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的到来，使博古大大地忙碌了一番。

在博古看来，李德不仅是红都瑞金的第一位外宾，而且是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要员”。为了给李德安排住所，博古花费了一番工夫。

那时，由于特务告密，叶坪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五百公斤以至一千公斤的炸弹从天而下，原先设在那里的中央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3年4月迁往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沙洲坝。于是，沙洲坝成了中央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群集之处，虽说这里只是几个小村庄罢了——下肖（又称“夏肖”）、元太屋、老茶亭、白屋子。党团机关在下肖，政府机关在元太屋，军队机关在白屋子，而在老茶亭正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

博古为李德选“宾馆”时，看了许多房子都不中意，最后选中一片稻田中央的一座庙，许多著作上都说是专门为李德建的“独立房子”，经本书作者实地踏勘、采访，并非如此。这座庙用当地话来说，属“四线三间”建筑，“四线”指房子四周四根线，“三间”是指中为客堂，左、右两耳房。博古看中这座庙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稻田中央，外人莫入，容易警卫；二是这房子正好在下肖、元太屋、白屋子三村中央，几乎等距离，不过二三百米，跟党、政、军机关联系都方便。这座孤屋，后来被人们称为“独立房子”。

虽说是一座庙，经过大扫除，刷上石灰水，在客堂间正中挂上军事地图，倒还算像样。同时博古为李德配备了两名翻译，一位叫伍修权，一位叫王智涛。他们与李德同住。

二十五岁的伍修权，是湖北武汉人。1922年，十四岁的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上五年级时，级任（即今日的班主任）便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翌年，经陈潭秋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伍修权被选送苏联学习，带队的便是杨明斋。在莫斯科，伍修权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又到步兵学校学习。这样，他既懂俄语，又懂军事知识，所以博古选中他当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1931年回国，带着几块白手绢进入中央苏区。那白手绢用秘密药水显影之后，上面出现字迹——那就是他的介绍信。

王智涛比伍修权年长两岁。他是河北人。1925年，十九岁的他去苏联留学，在基辅“卡米聂夫”混成军事干部学校学习。1927年，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同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兼授军事课，又去高级步兵学校、列宁学校担任军事教学工作六年。

王智涛在苏联前后八年，俄语流利，又懂军事科学。1931年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春天，他从苏联敖德萨出发，在海上漂流了四十多天，到达上海，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不久，就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瑞金，受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接见。这时，他被派去当李德的翻译，自然也是非常恰当的人选。

另外，博古还给李德配备了炊事员、警卫员。

李德进入瑞金，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虽说瑞金的条件远不如上海，不过，他对博古的周到的安排还是深感满意的。特别是他一到那里，居然马上喝到咖啡。自然，那咖啡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他也为能够抽到“金鼠牌”、“哈德门”、“三炮台”香烟感到惬意。之前最使他苦恼的是，一路上吃山芋，肚子一直咕噜咕噜怪叫。现在“独立房子”的炊事员，虽说从未做过面包，但居然也能用面粉、肉酱做成烤肉饼，使他饱餐了一顿红都“土面包”。脱去紫红色的长袍，穿上套头的列宁装，穿上马裤，李德变得十分潇洒。只是连续多日爬山，脚发炎了，肿得厉害。好在博古关照他初来乍到，尽量让他躲在“独立房子”里，以免个子如此高大、蓝眼金发的“洋人”在这见识甚少的瑞金乡下突然出现而引起轰动。

就在李德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和张闻天便来和他作了长谈。由于博古、张闻天都能操熟练的俄语，张闻天还会讲英语，因此跟李德交谈，不用翻译。博古、张闻天在上海时，就跟李德常常见面，老朋友重逢，自然格外兴奋。

博古说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因为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正在挥师南下，进行第五次“围剿”，而李德的到来，给博古撑了腰——博古不懂军事，正需要这样一位来自德国的红色顾问，跟赛克特对抗。

其实，在博古的心目中，李德岂止是顾问，而是要他成为红军的主帅！虽说，博古也很清楚，共产国际对于李德的职权作过明确的指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是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李德只是总顾问领导下的一位军事顾问。施特恩将军因故不能前往中央苏区，便把李德派来了。如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记述的那样：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即阿瑟·尤尔特，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引者注）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迟到秋天……

这就是说，李德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而且要接受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可是，李德刚到瑞金，博古、张闻天跟他的长谈，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了一边。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如此回忆：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李德，一下子就要“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这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的权力，猛然间大大膨胀起来……

李德是个化名，“姓李的德国人”的意思。他还有一个化名，叫“华夫”，“中国的男子汉”的意思。据说，他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父亲是会计，母亲是教师。父亲早逝，母亲无力抚养五个孩子，就把他送进了孤儿院。不过，他跟伍修权却曾说起自己是奥地利人。他的本名，据说叫奥托·布劳恩，他在德国用过“瓦格尔”的化名。

跟赛克特相比，李德在军事上的资历要浅薄很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十四岁的李德应征人伍，成为奥匈帝国军队中一名小兵，而当时的赛克特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不久，“十月革命”爆发，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他革命的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成为骑兵团的参谋长，参加过街垒战。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1924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就在这一年，他成了新郎，跟奥尔加·贝纳里奥结婚。

1926年9月20日，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其妻三个月后获释，而李德被摩托囚车送人莫阿比特监狱之后，受到了严密的监视。那是一幢五角星状的大楼，四周用五米高的围墙团团围住，岗哨密布。每天，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做着用钢丝穿珠子的单调的工作，而他却还能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俄语和英语。如此度过十八个月，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德国警察到处张贴悬赏五千马克缉拿李德的布告，但他已秘密地逃往苏联。

1929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后的1932年春，他毕业了。就在这时，他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知，把他派往中国，在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担任一名顾问。于是，他带了一份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住进外滩外白渡桥北堍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

李德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待垒战的经验，而当时中共王明路线正在搞“夺取中心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讲英语、俄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就这样，这位日耳曼人，成了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