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了红军长征的时刻表。自从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第一次战胜了博古、李德之后，红军如同长了“飞毛腿”，前进的速度是惊人的：

12月15日，攻占黎平。

12月30日，进入乌江南岸猴场。

1月3日，飞渡乌江。

1月7日凌晨，攻下遵义。

这下子，把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剿”部队，远远地甩在乌江以南、以东。唯一进展较快的薛岳的中央军，忙着抢占贵阳去了。驻守黔北的黔军，不是红军的对手，一触即溃，闻风丧胆。

这样，红军进入遵义之后，终于有了喘一口气的机会。

本来，在黎平会议上，就已经决定“相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在遵义，有了半个多月相对安定的日子，这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机会。

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极为重要的会议，然而遵义会议却“被史家称作‘黑角’”。

遵义会议成为历史研究中的“黑角”，是因为有着许多难解之谜。这些谜的产生，是由于会议所留下的原始文献太少了。慢慢地、细细地考证，这一“黑角”才终于日渐变得清晰起来。

遵义会议召开的日期，便曾是一个令历史学家困惑颇久的谜。

在1980年以前出版的种种史著上，均称“遵义会议从1935年1月6日至8日，开了三天”。李德的《中国纪事》中也说，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7日至8日”举行。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日期成了问号。因为不论从红军司令部的多封电报，还是国民党部队的多封电报中，都可查明遵义是在1935年1月7日凌晨被红军攻克的，那么，遵义会议怎么可能于1月6日至8日在遵义召开呢？

于是，历史学家倒过来追究“1月6日至8日召开”的依据。

原来，遵义会议在当时唯一传世的文献，是会议通过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份决议收入中国人民大学1957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3卷。决议上标明“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通过之日，亦即会议结束之日，与会者记得开三天，也就是“1月6日至8日”。李德记得开两天，也就成了“1月7日至8日”。

再查下去，那本《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所依据的，是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册，内中全文收入了遵义会议决议。

再查下去，查到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上面盖着“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字样印章。油印本上有一行字：“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是1937年创办的。这个油印本的出版时间，离遵义会议作出决议的时间不久，是很珍贵的历史档案。

再往下查，查不下去了——因为查不到遵义会议决议的手稿。

历史学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刻印蜡纸者的小小的笔误，给历史学家们开了不小的玩笑，造成1980年前对于遵义会议召开日期的错误推定！

那么，遵义会议究竟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呢？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署名“恩来”的电报手稿，一下子解开了这个历史之谜：

卓然、少奇：

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

恩来24时

“卓然、少奇”，即李卓然、刘少奇。文末“24时”，据电文内容可推定为“1月13日24时”。这一份简短的电报，表明遵义会议是1月15日召开的！

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尤其是人们对于日期之类数字的记忆最易模糊。尽管遵义会议的出席者还有多人健在，但谁都记不清确切的日期。诚如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多年来一直定为“1921年7月1日”，经过反复考证才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周恩来电报的发现，定下了遵义会议的准确的时间坐标。

至于油印本上为什么写作“1月8日”，有人作出解释：一定是起草者的字迹太潦草，而且是用阿拉伯数字签署日期，“17”写成像汉字中的“八”字，造成了蜡纸刻印者的笔误。

当然，这种解释只是解释而已。反正那油印本上的日期，肯定是印错了！

遵义会议的会址一度弄错，终于查清；召开日期也曾陷入迷误，也终于弄明。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处于历史的“黑角”之中：

哪些人出席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在当时的身份是什么？

会议开了几天？

会议是按什么程序开的？出席者的发言内容是什么？

决议是怎样产生的？谁执笔？是在遵义会议上当场通过的吗？为什么决议收入1949年版《毛泽东选集》？起草者会不会是毛泽东？

历史学家在探索着，一次次走访健在的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出席者们的回忆，固然为解开历史之谜提供了许多线索；但是，原始文献的发掘，依然是历史学家所十分关注的。

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年，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始文献，只找到一份决议油印本。

一次重大的进展，发生在1982年——距遵义会议四十七年之后。

那是位于北京远郊的中央档案馆，有一批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运回的档案，内中有一份重要手稿。

这份手稿是用蓝黑墨水在“拍纸簿”上写成的，竖行，共八页。

手稿开头的一行字，引人注目：“（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表明，这是关于遵义会议的一份原始文献。可是，只有“（乙）”，却没有“（甲）”！手稿的右侧下方，写着的阿拉伯数字页码，倒是从“1”开始，末页为“8”。

这份手稿，透露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重要史实。虽然早在50年代，中央档案馆已经注意到这份手稿，但由于手稿无署名，有“（乙）”无“（甲）”不完整，未敢公布这一手稿（本书作者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档案室查到中央档案部1959年5月28日致该馆的信，内中已引用这份手稿中的一些内容）。

这是谁写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中央档案馆在1982年决定送遵义会议健在的出席者们审看。

邓小平看了，杨尚昆看了，认不出是准的笔迹。

伍修权作为李德的翻译，出席了遵义会议，他的记性不错，那份手稿送到他手中，伍修权看了，也认不出是谁的字。

陈云也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当时他正在杭州。手稿被送往杭州。

接到这一手稿的是陈云秘书朱佳木。本书作者采访了朱佳木，他回忆道：

我把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

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这是我写的！”

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这是陈云同志写的字。

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时写的传达提纲……（本书作者1991年7月9日在北京采访朱佳木）

由于陈云确认这份手稿是他写的，这份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原始文献的来历便得以查清。

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考证，认为这份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行军途中，因此写作时间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这一段时间内。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陈云手稿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这份手稿的确认，使有关遵义会议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陈云手稿先在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上发表，接着，又在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那一天，正值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日。

陈云手稿中指出：遵义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这表明决议的起草者是张闻天，而且决议不是在会上通过的，却是在会后起草，由政治局常委审查通过。

此后，1983年，殷子贤和史纪辛在中央档案馆发现遵义会议决议的最早的油印本，上面写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县（扎西）开会，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二月十六日印”，这表明，最初发现的那个油印本，是后来在陕北的翻印本，把“二月”误写成“一月”——少了一横（也可能是那一横刻得太轻，没有印下来），给历史学家们带来多大的误会和麻烦！那种关于把“17”误写成“八”的解释，也就“告吹”了！

陈云的手稿中写及：遵义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既然依据周恩来的电报，确定会议在1935年1月15日，“经过三天”，也就在1月17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也就查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