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重庆军事委员会又相继接到情报：“南得路之敌亦有一部乘船西上”，“通山以东之敌约二三千经崇阳向岳阳方向移动”，“平汉路南段之敌有大部分向沔阳方向移动”。

第六战区上报：监利、沙市间江面，日军集结船艇30余艘；滨湖各河汊日军集结汽艇300余只以及民船千艘以上；另外宜昌日军增加坦克10余辆，沙市至当宜公路日军增加汽车400余辆，运输频繁。

重庆军委会高大的办公室里，白崇禧伏在橘色的台灯下，阅完这些情报卷宗，批字：“敌抽调华中战场兵力准备向滨湖地区进攻，以消耗及牵制我兵力，并掠夺物资。”他作为副总参谋长的权限只能将指示批到这一步，他将卷宗很快转呈给了总参谋长何应钦。

何总长戴上金丝边眼镜，慢条斯理但非常专注地通阅了一遍情报呈件，签上他的名字后又骂道：“敌人虎视眈眈战略要地常德，建议按原作战部署办。”因为他也无权指挥和调动战区部队，所以就将卷宗直接送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桌上。

实际上蒋介石清楚得很，真正作战还得靠底下战区的司令长官及他们的高参们运筹帷幄。他这个总裁，只是起最高统帅的全盘平衡和威慑作用而已。所以他更干脆，大笔一挥：

“按既定作战方针办！”

既定作战方针，就是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根据《第六战区拱卫陪都计划》修正案制定的假设日军进攻滨湖常德地区，所采取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全文是：

“孙代长官午箇(7月21日)奇战天地玄黄各电修正31年度(1942年)第一号作战计划(守势)大意，指导要领丑案：敌由宜都附近渡江，同时攻我公安，向西压迫第10集团军部队于暖水街、聂家河以西地区，转取守势，再向澧县、常德攻击之。

“(一)第10集团军主力向渔洋关附近集结，待敌转向澧常犯窜时，求其背侧攻击之；

“(二)第29集团军依情况，一部固守津澧、石门，依后方兵团之参加，歼灭敌人于澧石附近地区，并以石门为轴，主力转移石门西南地区，待敌到常德附近时，协同常德守备部队击破敌人于常德附近地区。”<4>

由于第六、九战区对日军进犯常德的意图没有明确的判断，所以在上报时影响了重庆军委会的决心，对既定作战方针作了失误的调整。10月28日，作战部署正式下发：

“1第六战区以第10集团军和第29集团军一部在河沼地带阻击日军，以主力利用津(市)澧(县)河流及暖水街一带之山地，用侧击或伏击等方法击退日军；2以第74军57师固守常德，第51师、第58师及军部位于太浮山附近准备机动；3第100军从浏阳开到益阳待命，支援常德作战；中美空军应派出大批飞机向沙市、监利、石首、华容附近集结的日军以及沙市、岳阳间日军舰艇轰炸。为策应常德方面作战，重庆军委会另令第26、第33集团军向其当面日军较弱之点深入攻击；第九战区以两师兵力向岳阳以东地区日军据点攻击；第五战区以两师兵力向京山皂市袭击。各策应部队应于11月4日以前移于第一线待命开始攻击。”

从以上可以看出，防御的重点并不在常德，而是放到了津、澧河流及暖水街以西的山地。

常德的兵力非常虚弱。

只有“虎贲”57师一个师在常德。

“天炉战法”

萧瑟的秋风带着几许早冬的寒意，枯黄的落叶在地上铺出惹人伤感的颓败色彩。师部辎重开拔后，太和观内一片刹静，道士最后执意要送行，与身着戎装的余程万一齐走出来。

“还是往后方撤吧，常德若有战事，必得殃及河洑山哪。”余程万边接过卫士递过来的大氅，边诚意劝说。

天庭饱满的老道士顿了一会儿又笑道：“将军，依我愚痴之见，别又是场虚惊吧？”

道士所说的虚惊，是指5月份刚发生过的鄂西战役。国民党军队的内河船舶数十艘，共约2万吨物资，不能进入川江，停泊在鄂西平善坝附近，日军以抢劫这批船舶为目的，发动了对第六战区的战役进攻。当时常德百姓以为日本人要来占常德，一时间惊恐四散，损失巨大，但实际上日军根本没有犯常的企图。

可这次日本人大军压境的汹汹来势，能与鄂西战役的小偷小摸相比吗？尤其是，余程万仔细琢磨了重庆军委会下达的作战部署，更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觉得，这个作战部署使日本人有可乘之机。

作为职业军人，鲁莽型的比较勇猛，智者型的比较多虑。余程万属于后者。从他的经历看，他在学校钻研书本、研究理论的年头，要远远超过他带兵打仗的年头。他出生在广东台山一个比较富足的人家，毕业于番禺师范学校，接着又毕业于广东铁路专门学校，他是为数甚少携带大专文凭考入黄埔军校的学生。正因为他的老练成熟，所以他是继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李之龙之后第二个成为将官的黄埔毕业生。当时他年仅25岁，风华正茂，又比其他同学多出点书卷气，所以似乎更适合在军事理论上发展自己。1928年，余程万入陆军大学特别班深造，同时还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这在国民党将领中实为鲜见。1931年10月，余程万毕业后就任南京警卫军教官，教战役理论。可仅过一年，不知是国民党军事理论界对他的赏识，还是他本人的意愿所使，他又入陆军大学研究班深造。凭学历，余程万完全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才子。可是军队历来是丘八的天下，才子并不受欢迎、受赏识，所以余程万拿了一摞文凭到作战部队报到时，才当了个第49师289团的团长。营长都是少校，而团长则是个少将，令人哭笑不得。

余程万并不气馁，他自信自己在作战指挥上也不是个有识无胆的弱者。很快，他就用几个漂亮的战斗，让人对他刮目相看。没几年，他就擢升为第74军副军长兼57师的师长了。但常年造就的理论素养，还是难以改变他对各种战略部署的反复揣摩和深思熟虑。

他一眼就看出，军委会此次对常德会战的兵力部署，依然是“天炉”战法的模式。“天炉”战法，是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授意九战区参谋处长赵子立总结出来的杰作。

1941年12月，第74军奉命开赴长沙参加第三次会战，他们于1942年元旦那天登车向北远行，1月4日晨到达湘桂铁路湖南起点衡南的霞流市附近。正准备徒步行军，接到长官部电话，犯长沙之敌已败退，74军即在衡山附近集结待命。不久，传来第三次长沙会战空前胜利的捷报。王耀武为学习友军守城经验和全面了解第三次会战致胜原因，抽调军、师参谋人员及特种兵部队长、步兵团副团长等约30人，由副军长余程万、副参谋长孟广珍为首，组成参谋旅行团。报经长官部批准后，赴长沙及湘北其它地方作战地参谋旅行训练。长官部对74军参谋旅行团颇为重视，先由参谋处长赵子立报告会战经过及第10军固守长沙街市取得胜利的经验，后又派副官处梁处长代表薛岳在长沙易宏发西餐厅宴请全团成员。

期间，余程万一直注意“天炉”战法，并与赵子立有过切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天炉”战法就是后退决战。它分为两部分，一是诱敌深入，将敌引向某处诱饵地点，引到烧红发烫的天炉中来。

薛岳曾对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实行过五次围剿，当时采用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术非常奏效，因此，在与日军作战中，他又把老战术拿了出来。然而，这种死守战地的打法，往往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并为日军所包围歼灭。例如，第26军、第37军守汨罗江就是如此。后来就定为逐次抵抗，这又带来新的问题，是直线向后方边退边打呢，还是边打边向斜侧后方撤退？如果直线退向决战地带，那么往往就一退不可收拾，稳不住阵脚，还冲乱了决战地区。被国人和共产党痛骂的“逃跑主义”，就是这样引起的。因此，逐次抵抗不能直线，只能斜侧线，斜侧形成反“八”字形，或称袋形。第九战区长官部为此及时修正了战略部署，修正后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战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为目的，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主力于外线，俟敌进入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包围敌军而歼灭之。

这就引出了“天炉”战法的第二部分，求心攻击。犹如天然巨炉熔铁，将炉中之敌烧为灰烬。

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诱敌深入成功，日军主力于12月31日已分别到达长沙外围附近，第40师团已到达长沙以东的永安市，第6师团到达东郊附近的梨市，第3师团到达东南郊附近的东山，全在“炉”中。

当晚7点，薛岳向摆下“天炉”阵的战区各部发出决战命令：第10军、第73军固守长沙，第19集团军(指挥第4军、第79军、第26军共9个师)、第30集团军(指挥第37军、第78军共5个师)、第27集团军(指挥第20军、第58军共5个师)、第99军主力(两个师)分别从株洲、浏阳、更鼓台、甕江、清江口、三姐桥各地附近，以长沙为目标，从南、东、北三方面行求心攻势。

这“天炉”，的确让薛岳烧成了。战后，曾有记者问他，为什么用这个古怪的名称，似乎不太像军事术语。他得意非凡地说，他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是认为这套战略战术是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

为薛岳捉刀的赵子立，后为全国政协第七届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92年2月1日在北京逝世后，悼念他的文章说道：“在对日作战中，赵子立鉴于我军在武器装备、人员素质等处于劣势的不利因素，战术上常采用‘后退决战’和‘争取外翼’的指导方针。制定出了‘以长沙的诱饵，诱敌进攻长沙’的作战方案，在三次长沙会战前发给军以上人员研究……”

在秋风的吹拂中，余程万似乎忘记了身边太和观老道士的存在，他凝视着远处一片飘抖着的竹林陷入沉思。对于50年后还在被人颂扬的“天炉”战法，他当然不敢违抗，也无意去否定。但他心存疑惑：如果常德的确是这次“天炉”战中为日军设下的诱饵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像守长沙时调两个军，而是放他一个师？往坏处设想，一旦的“天炉”阵形不成或被击破的话，那么他这块香甜的诱饵，岂不一口让横山勇的大军吞掉？

想到这，他不禁浑身一哆嗦。卫士还以为师长是被冷风吹抖的，连忙给他套上大氅。

“老道长，常德怕真是要有场大血战啊，为了安全，你还是退吧。否则，你就是再多做几次醮仪<5>，恐也避不了日本人的炮弹呀。”余程万诚意相劝。

老道士做了个祝福的手势，松开巴掌，手心有块缣绢，上面画有符咒，是道家驱邪避鬼的象征物，他把缣绢撒在余程万的战马下面。

余程万纵身上马。

队伍向常德城进发。

没有女人的城市

罢宴

一溜马队，跑出临时设在一座旧公馆里的师部大门。师长余程万、刚从江西萍乡探亲赶回来的副师长陈啸云，以及参谋长皮宣猷、指挥官周义重、参谋主任龙出云等。他们身穿熨得笔挺的新军装，戴着礼仪性的白手套，英姿焕发，都像是要去出席重要仪式的模样。

余师长勒住马，抬腕看了看表，才6点钟，他征询陈副师长的意见：“咱们现在去是不是早了点？绕道去市中心的大庆街、大西街观赏观赏夜景如何？”

“好哇！”陈啸云赞同。

他们掉转头，策马向东门方向小跑而去。

正是华灯初上、香风回飘的入夜时分，常德的大街小巷一片繁荣景象，长衫旗袍的摩登男女摩肩接踵，商号店铺的霓虹灯五光十色。这座云集黄金、赌窟、鸦片、娼妓被……称为销金窟的湘北商埠重镇，正显示出她醉人的魅力。

有一首民谣，描写当时繁华的常德和农民进城挥霍后回乡的窘态：

常德好地方，回盘一碗汤，桃源米酒陬市糖，河洑油条一臂长，水溪豆腐像城墙。来是一担，去是一条。走到德山回头望，两眼泪汪汪。摸摸荷包，当票两张，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