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张爱玲的母校，也是天才少女张爱玲最得意和失落的地方。那些日子，阳光里飞扬着尘埃，月光下蜷缩着寂寞。

位于长宁区江苏路155号的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是由过去的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校两所教会学校在1952年的7月合并而成的，其中圣玛利亚女校是张爱玲的母校。从1931年到1937年，张爱玲在这所弥漫着浓郁西方文明气息的校园里，度过了她六年的花季年华。据上海市长宁区《区志》记载，圣玛利亚女校是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光绪七年（1881年）合并文纪女塾（咸丰元年创办）和俾文女塾（咸丰十一年创办）建成的。创办时，严格按照美国教会办学宗旨和教育内容制定课程，培养亦中亦西的“通才”。注重传授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道德，特别强调学习西方上层社会淑女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场合中的各种礼仪。圣玛利亚女校的原名叫圣玛利亚女书院，第一任校长是华人黄素娥女士。圣玛利亚女校校址原在西藏路汉口路的路口，学校的英文名叫墨梯，为的是纪念美国南方教会的领导人墨梯主教。1917年搬迁到江苏路现校址。1943年校园被日军强占并改作陆军医院，学校被迫借海格路（今华山路）美国女中校舍维持上课直到抗战胜利。

圣玛利亚女校校园内的大草坪以北是教学区，主建筑为四层混合结构中西式的“五四大楼”，有教室22间，藏书10万册的图书馆和学生阅览室。大楼北侧是一座具有教堂色彩的大礼堂，设有1192个座位。草坪的东面为生活区，另一幢四层混合结构中西合一的“五一大楼”里，有食堂、宿舍和250个座位的小礼堂，楼北是游泳池及其附属设施。大草坪以南主要是体育活动场所。

我是在2007年5月的某一天下午来到圣玛利亚女校原址——现在的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的。站在宽阔的草坪边，一股凉风迎面吹来，脑子里突然多出一个念头：看看今天的女子中学有几个知道张爱玲？我拦住了三位打远处走来，身穿白色校服的同学。她们都是初三的学生，其中一位个子高一点的对我说，全校34个班级，共1300多人，没有不知道张爱玲的。她说自己还读过不少张爱玲的作品。尤其喜欢《倾城之恋》和《沉香屑——第一炉香》，特别是葛薇龙姑母家紧挨着海边的花园，那杜鹃花的颜色和她们家花园里开的简直是一模一样。她还告诉我，宋庆龄也在这所学校的前身中西女塾上过学。如今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学校来走访，搞得校长头疼，前不久刚下了一道指令：没经允许，一律不准外人进入校园。她很惊讶我此时能够堂而皇之地站在这里，并说我有来头。我看着她一脸诡秘的样子，问另外两位同学：“她是不是你们班最精怪的一个？”两位同学不禁一齐笑了起来，其中一个道：“她岂止是班上最精怪的，整个上海市都难找出几个和她比的！”说完便拉着另一位开跑。个子高一点的向我做了个鬼脸，一边嚷着一边向她们追去，草坪上留下一串清脆的笑声。

我没有让学校安排的人作向导，而是独自巡游在草木和旧式的西洋建筑间，感受着张爱玲隐秘的一生。“秋天的晴空，展开一片清艳的蓝色，清净了云翳，在长天的尽处，绵延着无边的碧水。那起伏的海潮，好像美人的柔胸在蓝网中呼吸一般，摩荡出洪大而温柔的波声。几只洁白的海鸥，活泼地在水面上飞翔。在这壮丽的风景中，有一只小船慢慢地棹桨而来：船中坐着两个活泼的女孩子，她们才十岁光景，袒着胸，穿着紧紧的小游泳衣服，赤着四条粉腿，又常放在船沿上，让浪花来吻她们的脚。像这样大胆的举动，她俩一点儿也不怕，只紧紧的抱着，偎着，谈笑着，游戏着，她俩的眼珠中流露出生命的天真的诚挚的爱的光来。”

这是张爱玲处女作《不幸的她》开篇的第一段，该1932年发表在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的总第十二期上，那时张爱玲12岁。据长期研究张爱玲的学者王惠玲说，张爱玲在女校就读期间，除国文老师外并不讨其他人的喜欢。由于不太爱整洁，寝务常常被主管的修女们指摘并受到劳动处罚。一次，张爱玲写了一首打油诗：“鹅黄眼镜翠蓝袍，一步摆来一步摇；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半寸高。”发表在校刊《国光》上，教务长将张爱玲叫到办公室，很严厉地对她说：“校长认为这件事损及老师的尊严，要求我处理。我想，也只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国光》停办；二是张同学得向老师认错道歉，否则张同学恐怕不能毕业。”这让张爱玲十几岁就懂得了文字有时会给人带来灭顶之灾。

应该说，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的六年时光是孤独的。那时，她的父母已经离婚，她常常穿着继母孙用蕃给她的那件极其宽大的旧旗袍，行走在校园和教堂的阶梯上，如同一个混合着鸦片味的过气遗老。许多同学对身边这位瘦高个的丑小鸭感到不可理喻，每逢做礼拜的时候，她们都会站在过道的两边，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这位微弓着背，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名叫张爱玲的同学，让她感到接近上帝的时候居然也会有这样的尴尬。幸好有写作相伴，使张爱玲获得了许多别人没有的乐趣。她每天都尽量让自己待在无边的想象之中，有时会因为一句话或者一样东西长时间地遐想，直到思维枯竭，身体开始疲倦。闲暇的时候，张爱玲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苏州河边祖母住过的那幢空房子。她握着外面的铁栏杆，透过乌漆刷过的玻璃往里看，却什么也看不见。她只能去猜测那里面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去缠着家里的仆人讲老一辈人的故事。而张家在南京的老宅，据胡兰成的回忆则是：“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都解脱了兴亡沧桑。”

学校里有一个叫张如谨的女孩和张爱玲还算玩得来，她俩周末的时候经常去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电影院看美国片，每遇到生离死别的场面，张如谨就会流着眼泪紧握住张爱玲的手，搞得张爱玲一边看电影还要一边哄张如谨。而对于张爱玲如此的没有反应，张如谨则感到很奇怪。她不止一次地问张爱玲：“那里面的人和事真的就和侬没有一点关系？”张爱玲道：“忙不过来呀！得查字幕，得看镜头，还得评演技。”张如谨喜欢张资平的，张爱玲却不以为然，认为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张爱玲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张资平人如其名，资质平平，写的东西老是差那么一口气，话说不完就哎呀哟地哼。她觉得鸳鸯蝴蝶派里只有张恨水的作品还够得上水平。两人最浪漫的时候就是在校园里散步遐想了，那时张如谨会说自己想成为冰心那样的女人，不论诗歌、散文和都能写出成绩。张爱玲却幻想着用中国画画卡通，让外国人觉得稀奇。她还声言要去英国留学，将来周游世界，穿最别致的衣服，在上海有私家房子，要比林语堂更出风头。张如谨听后笑她的愿望就像是一串糖葫芦。后来张如谨中途辍学出嫁了，张爱玲也就愈加的孤单起来。

当然，张爱玲的身世在女校里还是受到大家关注的。这也是她最感骄傲的一件事了，她喜欢别人谈论自己的家庭，尤其是谈自己的祖父张佩纶和曾外祖父李鸿章。这样，她觉得在这所学校读书就名副其实了。对于李鸿章将女儿、也就是自己的祖母嫁给一个战败的将军做填房，张爱玲认为与曾外祖父李鸿章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她觉得李鸿章不是个糊涂人，她更相信祖母和祖父两人是由敬生爱，因怜而惜走到一起的。她说：“想想他们相差二十几岁，还能一道写武侠，发明食谱，听雨赏菊，至少在我父母亲那里我没见过有这样的事，打架倒是有的，幸亏他们离婚了，打不到一块儿了。”对此，胡兰成在他的《今生今世》中也曾说道：“张佩纶当年为御史，排击李鸿章议和，力主与法军战，朝廷命他督师，兵败基隆，贬窜热河七年。罚满释归京师，听候起复，例须谒李鸿章，意外得到李鸿章的小姐赐以颜色，忧患感激，遂成婚配。但李鸿章因翁婿避嫌，倒反不好保奏了，夫妻遂居南京。同辈张之洞是两湖总督，吴大徵是江苏巡抚，盛宣怀是邮传部大臣，他们或经过，南京晤见，故人樽酒平生，张佩纶曾悲歌慷慨，泣数行下。爱玲说祖父好，姑姑却不喜，姑姑的漂亮是祖母的，她说祖父相貌不配。”

那时，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常来学校看望张爱玲，顺便也带来些她母亲黄逸梵的消息。黄逸梵与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离婚后便去了英国，她留给少女时代张爱玲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几句话：“要往前看，拿出力气来，争你该争的，没有不劳而获的事！一条命不争，是别人给的，争得了就是你自己的！”是啊！人生都离不开一个“争”字。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期间，写出了《不幸的她》《迟暮》《牛》《霸王别姬》《读书报告三则》《若馨评》和《论卡通画之前途》等作品，争得了“天才少女”的名号，也许与她母亲所说的这席话有关吧？那个下午我站在静悄悄的草坪边，想象着身穿碎牛肉暗红色宽大旧旗袍，戴一副淡黄近视眼镜的张爱玲，耳边不时传来远处操场上少女们赛跑的声音。

张爱玲能够就读圣玛利亚女校，同样要归功于她的母亲黄逸梵。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父亲对他和张爱玲的教育，最初也坚持沿用私塾教学的方式。但去英国游学了四年的母亲，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坚持要把儿女们送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黄逸梵回国后，为这个问题曾和张志沂争吵过多次，但张志沂依然不答应。后来张志沂没有遵守承诺，又开始吸食鸦片。黄逸梵对婚姻彻底绝望，凡事不再听从他的意见，坚决要送张爱玲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学习。对此，张爱玲在《必也正名乎》里是这样说的：“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此后不久，张志沂和黄逸梵就离婚了。张爱玲和她弟弟归张志沂监护并抚养，但黄逸梵在离婚协议里坚持写上了张爱玲日后的教育问题（即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张志沂负担。张子静还说，在天津的那些日子，家里只有用人和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张爱玲的姑姑看不惯张志沂的堕落，也搬了出去。那时张爱玲已进了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机就接她回家。直到一九三四年，就读圣玛利亚女中，张志沂再婚，张爱玲平静了一段时间的家，才又开始纷扰起来。

其实，张爱玲的继母孙用蕃在进入张家的最初那几年，与张爱玲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据张子静回忆，后母孙用蕃刚进门那段时间，和他姐姐张爱玲保持着礼节性的见面招呼，偶尔也有一些谈论天气和日常生活细节的话语。有一年放暑假，张爱玲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后放在那里便到舅舅家去了。孙用蕃无意中进入书房，看到了张爱玲写的文章。张爱玲在文章中，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情刻画得十分深刻、细腻，很感动人。孙用蕃看完后很感动，认为张爱玲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写的。后来凡有亲友到张家，孙用蕃就会把《后母的心》这篇文章的大意说个不停，夸张爱玲会写文章。

张爱玲的继母孙用蕃是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与上海名媛陆小曼是极好的朋友。孙用蕃35岁嫁到张家做填房，成为张爱玲父亲张志沂后半生的感情依托。孙用蕃与张爱玲翻脸并造成张爱玲后来的离家出走，是因为有一次黄逸梵将张爱玲接到她住的淮海中路伟达饭店待了两个礼拜。当时张爱玲走的时候虽然给父亲张志沂说了，但却没有向继母孙用蕃打招呼。后来张爱玲回家，孙用蕃不仅大骂，还打了张爱玲一巴掌。据说张爱玲拿手去挡，孙用蕃就说张爱玲是要打她，并上楼告状。张志沂不问青红皂白，下楼就对张爱玲一阵拳打脚踢，幸得张爱玲祖母留下的老用人何干拼死劝阻，张爱玲才没有吃更多的亏。但张志沂仍然没有放弃对女儿的惩罚，他下令将张爱玲关在一间屋子里，任何人不得进入。老用人何干只好偷偷打电话告诉张爱玲的舅舅。第二天，张爱玲的舅舅和姑姑来为张爱玲说情，顺便又提到让她出国读书的事。结果说情无效，孙用蕃还在一旁冷嘲热讽，弄得张爱玲的父亲和姑姑竟然扭打起来。关于这段往事，张爱玲倒是在《私语》中有非常细致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