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溪镇是个很安静古朴的小镇，就像一个恬静、素面朝天的女子，没有太大的喧闹，没有奢侈的装扮，安安静静、本本分分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相闻、阡陌交通，有点桃花源的味道。也许在拥挤的人流里生活习惯了，刚来到安溪镇，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人好少，很空旷。

不过，这还只是表面现象。一旦深入她的脊髓，你就能感受到内里的无奈和顽固。

我第一天上班，村里就像炸了锅似的沸腾开了——女大学生村干部？这在村里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觉得新鲜得很。我路过村子的一个岔道口，还亲耳听到两个大嫂在说话：

“听说这姑娘是大上海来的，长得俊着呢！”

“你说这细皮嫩肉的洋妹子，吃得了咱们农村的苦吗？”

“你说这大城市多好啊，怎么就想到咱这儿来呢？”

“农村可不是好待的地方，只怕做不长扇扇翅膀就要飞走了。”

她们不认识我，但我的出现，还是引起了她们的注意，毕竟我是个陌生人。

其实，我也在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我会适应这里的环境吗？

我在心里摇摇头，我现在的心态，诚实地说，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我肯定会努力的。因为我从来不认输。

老支书叫杨正直，今年有50多岁了。我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村委会和他见面了。大家开了个简单的欢迎会，会上驻村干部介绍了下自己，然后像看稀有动物一样看着我，也不知道是谁嘀咕了一句，还是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呢！

会后，有人问我：“你们是事业的还是公务员的编制？”

“没编制。”我干脆地说。

“你们待遇多少？”

“2000。”

然后就听到有人惋惜地说了声：“大学生村干部的工资这么低啊！”

然后表情略带同情地问：“知识怎么不值钱了？进个垃圾企业也要1000多啊，而且1000多都是我们这给外地民工的价格。”

看到人家那“咋会流落到这种地步”的表情，我心里有点辛酸。是的，如果我在上海，找到月薪5000的工作也不是难事。

但是，我心里本能地想避开那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避开拥挤的人流和无法呼吸的街道，避开上海的人和事，也许我是在疗伤。

接着，妇女主任走了过来，拉住了我的手，笑着打量着我：“这闺女长得这么水灵，真让人心疼呢！我姓杨，以后你就叫我杨大姐好了。在这边有什么事，你就找我没错。”

接着有人起哄：“外面是有困难找人民警察，我们这里是有困难找杨姐。”

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

第一天只是简单的认识一下，并没有开展什么具体的工作。工作人员先回去了，杨姐陪着我随意在乡村里走走，中午还去她家吃了午饭。

下午，我在她家的菜地里帮忙浇水，还觉得很新鲜。太阳快要落山了，我才骑上车子返回镇里。

以后的路，我要用脚步来丈量。我知道，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

回到镇上，我的心情凌乱而复杂。对于一个踏入新环境的人来说，我有着最起码的兴奋；同样，对未来我也有着不着边际的隐忧，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这一工作。

同伴们比我回来得早，他们可能去食堂就餐了。

我现在去食堂，黄花菜也该凉了。就在院子里随便走走吧，饿了就随便买点面包对付一下好了。

我们的宿舍是平房，院子不算大，但很幽静。大家都去吃饭了，院子里更显清幽。靠近南边种着两排芙蓉树，新叶绿得纯粹而秀美。西侧的角落里有个不大的花坛，开着紫色的蝴蝶兰，红色的芍药，还有几株丁香，粉嘟嘟的花儿打着卷，雅致喜人。看惯了上海的高楼大厦，我倒是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方方正正的长满植物的小院落。

我在芙蓉树下漫步，却听见有人叫我。顺着声音找去，我看见杨墨正在宿舍门口冲我招手。

“雪晴，你还没有吃饭吧？”他手里提着鼓鼓囊囊的袋子，不知何物。

“不饿。”我有些懒洋洋的。

“我一猜你就是回来晚了，这不，我帮你打了一份来，我们一起吃吧！”他打开包，我才看见那是两个饭盒。

我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吃。

“嗨，进来吧，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在一起就餐。”他笑了，笑得温暖而又灿烂。

是啊，在上海科技馆里做志愿者的那一周，我们一直都是一起用的午餐啊！那时候，他像个可爱的大孩子，跑前跑后，热情而又诚恳。

好吧，我走进去，洗了手坐下来。

杨墨的宿舍就在我的宿舍旁边，隔了几间房子而已。他们宿舍只有两个人，另一名是去年考进来的公务员，杨墨说他已经结婚了，家就在镇上，所以一般都不在。床边的墙上，挂着一把二胡，那是杨墨的最爱吧！

“你倒还深藏不露啊，什么时候拉得一手好二胡？”我看着墙上的二胡，问他。

“我从小拉到大，都拉了几十年了。我的二胡深得我爸爸真传，他以前是我们那里有名的二胡大师。”他笑笑，笑容单纯而又清澈。

“晕，你才多大？老人精！”我笑他。

“小生今年22岁了，我拉了21年的二胡。”他半开玩笑地说。

“你还是要叫我姐姐，我今年24岁了，和你相比我都老得不行了。”

“哈哈，就你，还老得不行了？”他反过来笑我。

“为什么不叫我学姐了？”记得他刚才叫了我的名字。

“叫你学姐，是因为以前在上海，感觉你像个姐姐；刚才，你在树下行走，像个落寞的小妹妹。我决定不再叫你学姐了，免得你总是把我当成大孩子。”他一边说，一边手脚麻利地打开饭盒。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啊，不过还挺香。

还有一盘辣子鸡，居然是辣子鸡啊！我胃口大开。

“喂，我说怎么不去食堂吃饭，躲在这里过夫妻生活啊！”有人在门外说。

我有些吃惊，抬头看时，只见刘玉洁和江秀回来了，大大咧咧地冲着我们直乐。

“尽胡扯，回头和你们打架。”我回敬她们，但是脸上还是有些发烫。

“哟，新媳妇脸红了，哈哈，羞不羞。”刘玉洁再次进攻，然后在杨墨书桌前坐下来。江秀跑到院子里去了。

杨墨抬起头看了看我，忽然就低下头去一个劲地吃饭。

“今天我也吃了这道辣子鸡，味道挺不错，”刘玉洁说，“我就奇怪呢，为什么杨墨打了这么多，20块钱的量，相当于我们的三倍，原来是为了你。”

“对了，我一看有辣子鸡，不替你打来太可惜了，我知道你喜欢吃这道菜。”杨墨说。

“你怎么知道？”我很奇怪地问。

“猜的呗，性格有点像辣椒的人都喜欢这道菜。我妈就这样。”他把菜往我面前推了推。

“你们在这儿夫唱妇随吧，我和江秀打羽毛球去了。”刘玉洁看到江秀向她招手，就走了出去。

屋子里终于安静下来，我们静静地用餐。

“我把饭钱给你吧，多少？”我问他，然后向小包里寻找人民币。

“别呀，干吗这么急着与我划清界限？我们不是‘饭友’吗？”他有些不解。

“好弟兄账目清啊。”我递过钱去，就算我小人了一回吧，我不喜欢欠别人的。

“我不要，下次我不在的时候，你替我打饭回来不行吗？算我预付的成不成？”他再三推辞。

好吧，我只有收回自己的凤爪。

“今天怎么样，报到还顺利吗？有什么问题记得和我说，桃林是我的家，我堂姐也在村委会。”他热心地问。

“你堂姐？是不是那个杨姐？人很泼辣的那个？”

“是啊，她人是泼辣了些，但心地不错，热情得很。有什么事你就找她准没错。”

“哦，原来她是你姐姐啊！”

“对啊，我们村子不大，杨、张、严三大姓，姓杨的居多，而且都能扯上近几辈的关系。那个村支书杨正直，我叫他叔叔，也在五代以内。”杨墨说。

中国真是个关系社会，尤其是在农村。我不禁感叹。在上海生活惯了的我，半边楼上居住的是谁都鸡犬不闻，而在农村居然还有这么错综复杂的关系，我真是大开眼界！

“明天，我和你一起回去一趟。”他说着，放下筷子。

“怎么？你不上班了？”

“我后天上班。我们头告诉我，让我再休息一天，我回家有点事要处理。”杨墨果然不再像孩子了。真是奇怪，原来我强他弱，现在居然颠倒了个儿。小我两岁的学弟杨墨，现在越发像个哥哥了。

“你处理什么事？”

“回头你就知道了。”他卖了个关子，就起身刷碗去了。

“你别说，我们还真像一对小夫小妻，过日子似的。”他也满嘴跑火车了。

我佯装要打他，借势走到门边，出去打羽毛球去了。

第二天，杨墨和我一起回到了桃林村，他直接去了餐馆。

我一到，大家都在村委会聚齐了，杨支书、严主任、张会计和妇女主任杨姐都到齐了，似乎专门在等我。看着气氛有点凝重，我不由得心下一惊：出什么大事了吗？

“你来了，我们开个紧急会议。是这样，昨天夜里我们村公墓的骨灰盒被盗了，同时被盗的共有三家，情况非常严重！我们讨论一下他们这样做的原因。”老支书看了我一眼，语气有些沉重。

“报警了吗？”我问。

“刚刚报了。活这么大了，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说他偷盗骨灰盒有什么用啊？”他深深地叹息。

“我怀疑是复仇，是不是这几家得罪什么人了？我听说前几年某地的一个公安局长死后骨灰被人撒了。”村主任说。

“要不，就是敲诈？恶作剧的可能性不大！”杨姐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我打开手提电脑，插上网卡。

“这个黑家伙能干什么？”老支书诧异地问。

“它无所不能，我来寻找类似的消息，帮我们分析这件事发生的根源。”我回答道。

打开搜索栏，我震惊了。原来这几年，盗窃骨灰盒的事件屡有发生！我立即给他们读了起来——

宿迁市沭阳县天府园公墓的骨灰盒被人蓄意偷走，盗窃者的目的是敲诈，公墓方在巨大压力下，先后5次共向盗窃者的银行账号中打进了22万余元巨款；

杭州南山陵园在冬至扫墓期间，加派保安力量，各个方向都安装了高清晰“电子眼”，一旦发现异常情况，指挥室会马上调动保安人员进行现场处置，以防盗窃；

桐庐县某村民因为盖新房办婚事手头紧，偷骨灰盒勒索35万，一个月后被抓；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看完了这些报道，大家一致认为盗窃骨灰盒的作案原因是——敲诈勒索。那么，应该很快就有敲诈电话的。

杨支书分析，被盗的三家人中，有两个在外地做生意，一个是在义乌搞服装批发的严大志，一个是在南京做珠宝生意的张凯旋，两个人近年来都发了大财，在浙江和南京购买了房产，家眷也都搬走了，至今还没有联系上他们；另一个就是“杨大妈特色餐馆”，近年来生意兴隆，还有开连锁餐馆的打算，她们刚刚倒是联系上了，说是还没有敲诈电话打过来。

什么？杨大妈特色餐馆？那不是杨墨的家吗？那么杨墨，知道了没有？

我疑惑的目光投向杨姐，她缓缓地说：“杨大妈餐馆是我婶婶家的，我叔叔的骨灰盒被盗了！”

我替杨墨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走吧，我们去公墓看看，现在盗墓的动机已经可以肯定，被盗的失主都是富裕家庭，已经基本排除仇恨的原因，派出所的人应该一会儿就到了。”杨支书说。

大家纷纷站起来，心情沉重地向外走去。

等我们到了公墓，发现杨墨已经在那儿了。他满眼泪水，站在他父亲的墓前发呆。

我轻轻地走过去，拉起他的手，用力地握了一下。

那个潇洒的店小二、那个《二泉映月》的演奏者，一转眼变得憔悴而又忧伤，让人心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