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诗三百》之争论，以关于《鲁颂》者为最少。以为《鲁颂》是僖公时诗，三家及《毛诗》一样，这正因为《诗》本文中已有“周公之孙，庄公之子”，“令妻寿母”（从朱于读）的话，即使想作异说，也不可能。但三家诗以《鲁颂》为僖公时公子奚斯所作，恐无证据。《宫》卒章说“寝庙奕奕，奚斯所作”，是《鲁颂》颂奚斯，不是奚斯作《鲁颂》。三家虽得其时代，而强指名作者，亦为失之。

《诗三百》中，除《陈风》外，恐无后于《鲁颂》者（《商颂》时代不远），《鲁颂》亦最为丰长。《商颂》既为襄公时物，宋襄卒于鲁僖卒前十年，则《鲁颂》《商颂》同代，而《鲁颂》稍后也。

《鲁颂》拟《大雅》的痕迹显然，反与《周颂》不相干，此亦可证《大雅》与《周颂》文词之异，由于时代之不同，《鲁颂》之时代近于《大雅》，故拟其近者；否则《鲁颂》以体裁论，固应拟《周颂》不应偏拟《大雅》。

《商颂》之时代，三家说同；《史记·宋世家》：“宋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韩诗薛君章句》亦然（《后汉书·曹褒传》注引）。独《毛传》立异说，以为“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

这一说与《鲁语》合。《鲁语》：“闵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这话是非常离奇的：第一，汉以前不闻有校书之事；第二，《国语》中无端出这一段《商颂》源流说，我们感觉不类。欲断此文之为伪加，应先辨者三事。

《商颂》是宋诗

宋人自称商，金文中已有成例（见《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左传》中此称尤多（详见阎百诗所考）。至于《商颂》之不能为商时物，必为宋时物者，王静安论之甚详，王君说：

《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郑于景山均无说。《鲁颂》拟此章则云：“徂徕之松，新甫之柏。”则古自以景山为山名，不当如《鄘风·定之方中》传大山之说也。按，左氏传商汤有景亳之命，《水经注·济水篇》：黄沟枝流“北迳已氏县故城西，又北迳景山东”，此山离汤所都之北亳不远，商丘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颂》所咏，当即是矣。而商自盘庚至于帝乙，居殷墟，纣居朝歌，皆在河北；则造高宗寝庙，不得远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丘，距景山仅百数十里，又周围数百里内别无名山，则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庙，于事为宜，此《商颂》当为宋诗不为商诗之一证也。

又自其文辞观之，则《殷虚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辞》称国都曰商，不曰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卜辞》称汤曰大乙，不曰汤，而《颂》则曰汤，曰烈祖，曰武王，此称名之异也。其语句中亦多与周诗相袭，如《那》之“猗那”，即《桧风·隰有苌楚》之“阿傩”，《小雅·隰桑》之“阿难”，《石鼓文》之“亚箬”也；《长发》之“昭假迟迟”，即《云汉》之“昭假无赢”，《烝民》之“昭假于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师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时靡有争”，与《江汉》句同；“约错衡，八鸾鸧鸧”，与《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叶以后之诗，而《烝民》《江汉》《常武》，《序》皆以为尹吉甫所作，扬雄谓“正考父晞尹吉甫”，或非无据矣。

按王君此说有三证：一、景山在宋；二、《商颂》中称谓与《殷卜辞》不同；三、《商颂》中词句与宗周中叶以后诗之词句同。二、三两证断无可疑，一证则无力。盖《鄘诗·定之方中》亦有“景山与京”之语，此诗乃卫文公成是丘时诗也。恐景山即是大山之义，未必是专名，虽此证未必有着落，然二、三两证已足证《商颂》为宋诗而有余矣。

《商颂》所称不及宋襄公

王君断定《商颂》为宋诗固是精确不移之论，然又以为是宗周中叶之时，以求合《鲁语》正考父校于周太史之说，则由王君一往不取孔广森、刘逢禄以来辨析古文经作伪之义，故有所蔽，不敢尽从韩义，不免曲为《鲁语》说也。请申韩说。《殷武》初章、二章曰：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荆蛮称楚，绝不见于《诗三百》，西周诗中称伐荆蛮者数次，皆不称楚，则荆楚之称乃春秋时事，此是一证。

西周之世，王室犹强，礼乐征伐，自王朝出，《大雅》《小雅》所叙各种战伐事可以为例，断不容先朝之遗，自整武威；故宋在西周，无伐楚使之来享于宋来王于商之可能：此是二证。

《史记·楚世家》：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小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后为熊毋康，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商代立，曰熊延。熊廷生熊勇。……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后。……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熊霜六年卒……而小弟季徇立，是为熊徇……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敢。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二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商代立，是为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

文王二年，伐申。……六年伐蔡。……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伯，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邓，灭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为杜敖。杜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杜敖，代立，是为成王。

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陉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桓公数以周之赋不入王室，楚许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二十二年，伐黄。二十六年，灭英。三十三年，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三十四年，郑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败之泓，射伤宋襄公，襄公遂病创死。三十九年……晋果败子玉于城濮。

由这一段看去，楚在周夷王时曾强大，后以厉王故，削其王号。大、小《雅》中所记“蠢尔蛮荆”“荆蛮来威”等语，皆是指厉王、宣王对荆用兵事。此后荆蛮颇衰，兄弟争乱，幽王之乱，不曾乘势以攻东周。数代之故，经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见《左传》宣公十二年），至于熊通（武王），然后又北向以窥中国，历剪南国，亡绝江汉旧封。至于晋文之世，息以周姻之侯，申以方伯之遗，竟为楚之戎卒，北战晋宋矣。厉宣时之伐荆，既非宋之得而参与，而楚在武王文王前，亦无与宋接触之可能，则宋之伐荆楚者，必为襄公，历检《春秋左氏》《史记》，断断乎无第二人也。此是三证。

总之，西周荆不称楚，西周伐荆乃王室事，周既东迁之后，宋楚接触，至襄公始有之，是《韩诗》以《商颂》为襄公时作，太史公述《鲁诗》亦然，皆不诬也。

或疑《殷武》之词甚泰，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若核以《左氏》《史记》所载，宋襄公固未胜楚，霍之盟辱身，泓之战丧师，几乎亡国，晋文救之，然后不亡。若此汤孙为襄公，何至厚颜如此？答之曰：《诗》之语夸，一往皆然，即以《周诗》论，狁侵镐，至于陉阳，临渭滨矣（从王静安所考，陉阳为秦之陉阳，非汉之陉阳）；徐淮侵周，迫雒京矣。而《周诗》所记南征北伐，只记反攻之盛，不言入寇之强。且《殷武》固一面之词，《左氏》所记亦一面之词。

旧来《国语》应是晋三家将为诸侯或已为诸侯时之人所集，以晋楚等传说为资料而成者。今如统计《国语》《左传》时记事，晋最多，楚次之，鲁又次之（《左传》中关涉鲁者甚多，然皆敷衍经文语，当非原有），晋楚间小国如周郑等又次之，宋甚少，齐尤小。且《左氏》称晋楚多善言，记鲁国多乱政，从此可知原本《国语》之成分，来自晋楚者多，宋齐事恐皆是附见他国者，楚人记宋襄公必另是一面之词也。

今试看《春秋》所记，葵丘之会，襄公与焉；咸之会，牡丘之会，淮之会，皆与焉。齐桓甫死，襄公即以曹卫邾莒之师伐齐，胜鲁而定齐难，于是乎继齐桓之伯。次年（僖十九年）执胜子婴齐，与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逾二年（僖二十一年）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大国之盟，宋人为先，俨然盟主也。其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霍”，襄公然后为楚所欺，乘车之会，楚人伐兵执襄公。次年，“宋公、卫侯、许男、縢子伐郑”，其年冬十一月，然后败于泓。由是而论，襄公固曾主霸，只是断烂朝报之《春秋》，所记不详耳。襄公曾致楚人来，盟之而为主霸，泓之战前，未必对楚无小胜也。且若合襄公前后两世看之，宋在当时关系实大。僖四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僖六年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七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母”。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于款、郑世子华盟于洮，郑伯乞盟”。是齐桓敌楚诸役，襄公之父桓公皆与焉。（当时郑已臣服于楚，故齐恒诸会，子华听命，郑伯不来。其后宋襄公时伐郑，亦以楚故。楚胜宋，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取郑二姬而归。）襄公卒后，楚势大张，伐陈灭夔，数次伐宋，几至入其国，诸侯以宋故盟于宋。至僖公二十八年，晋文败楚于城濮，然后中国不为楚灭。是则晋文定功，亦缘宋之故也。齐桓晋文之间，宋襄虽小霸而不卒，然齐桓晋文御南蛮之事业，宋公三世（桓襄成）皆参与之。则“奋伐荆楚”之语，括召陵之盟以言可也。

若《殷武》作于襄公卒后，括城濮之役以言亦可也。《殷武》固只言战荆而胜之，未言荆楚来享。总之，《楚语》以楚为本，一种说法，《殷武》以宋为本，又是一种说法。其详则“书阙有间”，不可考矣。

就《殷武》看，宋之民族思想在春秋中世又大发达，所谓“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者，乃指周之先世臣服于商。姜为周所自出，《大雅》“厥初生民，实为姜嫄”，《鲁颂》“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至于氐，疑即狄之异文。

《商颂》非考父作

正考父相传为孔父嘉之父，孔父嘉与殇公同为华父督所杀（桓王十年，西历前710年），下逮襄公之立（襄王二年，西历前650年），已六十年，时代不相接。故《史记》《韩诗》以《商颂》为襄公时者则是，以为即是正考父作者则非。战国末汉初人好为诗寻作者，故以《周颂》一部分为周文公作（已见《国语》），《鲁颂》为奚斯作，《商颂》为正考父作，无非于其国中时代差近之闻人，择一以当之。此是说诗者之附会，不暇详考年代者也。

宋襄公之为如何人物，《春秋》家与《国语》《左氏》所记绝异。

泓之战，《公羊传》以为“虽文王之师不为过”。凡记襄公事，无不称之，襄公受窘，无不讳之。《公羊》于齐桓称之甚矣，亦未至如此。故宋襄公者，《公羊》家之第一偶像。

《论语》《孟子》无谈及襄公者。然以孔子之称管仲齐桓，孟子之论《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又曰“戎狄是膺”，诸义衡之，宋襄自是历来儒家所传之贤圣，为中国文化奋斗者也。

儒与宋颇有关系，《国语》则出自晋，不与宋相涉，又非儒家之义，故其记襄公与《诗经》《春秋》有异。刘子骏刺取《国语》材料以为《春秋左氏传》，凡《公羊》之义彼可得而反者，无不设法尽力反之。《公羊》义之甚重者，如新周、故宋、王鲁，《左氏传》则全无以鲁为王之义，而改《公羊》春王正月之王谓文王一义曰“王周正月”，更以周为绝对者，非溯统而述文王。至其抑宋，更不待说矣。

故《商颂》为宋襄公之颂，儒者所传故说，与事实相合者也。引申而有正考父作之论，传《诗》者之小附会也。改正考父之作为校，而曰是商代之诗，刘子骏作伪时所取义，以抑宋之地位，以与三家诗立异，以与《春秋》家立异，于《鲁语》中羼入一种***不类之言，以证其说者也。刘子骏盖以自己校书之事加之古人，而忘时代之异，《商颂》说之三段迁移如此。

综观《鲁颂》《商颂》，齐桓管仲事业之盛可见，宋襄鲁僖皆叨桓公之光者耳。齐桓之伯，北伐山戎，以救邢封卫，南伐楚，陈诸侯之兵于召陵，楚既受责，略东夷淮徐以归。方厉宣之世，狁临渭，徐淮犯雒，南北交侵中国，宣王能自保未能大定也，故幽王遂亡于犬戎。周既东之后，楚又张大，申息随邓江汉诸姬，无不剪灭，进迫河洛之间。齐桓遂于北方功定之后，率诸侯之师以威之，虽未能战而胜楚，楚不敢不受盟也。鲁僖实躬与桓公历年之盟会，伐楚之役，与师往焉，东略而归，遵徐淮而反。

疑《鲁颂》中所言淮夷来同，徐方来同者，未必非由召陵班师之役，桓公助之开始经营。桓公晚年，徐从诸夏，楚伐之，诸夏救之。桓公一死而宋鲁閧，宋纳齐孝公，鲁亦纳公子无亏，宋败鲁。从此宋东联东夷，主诸夏之盟，以斗楚，鲁则折而为楚（僖十九年，鲁与楚盟。鲁之折而为楚者，疑由子志切略地徐方，故远交楚而近攻徐。徐在桓公末年，已折为中夏，楚伐之，同时楚人入舒，舒亦淮上国也。楚鲁夹攻徐，则鲁之拓地徐方自易。鲁僖为自己之利，忘诸夏之义矣）。宋襄之主盟不成者，恐亦由于恢夏殷商之观念甚炽，姬姓诸国所极不愿，然毅然抗楚之北上，为齐桓之所不敢为，继齐桓之志，开晋文之业，诚春秋前半之最大事件。若鲁僖则始追齐桓之后，继背诸复而为楚，终乃于泓之战后受楚之献宋俘。乃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亦颜之厚矣。若《商颂》之语，虽为辞近，就感情论，及诚真无隐。

宋人质直，故谈愚人每曰宋人（《庄子》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孟子》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等），而大史公评鲁公“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礼云礼云，乐云乐云，鲁道之交，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