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变得经常说胡话了。

“我对不起乃木大将，真没脸见人。不，我随后也跟着去……”

他动不动就说这样的话。母亲害怕，总想让大家尽量守在枕边。病人清醒时异常孤苦，似乎也希望这样。特别是他环顾屋中，见不到母亲的时候，一定会问。“阿光呢？”即便不出声，他的眼光也这样询问。我常常起身去叫母亲。“有什么事么？”母亲放下手中的活计走到病房，父亲有时只是呆呆地望着母亲的脸，却一声不响。当大家正以为没什么说的了吧时，他又说起了毫不相干的事情。又有的时候，他忽然说：“阿光，我给你也添了不少麻烦呵。”母亲一听到这样亲切的话时，眼中便噙满了泪水。随后她又似乎对照着想起了以前身体健壮时的父亲。

“看他说得多么可怜，以前可凶呀！”

母亲讲起、父亲曾拿笤帚抽打她后背的往事。这件事，以前向我和哥哥说过好几次了，这回却跟以往的心情完全不同，这时母亲的话我们听起来竟象是对父亲的纪念。

父亲虽然已经看见了出现在自己眼前的灰暗的死的阴影，嘴里却仍未吐出类似遗言的话。

“趁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先问问哪。”哥哥望着我说。

“是呵。”我答道。可我又想由我们主动提出这种事情，对病人是否有利。两个人委决不下，便去同叔父商量。叔父也想了想说：“他若有话没说出来就死了，固然是遗憾，但是由我们去催促，恐怕也不妥吧。”

我们的话终于吞吞吐吐地不了了之。病人不久便陷入了昏睡状态。无知的母亲和往常一样，还误以为那只是安睡，反而快活地说：“唉唉，能这么舒舒服服地睡觉，旁人也得救了。”

父亲常常睁开眼睛，突然问些谁怎么了之类的事。他指的是刚才坐在这儿的人。在父亲的意识里，有明暗两部分。那明亮的部分，仿佛是一条缝在黑幕上的白线，断断续续地连接着。母亲把他那昏睡状态误认为是一般睡眠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过了几天，父亲言语渐渐含混不清了。说了些什么，谁也听不明白，所以许多事情不得而知。但是，开始说话的时候，声音还很大，简直不象个垂危的病人。我们要说话的时候却要用比平时更高的声音，凑近他的耳边才行。

“冰着头，好受些么？”

“嗯。”

我同护士合作，给父亲换下水枕头，然后把装好新冰的冰袋放在他额上。当把被削成带尖的碎冰片装在冰袋里的时候，我在父亲光秃的额头旁，把它们按得平整些。这时，哥哥顺着走廊走进来，一声不响地把一份邮件递到我手里。我腾出空闲的左手接过这份邮件时，顿时觉得很奇怪。

这份邮件要比一般的信沉得多。它不是装在一般的信封里，而且也不是一般信封能够装得下的。用半纸（注：一种日本写信习字用的纸。）包着，封口用浆糊仔细地粘着。我从哥哥手里接过时，就发观是封挂号件。翻过背面一看，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先生的名字。因为腾不开手，不能马上启封，便把它先揣在怀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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