个姐姐脸上的苍白和愁苦，吃惊地想。

“老顽固！老顽固！我们都是老顽固！”沈丽英笑着说，走向蒋淑华，又走向蒋淑珍，摇着头。“是吗，老顽固？”“我们都老了。”蒋淑珍，悲哀地笑着，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说，难道我不会老吗？”蒋秀菊含着泪水，低着头，用战颤的声音说。她真的希望自己变老。她觉得，离开姐姐们，离开往昔的一切，是悲哀的。刚才的严肃和矜持都消失了，她是露出一种非常可怜的样子来，使姊姊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她是需要帮助的小孩，并且使姐姐们觉得，掌握着金钱，出了那么多主意的，决不是她。……清早，晴朗而寒冷，大家到教堂去。未婚夫妇是预备先到教堂接受颂词，然后再去安排世俗的欢宴的。街上是呈现着兴奋的、紧张的景象，但大家没有觉察。街边拥着很多的人在看报，冬天的发红的阳光照耀着，一种寂静统治着他们。这种特殊的寂静吸引了傅蒲生，他走近去，伸长颈子看了一下。立刻，大家发现他在颤抖，他挤进了阅报的人群。大家走了过去。

他挤出来，脸发红，哮喘着。一种强烈的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他觉得笑是错误的，想忍住；但，好像小孩一样，他无法抵抗某种诱惑。他痉挛地张开了嘴，但没有声音。他拼命地和这个笑的情绪斗争着。

“订什么婚，完了！”他企图严厉，警察似地伸出了双手，但嘴皮牵动了起来，那个笑，在引诱着他。“委员长被扣了！张学良干的：完了！”他笑了两声，看着街心，变得严厉。“什么，委员长！”

“他被关在西安了！中国完了！”他摇动双手。“啊，这还了得！”沈丽英叫，立刻跑向阅报处，但什么也没有看，又跑回来。

“我告诉过你！我早就告诉过你！”陆牧生看报回来，面红耳赤地大声说，全街都听见。

“这还了得！张学良！”

“张学良是什么人？”傅钟芬问。

“王八蛋，混账东西！比猪狗不如！跟***胡蝶跳舞，丢掉东三省！不抵抗将军！花花公子！”傅蒲生大声说，全街都听见。

傅钟芬严肃地点了一下头，明白了张学良是什么人。少年们，在一种快乐的兴奋里，冲动地看着街道、行人、车辆、阳光，觉得这个沉闷的世界，是在突然之间变成新鲜而有意义的了；觉得不寻常的日子，悲哀和欢乐，是到来了。他们用神圣的、严重的、灼烧的眼光看着一切，在这样的目光下，南京假若突然陷下去，都不是奇异的。他们觉得每个人都在心里痛哭着中国的命运。

陆牧生，露出傲岸的、愤怒的态度来，站着看着远处。“丽英，我暂时不去我到党部去！”他冷淡地大声说。有了眼泪，转过身子去。

“牧生，秀菊要不高兴的！”沈丽英，从她的政治热情中醒转来，尖声叫。但陆牧生不回头。

“也罢，探探消息！真是可怜！”她说，同情中国，流泪了。

“南京这么多生灵，就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啊！”蒋淑珍凄凉地说。傅蒲生愤怒地看着她。

穿着黄色的缎袍和高跟鞋的、烫着头发的蒋秀菊没有被这些扰乱惊动，她是在专心地控制着她自己。她站在台下专心地、低声地回答着神父的问话，说，这件婚事，她是凭自己的心决定的，并且明白一切义务。神父在台上温和地、严肃地倾着身体，向订婚夫妇祝福。她垂下眼睛，看着手里的花束。

“他们刚才是在说蒋委员长被扣了吗？但是这与我没有关系，感谢上帝，我做得不错，而且，今天天气这样好！”她想。同学们和信徒们拥上来围住了订婚夫妇，并且抛掷花朵。蒋秀菊，恰像一个中国的新娘，垂着眼睛，庄重地站着。在她身边，她的未婚夫笑着幸福的、有些傻气的笑。神父走下讲坛，从袋里取出了报纸。很多人向报纸拥去。“在这个美满的大地上，荣耀的主赐给了春天……”在混乱和喧嚷里，一个活泼的、画着眉毛的、挟着皮包的教会女生高声地唱。

“中国要亡了，为什么他们还唱歌？”陆明栋站在墙边，眼里有野兽的光芒，想。

蒋家姊妹们在墙边站着，笑着欣赏着蒋秀菊，并且想到，在这个老旧的教堂里，她们曾经有过的、青春的时日。她们高兴妹妹的出色的衣妆，高兴她的庄重，高兴神父的温和和窗上的鲜美的阳光，并且高兴她们心里有悲哀。而那种政治的热情，在沈丽英的脸上闪耀着，她不时看着讲坛边的读报的人们。

蒋秀菊庄重地向姐姐们走来，她的未婚夫笑着走在她的后面。

“若瑟！”蒋淑媛温柔地喊。

蒋秀菊站下来，严肃地看着她们。

“今天天气多好啊！”那个神学学生，快乐地、殷勤地，向大家说。

“小娘，告诉你，委员长被抓起来了！”傅钟芬大声说。“是吗？”蒋秀菊说，沉默了。发现蒋少祖夫妇没有来，她非常的懊恼。

这时，成长了的、因西安事变而态度阴沉的蒋纯祖走进了教堂，向各处看了一眼，眼光落在一个兴奋地笑着的、美丽的女子身上，露出了轻微的惶惑，然后向这边走来。他走得轻悄而阴沉，显出了一种绝对的傲慢。因为，遵照着人类的教义，政治的情热和民族的悲愤是具有着绝对的权力来轻蔑青春的奢华和嬉戏的。

如蒋纯祖所看到的，这里是擦着口红，笑着，唱着歌的虽然这一切使他秘密地烦恼因此，这里是可憎恶的。“弟弟，怎么才来呀？”蒋秀菊，露出赞美的表情，问，认为弟弟是小孩。

“她们照例这样问！连她也学会了！”蒋纯祖想。“才来。”他说。

“车子很挤吗？”

“不怎么挤。”

“你怎么不高兴呀？”蒋淑媛问。

蒋纯祖不答。

“有什么事值得高兴呢？”停了一会，他回答，含着敌意看了未来的姐夫一眼，然后阴沉地向着窗外。

蒋秀菊温柔地笑着，表示她是了解这种不高兴的。“真的，有什么高兴呢？”忽然她想，但依然了解地笑着，看着弟弟。“是的，是什么时候！假若中国亡了，我昨天、今天、以及将来的一切不是都失去了吗？怎么我没有想到呢？刚才是怎样的？”她的笑容消失了，她转头看着窗外。在灿烂的冬季的阳光下，鸽子在低空里飞着。“为什么呢？这些人笑着，赞美我，也能帮助我吗？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得到帮助！并且少祖哥不来，一定是看不起我！在这么多人面前，我只有笑！但是一切岂不是确定了吗？是的，从现在起，我不是失去自由了吗？像那些飞着的鸽子，那种自由……？”她想，露出忧郁的恍惚的表情。

“你想什么呀，若瑟？”蒋淑媛问，当着众人的面，不觉地对妹妹改换了称呼。

“弟弟，我问你，张学良把委员长扣起来，你知道详细的情形吗？”蒋秀菊使大家觉得意外，忧郁地问。显然的，假如弟弟不赞同她，她便要觉得痛苦。

蒋纯祖看着她，感动得脸红。

“我听他们说……”他皱着眉，觉得自己在说谎，“他们说是共产党！”他看窗外，露出了深思的表情。他心里觉得很痛苦。

“是共产党吗？”那个神学学生快乐地问：他对蒋纯祖很有礼貌。

蒋纯祖陌生地看着他，不回答。

“好了，我们走了！大家等着！”蒋淑媛说。

“那么，弟弟，你要高兴一点。”蒋秀菊，落在大家后面。忧愁地向蒋纯祖说，并且微笑了。这微笑表示，既然知道了这件严重的不幸，既然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都在生活着的缘故，弟弟应该快乐一点。他们拥在阳光下的、嘈杂的街边，上了汽车。

在订婚的筵席里，五十个以上的客人，发生了关于时局的辩论。漂亮的订婚礼蒋秀菊所安排的变成了时局讨论会，很使蒋秀菊苦恼。她不明白何以她不曾感到时局，何以这个国家这样的欺凌她。她更强烈地觉得，不感到中国的忧患，是可羞的。

在这个争论里，教会的人们持着冷静的态度，蒋秀菊的未婚夫属于这一边，他们认为，无论中国怎样，他们总是有前途的。属于另一边，兴奋地争执着的，是官吏们和妇女们。

冷峻的、眼里闪着光芒的汪卓伦向大家低声地报告着他所得到的消息。

“……现在要组织讨逆军司令部，”他说，“何应钦任总司令，其次，现在要发动政治和外交，因为共产党站在背后，再后面，站着苏联。他们是要报仇的，所以有一个耽忧，就是发动进攻的话，他们就会杀死我们的领袖……”汪卓伦说，他沉默，无意中看着蒋秀菊。

“俄国……苏联为什么要干涉我们中国呢？”沈丽英锐声问，手握在胸前。

“那是他们的世界革命政策！他们是我们的仇人！”汪卓伦回答。

汪卓伦有着冷峻的、疲劳的神情。他脸上有深的皱纹，轻轻地颤动着。沈丽英耽心地看着他。

“上海非常混乱，半个月以前就弄得乌烟瘴气，蒋少祖这般人！他们要援助七君子！”王定和严厉地说，没有顾虑到在身边的、庆祝着青春的，是蒋少祖的姊妹们，“而对于中国，他们是彻的的破坏，彻的的！学生们就是他们闹起来的！我们固然要批评自己，但是今天我们要团结在一个旗帜的下！我个人年来遭遇太多。”他点烟，他的手腕颤抖着，“我个人从今天起，要站在祖国的立场上！下午我就回上海，我要和他们斗争到的，他们这般人，没有一个是有信实，有道德的！中国需要大屠杀！需要恐怖政策！需要任何人来屠杀！日本人来屠杀！”他愤怒地说，支着下巴，猛烈地吸着烟。

蒋纯祖，坐在狼藉着的杯盘前面，兴奋地、灼烧地看着他。

“假若空军去轰炸呢？”一个客人，大声问。

“要直接轰炸延安！”王伦坚决地说，然后微笑。“为什么呢？难道我还是小孩子吗？难道我没有做出这一切来吗？难道今天我不是主人吗？难道……这样好，能够损失吗？”蒋秀菊苦恼地想，看着大家。

并且，在不被人注意的时候，她喝下两杯酒去。“我想，我们这些人，是要和中国一同灭亡了！”她突然地说，脸发白，愤怒地、奇异地笑着。

大家看着她。但她，在悲愤和快乐相混合的奇特的情绪里，转身向着窗外。

“我说了！但是我们，只是我们，却要活下去！”她兴奋地想，觉得大家都在看着她，觉得她是胜利了。她的未婚夫，赞美地笑着，看着她。

但在经过了疲劳的、混乱的白天大家在男家打牌，开留声机和播音机，不停地谈论着以后，晚上，蒋秀菊又对蒋淑珍哭了。

“为什么我独独这样受欺，这样命苦呢？尤其二哥，为什么这样看不起我呢你不要说，我知道！他狠心肠，我不感谢……他！自从大哥去后，我们是变成孤独的人了！在这个世界上，安慰是这么少！这么少！大家以为我多快活的！我只有对你！对你！我觉得甚么都不能够挽回了……”的下的话是“我不自由了！”但她没有说，并且她即刻便谴责了这个思想。

“秀菊，秀菊！你的好日子！”蒋淑珍流泪，说。“是的，姐姐，谢谢你，谢谢你！我知道的。”蒋秀菊温柔地、凄凉地回答。她静默了。这个大的静默给她启示，她必得忍受的人生的长途和苦重的、无穷的义务。“是的，他们都这样说！难道谁有错吗？”蒋纯祖在离开筵席以后，走到院落里，在阳光下，想，他问谁有错，他并不肯定谁有错，但总觉得谁有错。“是的，是的，我明白！我要公正，我要好好的！天啊，给我勇气！我一定要好好地做人！好好地，为了祖国，为了人类！”他向街上走去，走到阅报栏下面，带着年青人的善良的祝福，重新地把报纸看了一遍。

二

对于西安事变，蒋少祖持着激烈的阴沉的态度。在家里，他时常表现出单纯的乐观。他得到很多材料，紧张地注意着时局，并且活动着。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得到了两个特殊的材料，于是缓和了自己的活动。他判断这个事变将和平解决，他劝年青人说，应该乐观。

十二月二十五日，南京和上海的市民们狂欢着庆祝领袖的脱险，蒋少祖被一个中学邀请，作了一次讲演。他精细地分析了这个事件的各方面，判断说，和平解决，是中国统一的开始。但他自己心里却有着狐疑和苦恼。

“但何必把我们心里的毒药都分给纯洁的年青人呢？”他想。

他显出深深的忧郁与疲劳。他以前未曾有过这样的心境。他觉得他是被什么一个巨大无比的东西拖得太久了；他觉得他是受了希望的哄骗；他觉得，这样匆匆地、盲目的奔跑，是不必的；他觉得他已经经历过人类所有的一切了。他渴望安息，渴望一种不明白的东西。就是说，他渴望人世的更大的赐予，这个赐予是不可能的。他想：拿破仑也未曾得到过这种东西。

人类的各种思潮，和内心的叛逆的感情，是智识者的弱点。蒋少祖觉得反抗当代的一切是他的义务，并且，是他的权利。蒋少祖活跃地参加政治，然而政治使他迷惑。他认为反抗文化的机械主义是他的使命，走到骄傲的神秘主义旁边，又走到正直的理性主义旁边去。同时在某些方面他又是保守的。他在内心反对着文字改革和年青人的对往昔的无知。有一些时候，他觉得他是神圣的，光明在他内心照耀。另一些时候，他觉得他是错误的，然而相信这种错误是为行动所必需的：他找到了更高的审判，摒绝了内心的审判。就在这些漩涡里，他匆促地生活了十年。中国没有替他铺好平坦的道路。

那种嫉妒的感情是燃烧着，即使在理性的旗帜下也燃烧着；并且，甜美的希望，是诱惑着，即使在内心的神秘的皈依下也诱惑着。他明白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这种燃烧和诱惑之下做出来的，虽然这些行为完成了公众的目的。

现在，他疲劳、忧郁、消沉，明白了这些。他觉得他应该宽恕仇敌，而去安静，发现自己。但想到仇敌，因为并非具体的、肉身的仇敌，他的嫉妒和憎恶又燃烧了起来。“诚实地说，谁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它是什么？它要给什么样的文化？并且，社会革命究竟是什么？把革命交给人民，人民是什么？那些无识的人，懂得理想吗？革命以后再启发理想吗？”西安事变后好几天，他想着大半坐在火盆旁，“比方，对法国革命的评价，不是一般地太热情，因而虚伪了吗？对十月革命，不是也一样吗？造成了少数的特权阶级！在哪里？人们说，人类整体是不会错的！当然，因为一切批评都在人类范围以内，并且，‘它就是如此！’所以，它不会错的！但为什么不承认超历史的批评法则？比方，假如伽太基战胜了罗马，那么人类会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会有怎样的理想？很可能的，伽太基战胜了罗马！那么，我们的生命不是虚无的玩笑吗？是的，虚无的玩笑，匆促的年华、希望的欺骗！无穷的烦恼！什么暴风雨的时代，我明白你了！从去年这个时候在苏州到今天在上海，坐在这里！啊，我有些什么！我是厌倦了啊！我还要受骗吗，让别人去做官发财？”蒋少祖想。

“生活，不就是这样的生活吗？以后还不是这样吗？毁坏什么呢？又建设什么呢？有什么不同吗？我们都说反对封建，是的！然而生活自身是本然的！况且每一种权力都不能代表人民，人民永远和权力不相容，不是服从就是反抗于是永远循环，而我们，空抛了年华，尘俗的事务！年来是疲倦了啊！……即使把权力给我，我也是只有服从权力的本质的！于是，在人类史上没有好的时代，永远不会有真正完全的时代！啊，人生，轻轻的、轻轻的，这种脚步呀！“我不受暴风雨的欺骗了，然而我要心灵的平静和自由！

持着这个，我公正地处理人生的事务！”蒋少祖想。好几天他没有出门。他坐在桌前，翻出一切旧的东西来。他编好了他的文件和藏书。在某一本书里发现了王桂英在一·二八以前寄给他的一封信，他反复地看了好久，然后烧去。接着他把姐姐们寄给他的信统统烧去。一张儿时的照片，剃了光头，穿着大棉袍的，他看了很久，在背面题了这样的字：“二十年以后，我还能认识你。”然后藏了起来。蒋秀菊订婚的照片被他粗心地放到书籍一起去，但死去的哥哥的照片却被他珍藏了起来。然后他整理金钱。他坚持不让陈景惠参与他的这些工作。他在房里久久地徘徊着，感到安静、恬美和心灵的温柔。

人们是会在过去的生活里发现无穷的东西，以照耀目前的生活的。蒋少祖现在觉得过去是困苦的、无知的，因而是美丽的。他记得，在五年前，他曾经在风雨中跑了二十里路去看一个朋友。现在他已经不会有这样的热情了。并且那个朋友就在那一年便死去了。他想到，最近一年来，他从未想起过这个朋友。他觉得自己也会被一切人忘去，像这个朋友所遭遇的一样。对过去的凄凉的回忆肯定了他目前的忧郁与疲劳，并且在这种心情上照耀着一种严肃的光辉。“耶稣是这样死去的他没有看见天国，并且他知道了天国是不可能的！”他想。

新年的夜晚，为了避免朋友们扰乱，蒋少祖夫妇把小孩留给佣人照管，出去看戏。散场以后，他们在街上乱走，然后，为了避免遇到熟人，蒋少祖提议到跳舞场里去坐坐。陈景惠高兴这个提议，露出非常的兴奋来。

这还是一个和平的新年。人们不能知道明年的事。从一·二八以后，逐年地，上海狂热起来，特别对过年这件事狂热起来，因为，明天的事，是不能知道的。上海的寻乐的人们觉得现在是世纪末，应该寻求新奇的刺激，而在颓唐和凄凉里，刺激是特别甜美的。观察家们统计了上海妇女的衣妆，说是每年有三百二十四种样式发明出来：小报上并且讨论，妇女的大腿，还是赤裸好，还是不赤裸好。寻求刺激的人们同时就大声地喊叫毁灭，要大家准备好头颅去给敌人砍掉了这杯酒，也是很甜美的。中国的人民是在黑暗中讨生活；这般冒险家的感觉，是不错的：空前的毁灭即将到来！走进门廊，在沉醉的、迷茫的灯光下陈景惠脱下了大衣，交给侍役。但蒋少祖拒绝了侍役，一个穿西装的、擦着胭脂的年青人蒋少祖觉得他擦着胭脂。陈景惠迟疑了一下，考虑是否要取回大衣。她吩咐把大衣挂好，侍役优雅地鞠了躬。一些漂亮的男女们，挽着手跑过了门廊。蒋少祖夫妇听到了沉醉的、迷茫的、柔软的音乐声。蒋少祖露出了淡漠的、安静的表情。

“它再不能诱惑我！但是我必须走下去！”他想，推开了弹簧门，在柔软的地毡上向咖啡厅走去。他们看见了在舞池里扰动着的丰富的、五彩的、迷茫的漩涡。

“过去的失去了！明天的，又不能知道；现在不是最真实的吗？应该欢乐啊！怎样？”蒋少祖想，嘴边有嘲讽的笑纹。“我们去跳吧。”他说，笑着。

“我根本就不会！我都忘记了！”陈景惠说，兴奋地、羞怯地笑着。蒋少祖觉得她特别可爱。

他们走了下去卷入了那个扰动着的、五彩的、迷茫的漩涡里。纸花、汽球和垂花汽球下面的国旗，从顶上纷纷地落了下来，落在这个漩涡里。汽球浮动着，好像大的泡沫。人们的脸孔也好像泡沫。灯光逐渐暗澹，后来有了紫色和蓝色相混合的灯光很凄惨的。后来有了粉红色的灯光，这是落日的光华。

有甜蜜的、浓郁的香气，有迷茫的、软弱的音乐，有那种好像笑的笑有迷茫的软弱的肉体和灵魂，这个现世的宗教裁判所。那个异教徒的蒋少祖卷到漩涡里去了。没有多久他又漂浮了过来，他脸上有着激烈的、疲劳的神情，陈景惠则安宁地微笑着。他们又消失了，然后又浮了过来。在蒋少祖脸上，有了懒散的、迷茫的表情；长的、红色的纸条落在他的肩上。最后，就在那个蓝而紫的，很凄惨的灯光下面，他们带着一个汽球浮了过来。

突然灯光完全熄灭了。音乐继续着，显得嘹亮。这个迷茫的漩涡在黑暗中颤抖着。各处有接吻的声音。蒋少祖吻了陈景惠。但同时有了剧烈的痛苦。

“为什么要在黑暗里面？”他想。

突然，在舞池正面，出现了四个血红色的大字：1937。音乐转成了疾速的旋律。在血红的光明下，人群发出了强大的欢声。各处有叫喊声，欢迎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七年万岁！”一个妇女的尖锐的声音喊。“万岁！”

“万岁！”

音乐奏着：“上帝把我们二人，造成了一个泥人，拥抱着……”那个五彩的、迷茫的漩涡在汽球、国旗、纸花的纷飞下作着更急疾的扰动。

陈景惠，在快乐的激动下发出了欢声，并且叫了万岁。但蒋少祖看着红字，有了激烈的笑容。

“一九三七！谁能知道一九三七？但生命并非儿戏！我要蹂躏你们，攻击你们，侮辱你们，走下去！……”在欢声中，他想，含着激烈的笑容。于是他带着强烈的、侮弄人世的快乐的心情被卷进了漩涡。他毫不怀疑地认为他是在侮弄着周围的一切和这个世上的一切；他毫不怀疑地认为他的快乐愈强，他便对周围的“庸俗”侮辱、攻击、蹂躏得愈凶。“在我的周围，是荒野呢还是人类？是怎样的荒野啊！……啊，人生，轻轻的，轻的，这种脚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