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李少兴和那个传令兵还活在弹坑里。面前的敌人，还在干稻田里往前爬。李少兴嘶哑地对传令兵说：“你没用了，快去报告营长，就说我阵亡了。我掩护你走，快走！”见传令兵不动弹，李少兴就挥拳砸过去：“快走，你要活着为我报仇！”传令兵耐不住，就撒腿向后奔去。

传令兵爬出倒尸一片的散兵坑，顺着残断的交通壕，匍匐前进，约莫向后走了30公尺，听到身后传来手榴弹爆炸声，转头看时，见李少兴挥臂抛着手榴弹，已跳出了炮弹坑，敌人几十个蜂拥而上，他和日军打成一团，他在用他的国术技能与日军肉搏，最后是一声轰隆，大概是李少兴拉响了仅剩的一颗手榴弹。“李排长！”传令兵哭着跪在地上，捏拳猛烈地向泥里砸去。在伟大的行为面前，普通的人不是惊奇地为其折服，就是痛惜地觉得自己羞愧难当，而这位传令兵则兼而有之。

西门正面阵地插上了太阳旗，这股日军就和从渔父中学方向进攻的日军合流了，在大西门口坚守的第9连另一个排立即就感到非常的吃力。地面的日军百余门炮继续猛轰，天空中的6架飞机不歇停地盘旋投弹轰炸，在烟幕弹的掩护下，日军波状部队再一次发起了冲锋。这种危急情况，如不及时解救，西门就可能被日军马上突入。

在营部指挥所里焦虑万分的宋维钧代营长向炮兵团金定洲团长求救：

“咱们的山炮弹都打完没有？能不能给我打几发解解围？”

当时金定洲带着他的8门苏制山炮全集中在西门方向。开战以来，金团长的任务虽然没有像步兵团那样十分的明确；但实际上他是余程万师长的一只备用的拳头，哪儿紧急就伸出去狠狠地捶哪儿一下。所以他又像是游击式的流动炮群。别看他只有8门炮，千把发炮弹，但发挥的作用却极其可观，从炮打波式阵，到封锁南岸江面，尤其是阻制日军往水星楼增援，均立下了赫赫战功。但炮弹是打一发少一发，它不可能下出“蛋”来，打到最后，终于是处在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余程万知道74军的家底，这几门炮可是王耀武的宝贝疙瘩命根子，配属到第57师守常德时，王军长甚至都对金定洲说过这样的话：宁可把人都打光了，也要保住这几门炮！所以，当时估计西门方向可能有空隙突围出去，余程万就令金团长率全团集中在此，伺机先行撤离，一切都为了保全这几门炮。但到了西门，城垣战已开始，他们已经插翅难飞了，人都无法脱身，更何况这几门巨大笨重的苏式山炮！

步兵渴求炮兵的支援，几乎已成了下意识的情结，望着眼皮子底下的这几根炮筒子，宋维钧明知没有炮弹，它们已成了“瞎”，可脑门一急，还是习惯地脱口就问：有没有炮打？

但宋维钧万万没想到，金定洲团长回答：

“我还有最后5发炮弹，我因为要留到最紧要的时候，所以还没有打光。”

“什么？”简直像出现了奇迹，宋维钧的眼睛睁圆了，放亮了，他差点没把金团长举起来山呼万岁。“哎呀，我的团座大人，你可真行啊，还有5发炮弹，你可救了命啦！”宋维钧摇着他的肩膀：“那就给我打吧，别再等了，快开炮吧！”

金定洲不敢做主，因为这最后5发炮弹实际上是余师长控制的，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能动用，包括金定洲都不行。他拿起电话来请示。正好是余程万本人接的电话，听到了西门的危险状况，他二话没说，就命令了一个字：

“打！”

放下电话，金定洲就亲自去炮兵阵地指挥发射。

宋维钧兴奋极了，出了指挥所，就往第一线的散兵壕跑去。他想只要炮兵把敌人的波状队打散，他马上就带弟兄们冲上去肉搏，把日军的冲锋线起码压退它50公尺。

猫着腰的日军士兵在慢跑着往阵地这边逼近，宋维钧屏住呼吸，等待着炮弹在敌人群中爆炸开花，手下的士兵也一个个睁大了眼，盯着前方，仿佛眼睛要喷出火来。

可左等右等，却迟迟听不见炮响，眼见着敌人的队伍越来越靠近，宋维钧急得不禁大喊起来：“开炮呀！金团长，你怎么不开炮呀！”

原来，金定洲到了炮兵阵地，炮兵观测员测量了距离，向他报告说，距离太近了，敌人的位置已在炮弹发射的最短距离限定之内，如果一定要开炮，那么他将无法保证效果。看得出，这个观测员已经有些心惧，他犹豫着不敢对炮手下达指令。

金定洲说我来，他就自己观测，确实，距离太近了，那么只有作零距离射击了。所谓零距离，就是在第一线将炮的射程减到不能再减的程度，炮口的度数，也是缩到不再缩的尺度。这种射击法，有很大的危险性，若是使用不灵，不仅炮本身会发生炸膛，而观测不准还可能炸到阵地上的自己人。打还是不打？金定洲做了几秒钟的考虑，这几秒钟的思维完全和生命有着直接的关联。打！最后他还是毅然作出决定：“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金团长亲自指挥着两门山炮都填了弹，他先在一门炮旁极细心地观测准确，他把在日本学来的技术全还给了日本人，然后按着零距离的射程诸次发出指令——“开炮！”

“轰隆”一声，白烟射入天幕。

他目不转睛，望着那弹着点的地方，他估计正是鼎新电灯公司过来，北汽车站过去，日军冲锋队伍最密集的干旱稻田地里。身边的电话铃响起来，他蹲在地上，拿起话机，听到宋维钧在高兴地说：“金团长，打得好！射击得非常准确，第一波的敌人打散了。”

金定洲放下电话，又照前法，放了第二炮。这种零距离的奇袭在日军那里显得很意外，他们没有料到沉默了许多天的炮声，又莫名其妙地响起来。正在狐疑徘徊之际，宋维钧的逆袭部队冲了上去，一阵喊杀喊打，日军不摸虚实，就掉头先退了下去。

和尔联队长气得火冒三丈，大骂中国人“狡猾狡猾的”。但气尽管气，他却格外谨慎，布上照一和中畑护一两位联队长的死，提醒他对这支守城部队，千万不能逞一时之勇，要富有耐心，要不惜工本地一点点磨，他就不相信一个师的中国军队，已经打了七八天，还能有多少时间和多少实力磨下去。“嗯，先停止进攻。”他下令。他让随从搬来一张渔父中学校长坐的大靠背椅，放到学校操场的观礼高台上，遥望常德城的大西门，他要看着这道城门从他的眼里消失，他命令炮兵：

“轰，给我轰！”

“轰多少时间？”参谋官问。

“不定时间，轰平为止。”和尔冷酷地回答。

金定洲的两发炮弹，招来日军几百倍、几千倍炮弹的报复。大西门地段顿时火光、白烟冲天，如果那时航拍一张照片，还会以为是一个火山口爆发的奇观。

大西门的城门城墙的确被和尔联队的炮轰平了，但金定洲的8门苏制山炮当时并没有被日军的炮火炸毁，销毁大炮是金定洲和炮团的弟兄，含着泪，自己动手干的。

1992年笔者在常德采访业已结束，临行的时候，突然在一本无关的文史资料书籍上看到了李凤林的名字。关于他的介绍有几行文字，大意是说他曾任国民党74军军炮团中校副官，参加过常德守城战，现系常德市搬运公司退休工人。

要找到一个参加过常德会战的幸存者相当不易，我赶紧拨通了搬运公司的电话，工会主席告诉我，的确有这么个退休工人，关于他的经历不太清楚，如果想找他的话，可以到公墓对面的小巷子里去问，他曾经在路口摆过打汽枪的摊子，许多孩子知道他。

离返长沙的空调大巴开车时间还有几个小时，我没有犹豫，立即拦了一辆“慢慢游”，向城东的公墓驶去。

“慢慢游”，多好听的名字，常德城内环境优雅，没有到处喷着油烟的营运摩托和出租，也没有乱停和乱喊的中巴，在遮天梧桐相夹的大街小巷四处可见的是这种人力脚踏三轮。因为脚踏，所以慢，故称“慢慢游”，但它车身上的包厢装潢得极其漂亮，四壁贴墙纸，还有挂帘、小窗口，甚至美人图。黄昏夜晚，常德的俊男艳女喜欢坐在“慢慢游”里谈情说爱，一边情意绵绵，一边欣赏街景，极富浪漫色彩。

我坐着“慢慢游”去找李凤林老人，心想这是两个时代的重叠，而重叠产生出来的效果，往往是一种惊人的反差。

按照工会主席的指点，我果然很容易就找到了李凤林先生。他对我这个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作家来访颇有诧异，但他很快就适应过来，请我坐在一张矮凳上，屋里简陋的能让我坐的也就是这张矮凳子。虽然我不愿用“贫民窟”来形容李凤林先生的住处，但实际上用这个名称是比较恰当的。

李凤林现年72岁了，东北锦州人，“九一八”事变后逃出来参加国民党军队，一直在第74军炮兵团，一直跟随金定洲当副官。东北人口齿清楚，表达能力强，所以我绝少提问，任凭老人开“无轨电车”。

你问我为什么没回东北老家？哎呀，娶了常德的媳妇呗。那时候我当炮兵军官威风着呢，年轻，穿美式军装，走到哪儿都有姑娘对我含情脉脉的。我随军炮团驻过上海、南京、武昌、南昌、长沙等好多大城市，也跟不少姑娘约会过，但真正中意的却没有，并不是我的条件高，而是我觉得没有合适的。怪了，我随金团长带了炮团的一个营到常德协助第57师守城，驻在南站老百姓的民房里，才几天，帮着替房东疏散，就认识了我媳妇，我一见就觉得她人不错，就喜欢她，她好像对我也挺有好感，但当时要打仗，匆匆说了些家常话，就分手了。

打仗时，天天在炮弹子弹堆里滚，谁知道活得了今天，明天还能不能活？我们的炮弹打光后，全改当了步兵，打到最后，已不分长官士兵了，全端着枪上前沿拼，晚上看不见人，有时候伸出手去摸，摸到戴棉帽的就是自己人，戴钢盔的就是日本人，是日本人二话不说就用刺刀捅，谁快谁就把对方捅死，你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咱还想什么媳妇？没想到我活下来了，把日本人赶跑了。常德光复后，老百姓又陆陆续续地回城，我媳妇也回来了，咱俩在街上碰见的，她惊奇张口便问，怎么，你没……后头的话不说我也知道想说啥，你没死呀？我没死她很高兴，我俩就去见了她父母。我们结婚的证婚人就是金定洲团长，金团长对我媳妇说，嫁给炮兵军官可就不能呆在家里了，要跟部队跑，我们炮团东北人，可能最后还是要回东北。我媳妇当面说，好。但到了晚上，她对我说，两个兄弟全被日本人打死了，她去了东北谁照顾父母？我说我也有父母呀。她听了后没吭声，后来咬咬牙，说，我跟你去东北。这是我出来后第一次说要回东北。

1948年，我们炮团在山东和解放军打仗，结果打输了，我们活着的人都成了俘虏。解放军把我们分成愿留下的和不愿留下的，不愿留下的发路费回家。我和我媳妇就领了路费，到了徐州。当时我们又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去东北还是去她家湖南。我问她，她小声说，去东北吧。可最后买票时，我几次张不开口，最后，还是我主张买了两张回湖南的车票。既然是解甲归田，在常德这地方先住上段日子也无妨。可没几年，我就被作为国民党反动军官揪了出来，关在黑房子里审查了几个月，最后一脚踢出来，成了受管制的‘四类分子’。

我没了工作，又不能靠我媳妇，她要带几个年幼的孩子，靠什么糊口呢？我就在城里到处转，找那些没人干、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可人家一听说我是‘四类分子’都不敢收。后来，我就在沅江边上替船工拉纤。因为我是炮兵出身，拉过炮，所以能拉纤。那时成天坐在江岸的石头上，等船民来喊你，先给你两块钱，忙跑着回家去交给媳妇，然后就拉着船往上游走，一走就是两天两夜。等回到家，钱早用光了，还得起紧再去江边拉。那日子太苦了，简直有些难以活下去，我媳妇就对我说，算了，反正我父母亲都死了，回你的东北老家吧，兴许那儿能活得比这儿好一些。我说行啊，先给老家去个信吧。这是我第二次想回东北的家。

待我落实政策的时候，刚好我媳妇过世。她跟着我没过一天安稳日子，她含辛茹苦、担惊受怕了一辈子，就是到死，我都没有钱来给她安葬，只是送到火葬场草草地火化，凑钱买了个最便宜的骨灰盒拿回来供在家里。没有办法，这是命，我们无法抗拒。守着媳妇的骨灰盒，我常常是一坐就半宿，两个女儿来劝我，爸，你带我们回东北的老家吧！我当时真的动了这样的念头，叶落归根嘛。这是我第三次转回东北的脑筋。

我想回东北，说起来还不止这几次。我一直说要回去，要回去，可总也没能回去，这是为什么呢？”说到这里李凤林老人停顿了，面部表情浮现出一种苍茫的神色，他的思绪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揪住了，并一点点地冉冉缥缈出来。我虽然已经全身心地进入了他所提供给我的回忆之中，但此时此刻我还是被他的这种慢慢凝固起来的神情，隐隐地震撼了，我预感到他将向我昭示出一段我们鲜见的生命曝光。

“炸炮，你知道吗？炸炮！”

我沉重地点点头，说：“我知道，你们在常德守城战的8门炮全是自己

炸掉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