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雪对于眼镜的爱好起源于与洪安相识，而小雪认识洪安则是因为眼镜杂志社的小胡。那天，小胡带着文学青年小雪到南京东路的七重天宾馆606采访洪安，谁知刚一进门，小雪就忍不住惊叫了一声，把屋子里的人全都吓了一大跳。原来小雪是被一面眼镜陈列墙给震住了。那面由各式眼镜排列组合的墙中央，有一副比平常眼镜大得多的特制墨镜，戴在一具很大的骷髅模型眼帘上，条形的黑色花岗石底座中间刻着一排浅绿色的字：“戴上她，不仅漂亮还能死而复明”。小胡说这是他的创意，目的是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记住，眼镜不仅增添美丽，还能给戴上她的人一个崭新的世界。后来洪安又给小雪谈到了眼镜和人的品位格调关系。于是，小雪在那个春意盎然的下午，成为了一位爱好眼镜的痴迷者。那天，小胡说“上海人的时尚是同心性相通”这句话的时候，我正在翻看一组反映上海人生活的老照片。小雪当时就坐在我的对面，我注意到她鼻梁上那副叫做“面对面”的眼镜，正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的气质。那时，老照片上的影星胡蝶也戴着一副墨镜，她矜持的表情有些像现在的小雪，不过那份洋盘却要古典得多。据小胡说，上海的女人一直都很崇尚西化的生活。早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海上流社会的名门淑媛就掀起了追赶时髦、享受奢华生活的时尚之风。她们游泳、骑马、跳舞、打高尔夫球，对服饰的要求更是严格，不仅要美观，而且还要有玲珑精致的饰品。那些出入社交场所的摩登女子，都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季节和服饰来选择项链、耳环、手镯、戒指、胸针等饰物。这些东西论价钿也许并不十分的昂贵，可戴在一个个摩登女子的身上，便有了琳琅满目的华丽感觉。那时的烟花烫鬈发，配上透明丝袜、高跟皮鞋、项链、耳环、手表、皮包，就是最时尚的装扮了。与今天的上海女子相比，虽少了几分洒脱，却也是光艳四射。

小胡还告诉我，上海人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一个“派”字。所谓“派”就是既时尚又得体，处处要显露出一种气派和教养。许多上海人把“撑门面”看得最要紧，认为没有“门面”也就没有“派”，没有“派”就不是上海人了。对此我倒是早有体会，1986年春天我待在四川北路虬江路姨祖母家的时候，就看见弄堂口一位姓林的老师家里，宁愿省吃俭用也要做出过得好的样子。比如那时家里摆在显眼处的玻璃糖瓶子，就无论如何不能空着，即使瓶子里的水果糖已经化得连糖纸都扯不开了，也照样舍不得扔掉。林老师是教音乐的，每逢周末夫妇俩都要去上海音乐厅听音乐会。我暗暗算过，按林老师的收入，每月光是听音乐会这一项开支，就是他工资的全部。后来姨祖母跟我说，林老师家还欠了些债，但音乐会仍然照听。那个周末，我也同姨祖母姨祖父一起，到位于延安东路上的上海音乐厅，听了一场由美国明尼苏达州圣欧拉夫无伴奏合唱团演出的无伴奏合唱音乐会。整整两个小时的演出，场子里没有一丝杂音，也没有一个人走动，台上台下俨然是一个整体，演唱者和观众仿佛都被来自天上的声音牵引着，与大厅一起冉冉上升。那天晚上我真正感受到了音乐的神圣，同时也从这神圣里看到了包括林老师在内的上海人身上的“派”。

小雪在听小胡给我说上海人的时候，脸上一直都挂着一抹浅浅的笑，我能读懂这笑里掩藏着的自豪。她说她家住在虹口区鲁迅公园旁的多伦路上，那里是现代文学的“重镇”，早期左翼作家们的活动聚会场所，也是老上海“派”到了骨子里的地方。七十年前，在那条不足600米长的石砖路上，常常能看见身着长衫的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和沈尹默，以及提着皮箱四处奔走的丁玲、胡也频3和柔石。而名闻遐迩的公啡咖啡馆（遗址）、鸿德堂，风格各异的孔（祥熙）公馆、白（崇禧）公馆、汤（恩伯）公馆则矗立在道路的两旁，成为多伦路海派建筑的“露天博物馆”。小雪说她没事的时候喜欢待在路边一家叫做“老电影”的咖啡吧看书或者翻杂志，那里很能感受到一种文学氛围。许多打身前走过的老人，就像是从书中走出来似的，他们穿着熨烫得笔挺的衣裤，有时审视一下两边熟悉的建筑，与认识的人点点头或者打个招呼；有时又像是在思考什么，挂着一脸的严肃，谁也不理地独自向前走去。小胡就是在那家咖啡吧里第一次见到小雪的。

小胡说小雪那天带着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很高傲地坐在咖啡吧外面的露台上。当时他们一群人正在开诗歌朗诵会，一位身穿红色风衣的女孩手里捧着蓝色文件夹，正满怀深情地朗诵着小胡的《用一生换一天》。小雪走过来的时候，小胡很随意地向她笑了笑，于是小雪就在他的身旁坐了下来。后来小雪的几个朋友也来了，两拨人合在了一起，朗诵会就变成了交友会。小雪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与小胡熟悉起来的，她说从前读过小胡的诗，但一直不知道他在上海。小胡告诉小雪，自己刚从四川来还不到两年，除了认识圈里的几个朋友外，就没有其他的熟人了。那天他们谈了很多，话题也扯得很远，有一阵甚至说到了爱情，这无疑让小雪的男朋友感到很不满，聚会结束的时候，小胡还差点和小雪的男朋友打起来。小胡第二次见到小雪的时候，已经是她换第三个男朋友的时候了。那是在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占地4780平方米的宝庆路3号院内，小胡正同几个画家坐在草坪上聊天，突然肩上被人从后面重重地拍了一下，回头一看竟是小雪。小雪穿得很亮丽，那抹浅浅的笑就像是三月的春风，透着许多的亲切和温暖。小雪说她知道总有一天会在这里碰见小胡，因为上海文化艺术界的人都知道这座豪宅和豪宅的主人徐元章先生。小胡后来给我说，宝庆路3号还曾经有过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就是获得1991年茅盾文学荣誉奖的徐兴业和他的妻子周韵琴。这段往事发生在1925年沪上颜料巨商周宗良成为宝庆路3号的主人之后。周宗良的四女儿周韵琴，是一位与父亲作风完全不同的洋小姐。她不但精通绘画、钢琴、社交舞，还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周宗良为了加强周韵琴的国学修养，特地选了一位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的先生做她的家庭教师，按每周两次教周韵琴学习国文和古诗词。这位相貌平平，既不倜傥风流，也无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家教先生就是徐兴业。

徐元章说，自己的父母当年恋爱的时候，遭到了外公周宗良的坚决反对。但性格倔犟的周韵琴却铁了心要嫁给徐兴业，她不顾家人再三的劝说，毅然搬出了宝庆路3号，与徐兴业在今淮海中路的中南新村安了家。周宗良气得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后来还是金城银行的经理周作民说情，才勉强默认并拨了一份嫁妆。周宗良于1948年去了香港，此后周韵琴和徐兴业才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回到宝庆路3号。据徐元章回忆，母亲周韵琴是1957年去香港奔丧接收遗产时离开父亲徐兴业的。在这之前，母亲一直觉得父亲在许多时候都不能理解自己。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花园里保存的bbq烧烤架依然可用，但围绕着烧烤架的人却不是当年的那些面孔了。不过现在每周日下午3点，宝庆路3号都会有许多的人来这里相聚，这些人中间有昔日的钢铁大王的孙女朱文琪；面粉大王的孙子朱永宣；盛宣怀的外孙和孙女；上海名医钱潮的儿子钱绍昌……他们大都毕业于昔日的圣约翰、沪宁等著名大学，个个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钟爱西洋古典音乐，喜欢社交。他们把宝庆路3号当做了自己的樱桃园。就连到过这里的外国人都说，来上海不去宝庆路3号，就等于没有见识到原汁原味的海派文化。在许多人的眼里，宝庆路3号连同进出的人，已成为了研究上海文化的活化石。徐元章说，近些年上海最壮观的一次外国人聚会，就是在他家举行的“瑞典之夜”，共有170多人参加，其中还包括瑞典的一位省长。

那天小雪还很诡秘地告诉我，小胡现在也在学那些老克勒（上海话“值钱的老男人”）了。她笑着用手遮住嘴靠近我的耳朵说：“侬看啦，他腕上戴了一只三万八的尊皇表啦。”

◎◎◎◎◎链接

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上海，张爱玲也曾是众多追逐时尚之风女子中的一分子。关于她对时尚的追求，还有着这样一个小故事。当年上海南京路上有一家与“鸿翔”时装公司和“朋街”女子服装商店齐名的时装店——“造寸时装店”，其老板张造寸与张爱玲极熟，据说“造寸时装店”即是张爱玲所取。有一次，张爱玲在“造寸时装店”做了一条红裙子后还不满足，又有了新想法，要求张造寸给她做一件红色上衣，既要有中式旗袍味，又不失洋气，并且还亲手画了一幅全身着红装的自画像。张造寸看了劝张爱玲：“你全身穿红的，色彩太鲜艳了，不利于你的整体形象。”但张爱玲却坚持要这样穿。张造寸拗不过只好照办，但微微做了些改动：把这件上衣的面料色彩改为玫瑰红，款式为立领、窄袖，袖管长及肘间，斜门襟、镶阔边、盘扣，紧身，束腰。衣服做好后，张造寸照例叮嘱张爱玲一句：“这是件古典式上衣，可与多种色彩的裙子搭配穿，但切忌与红裙子为伍。”过了几天，张爱玲面有愠色地找到张造寸说，有小报记者写文章称自己穿奇装异服，有个好事的漫画家还在报上画了一幅《奇装炫人的张爱玲》。张造寸听了哈哈大笑说：“张小姐，侬穿侬的红装，与人家不搭界！说句公道话，侬穿的衣裳不算时髦，更不是奇装异服！上海滩穿奇奇怪怪衣裳的人多着呢，为啥偏偏盯牢侬？因为侬是有名气的作家，小报记者要在侬身上找新闻！”张爱玲听后，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