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大别分两类：一、无韵的，二、有韵的。无韵的如《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此篇之祯字本祺字，故亦非韵），《昊天有成命》《时迈》《武》《赉》《般》皆是，半无韵的如《我将》《桓》是，此外都是有韵的。这些无韵半无韵的，文辞体裁和有韵的绝然不同，有韵的中间很多近于《大雅》《小雅》的，若这些无韵的乃是《诗三百》中孤伶仃的一类。大约这是《诗经》中最早的成分了。

《国语》以其中之《时迈》为周文公作，大约不对，《昊天有成命》一篇已出来了成王。但这些和那些有韵的《周颂》及《大雅》总要差着些时期。近写《周颂》说一篇，即取以代讲义。

《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

凡是一种可以流行在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保存长久，因为若果一处丧失了，别处还可保存；写下的尽丧失了，口中还可保存。所以有些并没有文字的民族，它的文学，每每流传好几百年下去，再书写下来，其间并不至于遗失。至于那些不能在民间流行的文字，例如藏在政府的，仅仅行于一个阶级中的，一经政治的剧烈变化，每每丧失得剩不下什么。这层事实很明显，不用举例。照这层意思看《诗》《书》，《诗》应比《书》的保存可能性大。

若专就《诗》论，我们也当觉得最不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国风》；最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颂》。诚然不错，在口中流传并不若于竹帛之文词，容易改变，但难得因一个政治大变化丧失得干净；若保存在官府的事物，流动改变固难，一下子掉了却很容易。

《周书》《周诗》现在的样子好不奇怪！《周书》出于伏生者，只有号为“武王伐纣”的两篇，即《牧誓》《洪范》，和关于周公的十多篇，从《金縢》到《立政》，成王终康王即位的二篇，以下还只有涉及甫侯的一篇是西周，此外皆东周了。何以周公的分量占这么大？宗周百年中《书》的分配这么不平均？

再看《周诗》，《大雅》《小雅》《颂》中两个大题目是颂美文武，称道南国，二南更不必说。何以南国的分量占这么多？宗周百年中《诗》的分配这么不平均？这都不能没有缘故吧？或者宗周的《诗》《书》经政治的大变动而大亡佚，在南、鲁两处，文之守献之存独多些，故现在我们看见《诗》《书》显出这个面目来？

现在且就《周颂》说。《周颂》有两件在《诗经》各篇中较不同的事：一、不尽用韵，二、不分章。王静安君以此两事为颂声之缓，皆揣想之词，无证据可言。且《鲁颂》有摹《周颂》处，《商颂》（实《宋颂》）更有摹《鲁颂》《周颂》处。

《鲁颂》《商颂》皆用韵，是“颂”之一体可韵可不韵。大约韵之在《诗》中发达，由少到多。《周颂》最先，故少韵；《鲁颂》《商颂》甚后，用韵一事乃普遍，便和《风》《雅》没有分别了。又《鲁颂》《商颂》皆分章，且甚整齐，如《大雅》《小雅》；是《周颂》之不分章，恐另有一番缘故。若如王君声缓之说，《鲁颂》《商颂》之长又要怎么办？

王君意在驳仪征阮君之释颂义，所以把这两事这样解了，其实阮君释颂不特“本义至确”（王君语），即他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亦甚是。王君之四证中，三证皆悬想，无事实；一证引《燕礼记·大射仪》，也不是证据，只是凭着推论去，拿他所谓礼文之繁证其声缓。《仪礼》各仪因说得每每最繁，不止于这一事，且由礼繁亦不能断其声缓，盖《时迈》一章奏时无论如何缓，难得延长三十四节，若必有这么一回事，必是夹在中间，或首末奏之。又由声缓亦不能断定它不属于舞诗。

阮君把颂皆看做舞诗，我们现在虽不能篇篇找到它是舞诗之证据，但以阮君解释之透彻，在我们得不到相反的证据时，我们不便不从他。因为颂字即是容字，舞乃有容，乐并无容，何缘最早之“颂”即出于本义之外？所以若从阮君释颂之义，便应从阮君释颂之用，两件事本是一件事，至少在《周颂》中，即颂体之开始中，不应有“觚不觚”之感。

现在细看《周颂》，实和《大雅》不同，《大雅》多叙述，《周颂》只是些发扬蹈厉之言，只到《鲁颂》《商颂》才有像《大雅》的。金奏可以叙述，舞容必取蹈厉。若是《周颂》和《大雅》在用处上没有一个根本的分别，断乎不会有这现象的。

《周颂》在用韵上和《鲁》《商》两颂的分别应该由于先后的不同，《周颂》在词语上和《大雅》的分别应该由于用处的不同，若《周颂》的不分章又该是由于甚么缘故呢？我想《周颂》并非不分章。自汉以来所见其所以不分章者，乃是旧章乱了，传经者整齐不来，所以才有现在这一面目。

有三证：《左传》宣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本年。’”

我们用《左传》证《诗》有个大危险，即《左传》之由《国语》出来本是西汉晚年的事，作这一番工作者，即是作《古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之说者，其有意把它们互相沟通，自是当然。但《国语》原书中当然有些论《诗》《书》的，未必于一成《左传》之后，一律改完，所以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发明者，应该不取，因为这许是后来有意造作加入的材料；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异或竟相反者，应该必取，因为这当是原有的成分，经改乱而未失落的。

宣十二年这一段话和《毛义》不同，这当然不是后来造作以散入者。这一段指明《武》之卒章、三章、六章，此是一证。

现在看《周颂》各篇文义，都像不完全的，《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或及《烈文》合起来像一事，合起来才和《顾命》所说的情节相合，此种嗣王践阼之仪，不应零碎如现在所见《周颂》本各章独立的样子。又《载芟》《良耜》《丝衣》三篇也像一事，《载芟》是耕耘，《良耜》乃收获，《丝衣》则收获后燕享。三篇合起有如《七月》，《丝衣》一章恰像《七月》之乱，不过《七月》是民歌，此应是稷田之舞。又《清庙》以下数章，尤其现出不完全的样子，只是它们应该如何凑起来，颇不易寻到端绪。此是二证。

《鲁颂》《商颂》虽然有演变，然究竟应该是继续《周颂》者，果然《鲁颂》《商颂》无不是长篇者，若把它们也弄得散乱了，便恰是现在所见《周颂》的面目。此是三证。

外证有《左传》宣十二年所记，内证有文义上之当然，旁证有《鲁颂》之体裁，则《周颂》之本来分章，当无疑问。舞为事节最繁者，节多则章亦应多，乃反比金奏为短，不分章节，似乎没有这个道理。至于在《诗三百》中《周颂》何以独零乱得失了节章，当因《颂》只是保存于朝廷的，不是能“下于大夫”的，一朝国家亡乱，或政治衰败，都可散失的。《国风》固全和这事相反，即《大雅》《小雅》也不像这样专靠朝廷保存它的面目的。

如上所说，《周颂》不分章由于旧章已乱，传它的人没法再分出来，然则我们现在在《周颂》中可能找出几件东西的头绪来？可能知道现在三十一章原来是些什么东西零乱成的？答曰：《周颂》零乱了，可以有三件事发生：一、错乱，即句中之错乱，及不同在一章之句之错乱；二、次序之颠倒；三、章节之亡失。孟子引《诗》，“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之下，尚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今此语见《大雅·思文》篇中，“莫匪尔极”下乃“贻我来牟，帝命率育”两句，不知谁是错乱者，或俱是经过错乱的。

宣十二年传，《武》之三章有“敷时绎思，我徂惟求定”，《武》之六章有“绥万邦，屡丰年”，今《桓》在《赉》之前。至于各章不尽在三十一章，别有遗失，恐怕更不能免的了。所以若求在这三十一章中寻出几个整篇来，是做不到的。但究竟是哪些篇杂错在这三十一章中，还有几个端绪可寻。

其一曰《肆夏》。《左传》宣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今在《时迈》，他章无可考。后来乐名《夏》或《大夏》者，恐是由此名流演。

其二曰《武》，或曰《大武》。《左传》宣十二年记其卒章、三章、六章中语，今在《武》《赉》《桓》三章中，他章无可考。据《左传》宣十二年语，《武》乃克殷后作，所纪念者为武成之义，故庄王于此推论出《武》之七德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

《武》为儒者所称道，在儒家的礼乐及政治的理论中据甚高的地位。王静安君据《乐记》所记之舞容，从《毛诗》之次叙，把《大武》六章作成一表，其说实无证据，现在先录其表如下：

一成

再成

三成

四成

五成

六成

所象之事

北出

灭商

南国是疆

分周公左召公右

复缀以崇

舞容

总干山立

发扬蹈厉

分夹而进

武乱皆坐

舞诗篇名

《武宿夜》

《武》

《酌》

《桓》

《赉》

《般》

舞诗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遇遏刘，耆定尔功。

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间之。

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肘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於绎思！

於皇时周，涉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他事不必论，即就舞容与舞诗比较一看，无一成合者，王君于六成之数每成之容，是从《乐记》的，于次叙是后《毛诗》的，但《毛诗》《周颂》之次叙如可从，何以王君明指之六篇别在三处，相隔极远？故《毛诗》次序如可从，王说即不成立，《乐记》的话如可据，则《武》之原样作《乐记》者已不可闻，他明明白白说：“有司失其传。”

现在抄下《乐记》此一节语，一览即知其不可据。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入，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武》谓周舞也，备戒击鼓警众，病犹忧也，以不得众心为忧，忧其难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咏叹淫液，歌迟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时至《武》，事当施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无坐也。致，谓膝至地也。宪，读为轩，声之误。）“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军，不贪商也。时人或说其义为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乐者也。传，犹说也。荒，老耄也。言典乐者失其说也，而时人妄说也。《书》曰，王耄荒。）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也。”（苌弘，周大夫。）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迟之迟，谓久立于缀。）子曰：“居，吾语女。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居，犹安坐也。成，谓已成之事也。总干，持盾也。山立，犹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诸侯也。发扬蹈厉，所以象武时也。武舞，象战斗也。乱，谓失行列也。失行列则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始奏象观兵盟津时也，再奏象克殷时也，三奏象克殿有余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蛮之国复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职而治也，六奏象兵还振旅也。复缀，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乐也。）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夹振之者，王与大将夹舞者振铎以为节也。驷当为四，声之误也。武舞，战象也。每奏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过四伐五伐。”）分夹而进，事蚤济也；（分，犹部曲也。事，犹为也。济，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象用兵务于早成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纣，待诸候也。）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欲语以作武乐之意。）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反商，当为及，字之误也。及商，谓至纣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谓故无土地者也。投，举徒之辞也。时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后周公更封而大之。积土为封，封比干墓，崇贤也。行，犹视也；使箕子视商礼乐之官贤者所处，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纣时苛政也。倍禄，复其纣时薄者也。散，犹放也。桃林，在华山傍。甲，铠也。衅，釁字也。兵甲之衣曰櫜，键櫜，言闭藏兵甲也。《诗》曰：“载櫜弓矢。”《春秋》传曰：“垂櫜而入。”《周札》曰：“櫜之欲其约也。”蓟或为续，祝或为铸。）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为射官于郊也。左，东学也，右，西学也。《狸首》《驺虞》所以歌为节也。贯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属也。搢，犹插也。贲，愤怒也。文王之庙为明堂制。耕藉，藉田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总干，亲在舞位也。周名大学曰东胶。）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道，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此节明明是汉初儒者自己演习武舞之评语。《牧誓》虽比《周诰》像晚出，却还没有这一套战国晚年的话，后来竟说到“食三老五更于大学”，秦爵三老五更都出来了，则这一篇所述武容之叙，即使不全是空话，至少亦不过汉初年儒者之武。且里边所举各事，如“声淫及商”，可于《大雅》之《大明》《荡》中求之；“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在《大明》里；“北出”在《笃公刘》《文王有声》里；“南国是式”在《崧高》里，其余词皆抽象，不难在《大雅》中寻其类似。这样的一篇《大武》，竟像一部《大雅》的集合，全不合《周颂》的文词了。大约汉初儒者做他的理想的《大武》，把《大雅》的意思或及文词拿进去，《乐记》所论就是这。不然，《武》为克殷之容，而“南国是式”，远在成康以后，何以也搬进去呢？

其三曰勺。现在《毛诗》里还有《酌》一篇。酌本即勺字之后文，犹裸之本作果，醴之本作丰，汉儒好加偏旁，义解反乱。《酌》篇即《勺》，历来法家用之，勺字见《仪礼·燕礼》“若舞则勺”，《礼记·内则》有“十三年学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则御”，熊安生谓即《勺》篇。

勺、韶两字在声音上古可通。勺与今在平声之韶同纽，与在去声之召小差，而此差只是由到，珂罗倔伦君证此差通例在古代无有。勺以k收声，韶以u，汉语及西洋语为例不少，珂罗倔伦君亦曾证宵药等部乃去入之对转（见他所著《汉语分析字典序》），我们试看以勺为形声之字，多数在入，而约钓尥诸字在去声，约且在《广韵》与召同部。召与勺在声音上既可同源，我们现在可假设召、勺之分由方言出，因韶之错乱，而勺韶在后来遂为实有小异之名，盖同源异流，因流而变，而儒者不之知也。

今先看古书中韶、勺相连处，《荀子·乐论》：“舞韶歌舞。”孔子时尚未以歌舞为《武》《韶》之对待。（乐则韶舞四句，乃后人三代损益之说，决非《论语》旧文，别处详论之。）而后人谓勺乃但云舞，是舞韶者舞勺也。又《春秋繁露·质文篇》，以《勺》为周文公颂克殷之事，显见《勺》与《武》关系之密切，惟《韶》可如此来源。与《武》为比，若果如《内则》所记为小舞，则不当尸此大用。又《汉书·董仲舒传》引武帝诏，以为在虞莫盛于《韶》，在周莫盛于《勺》，此虽言其异，实是言其同类。大约《召》乐在鲁地者，失而为不完之《勺》，遂有小实，然仍不忘其为周物，其流行故虞地者，仍用“召”名，遂与虞舜之传说牵连，然仍可见其与《勺》同类，此例实证其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