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周颂》(3)

作者: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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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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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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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358字

《小雅》的礼乐在燕享相见成室称祝等。二《南》的礼乐在婚姻备祀(《采蘩》《采苹》)成室称祝等,礼乐有大小,而同是礼乐。《南》之不同于《风》而同于《雅》者既如此多,则说《南》《雅》当是出于一地之风气,可以信得过去了。


说到此,不由不问南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周室之兴,第一步是征服了西方,所谓伐密伐崇戡黎者。这时候文王对于诸夏,仅做到断虞芮之讼而已。第二步是东出,武王只做到了诛纣,禄父还是为商主,只把管蔡重兵监着罢了。到周公乃真灭商,以封曹、卫、鲁、燕等国。成王时又北出灭唐,以封唐叔。


记南国开辟事最早见者是“昭王南征不复”,其前在成康时如何形状,现在全无明文可见。《大雅》《小雅》开辟南国各诗,《毛序》皆归之宣王时,但《国语》载宣王事多非善歌,既败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师,又兴鲁难。厉王和幽王并称,当是战国时事,厉王只是严厉,为国人所逐,彼时之周尚强大,能将熊渠之王号去之,或南征各篇上及厉王,也甚可能者。


周之开南国当是很长久的事,南至江汉,封建诸姬,至楚兴乃尽灭之(《左传》: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这样子决不是一时的事。


在周朝最盛的时代开辟了一片新疆土,成了殖民行军的重地,又接近成周,自然可以发达文化。这一片地有直属于王室者,有分封诸侯者,直属于王室者曰周南,分封诸侯统于召伯者曰召南,在这一片地殖民之士大夫所用礼乐,自然可以来自宗周,也可出于诸夏,也不免有些自己的制作。


及宗周政变,这些地方大约也很受些影响,平王带着弑父弑君的罪名来居雒,实在做不出共主的局面来,这些文物的南国,当不能如厉、宣时之盛。不过在楚未大时,尚能保持其文物,至周庄王末年,楚始强大,伐申成随,弄得周人戍申责随,从此不久,楚武文两世几乎把南国尽灭了,江汉间姬姓的势力完全失了。


成随后四五十年间,楚逼中国之势更大,齐桓公遂称伯伐楚,宋襄、鲁僖、晋文继续对付南来之逼迫,为春秋之最大事件,晋两次受伯,一次以义和辅周之东迁,一次以重耳城濮之败楚,两事在周史上重要相等。


周之宗亡于犬戎,周所封建之南国灭于楚,所谓南国之寿命大约从西周的下半到平王都洛后六七十年间,总也有百多年至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以上一段不是牵引的话,乃就《史记·周本纪》《楚世家》《十二诸侯表》《左传》《国语》及《诗》之本文辑合起来的。南国之解既稍清楚,有一谬说可借以扫除者,即周、召分伯一左一右陕西陕东之论。


周公称王灭殷,在武王成王间,其时之召公奭只是一个大臣,虽《君奭》篇中亦不见它和南国有何相干。开辟南国是后起事,那时召伯虎为南国之伯,去召公奭不知有几世了。周室既乱,南国既亡,召伯之遗爱犹在,南国之衰历历在《周南》《召南》、大、小《雅》中见之。亡于楚后,南人文化尤为中原所称,如《论语》:“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信夫。”又如《中庸》:“南方之强也,而君于居之。”到孟子时才以南为楚而诋之,忘其为文物之遗,犹之东晋人仍谓中原人士为“先帝遗民”,宋齐以后并北地汉人亦称为索虏矣。南国之孑遗,他的功烈也在人口及诗中。秦时始以陕分中国为二。儒者忘了历史,遂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为一人,以至于东征之周公,平南之召伯,作为同时,更从秦人关内关外之观念,以陕分二伯。汉初儒者实不知史事,司马迁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西周东周且不知,自然会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了的。又战国人造《牧誓》,把一切西方南方蛮族加入师中,不知周人自赞他的文王之诗,也不敢说这些大话,只举他伐崇怀虞芮而已。


《书》中有《甫刑》一篇,和其他周书都不是一类,且时代前边接不上周公成王那一大堆,后边接不上文侯之命,来源颇可疑。《诗》中有“生甫及申”语,皆“南国是式”者,《甫侯》既是南国之一,《甫刑》又记苗事,当亦是南国典书之孑遗者。


南国而外,《诗》《书》从鲁国出来的必很多。鲁国和儒者的关系,儒者和六艺的关系,是不能再密切的了。战国初年的儒学,多是由所谓七十子之徒向四方散布,汉初年的儒学,几乎全是从齐鲁出来,这些显然的事实还都是后来的。


我们且去看《诗》《书》在早年如何流行。


《左传》昭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句话里有一矛盾处,《书》之用为泛名,《经》传皆曰书,是甚后的事,襄昭之世尚不至此。《论语》中尚且以《书》为今所谓《尚书》之专名,则观《书》只能观出所谓《周书》者来,不能观出《易象》与《鲁春秋》来。又《易》和儒学、鲁国之关系最浅,《论语》不曾提及《易》一字(今流行本“五十以学易”,本是古文所改,原作亦,从下读,引见《经典释文》),而《易》之传授见于《儒林传》者,和《易》之作用见于《左传》等者,均不和儒家相涉。是《易》之入儒当为汉代事(另论),和周公无干。《春秋》比附于周公,又是古文学之伪说,前人辨之已详。此处“见《易象》与《鲁春秋》”,显是为古文学者从《国语》里造出《左传》来的时侯添的,以证其古文说,而不知和上文观《书》之书字矛盾。这样看来,见《易象》与《鲁春秋》,应是为古文学者加入者,原文只是观《书》于太史氏,遂感于《周礼》尽在矣。


伏生所传《周书》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雒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各篇。《牧誓》《洪范》出来应甚后,文词甚不合,《牧誓》已是吊民伐罪之思想,和《诗》所记殷周之际事全不同,《义解》当和《汤誓》《甘誓》同出战国,为三代造三誓以申其吊民伐罪之论。《洪范》更是一套杂学,有若《吕氏春秋》之目录。《周书》的前端两篇如此,后端则《费誓》已经余永粱先生考证其非伯禽时物,应和《鲁颂》同涉僖公;《吕刑》一篇,上文已说其可出于南国;《文侯之命》《秦誓》已是春秋时物,当另有来源。且以秦之介乎蛮夷间,断难流传其文书于河山以东,恐怕这是伏生故为秦博士,由他传《书》的痕迹。至于中间由《金縢》《大诰》至《立政》十二篇,都是说周公成王间事,诚可由此感觉到“《周礼》在鲁,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则韩宣子之言,即《周书》大部分出于鲁国之证。又《大诰》乃周公称王东征之始,《立政》乃周公将老归政成王之书,周公占这么大的成分,《周诰》几乎全成了周公之诰,《周书》几乎全成了周公之书。《周书》中这样德重周公,何以《雅》《颂》中不及周公一字,《诗》《书》相反若此?且《金縢》里边的话,只有周公之党与裔可以这样说,宗周三百年中尤其不能独有周公居东数年的话语为大典章,则今伏生所传《周书》之不能出于宗周,可以无疑;而伏生所传《周书》大部出于鲁,即出于周公之党与裔,亦可信矣。然则《周书》只是鲁书,入战国而首尾附益了几篇,有来自别一源者,有是儒者造作者,以成伏生入汉所传。


《诗》中可疑为鲁者,为《豳风》。我一向相信豳应在岐周,但现在有三事使我不得不改信《豳风》是鲁传出。


一、《金縢》既不能不信其为鲁国所出了,偏偏《金縢》中有一解释《鸱鸮》之文,异常不通。《鸱鸮》本是学鸟语的一首诗,在中国文学中有独无偶,而《金縢》中偏把它解作周公管蔡间事,必是《鸱鸮》之歌流行之地与《金縢》篇产生之地有一种符合,然后才可生这样造作成的“本事”。


二、《左传》襄二十九:“吴公子札来聘……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果然周公之名在诗中只见于此处,而《东山》征戍之叹音,“无使我公归兮”之欲愿,皆和周公之东情景符合。至于《七月》中词句事节颇同《雅》《颂》,亦可缘鲁本是周在东方殖民之国,其保有周之故风,应为情理之常。


三、《吕氏春秋·音初》篇:“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今《破斧》正在《豳风》,虽附丽之事,不与《吕览》所记者同,然调子却是那个调子。


有此三证,则《豳风》非出于豳,乃出于宗周在东方殖民之新豳,当是可以成立的了。至于《雅》《颂》中有专自鲁国出来者否,未可知。


除南鲁两地而外,为《诗》《书》之出产地者,尚有宋。


箕子之守朝鲜,实以相土时即有辽东(《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故宗周虽亡,犹可保守东疆,如晋宋南迁,只以辽东文化不发达,后来乃忘了这一段故实。微子朝周,实等于刘姓宗室向王莽献符命,所谓殷有三仁之中,竟有他来陪衬比干箕子,当是他的后代宋国的话。殷在亡国时,疆土大,势力也大,牧野之战,“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虽把纣杀了,武庚犹在商国。及周公居东,三年经营,才能灭商。迁商顽民,到底不能绝殷祀,并用些恭维话,称商之德,安诸夏之心。


宋不用姓,亦无封爵之号。周朝的习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然子并非姓,宋国女子以子为号,与箕子之子,公子之子,当是同源。至于公之一辞,本是诸侯及周室大夫之泛称,《诗》《书》所记都这样,侯伯子男乃是封建之号(此一说别详)。所以宋在立国上本有些不同于诸侯者,在遗训上当有些承受自前者,然商之文物,数次被周人扫荡一空,宋在初年当没有若何的事物可记。到春秋时,中国之局面大变,周室等于亡国,中原无有力之共主,而戎狄南侵,至于郑卫,荆楚北窥,尽有南国,诸夏文化几乎又要遭一场大厄,齐桓拿这些号召做了一番霸业,宋襄公跟着又恢复他的国族主义了。《商颂》即成于此时,若末篇《殷武》,直说襄公伐楚的事业,这本是三家旧说,赵宋人有信之者,而罗泌考证,以荆楚一词并非商旧,更是明切。


《商颂》既为《宋颂》,则《商颂》必自宋出,若《书》中之宋国成分,则当于《商书》中求之。《汤誓》疑是战国时为吊民伐罪论者做的,可别论;《盘庚》三篇文词不如《周诰》古,而比其他虞夏商周书都古,疑是西周末宋人所追记前代之典。若《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以文词论,当更后。高宗是儒者所称“三年之丧”一义之偶像,西伯之称当是宋人之称文王者,周人自称曰文王,商宋人称他曰西伯,《诗》《雅》《颂》绝未提及西伯一名,且周人断无称他这一号之理,犹满州决不会称他的先世为建州卫都指挥。殷周之际恐很像大明与清廷之关系,明已亡其半,犹对清说:“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宁不闻乎?”(《史阁部答多尔衮书》)清虏在初步虽和中国已动干戈,还并不敢对明有贬词(《皇太极侵明告示》中可见),直到其帝玄晔才为诡辩,说“得国之正无过本朝”,谓本是异国也。此可解释文王西伯之称,实因周宋而异,然则《西伯戡黎》又是《宋书》了,《微子》一篇说得微子不是降周为山阳公,崇礼侯,而是遁世,这也很像宋人曲为其建国之君讳者。就这些看,至少可以假定《商书》大都分是《宋书》。


此外尚有一国恐怕和儒者所传之《诗》《书》有不小关系者,即卫国。卫国所据本纣之都,其地的文化必高,又是周之宗盟中大国。《论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或者孔子时代鲁国人造作得很自由,“三家者以雍彻”,竟须借卫国所存以正鲁国了。《风》中亦以卫诗为最多,而《卫风》即是北音。《吕览·音始》篇,北音之始为燕燕往飞,今燕燕于飞,在《邶》《鄘》《卫》。


西周亡,文物随着亡,南亡而“《周礼》尽在鲁矣”。“诗三百”,孔子时已经成了一个现成名词,则其成立必在孔子前。


“三百”之名称虽成,然孔子所见《诗》和我们所见还有些甚不同处,“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已不在《诗经》,犹可说孔子嫌它不通,“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而删去了。然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今见《硕人》,下边并没有“索以为绚兮”,这是孔子注意的话,也不在了。


《左传》襄二十九年所记吴季札语,不知有没有古文学者改动,若不是改动过的,则魏文侯时,《诗》之次叙已和现在所见者大都同了。《孟子》《荀子》《礼记》引《诗》分合处常和现在所见者不同,又有些篇目不见者,不知是名称和今见《毛诗》不同或是遗失。


《大戴记·投壶》:“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好几篇今在二《南》者,放在《雅》中;《伐檀》一篇,又在《魏风》,甚可怪。王静安先生以为《诗》《乐》早已分传,恐是。果然这样,则《雅》《南》关系之切,上文所举外,又得一证。


总而言之,《诗》各部分之集合,应当成于孔子之前,雅、颂、南、郑之名均见《论语》,其后流传上大同小异,入汉才有现在所见的“定本”呵。


《论语》说《书》处较少,恐怕孔子所见只是些鲁国所传的周公之书,也许有些宋国所传殷家之书,“谅?三年”,“孝乎惟孝”,恐皆出自《商书》。战国时大约《尚书》大扩充了一下子,虞夏传说,吊民伐罪,各种理想,一齐搬进。《大誓》总是战国时儒者所传一篇重要书。入汉而伏生为二十八篇之定本;然真书假书永是闹个不已,只闹到齐梁人大航头上二十八字。


《诗》之集合在孔子前,孔子以后不过是些少出入,《书》之集合在孔子后,众来闹着大变动,《诗》《书》在传授的生命上是大不同的。我们上文所叙可供人设想《诗》《书》的成分如何因地分析,以证其时代,我也断定儒者所传六艺都是和十二诸侯年表一样,不上于共和的。杞不足征夏,宋不足征殷,雒京不足征周。


附记:以上匆匆论《诗》《书》之成分,只谈到轮廓,其详细的问题待继续考核材料,搜集证据。我的朋友余永粱先生近谓方言颇和《诗》《书》中语有可比较处,正作这番工夫。若成,必得若干比上文所叙确实得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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