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校说，我们得去占领科威特，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准备侵犯科威特，偷油田。你信不信？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我感觉好多了。我觉得去保卫科威特很光荣。因为在和伊朗的战争中，科威特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给我们钱、肉、米、水果。噢，我从来没像在和伊朗的战争过程中那样吃过那么多水果，全是科威特水果。再说，我是穆斯林人，科威特是个穆斯林国家，兄弟国家。我也感到幸福，因为我以为他们也会对我们的到来而感到幸福，他们会欢呼，向我们扔鲜花。但是，当我们10月底到达的时候，我的想法马上变了。我马上明白了萨达姆骗了我们上校。我明白了，是因为那些科威特人是那么仇恨地看着我们。女人们很害怕，孩子们一点也不笑，有一天……你知道10月底的时候我们有些糖果，有一天，我在一个孩子面前蹲下来，给他一块糖，我问他：“你想要吗？”这孩子哭起来，转身跑了，一边跑一边哭喊：“妈妈，妈妈。”我明白了，还因为阿布杜告诉我，全世界都反对我们，只有约旦和巴勒斯坦站在我们一边，美国很快要打伊拉克了。还有，我们那个团里的人全恨萨达姆，他们就像我们村原来那个好村长被处死之前那样诅咒萨达姆。我是说他们公开地骂他，他们想开小差，想逃跑……我也想逃，逃到伊朗，因为我爹有一次对我说：“达卡尔！如果我死了，记住，那些恨萨达姆的人是对的。他根本不管我们士兵死活，他把我们当畜生那样屠宰。达卡尔！如果他再发动战争，你必须逃跑，逃到伊朗去。在伊朗照样能种黄瓜、洋葱和茄子。但是阿布杜不想往伊朗逃，他说库尔德人在伊朗被屠杀得比在伊拉克还厉害。他想逃到沙特阿拉伯去，他没逃成只是因为往沙特阿拉伯去的路上到处都是地雷，他会被炸死。我也哪儿都没逃成，因为开小差非常危险，如果他们抓住你，会就地毙了你。他们还会抓你全家，强奸你家所有女人。后来美国人开仗了。我们那个团里每个人都开始说：“连开小差都没必要了，萨达姆要撤退了，他会让我们离开科威特回家。”所有的人，对，连当官的都说。有一天晚上，阿布杜和我路过指挥官的帐篷，听见上校在喊：“他会，他会，他早就明白了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输了。”另一个长官说：“同意，同意。让我们准备好。我们向美国人投降，我们到纽约去，去赚钱发财。”只有一个反对的，他说：“胡说，别忘了，我们有毒气。”

我们的确有。我们随炮弹发射过。12月的时候，直升机送来的。虽然上校说毒气非常危险，因为如果发射后风向变了，往我们这边刮，那就不是毒死美国人，而是伊拉克人了。但炮弹还是给了我们点安全感，让我们几乎感觉很安全了。但是有一天，上校来视察，他视察的时候我们发现，当官的都有一个袋子挂在腰上。阿布杜问一个上尉：“那个袋子里是什么？”上尉说：“是防毒面具。”“为什么长官们要防毒面具？”“因为美国人也有毒气。”这个上尉说。这下子我们都愤怒了。“这不公平！如果美国人也有毒气，我们也应该像当官的一样有面具！”我们抗议了。我们也开始着急使用那些带毒的导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没用，到最后也没用。我是说直到美国人来了……我不记得美国人是怎么来的。我很害怕，我的脑子像被掏空了的番瓜。我只记得我们根本没打仗，没时间打，全都是稀里糊涂。当官的就像暴风雨里的绵羊，一个喊道：“命令呢？命令在哪儿？”另一个喊：“什么命令？我们收不到命令了！我们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然后听到喊声：“让我们走，让我们走！”接着当官的就开着从科威特平民那儿扣来的车跑了。载士兵的卡车也装着抢来的东西跑了，电视机、吃的、衣服、从科威特商店偷的商品等。我们这些当兵的就得靠两条腿走。阿布杜说：“伙计们，相信我的白短裤，跟我走。”我和十个同伴跟着他走了，每个人都扛着枪和子弹。那是一个很黑的夜晚，我们没往伊拉克方向，而是往沙特阿拉伯方向走。在沙特阿拉伯边境，沙特人开枪了，打死了我们六个人，两个巴斯拉的，两个巴库巴的，一个苏雷马尼亚的，一个萨马拉的。从萨马拉来的那个60岁了，他都60岁了还被抓来当兵。从苏雷马尼亚来的才16岁，才16岁也被抓来当兵。

后来呢，只有我们四个人活着，活着我们就赶紧往回跑，一直跑到我们找到正确的道路，去加哈朗的路。这时候阿布杜坐在地上说：“伙计们，我们不能走这条路。我们太累、太饿了。要么有车拉我们回伊拉克，要么我脱下我的白短裤咱们投降。”他正说着的时候，有辆车过来，停下了。那个开车的，一个挺像样的人，他笑脸相迎地对我们说：“你们是伊拉克人吗？我是巴勒斯坦人。你们想回伊拉克吗？我带你们回去。”我们正高兴地喊着“谢谢你，先生，谢谢你，先生”时，他举起手来扔出一句：“一个人125第纳尔（伊拉克货币）！”噢，阿拉，阿拉。一个人125第纳尔！我们四个人得500第纳尔！谁给我们那么多钱？伊拉克军队给我们每个士兵每月发15第纳尔，这后来两个月，连一分钱也没得过。我们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了，全部加起来共80块五毛钱。我们小心地把钱递给他，猜他肯定会说：“好吧，不管怎么说我带你们回去。”不是说巴勒斯坦人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盟军吗？但是他没有，他的微笑变成了大笑，他把车开走了。他开得飞快，我们都没来得及宰了他。

剩下的就惨了。伤心，恐惧，惨了。我们太愤怒和沮丧了，我们把枪和子弹全扔了。我们又开始走，快天亮的时候我们到了伊拉克边境。其实还不是真正的边境，从我们到伊拉克边境还有两三百米。可是对我来说，已经是伊拉克了。我觉得我好像回到了我们村，和我老婆，我的黄瓜、洋葱、茄子在一起。我真的没看见戴红袖标的那些家伙，我也没听见他们喊：“停下，别动，要不我们开枪了！”

我只听见阿布杜说：“伙计们，到举我的白旗的时候了。”他把裤子脱了，脱下了内裤，又把长裤穿上了。他把内裤绑在一根棍子上弄成个白旗，举起来，一边挥舞一边喊：“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投降！”他挥舞着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那不像个白旗。那条从来没洗过的内裤已经太脏了，已经不是白色的了。它简直是黑的了。所以阿布杜挥舞的不是白旗，是黑旗。他们开枪了。他们瞄准了我这边，他们打死了阿布杜。是的，他们打死了他。

我没法回家了，如果我回到村里，我们村长会告诉萨达姆的人，我把枪和子弹全扔了。萨达姆就会杀了我。请告诉美国人别把我送回家，请告诉美国人，如果送我回家，我就是死人了。请你，求求你……

报道评析

深度悲悯与尺度掌握

这篇战地报道具有很强的文学性，采用的是文学性新闻报道写作手法。

文学性新闻报道的首要条件是新闻性，必须真实可靠。作者要真正搜集新闻素材，不得靠记忆或感官的观察来写作。报道还要具有及时性。时间间隔越长就越有可能纳入历史的范围。对于文学性的要求是有思想性、艺术性和创造性。同时，文学性新闻报道还有十分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念，就是说新闻的最终价值，其实和文学一样，是对于世事和人性的悲悯。

这篇战地报道的文学性就突出地体现在记者的悲悯情怀。“我为什么在12年以后重提这个故事？因为他的单纯，他的无辜，他的真实，今天和12年前同样意味深长。因为今天的达卡尔·阿巴斯们和12年前的达卡尔·阿巴斯们是同样的。无论当年还是今天，他们是萨达姆的第一个牺牲品，是玷污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萨达姆们的第一个牺牲品。”12年前的事在伊拉克又一次战争来临时道出，真是另有一番滋味。这里既有对无辜的伊拉克士兵的同情和悲悯，更有对伊拉克前总统的同情和悲悯。当年发起战争的萨达姆风光无限、不可一世，现今各地逃亡，狼狈不堪，后来还被处以绞刑。这之中有几多的感慨，几多的悲悯！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无常。端的像刘德华所唱的：“仓卒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骤情骤雨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

悲悯性是文学性新闻报道特色的一大表现。同时，新闻报道悲悯的文学性体现必须注意其尺度的掌握。因为文学性新闻并非文辞的华丽和书卷气息，而是一种对于世态人情的深刻洞察，从容而不露声色地传达记者的思想。“我没法回家了，如果我回到村里，我们村长会告诉萨达姆的人，我把枪和子弹全扔了。萨达姆就会杀了我。请告诉美国人别把我送回家，请告诉美国人，如果送我回家，我就是死人了。请你，求求你……”这篇报道采用了大量的对话，让讲述者娓娓道来，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充满激情，读来让人能够想见讲述者的言谈举止、音容面貌。同时，报道还运用了不少动词，以生动描述讲述的细节和场景。

文学性新闻报道的“动词”写作，告别了传统的梗概式新闻，而是让细节描写成为情节的重要构成方式。重要的细节中常常蕴涵着更值得重视的真实，会使事件看起来完全不一样。我们还可以运用悬念和推迟的技巧。结构方面，倒叙、插叙的大量使用，可以容纳更丰富的信息，把一个连续的故事变成很多个前后衔接的故事，还可以叙述性地的穿插，运用节奏变化，以体现画面感、动感、现场感。

回忆本来是文学性的叙述方法，但却在以事实说话的现代新闻报道中得到应用，这就是“新新闻主义”。新新闻主义报道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新新闻主义被认为是20世纪务实新闻学最激进的一种报道理论。其发展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包括汤姆·沃尔夫、诺曼·梅勒、杜鲁门·卡珀帝和亨特·汤姆逊。这些人的作品主要发表在《纽约客》《乡村之声》和《老爷》等杂志上。

新新闻主义受文学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文学体裁进行了大胆的借鉴，但仍讲究“和而不同”，即对文学要素的借鉴要符合新闻媒体自身运作的规律和原则。由于整个现代新闻写作是从英国文学中脱胎而来的，新新闻主义可以看做是新闻学向文学传统的一个回归。

新新闻主义从诞生开始就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激烈批评，因为新新闻主义涉及到了传统新闻学理论中的很多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禁区。例如，新新闻主义主张记者可以在新闻报道中描述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活动，这在传统的新闻学中是最为忌讳的。例如“一颗在左肩，一颗在右肩，一颗在左臂……的反复，这种文学中运用的修辞手法，凸现在新闻中，就让子弹不仅仅只是颗颗地、痛苦地射击在主人公身上。一条从来没洗过的内裤本想当做白旗投降，但由于怕被长官发现不敢拿出来洗而变成了黑旗。在投降时举起，被人当做举起的是黑旗抵抗而开枪打死。这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在战地报道中的诸如此类文学手法的运用，战争的痛苦以另样的方式呈现，更能敲打心扉，扣击心弦，激发读者对人本身问题的深度思考。

创新是成功的法宝。新闻写作也是如此。法拉奇喜爱标新立异，喜欢挑战。她喜欢挑战权威，如采访伊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时，她讽刺伊朗人穿着”中世纪的长袍“；她还喜欢挑战世俗，如和希腊雅典抵抗运动英雄、反政府”左派“领袖、著名诗人阿莱科斯的爱情。她最喜欢的，当然是挑战传统的新闻写作观念。如这种既是文学又是新闻的写法就是一种挑战。她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也就是更多地观察，更多地思考和创造。同样，如果你生来贫穷，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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