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古文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是一位有才能的著作家，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

我搬进了一处崭新的泥坯砖房，毛泽东则住在离道路不远的山边窑洞里。窑洞只有一扇窗，窑洞的门通向一条由一名哨兵守卫的小巷。我很快熟悉了这里的日常起居生活。毛泽东经常邀请我去吃辣椒馒头，或者吃毛夫人用当地酸梅做的果子。

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掌握命运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农民的迫切要求所作的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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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是从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的时候，他本人却不曾像许多共产党员那样受过地主的压迫；还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宗教感情的东西。从根本意义上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相信人类有能力解决人类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在涉及生死问题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他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

毛泽东的第二位夫人贺子珍在参加共产党之前是一位教员。她于1930年同毛泽东结婚。

贺子珍和毛泽东在江西有两个孩子，长征开始时把孩子留给当地红区农民抚养。战后再也没有找回。在陕西，贺子珍给毛泽东生了一个女儿。

毛泽东是在中国搞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同贺子珍认识的。她起初是毛泽东的秘书，后来嫁给了他。她是个腼腆、不抛头露面的妇女，对毛泽东十分敬爱，而且照顾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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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生活或者你遇到的任何人，并非是冷酷无情的。他们观察世界就像学童们看足球比赛一样。有两个荷枪的士兵手拉着手在一条小巷里边走边唱，这种情形我们看起来很奇怪，但在这里却很平常。一到晚上，家家户户都歌声洋溢、笑语不断，并讲一些雅谑的幽默故事。红军们唱歌时农民也参加进来。

大多数士兵和军官都是未婚单身汉，或者是“离了婚”的就是说，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在我印象中，大多数“红军战士”仍旧是童男。我在红军中从未见过营妓或妓女。红军战士很尊重农村妇女和姑娘，看来农民们对红军风纪的印象很好。我从未听到强奸和辱骂农村妇女的案件。曾当过国民党将领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有一次对我提到，红军绝大多数青年都能吃苦耐劳。这也就使得终身女伴问题不至于尖锐化。彭德怀由1928年领导国民党军队起义，参加红军之后就一直没见过自己的妻子。

我从来没见过袭击老年和青年妇女的事情，她们在这里的行动完全自由。她们把士兵们看做自己的朋友和保卫者，常常给红军做饭。我见过年轻漂亮的姑娘们高高兴兴地坐在风箱后面，拉动这种老式工具，替炊事班鼓风，连续拉一个多小时，而且一边干活，一边有说有笑。

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保安重新建立了它的大学。大学里有四部分，每一部分约有二百多名学生。这里是第一部正在听报告。我问一个青年战士，“吃不到馒头和土豆，净吃小米，苦不苦啊？”“不，这算不上吃苦，”他回答，“如果没有米，我们就吃馒头；没有馒头，我们就吃小米；没有小米，我们就吃玉米；没有玉米，我们就吃土豆；没有土豆，我们就吃卷心菜；没有卷心菜，我们就喝热水；没有热水，我们就喝冷水。如果一点水也没有，那就怎么样呢？是的，这才叫苦哪！”

红军的武器产量很有限；他们的敌人是供应武器的主要来源。多年来红军把国民党军队称做他们的“弹药运输大队”。他们百分之八十的枪支和百分之七十的弹药要从敌军那里缴获。我曾见过，正规军（与地方游击队有区别）主要装备着英国、捷克、德国和美国制造的机枪、步枪、自动步枪、毛瑟枪、山地加农炮等等原来卖给南京政府的大量武器。至于红军弹药的来源问题，蒋介石公开承认其中大多数是从战败的政府军手里夺取的。

在拥挤不堪的街道两边，有几十个席棚和店铺。标有镰刀斧头的和写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的红旗到处飘扬。还挂着一些用英文和中文写着：“欢迎美国新闻记者访问苏维埃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万岁！”的旗帜。

街道的尽头有一群人在迎候着，其中包括住在保安的大部分政治局委员。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的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受到的倾城出动的欢迎。如果人们邀请我随便讲一讲话，恐怕我都讲不出来了。隆重热情的接待，在这个山峦卫护下的遥远内陆小城市中的奇异经历，以及庄严肃穆的军乐，振奋人心的曲调，这一切使我为之倾倒。

红军干部欢迎美国记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称“战士”而不称“兵”。他们不使用“将军”这个字眼而使用“指挥员”。军官士兵都不拿薪金。

“精神好，思想好，身体好”是红军的一句口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普及跳高和其他体育锻炼项目上做过不少工作。如果你说共产党的体育锻炼活动是从基督教青年会那里学来的，他们会感到沮丧。但是，在体育方面，红军可能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这几个红军大学的学员，听了摄影记者说到从来不知道还有一种土匪网球选手的时候，他们不禁笑了起来。这些年轻人以“革命者”自居，并把“土匪”这个词儿回赠给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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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十二岁至十七岁的少年。其中有许多人熬过了由南方出发的艰苦长征。他们当通信员、勤务员、号手、侦察员、无线电报务员、挑水员、宣传员、演员、马夫、护士、秘书，甚至教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小伙子，他站在一张大地图前面，给新兵讲世界地理。他们自称每天洗脸洗手三次，可是他们总是那么肮脏，经常淌着鼻涕，常常用袖子去揩，还咧着嘴笑。他们吃得饱，每人有一条毯子，一套制服和一顶帽檐已破的红军帽。他们是最忠实、最乐观的红军战士，体现了这支军队的精神：青春的精力无穷无尽、川流不息，振兴中华的希望无穷。他们的简单课本中讲述江西苏维埃革命和革命的目的，讲述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讲述帝国主义和中国，讲述日本侵略满洲和南京的御敌失败。最年幼的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他正在朗读一篇课文，这篇课文讲的是全世界的青年必须联合起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解放被压迫的阶级。讲课的地方是在一个离铁路二百多英里、乘汽车需三四天才能到达的山村里，在这里从来没有人见过帝国主义者或资本家。

“什么是资本家？”我问其中的一个孩子。他回答：“资本家是让别人耕他的田，他自己不劳动的人。”

我又问一个孩子：“什么是共产党？”他立刻回答：“共产党是帮助红军打日本，打白军的人。”

“就这么一些吗？”

“他还帮助打地主和资本家。”“这里还有地主吗？”

“没有地主了。他们全都逃掉了，要不就是被杀掉了。”“谁杀的？”

“红军呗！”

我坐在交通局一个部门吃饭。我吃得多，但是像往常一样，没有什么饮料，只有热水，水烫得很。食物由两名面部表情淡漠的小伙子端上来。他们穿着尺码过大，不合身的制服，长的红军帽檐垂下来挡住了他们眼睛。我喊住一个从身边经过的小伙子。“喂！给我一点凉水。”这年轻人根本没理我。我再喊另外一个，结果也是一样。这当儿李克农笑了起来。他拉了拉我衣袖。“你可以喊他‘小鬼’，”他建议，“或者叫他‘同志’，但你就是不能喊他‘喂’。这些小伙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在这里工作，因为他们是革命者，是志愿帮助我们的。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这工夫凉白开水送来了。“谢谢你，”我抱歉地说，“同志！”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望着我。“没关系，”他说，“这点事情，不必谢同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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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甘肃边界和前线行进途中，我曾停留在农民的简陋茅舍中，睡他们的土炕，同他们吃饭聊天。有些农民听说我是“外宾”，谢绝我付食宿费用。记得有一位缠足农妇，喂养着五六只鸡，她非要给我杀一只鸡吃不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边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得见面礼。”这话是我暗中听到她对我的一位同伴说的。

红军一方面军的八个“师”，由宁夏的长城至甘肃的固源和平凉，排成了一道防线。第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向南和向西转移，为率领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由西康和四川突破甘肃南部的南京军队封锁线的朱德扫清道路。宁夏东南部的回民古城预旺堡，是一方面军总部的驻扎地，我在这里找到了它的参谋部和司令员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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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陕北是一个破坏得十分严重的地方，令人惊讶的是，时常发现人们住在它的缝隙当中。土壤看样子已经破坏，地形完全不适于耕作：其中十分之九是坡地和冲蚀地，溪谷十分狭窄，甚至这里能够提供给地主的土地，拿我们的标准来衡量，还够不上穷苦的生活。大多数人和农民一样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这个地方比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的灰壤盆地或者得克萨斯州的贫瘠土地更差一筹。这里树木稀少，除了夏汛和冬雪以外，气候非常干燥。它的宝贵财富就是那对人们健康有益的干燥气候。这也许就是那些穷人们在苍蝇与老鼠侵扰的破旧窑洞中得以苟活下来的唯一原因（这里淋巴腺鼠疫常常流行）。在陡峭达三十度的山坡上刨坑种植的杂粮谷物，每英亩土地若能收获三四蒲式耳，就算幸运了。

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下面苍翠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使人觉得十分意外。在秦朝和唐朝时候，保安曾是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小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残迹。当年蒙古人的侵略大军，就是通过这条隘口大举侵入这个山谷里来的。保安还有一座内城，从前驻扎过边防军。最近经过红军修缮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御的砖墙，围绕着约莫一英里见方的地方，就是现在保安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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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评析

真实性记录，传奇性再现

这是一篇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这篇报道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传奇性再现了中国革命历史。斯诺本人进入红区的历险已是一波三折，更不要说红军长征时的惊险万分、红军将领的澎湃人生了。文中，斯诺一一写来，真是扣人心弦，让读者大气也不敢出，在70年后仍能毫不费力地带领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

历史的真实还在于报道突出的人文关怀性。如果仅有情节与文字的魅力，这一报道充其量只是一篇“历险记”，不成其为现在的《西行漫记》。事实上，《西行漫记》挟带着对中国状况的深沉关注，又包裹着对中国命运的深刻思考。

在报道的开篇，斯诺即以“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为题，一连写下了79个问号，成为新闻史上的一个奇观：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红军是“文匪”领导的流寇，还是一批自觉的争取民族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有什么了解？他们和农民关系如何？怎样组织生产？如何娱乐？……正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疑问，排山倒海般压迫着作者的心灵，一边寻访，一边探索，一边解答。于是，我们从书中看到斯诺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思考和剖析：从“红军剧社的演出是艺术还是宣传”到“苏区扫盲教育为何卓有成效”，从“苏区的货币制度是怎样的”到“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为何受到拥护”，甚至从“红军抗日的诚意究竟有多少”到“某位红军将领的革命意识的分析”。

他描绘了苏区军民的精神面貌，戳穿了关于“赤匪”的种种无稽之谈，解释了在中国西北角荒凉贫瘠的黄土高原上跃然升起的红星。更伟大的是，他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古老中国发生、发展的现实性、必然性和合理性。

如果说历史教科书是一幅勾勒的写意画，那么《西行漫记》就是精笔细雕，活生生地描画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世人面前，斯诺呈现了这样一种人与历史之间奇妙而非凡的关系站在历史的门槛上时，他心中充盈的是强烈的时代责任感；而当走入历史现场时，他却能忘却自我，投入历史本身的丰富和灿烂中。

真正的新闻，是有灵魂的新闻，是有内涵的新闻，是能把握社会脉动的新闻，是能容纳时代风云的新闻，是可读又耐读、富有生命力的新闻。唯有如此，新闻才能进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