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第44军军长王泽浚因为战绩平庸，而受到各方的指责。他指挥的部队不堪一击，迅速崩溃瓦解，使人联想到他在鄂西会战时，防守南县、安乡时的狼狈尴尬。当时日军开始包围时，第44军部队东冲西窜，想夺路逃命，但是已来不及了。于是他们在萧家湾争先恐后地抢渡过河，有的卸下铺家住户的门板，有的寻找树条当做渡河工具，结果因渡河而被淹死打死的不知多少。大多数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官兵三五成群，将轻重武器任意丢在德伏、全固、连续等内湖和其它沟港河汊里，拦路抢夺老百姓的衣服，给自己穿上逃命。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当地农民在挖粪凼、修路开港、整堤筑坝时，还挖出过第44军的不少枪支。有的农民在连子港外河打鱼，也多次捞起过枪支、手榴弹。现在还保存在厂窖人民武装部里的一挺捷克造轻机枪，就是1964年冬积肥运动中，社员在全固湖里挖出的。

王泽浚的指挥能力是差了点火候，但要说他是放着胜仗没打赢，倒也不是这么回事。张灵甫都败溃而去，王泽浚能顶得住吗？再说，他也的确拉着队伍跟岩永旺的116师团打了几次恶仗。

胡马纵横澧水边，倭头未尽懒升天。

昨宵又得从军乐，横枕沙场骼髅眠。

这首诗，是黄埔第16期女生总队毕业生周秋琼中尉，担任女兵连连长时率女兵参加津市之战时的战地作品。

1938年冬，周秋琼跟儿子黄天一起去报考黄埔军校。报名时，衡阳招生区负责人田指导员对她说：“你已39岁，超过了年龄，不能报考。”周秋琼含泪指着儿子说：“他是我的独生子，9个月时失去父亲，我吃尽千辛万苦，把他拉大成人，难道我舍得把他送到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去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今天既送子参军，我也同时报考，共起图难，你忍心拒我于报国门外吗？”

田指导员被感动了，于是周秋琼母子都被录取。在分队时，母亲分在第16期女生总队，受训地点在江西雩都，学战场救护，儿子分在16期2第总队，受训地点在四川铜梁，学步兵。1940年元月，他们同时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校长蒋介石发的蓉厅爱字第256号嘉奖令说：“母子从军同学，共起图难，夙世楷模，殊堪嘉奖。”

毕业后，周秋琼被分在第44军，任该军政治部中尉干事，驻守津市。后来，周秋琼不愿在办公室工作，要求下连队、上战场，并向该军政治部主任提出除随军家眷外，并广招流亡女青年组成女兵连参加抗战，共同保国。这项建议，立即得到军长王泽浚的嘉许，并交付实施。1943年元月，女兵连正式成立，直属军部，周秋琼被任命为连长，从事军事训练。

津市战斗前，周秋琼写信给儿子，说：“吾儿知悉，常德战争，一触即发，系我母子，既以身许国，勿以安危系念。母如马革裹尸，志所愿也，希继承吾保国之志，激励士卒奋勇杀敌，是所愿也。”

战斗中，周秋琼率女兵连在火线拼杀，表现极为英勇顽强。阵地被日军突破时，她们巾帼不让须眉，打开枪刺，与敌兵白刃交锋。周秋琼吟诗自励，兼励所属女兵，直至腿部负重伤仍指挥女兵连抗击日军冲锋，后实在支撑不住，才被抢救到129兵站医院医治。

第44军能有这样的女兵连长和女兵战士，说明恶战中他们的士气不会低，他们绝不会是一支败溃之军。

战争风云变幻无穷，我们不能单纯以胜败来论英雄。

日军第68师团及户田支队，于11月7日攻陷安乡后，即乘汽艇沿澧水南下，向常德东南重镇汉寿(龙阳)进犯。9日，日军主力进达武圣宫、肖家湾、曾家坳、堤工局附近，与第99军197师竞战数日。17日退守南嘴、西港、下窖一带。18日，汽艇30余艘，步兵600余人，分由西城障、黑鱼港水陆夹击。19日陷西港。22日，敌继以千余兵力分两路：一由高岸嘴登陆，直开进港口；一路由牛路滩、马家傅，急袭泡港。第197师的尹贤连团竭力支撑，血战入暮，终因众寡悬殊，日军突入汉寿城。

至此，日军突破东南西北四面防线，往前便是地面广阔，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在强劲的西北风中，日军大炮兵戈直指常德。

大开杀戒

枪声在毛湾村外的山岗上像炒蚕豆似的“噼里叭啦”响了一天一宿，除了关注这激烈的枪声以外，隐匿在村里的老百姓紧张得似乎把什么都忘记了。天渐渐地亮了，东方露出一丝丝的白光，突然枪声停止了。随着这枪声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死一般的静寂。在心理上，打枪对老百姓的威胁，远不如田野静悄无息对他们的威胁大。因为战斗一结束，日本兵就要吃，要喝，要睡，要发泄，所以他们就要进村庄。入侵者进村庄，便无恶不作。

阴风挟裹残云，在低空中呜咽而过，失去巢穴的零鸟，在摇晃中的树枝、芦草间窜飞。短暂的沉默，预示着死神的步步进逼。孤立无援、躲藏在草垛、房后、牲口棚等一些地方的村民，瞪着惊恐万状的眼睛，注视着每一个能够入村来的方向，他们凭感觉，知道血管里流动着异族血液的日本人，就在附近。

一个姓袁的少女，换上哥哥的蓝布衫，躲在自家后院的秫秸堆里。蓝布衫裹着的肉体，刚刚发育，散发着青春的诱人气息。她才脱离童稚的年龄，捉迷藏、扮鬼神对她来说都是并不遥远的事情，所不同的是，她此刻清楚地知道，游戏的恐怖只不过是逗起一种轻松的乐趣，而眼下的恐怖却不能跟随一场恶梦的清醒而烟消云散。真实的鬼魔即将闯进她的视线，刺透她的灵魂，使她永远无法摆脱，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念头，紧紧压迫着少女稚嫩的心房，让她呼吸急促，浑身颤抖。

“叭勾——”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毛湾沉闷、窒息的空气，枪声未落，从四面八方冲来的日军士兵仿佛是从地穴里冒出来似的，潮水般地涌进了村庄。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大声呐喊着，咒骂着，狞笑着，扑向一家家的门户。

由于神经长时间的过度紧张，加之目睹日军进村、饿狼扑食般的凶残场面突发刺激，少女终于无法自控，像受惊的马驹般从秫秸垛里狂奔了出来，边跑边发疯般地哭叫。在少女的带动下，有一些精神崩溃的村民也不由自主地从各自隐蔽的地方窜了出来，跑到村子口的空场上，像没头苍蝇似的乱转。当场，就有几个被日军士兵的乱枪射死。

一群日本兵像野兽发现了猎物，跑过来合成一团，搂住了少女，并将她迅速摁倒在地。几双粗糙、乌黑的利爪抢着伸向少女简陋的衣衫，瞬间，少女便被剥得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少女在呜咽，她惊恐的眼睛瞪着一片苍白的天空，肥头大耳的脸庞趴在她身上破碎了这片天空，继而是瘦条脸、戴眼镜的脸、方块的脸……都一个接一个地占据了这片无辜的天空，肮脏的液体玷污了这片纯洁的天空。

日军士兵残暴地轮奸了这位中国少女之后，又用刺刀猛戳她的***，血染红了她身下的土地，直至气绝身亡。

天空在她的眼睛上方定格了。

少女的眼睛就像夏娃的后代亚伯那样凝视着上帝。

对于战争中这样毫无理性和人性的杀戮，“二战”后世界上有许多专家和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和论述。

美国人亨利·莫尔说：“那个时期，人们对于杀人这样的事情几乎陷入了疯狂的状态，并且常常使用尽可能残忍的方式将敌人杀死。实际上，这种变态的心理在战争进行中是十分常见的，其潜伏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可能被敌人杀害的恐惧和异常烦躁地发泄情绪。此时，人的罪恶的本性暴露了出来，然后就像冲破堤岸的洪水，一发不可抑制。

“从表面看，那些杀人实施者充满邪恶的乐趣折磨、残害着那些被俘获的猎物，甚至违反人伦地把他们以各种方式处死；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那些疯狂的杀人者多是遵守伦理的普通人。是社会的法律约束了人类本性的残杀欲，一旦约束他们的东西消失了，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变成杀人者，或者被他人杀死，而战争正是发泄这种残杀欲的最好场所。

“每一个战争期的士兵都希望多杀人。如果平民在战争中站立到敌人的立场上，那么也会毫无疑问地被他们所杀，这样，才可能从肉体上永远消灭敌对势力。”

莫尔的分析不无道理，从人性角度来看，的确存在一种恶的心理动源，来驱使战争中的非常态行为。

但笔者认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凶残，除人性根源之外，还不能排除一种民族之间的仇恨。最起码在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是充满了敌视情绪的。

“箭已离弦，射向残暴无道的恶魔中国。

“中国领土的保全全仗日本20余年的努力。对此恩情如何报答？得到的回答却是：日本从满蒙滚出去！杀死日本人！捣毁日本铁路！最后竟敢以暴力残杀中村大尉，炸坏铁路。这就是中国的真面目。<7>

“被践踏，被殴打，被侮辱，终于为自卫而起，这就是日本军队此次的行动。此举若半途而废，接踵而来的只能是比以前更甚的侮辱。如此自卫手段，有何违反国际法规？”

这是昭和6年9月27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之后，帝国在乡军人会东京府市联合会发表的《我等之主张》，内中充满了对中国的藐视和居高临下的***态度。

甚至，日本的小学生都在强烈地敌视中国：

“中国不遵守与日本签订的协定，还欺侮住在奉天一带的日本人，马贼搅得日本人不得安宁。听到满洲事变爆发，我想现在正是出动全部日本军队打败欺侮日本人的中国军的时候了。发生了满洲事变的事，我已经从妈妈和老师那里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杀死没做坏事的中村大尉？为什么要破坏铁路？想到这儿心里真难受，又愤恨极了。有时夜里做这样的梦醒来再睡不着觉。大家准备慰问袋，送到前线去慰问士兵，日本人的这种诚恳的心意表现得明明白白。”(1931年10月16日《满洲日报》)。

1937年8月5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冀东植棉技术员安田正子控诉中国军队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文章——《空前的残暴，啊，不幸的通州，遇难妇女泣血说明逃出经过》：

“难忘的7月29日凌晨3点，在零星的枪声中听见有人敲门，我感到有些奇怪！但认为也许又是有人来要求，……门外，听见仆人在黑暗中同别人搭话，我正在感到不高兴时，突然传来隔扇和拉窗被踹倒的声音，十几个叛兵闯了进来。我和滨口先生的左右茂子抱在一起藏到床底下，这时我丈夫跑进来。危急中我正在暗自庆幸时，一发子弹飞来正中他头部，他在我眼前流着鲜血倒下了。血把我和茂子的全身都染红了。我们两个人在血泊中吓得快要昏了过去，如果被他们发现就不得了，我们一直躺着装死。茂子的妹妹奋勇反抗，用手提包打他们，被他们用大刀残酷地杀死了。……不久，房东跑来告诉我们日本军队来了。这时，我们的心情像登上天堂一样，这才知道我们还活着。”

当时这篇文章，犹如火中喷油，更加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感情。

纯朴的日本农村少女对于“膺惩暴决的中国军战争”深信不疑，在她的眼里，中国人全是该杀的恶魔，所以，农村即将投入农忙期的女子们，随着政府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不断深入，作为国民的一员，满怀激情地要为国效劳支援前方。由于男人参军，为了在劳动力不足的农村百分之百地利用妇女劳动力，普遍成立了临时托儿所，以便让婴儿离开母亲。《信浓每日报》的家庭版上，特设“后方女兵”专栏，登载女子青年团“义务活动”情况：

大町女子青年团，为支前筹集资金，日前举办名画展览，所得100日元作以后的活动经费。20日访问了松本卫戍医院，向伤病士兵赠送了苹果以示慰问。

北安平村国防妇女会，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周的最后一天，制作慰问袋80多个，寄给本村参军的士兵。

北安神城村国防妇女会、女子青年团、援助军人会三个团体，18日起为本村军属照相，洗出后立即寄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