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寒风吹过人行道上的落尽树叶的法国梧桐。夜幕下，行人无几。

在离上海北站不远的海宁路和山西路交叉口一家小店，先是出来一个小伙子，稍过片刻又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穿对襟监哔叽中式短上衣，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手中拎着一只小皮箱。两人跳上两辆黄包车，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中。小店楼上，一个妇女轻轻撩起窗帘的一角，目送着两辆黄包车。

那个妇女，便是邓颖超。“三十多岁的男子”，则是周恩来。

那是1931年12月上句。两辆黄包车直奔十六铺码头。护送周恩来的小伙子叫黄平，在十六铺陪周恩来登上一艘太古洋行的轮船，来到统舱里找到一位“小广东”。黄平跟地下交通员“小广东”打了招呼，把周恩来交给他，便匆匆下船了。

这是一艘驶往广东汕头的轮船，船上来来去去的，很多是广东工人。周恩来混杂在他们中间。船往南行驶了几天，才算到达汕头。

下了船，周恩来摇身一变，成了个画像先生。另一位地下交通员前来护送他。一路乘车坐船，穿越了重重封锁线，由闽西进入赣南，终于在这年年底来到红都瑞金。

三十三岁的周恩来的到来，也就使项英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自然消失，因为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之日起，周恩来便被任命为书记。只是他当时在上海忙于工作，未曾前往中央苏区到任。周恩来是继项英和任弼时“三人团”之后，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物，比起项英，比起任弼时，周恩来的政治经验更丰富，也更成熟。周恩来的到来，理所当然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虽说那时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的赣南会议上刚刚挨过“批判”，周恩来不顾忌这些，一到瑞金便去看望毛泽东，跟他作了长谈。这时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但他对毛泽东一直是尊重的。

周恩来走马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便是纠正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他在由广东进入闽西时，见到一位红军团长，问起关于“ab团”的事。那位团长答道，大约有“六千ab团”。这使周恩来大为震惊……

“富田事变”经项英冷处理，本已安然过去。可是，项英一受中共中央的指责，那个李韶九就神气活现起来，成丁“富田事变”中反“ab团”的“英雄”。于是，在1931年4月下旬，李韶九被任命为苏区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掌握了肃反领导权。

李韶九一上台，紧锣密鼓肃“ab团”，掀起肃“ab团”的“高潮”。内中的重点，当然是发动“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以下到副排长，全军七百多名干部，都被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一时间，“ab团分子”简直满天飞！滥施肉刑搞逼供信，乱供乱信，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突然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团分子”，弄到无人再敢当地方干部的地步！

在闽西根据地，这时翻新花样，肃起“社会民主党”来了！

怎么忽然会冒出“社会民主党”呢？

事出有因。那是因为自1929年以来，共产国际发出了加紧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共产国际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的情况而言。

事有凑巧。1931年初，红十二军在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时，有人领呼口号：“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领呼口号的人，名叫林海汀、吴拙哉。他们喊错口号，是在于他们连“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弄不明白，在稀里糊涂中喊错口号。

这下子，林海汀、吴拙哉被当成了“社会民主党”，加以严刑审讯。在遭到毒打之后，他们只得按照审讯者的“提示”，乱供一气。林海汀“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既然有“宣传部长”，当然有“特委书记”。又是一番严刑逼供，傅柏翠被说成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

傅柏翠在1928年领导过闽西蛟洋暴动，因与中共闽西特委产生矛盾，在1930年12月被开除党籍。这下子，又成了“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于是，“顺藤摸瓜”，逼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委员”们，逼出各级组织成员们，逼出一个个“社会民主党党员”。纯属审查者们子虚乌有的想象，却在棍子、皮鞭下，变成煞有介事的“第三党”！李韶九越“肃”胆子越大，甚至想把陈毅也打成“ab团分子”！

总前委曾下达“任务”，要陈毅在二十二军中“打出”五百名“ab团分子”，而这支部队总共只有三千人！

陈毅无法完成“任务”，被说成是包庇“ab团”，而“包庇者”自己也很可能就是“ab团分子”！

于是，陈毅被召去开会。

陈毅自忖凶多吉少。临行前，对他当时的妻子、二十岁的萧菊英说：“等到下午6点钟，你就快走。回你家乡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找回来……”

陈毅走了。马拉松式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8点。

当陈毅回到家中，已不见萧菊英。四处寻找，在一口井里找到她的尸体——她以为陈毅成了“ab团分子”，跳井自杀了！

闽西肃“社会民主党”之风，也刮到瑞金来。从1931年5月起，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以为瑞金也有“社会民主党委”，把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抓起来杀害，县苏维埃、县工会百分之八十的干部被打成“社会民主党”！

周恩来一到中央苏区，便对肃反扩大化来了个急刹车。他到任没几天，1932年1月7日，他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此问题。会议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

这一决议案，一开头便写道：

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

决议案指出：

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理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的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px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内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

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部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行”。

那个引起极大民愤的李韶九，在1932年2月底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后来，终于被处决。二十多年后，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往事，对于中央苏区肃ab团，说了这样一句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