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主张的是rulebyw，即运用法律来治理，则法律之上，必然还有一个运用之的某人或某集团，说到底还是人治。1

二、法治与人治

弄清楚了前一个问题，自然可以明白中国古代所谓的法治与人治之争，其实是“君以人治”还是“君以法治”之争。

儒家主张君以人治，即君主应该信任道德和才能都很突出的贤人，充分给他放权，让他去把自己负责的领域治理好。

韩非反对这么做，因为放权意味着失势，贤人有了势，一旦造反威胁还特别大。君主的大患就是相信别人，所以要时刻牢记任何人都有可能捅自己一刀。但法律不会背叛人，所以只有任法才是最安全的。

三、法律与正义

中国人刚开始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就注意到西方人所谓的“法”，其内容涵盖比较广。严复在《论法的精神》一书的译文中提到：

盖在中文，物有是非谓之理，国有禁令谓之法。而西人通谓之法。

就是说，西方人眼里，法律有两大特征：第一是要符合正义，第二是要具有国家意志。在咱们这里，则正义是正义，法律是法律，两回事。

罗马的法学家爱讲“法律是善良公平之术”，法学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还给法律带高帽子，说法律源于天启神意。直到现代人的法学科普书也会说“法律源于神意，是历史上全人类都曾相信的少数事情之一”。1

显然，说这话的人无视了中国。

因为不管对儒家还是法家来说，法律都没有这种高贵的气质。

对儒家来说，法律和道德是分开的。基本定性就是：高贵的是礼，是道德；法律几乎等于刑罚，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到后来汉儒那里，甚至定了量。

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春秋繁露·阴阳义》）

如上文所示，刑占四分之一而已。至于法家的字典里，高贵二字是没有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崇拜。君是法律的唯一源头，法律体现的就是君的意志。对君主，法家是没有道德要求的；对君所立的法，自然也不会有道德要求。事实是商鞅、韩非都可以说是视道德如寇仇的。

也许大致可以这么概括：

西方的法治观：正义＞法律

儒家的法治观：正义（道）＞君主＞法律

法家的法治观：君主＞法律

四、法律的界限

按照现代的法治观念，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只有碰到极端不道德的事，国家机器的法律才出手；其余的问题还是靠社会力量自己消化解决。

韩非心目中的法治是什么都要管的。对人民，它不是法无禁止即许可，而是法无许可即禁止；它不是消极地告诉人们不许做什么，而是积极地要求民众，你们必须做什么。——韩非为什么要极力论证人性恶，就是要论证这种绝对管制的必要性。

至于对君主的要求，不过是出于技术考虑，通常不宜频繁公开违背法律，但君却从来没有遵守法律之义务。

五、法家之法的目的与手段

从君主的角度说，只有两种人有用：农夫和战士。《商君书》里专门有一篇《农战》，韩非对此也是反复致意。

法治的目的自然就是把所有人都变成“耕战之士”。没有人还拥有任何特权，从这个角度说确实是人人平等的。

至于法治的手段，自然就是刑和赏。法的意义无非是怎样施刑打赏，要具体化和规范化。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奖赏，任何人都可以避免惩罚。从这个角度说，也确实是人人平等的。

这种情况，大概确实有点像孟德斯鸠说过的：“在专制政体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不是’。”

六、反智的法律

韩非有个很有名的观点，叫“法莫如显”。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1重视普法。

所谓“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大家都看得到。

2法律要简单。

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五蠹》）

越深奥的东西，越没人缘。为广大民众制定的法律搞得专家都头大，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也对，人民本来就蠢，法家还进一步主张愚民；那么能让民众懂得的法，是铁定不能超出白痴的理解力的。

而且法律一旦复杂，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

大家要服从法律，不允许有关于法令的争论存在，这是韩非心中坚定的目标。《问辩》：“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这是强调法律是唯一的权威。又说“上之不明因生辩也”，这是说不允许有关于法律条文的讨论，讨论一旦出现，君主就该反省自己是不是犯了糊涂。

而一旦法律不易懂，该怎么服从的争论就不可避免，然后就需要有人充当法律与民众的中间人。法越重要，这个善于解说、运用法律的中间人，地位也越会上升。

现代社会中，律师何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此。

在古罗马，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结果是罗马皇帝承认，凡法律问题未经明文规定的，五大法学家的解答即具有法律效力。

咱们这边，汉朝也有过一点这种苗头。研究《公羊传》的儒生搞“《春秋》决狱”，宣称孔子作《春秋》，就是为汉朝写了一部根本大法。《春秋》有何微言大义，普通人根本读不出来，解释权自然在儒生手里。当然，大汉皇帝的威风，不是有共和传统的罗马可比，汉武帝一吓，儒生就又缩回去了。

可见，一旦法律太复杂，就不仅是君主之法，部分也是法学家和律师之法了。这跟“势”绝不容他人染指的基本原则就相悖了。

前面提到过，按韩非的观点，名家人物是一定要灭掉的。其实，形名之学讲逻辑，玩概念，抠字眼——以今天的观点看，要学法律，这都是当行本色的功夫。事实上当时此类学问的出现也确实和法律发展有关：名家尊为祖师爷的邓析是个律师式的人物，而“形名之学”也干脆写作“刑名之学”甚至“刑名法术之学”。

所以，韩非说的“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云云，不仅是泛泛地在说人民聪明了就会不听话，而可以具体理解为，法学和ruleofw是冲突的。

余英时先生注意到，按照法家的观点，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把书烧光的。不过他又推测说，“也许法家的着作是例外”。1但在《五蠹篇》里说：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这话明明是批评学习法家思想的人太多了。我的主张，君主本人接受就好，屁民们是不配关心的。民间那些署名商鞅、管仲、孙膑、吴起的书，也禁掉好了。

这就是法家人物的悲剧性宿命：提倡法家思想的最终结果，就是要灭掉法家思想。

【段子为证】

常看见有人打比方说，中国象棋的风格，像儒家；围棋的风格，像道家。

象棋确实有点像儒家心目中的西周礼制。不同的棋子生来地位不同，也要遵守不同的规则，最核心的那颗棋子，本身没什么用，受规则约束也是最多的，但它的存在就象征着政权的合法性，没有它，你就输了。

要说围棋像道家，也是韩非这一脉的道法家——围棋最讲究计算。韩非也是老子的传人，而且至少在司马迁看来是比庄子更重要的传人。他把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写进一篇传记，但题目却是《老子韩非列传》。

越是高手，下围棋越讲究要争“势”，按照围棋的“法”，每颗棋子都是一样的，本身无所谓贤不贤，其作用的大小，地位的高低，就取决于你把它放到什么位置上，而且放在那里了就不许再动，否则就是“乱法”。

围棋盘上没有象征最高权力的棋子，正如韩非主张的，君就像道，应该是看不见的。

术——玩阴的

韩非说，光靠法治收拾体制外的坏蛋足够了；但要想对付体制内的坏蛋却还有所不足。

一味依赖法的结果就是一切社会资源都收归国有。国家确实是强大了；但国家强大，君却不一定是受益者，权势可能被那些重臣夺了去。照韩非的观点看，商鞅变法的结果就是如此。1

要保证君主是国家强大唯一的，至少是最大受益人，“术”是非常重要的。和法要公开颁布不同，术是暗箱操作见不得人的东西，即所谓“术不欲见”。

韩非子说，对君主而言，法与术就好像衣与食，是缺一不可的。我觉得更好的比喻也许是：法是明枪，术是暗箭。以法的名义，君主完成抢劫；以术为手段，君主拒绝分赃。

一、最常见的术，讲究见招拆招。

“术”这个字，一般被理解为阴谋手段。韩非很多时候，也是照这个意思用的。

君臣不同利，是韩非反复强调的。君臣之间看似风平浪静，其实也是“上下一日百战”。

《韩非子》里大量的内容就是这些君臣较量的实战记录和理论升华。比如《内储说》上下两篇大谈七术六微。“七术”就是君主收拾臣下的手段，“六微”则是介绍臣下的招数。最后总结说，把这些招数破得干干净净不算最高明，应该玩斗转星移，借力打力，让它们在本国消失，同时输送出口，祸害外国人去。

这些招具体怎么使，这里就不多说了。反正大家都很熟悉：去书店随手拿本成功学、厚黑学的书，或者打开电视看看都市剧、宫斗剧，或者随便关注一下机关单位或职场的那点破事——类似的手段比比皆是，比韩非更高明、更匪夷所思的阴招也绝不罕见。也许可以套一个经典句式，《韩非子》是这样一本书：你合上书，走出家门进入社会，你就好像走进了书里。1

二、高明的术，应该是以静制动，无招胜有招。

各种见招拆招，当然也不是等闲人能做到的。但韩非以为，身为君主，这么做并不可取。

他讲了一个郑国执政子产的故事。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难三》）

子产早上出门，远远听到一个女人在哭，他仔细听了一会儿，吩咐手下去把这女人抓来，一审问，果然是个谋杀亲夫的罪犯。子产是怎么知道的呢？

哭声有问题。为了亲人而哭，他刚生病的时候，哭声里会带着忧虑；临死的时候，哭声里会带着恐惧；已经死了，哭声里则会充满悲哀。

子产说：“她老公已经死了，可是她哭声里却是恐惧而不是悲哀，所以我知道，这当中一定有奸情。”

韩非讲这个故事，不是要称颂子产是郑国的福尔摩斯，恰恰相反，他觉得子产多此一举。因为你子产的身份不是警察、探长，你是郑国的执政，相当于国家总理。不去搞制度建设而亲自去破案，那么多案子你总理一个人破得过来吗？这就是老子说的，“以智治国，国之贼也。”

就好比打鸟，鸟群有几百只眼睛盯着你，你只有两只眼睛看着鸟，你怎么看得过来？所以说，“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术，邑中道也。”《广雅》更直接：“术，道也。”

老子谈“道”，韩非发挥老子，谈“术”也谈“道”。这两个字的本义，都是道路。引申义后来当然是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道是冰清玉洁的形而上，术成了肮脏污秽的下水沟。但至少在开始时界限并不明显。《老子》阴谋诡计的东西也不少；而至少在韩非自己看来，他的术修炼到一定境界，也就正是“虚静之道”。

君主怎样才能破尽臣下千奇百怪的招数，而面对无数臣下灼灼如贼的眼睛，却不露一个破绽呢？韩非说：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君。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主道》）

这么玄玄乎乎的一段话，可以有请金庸老爷子来翻译一下。

令狐冲一颗心怦怦乱跳，手心发热，喃喃地道：“根本无招，如何可破？根本无招，如何可破？”斗然之间，眼前出现了一个生平从所未见、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天地。风清扬道：“要切肉，总得有肉可切；要斩柴，总得有柴可斩；敌人要破你剑招，你须得有剑招给人家来破才成。……真正上乘的剑术，则是能制人而决不能为人所制。”

也就是说，君主的真实想法一旦暴露，就会被臣下利用，所以君主一定要玩神秘。长得跟面瘫似的，平常不出现，出现了也就站在高高的城门楼子上招招手，一开口说的都是毫无信息量的套话，但会在臣下猝不及防的时候突然颁布法令，那可就是快若闪电，势比雷霆，绝不容人有抗拒逃避的余地了。这样就可以做到“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虽然这样也会导致领袖比较缺乏个人魅力，但咱本来也不靠魅力拉选票。

当然，韩非为君主设计这么一个方案很容易，正如金庸描写独孤九剑天下无敌很容易，真要无招胜有招，谈何容易？

萧公权先生替他算过，按韩非的设计，一个君主除了专制权力什么都不能爱；同时要悄无声息地“明烛***，操纵百吏，不耽嗜好，不阿亲幸，不动声色，不挠议论，不出好恶，不昧利害”，其自律能力之强韧，与儒家鼓吹的尧舜圣德相比，也不会输得太多。一部中国史，除了极少数“雄猜之主”（也得是在其鼎盛期），就没几个皇帝能接近韩非的这个标准。1

《难势篇》里，韩非宣称，自己的理论是以材质一般的君主为出发点的。这向来颇为学者称道，被认为是很符合现代制度设计之精神的。其实，只要是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哪里是正常人类能干的？这注定是句空话。

三、无招的总诀式，是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