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道战线被打垮了，第二道战线的人马又参加进去，他们一刻不停，也一刻不放慢速度。在俄国人设置的密度极高的30门大炮的轰击下，这支队伍的人数逐渐减少，他们的许多杰出的同伴临死时的呼叫声像是喝彩，于是他们飞快地冲进了枪林射出的硝烟中。但是，在他们尚未越出人们的视野以前，平原上已布满了人和马的尸体。他们除了面对滑膛枪的正面射击，还受到两边小山包上炮群的夹击。

透过烟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骑马向枪口冲去，在其间左冲右突，马刀闪闪发光，砍倒了站立的射手。我们看到他们冲垮了俄国人的一个步兵纵队，把敌人像干草一样驱散，然后又返回的情形。此时小山包上的侧翼炮群的火力向他们泻下，他们又像早先那样溃不成军。伤兵和摔下马背的人向我们飞奔而来，讲述了这件令人悲痛的事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换成神仙也是做不到的。就在他们即将撤退的那一刻，众多的骑兵持矛向他们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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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时55分，法国人像一群蜜蜂，从他们的战壕中拥出，接近在劫难逃的马拉科夫……他们越过了那将他们与敌人分隔开的七米地段，在纵队的领头人从壕沟冲出一两分钟以后，三色旗就飘扬在科尔尼洛夫棱堡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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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雨瓢泼天色像墨一样黑大风在摇摇欲倒的帐篷上呼啸战壕变成了排水沟帐篷里的水时而深达一英尺我们的士兵既没有保暖服，也没有防水衣他们陷入冬季战役的不可避免的苦难之中然而似乎没有一个人关心他们的冷暖，甚至他们的生命……同他们相比，成天在风雨中流浪于伦敦街头的可怜的乞丐过的则是王子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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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毫无遮掩地被扔在那里，紧挨着活人躺着，而活人则呈现一种无法想象的情形。医院缺少最普通的辅助设备，恶臭几乎毫不费力地穿过墙壁和屋脊上的裂缝，钻出来污染周围的空气。我所看到的一切是，这些人未曾接受一点抢救就死了……似乎是病人照料病人，垂死者照料垂死者。

报道评析

敢于揭短，敢于揭露

毫无疑问，敢于说真话，揭露事实真相是这篇报道的最大特色。

威廉·拉塞尔是英国公众心目中长盛不衰的崇拜偶像。近年的研究表明，已有若干英美记者先于拉塞尔活跃于战场上。如美国革命期间，著名的革命报纸《马萨诸塞侦探报》主编艾塞亚·托马斯恰好目睹了战争的第一幕列克星敦和康科德之战，写下了震撼美洲殖民地的不朽名篇。因此，托马斯被认为是战地记者的先驱之一。

1807年，曾任《泰晤士报》主编的亨利·罗宾逊零星报道过拿破仑战争。1837年，亨利·罗宾逊的同胞、《晨邮报》的查尔斯·格鲁尼森赴西班牙报道了卡洛斯战争。英国学者认为这两人是最早的战地记者。在1846年至1949年的美国墨西哥战争中，投入采访的美国记者达数十人之多，其中的佼佼者是乔治·肯德尔。在两年的战地生涯中，他将竞争意识引入新闻采访，源源发回激动人心的现场报道，将后方读者与战争进程密切联系起来。因此，他被誉为“独家新闻之父”。但如果说以上这些报人只是转瞬即逝的明星，那么作为战地记者的威廉·拉塞尔则是自始至终、一直坚守战地的巨星，并因此而永垂战地新闻史。

而他的这种地位和声誉与由他所确立的战地记者的角色定位分不开。

拉塞尔的战地报道表明，作为体现社会公信力与良知的媒体战地报道，应当切实担负起社会责任，要敢于揭露。

在英国，拉塞尔以敢于揭短、敢于揭露闻名，并因而开创了战地记者与战地指挥官不睦的传统。当时，幽默杂志《笨拙》有一幅漫画生动地表现了英国公众对拉塞尔战地来信的反应：一名绅士读报后怒目圆睁，挥舞手杖，全无体面可言；淑女们则或眉头紧锁，或捶胸顿足。

可以说，自从威廉·拉塞尔始，作为战争这种重大社会事件的见证人，战地记者中的大多数人都以其诚笃和勇气向世人揭示战争的残酷本质和血腥细节，无论是毒气战、空袭战、闪电战、丛林战、原子战等何种现代作战形式，还是在每一场战役的决定性瞬间，都有无所畏惧的战地记者在离炮火足够近的地方以生命为代价摄录着目力所及的一切。

拉塞尔的战地报道往往采用给主编德莱恩写信的形式，侧重于报道战场全景，向同时代的观察家提供战役胜败的叙述。他没有过分渲染容易使人陶醉的胜利，因为在随军过程中的亲身感受，加上讲真话的责任感，使他不能不将笔墨集中于披露联军的阴暗面上。例如英军打仗之前就已暴露出的在战地救护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正如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巴拉德所说的那样：“显然，现代人也不能比初当战地记者不久的拉塞尔在克里米亚来信中做得更好了。”而这篇报道是拉塞尔在战斗刚刚结束之时写就的。他一整天滴米未进，疲惫到了极点。但是邮件必须在几小时内发走，于是他就坐在马鞍上，写就了这篇传世之作。

拉塞尔及其他前线记者关于英军的报道在英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一个与拉塞尔同岁的英国女护士在没有得到官方鼓励的情况下，出面组织了一支由38名护士组成的战地救护队伍，在前线建立起医院管理制度，使伤病员死亡率直线下降。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对联军由于指挥失误而造成的重大伤亡，拉塞尔也作了现场目击式的报道。英军轻骑兵旅长卡迪根子爵奉联军总司令拉格伦之命“快速前进”，以防止敌人夺走大炮，而轻骑兵旅面对的是俄军的火炮。卡迪根却全然不知，他率部直接冲向敌军炮口。673名冲下1郾6公里长的峡谷的官兵中，只有不到200人生还。战事发生时，拉塞尔正处于一个台地上的英军指挥部，他可以俯瞰整个战场，目击了这一场灾难。

拉塞尔的报道令举国上下震惊和自豪。但英国士兵们的英勇依然掩盖不了英军指挥官的无能和英军在后勤保障中的缺陷。在11月25日的报道中，拉塞尔更加翔实地描写了面对俄军和严寒这两个敌人的英国部队的处境。

在主编的鼓励下，拉塞尔继续报道英军的不幸，并为主编的社论秘密提供“炮弹”。《泰晤士报》源源不断抛出的“炮弹”，令女王和政府有些招架不住。维多利亚女王对《泰晤士报》及其抨击联军总司令的做法十分不悦，声称要把拉塞尔这样的记者“逐出上流社会”。但结果却是以阿伯丁勋爵的政府下台和联军总司令拉格伦的被撤换而告终。但拉塞尔的报道也给军方对新闻界实行某种限制找到了借口。1856年，英国军方发布了一道堪称军方新闻检查发端的命令：禁止发表对敌人有价值的详细消息，如果发现类似情形，便将记者逐出战地。

拉塞尔因报道克里米亚战争而一举成名，并从此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畏艰难进行报道的精神和敢于揭露事实真相的勇气，使他成为无数后来者效仿的榜样。之后，那些与军人同样勇敢但更加自由的战地记者用他们手中的笔、脖子上的相机、肩上的摄像机记录下了人类之间一幕幕血腥惨烈的对抗、仇恨、征服、屈辱以及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疲惫和希望。

当然，尽管战地记者和战地媒体拥有了比以前大得多的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因此渐渐失去独立性。

此后，拉塞尔先后采访报道了1857年至1858年英军对印度士兵起义的镇压、1859年的法奥战争、美国内战、1864年的丹麦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1870年至1871年间的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起义等。在报道英军镇压印度士兵的战争中，拉塞尔一如既往地发扬了他的那种夹杂着爱国主义和普世情怀的、有限的批判精神：“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的情况必须终止。让愤怒的英属印度平民说出他们的心里话，并且惩罚叛乱的印度兵及那些参加反对我们的武装活动的人。”

拉塞尔开创了战地记者新的一页。在战地记者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时候，拉塞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战地记者树立了一个楷模，为战地记者确立了基本的行为准则，那就是要真实、客观地报道自己的所见所闻，说真话。

批判性的，必定是建设性的。拉塞尔敢于揭短、敢于揭露的这种批判精神时时刻刻激励着心怀抱负的一代代战地记者。尽管有的战地记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们的心灵肯定受到这种精神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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