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得很轻松，却把正要出门的那两人吓得脚下一软差点儿踢到门上。我就势对着那两人挺了挺胸，一人回过头憋了半天，一个字也没说出来，红着脸出了门。

徐卫东眼含笑意地看了我一眼，转过身“哗”的一下拉开窗帘，阳光顿时填满了整间办公室，晃得我急忙挡住眼睛。徐卫东转过身，张了张嘴又把话忍了回去，把窗帘拉上了一层。我不等他说什么，忙问道：“和程建邦联系上了吗？”

他把目光慢慢地从窗外移到我的脸上，朝门外努了努嘴：“怎么？你也是他们派来的？”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了一会儿，赶忙摇摇头。他抬起眼皮看着我说：“不是你他妈一来就提问？”

我急忙低下头避开他的眼神。

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开口说：“秦川，谢谢你。”

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像是被点了穴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徐卫东皱皱鼻子说：“是臭了点儿……给你二十分钟，去浴室洗完澡换身衣服跑步来见我。”

“哎！”我高兴地应了一声。在他桌上找了支笔，将送我去玉溪的那个司机的姓名和地址写在纸上说：“我借了这人三百块，你帮我还了。”见他呆呆地看着我，我又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我迫不及待地冲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换上徐卫东派人送来的衣服。再次回到办公室时，屋里的烟雾早已散去，他正站在办公桌前打电话，见我进来，捂着听筒对我说：“先休息下，我给你接风。”

他显得很兴奋，而我还在琢磨怎么和他交代刘亚男和程建邦的事。

我酣畅地睡了一觉起来，到徐卫东办公室报到。

“我有一个问题，你曾经给程建邦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我想知道你们那么对话是不是因为当时情况特殊，所以你们故意设的局？”他递给我几页纸，我仔细一看，竟然是几天前程建邦和胡经的人围攻小楼时，我和程建邦的那次电话的通话内容：

程建邦：秦川？

秦川：是我，外面是你？

程建邦：（笑）这个时候我一猜就是你，给你五分钟，拿着配方出来，不然别怪我无情。

秦川：你真的投靠了胡经？

程建邦：还有四分半钟，对了，提醒你一下，你那点儿能耐我清楚，所以别不自量力。

秦川：我死了，你也得不到配方，你以为胡经会和你讲义气？你忘了大姐是怎么死的？

程建邦：我自认为还是有点儿价值的，大姐已经不在了，我也没什么在乎的了，与其没完没了地打打杀杀，不如找个好出路。

秦川：那你也不该去找胡经！

程建邦：你跟了周亚迪那么久，得着了什么？要钱没钱，要信任没信任，我倒宁愿跟一个明算账的，干完这一票我拿到我该得的就走，大家互不相欠。你还有四分钟。

秦川：你还记不记得大姐临死前对你说过什么？

程建邦：她让我听你的，她已经不在了，我听了你的又能怎样？不如你听我的，我们和胡经合作，我见识到他的实力了，事成之后足够你我下半生逍遥的。这次我想听自己的，就算天王老子来了拦着我，我也和他玩命！

秦川：建邦，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程建邦：说实话，最早我以为我知道，后来我觉得我不知道，现在我是真的知道了。秦川，听我的，拿着配方出来，我们像从前一样搭档，只不过换一个大方的老大而已。你放心，我们会给周亚迪留一口的。你如果一意孤行，那么对不起，我只能把枪口对准你。

秦川：你不要逼我，大不了鱼死网破。

程建邦：秦川，那对你我都没有好处，把我逼到那个份儿上，我只能把我知道的一切拿出来充当本钱了。

……

记录非常详尽，忠实地还原了那场对话的全部内容。我低着头，假装慢慢地翻看着，脑子里飞速地旋转起来。我不敢抬头，因为我知道只要对着徐卫东的眼睛，哪怕我有一个不诚实的眼神就会被他识破。

我以为这件事只要我不说，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却忽略了总部系统会记录我们电话内容的细节。如果我承认这些只是一个局，算不算欺骗上级和组织？如果我如实汇报，程建邦会不会被抛弃？

徐卫东似乎并不急于得到答案，他悠闲地端起茶杯呷了口茶，吐掉嘴里的茶叶末，又点了根烟抽起来。

一边是对组织必须的忠诚，这忠诚是绝不容亵渎的；一边是我同生共死的战友，虽然他曾开过小差，但概率谁都懂，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从未动摇过。

问题是这样的劣迹一旦被敲定，根本无法想象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

我该怎么办？

我低着头伸手去够茶几上的烟，徐卫东把烟往我手边推了推，始终沉默着，没有催促我的意思。我点着烟，抽了一口后，突然明白徐卫东只想要一个他希望得到的答案，至于这个答案的真实性，他根本不在意。不然以他的经验和技巧，根本不会给我这么多时间去思考，第一时间就会把我问个底掉。

对，一定是这样。

我把记录丢在茶几上：“那是当时环境特殊，我们故意翻脸，才不会被人怀疑。”我抬起头，看着徐卫东的眼睛说。

他盯了我几秒，起身拍拍我的肩膀说：“走，喝酒去。”

总部餐厅的包厢里，徐卫东点了满满一桌菜，双手抱在胸前坐在对面，看着我狼吞虎咽。直到我再也吃不下时，他指了指桌上没怎么动的红烧肉和排骨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挑食的？”

我打了个嗝，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吃猪肉了。”

他给我倒了一杯酒：“那也不够，来，喝酒，把刚吃的全喝吐了，再给我重吃一遍。”

我又打了个嗝，举起酒杯一口干了，说：“你早说我就不吃辣的了。”

“问吧。”他一边倒酒一边说，“我可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我是有太多的问题想知道答案。尤其这次任务中，有太多让我无法理解的事，但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有机会直接问他。这么久以来，我好像已经习惯了不再发问，只是被动地自己寻找或等待答案。他猛地让我敞开问，我还真不知从何说起。我举起面前的酒杯：“还是你自己说吧。”

徐卫东举杯和我碰了一下，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点了根烟向我徐徐道来：

原来，在这次行动之前，他就已经通过一些线索察觉到金三角在内地有地下工厂。但苦于一直没有更确切的情报，也就无法立案。这就意味着一旦他的判断属实，等到掌握了足够的情报，恐怕那些工厂已经造出了骇人听闻的毒品，造成的危害必然难以估量。与其坐等不如主动出击，在得不到组织认可的情况下，他只好秘密联系了老战友刘亚男，请她帮忙。谁知刘亚男因为别的案子也准备去金三角，同样因为条件不成熟得不到组织批准，其中主要是因为一些国家之间的政治原因，毕竟出境办案不是出境旅游。

他和刘亚男将彼此的信息共享之后，一致认定不能再等，否则国内的缉毒战争将处于被动的趋势。面对决定只身前往的刘亚男，他知道无法劝阻，为了任务能顺利进行，也为了她的安全，老徐决定派有在金三角执行任务经验的我们一同前往。为了保护我们，他没有告诉我们实情，以便一旦失败，上级调查下来的时候，他可以一人承担，而我们可以免责，毕竟我们不知内情。

听到这里才发现，不觉中一瓶白酒已经快见底了。想起他出现在延安的那一晚，他是把压箱底的家当，包括自己的前途都交到了我们手里。我举起杯说：“靠！你不信任我们，有事自己扛，不够意思。”我有点儿不胜酒力，说话舌头也变得不利索起来。

我帮他倒满酒，问道：“那些工厂的情报对吗？”

“不对。”他举起杯又干了。

我手一哆嗦，一杯酒洒出去半杯。

“所以，”他说，“我接到你的电话的第二天联系了程建邦，又从胡经嘴里把实底撬了出来。”

“那就是说，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你的正确。”我将瓶里最后的一点儿酒倒进他杯里说，“那，这福根儿你得自己干了。”

我又问：“建邦他怎么样？”

徐卫东把那点福根儿干了，咂咂嘴说：“是不是该我问问你了？”

我打开第二瓶酒，把两个杯子都添满，一挥手说：“随便问。”

“刘亚男呢？”他淡淡地说。

这恐怕是进入特案组以来，我唯一瞒着他也是唯一和他卖关子最久的事。大概是因为酒精的刺激，那一刻，看着他满脸的期待，我体会到莫大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甚至胜过我圆满地完成任何一个艰难任务。我忍着得意说：“你自己干三个，我就告诉你。”

他脸色一沉就要发作，看到我嬉皮笑脸的样子又算了，黑着脸哼了一声，拿了个大杯子倒了三杯酒进去，一口气灌进肚里，将空杯重重地扣在我面前。

我慢慢地从烟盒里抽出根烟，点着美美地抽了一口。他有些不耐烦：“你知道在我这儿得寸进尺的后果吗？”

我忙收起嘴脸，讲了刘亚男被胡经的人用枪击中那晚的事：

那晚，苏莉亚接来的医生向我们宣告了刘亚男的死亡便离开了。实际上是刘亚男用重金买通了那个医生，让他对外这么说。周亚迪失势，这医生早就想拿一笔钱走人了。

我跟苏莉亚要来车钥匙，将刘亚男抱上车，告诉苏莉亚，我要独自去埋葬刘亚男，不许她跟着。苏莉亚猜到了多少真相我不得而知，但她没跟周亚迪透露一星半点儿，是周亚迪没有产生怀疑的重要原因。

苏莉亚的车在周亚迪的地盘内，就是天然的通行证，我开车绕过竹林，把刘亚男送到她的落脚点，有个她熟识的医生在那里。在路上，她嘱咐我不准向任何人泄露她还活着的事，包括程建邦和徐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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