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是耶非耶(2)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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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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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8 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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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154字

2000年,金庸正式得到浙大的导师资格认证,受聘为浙大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参加过主要由历史系老师组成的基层评议,“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沓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他们拒绝进行这样的评议,表示“由上级领导决定”。何坦率地指出,“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说:“浙大没有遵守学术规范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规定,评金庸为博导,或许他们只考虑了有利的一面,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浙大的学术声誉,对金庸也不利。”南京大学董健教授称这是“一场错位”。


1 田家明《剑桥观礼记》,《明报月刊》2005年10月号。


2 2005年5月21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


对于这样的批评,金庸内心并不服气。2003年7月,他在央视《新闻夜话》不无伤感地说:“我现在的想法是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的大学教授学问差不多了。”2005年他对记者说,自己正在写《中国通史》,“南京大学有个院长批评我,金庸不是科班出身,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北大有教授就认为,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是不同的。历史学家要目光很远,需要一个大的历史观,而不是考证哪一点”。问及他是否希望自己的研究得到内地史学界的认可,他回答:“能承认当然好。但有时候一旦妨碍到个人的利益,他觉得你想得太聪明了,他想不到,不肯承认,就情愿打倒你,来贬低你。”金庸对在浙大的身份特别看重,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记得他们在南大见面时,他一再“淡化”武侠家的身份,强调自己是“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递上名片说:“请不要叫我金庸,我是查良镛,我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教授。”


余英时“对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金克木说金庸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2001年,金庸到南京大学演讲,学生想要听他讲武侠,他讲的却是“南京的历史与政治”。结果,演讲不到一半,听众就起哄、鼓倒掌了。一名历史系学生对董健说:“这报告的学术水平连我们系的副教授也达不到。”台下一片叫声:“我们请你讲!”他急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场陪同的董健担心出乱子,叫主持人请同学改用提问的方式来稳定秩序。所有提问或是关于武侠的,或是关于他爱情生活的,没有一个人问及“南京的历史与政治”。1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29页。


此前1994年10月25日,在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头衔的仪式上,大家也希望听他讲武侠,他却要讲历史,讲中华民族长期不断发展壮大的规律,内容与他三年前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讲的差不多,结论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他多次提及,“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2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可在北大演讲时,则未见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关注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乃史学家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其入门及私淑弟子周一良、唐长孺以及众多再传弟子对此均有很好的发挥”。


金庸的民族融合论观点在《天龙八部》《鹿鼎记》等作品中都有体现。韦小宝生于妓院,他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等任何一族的人。他到扬州问母亲:“我的老子到底是谁?”他母亲也不知道,可能是汉人、满人、蒙古人、回族人,甚至是西藏喇嘛。对中国各民族一视同仁是金庸武侠的基调,在他笔下,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的陈家洛不仅爱上两个回族女子,最后还皈依伊斯兰教;大英雄乔峰是契丹人;《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爱上了哈萨克青年。然而,当他将武侠中的历史观形成“学术性文字”,在北大讲坛上却“未能博得满堂掌声”。陈平原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成功的一大关键”,但是,“对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太高”。3


金庸在成都给一些作家讲羌族历史时说,“羌族在历史上曾经是最大的民族”,“羌族与西南的汉人联盟,建立了西周”,还说“正在研究羌族的灭亡”。消息见报,精通文史的诗人流沙河就公开撰文批评,所谓“西南的汉人”又是大笑话,武王伐纣是姓姬的周民族领导羌族和其他七族,哪来什么“羌汉联盟”?那时哪有什么“汉人”?此外,羌族还在,还有羌族自治县,并无灭亡预兆。4


1 董健《善作秀者必虚伪——说金庸“华山论剑”》,《现代快报》2003年11月10日。


2 《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3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227页。


4 流沙河《又挑金庸》,《流沙河近作》,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144—145页。


四、“人在江湖”


2000年9月,金庸在长沙岳麓书院讲中国历史的大趋势,由湖南卫视直播,与在北大讲的大同小异。一位现场听众说:


老先生从春秋战国开始讲起,历两汉而至隋唐,结结巴巴地论述他的民族融合论,这个话题恐怕很难引起台下以青年居多的听众共鸣,老先生看来也不是很擅长长篇大论的表达和渲染,再加上口音的缘故,看来听众是听起来不算轻松,但还是保持着礼貌的安静。……再看到台上吃力的老先生……2003年7月25日,他在杭州为《金庸茶馆》创刊而举办的演讲会,讲的也是类似的话题。门票标价188元,但是杭州剧院门外有人在卖票,开价20元,还价10元即可。剧院内许多座位都空着,并没有出现爆满的场面。大部分门票都是“红石梁啤酒”送的,那几天红石梁啤酒的销量以每天150%的速度递增,许多饭店只要喝啤酒就可以抽奖,二等奖的奖品正是门票。


那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0c,是杭州多年未遇的高温。下午三点将至,金庸出现在台上,摄影、摄像记者忙乎了一阵之后,主持人宣布演讲开始。他慢吞吞地拿出一沓打印好的讲稿,开始讲中国历史。好像提到了《资治通鉴》,也提到了罗素的《自由和组织》,他耐心地循着讲稿讲,偶尔抬头离开讲稿。他的语速很慢,语调也低,有点含混,北方来的记者就不大听得明白。现场听众虽没有喧哗,但对他讲的内容,明显没有多少兴趣,场内的气氛有点沉闷。演讲持续大约半小时,参与直播的新浪网工作人员转达网友意见:“演讲太学术了,没有兴趣,希望可以自由提问。”


金庸慢吞吞地收回讲稿时,有点不大情愿地撇嘴。提问开始,气氛才开始活跃起来,但没有一个问题针对他刚才讲演的内容。大多数问题都算不得问题,或是捧场,或是邀请。


1 网文《梦底老梅树,花开慷慨红——我在岳麓书院看到的金庸》,2000年9月。


主持人刚刚讲过他是“金庸茶馆”的股东之一。他在“金庸书友会有限公司”挂牌仪式上也说:“以前有不少香港人称我为‘查博士’,我在杭州开了金庸茶馆以后,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茶博士’了。”然而,当有人问及他对“金庸产业”有什么设想,他在当中起什么作用,或者说白一点,最终他能从中分得多少钱对,他回答:


我不太了解“金庸产业”的问题,我知道目前为止他们准备拍摄动画片,动画片除了他们公司之外,还有其他地方买断我的动画片版权。文新集团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我的投资也很好,我也没有希望能在这里赚钱,我希望《金庸茶馆》能够办得成功。如果动画片能够赚到钱,如果《金庸茶馆》可以赚钱的话,可以把这个对话的平台长期维持下去就满意了。


那年春天“非典”过后,杭州要做一个“抗非”纪念雕塑,他以“半个杭州人”身份捐了一套港版《书剑恩仇录》拍卖。一个杭高学生患白血病需骨髓移植,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全班同学给这位校友写信,他捐了一套签名的武侠作品集。那天,有人问他对钱怎么看,感觉他在捐款时经常是捐书,是不是觉得捐书比捐钱好?他笑着说:“我怎么看钱?我买股票、投资老是赚钱。在杭州我曾经捐了‘云松书舍’,价值1400万。”主持人马上补充说,金庸担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不拿工资,这次演讲会不要出场费。


在西湖造屋是金庸的一个愿望,1993年3月31日他对《明报》记者说:“以前我讲过,退休之后希望在杭州有一间房子。……杭州市政府又旧事重提,愿意在西湖边上给我一块土地起房子。这是特别照顾,因为西湖边是不许建私人住宅的。我欣然接受,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思念之情。”别墅还没建成,媒体上就传出批评的声音。1996年11月4日,占地45亩的“云松书舍’竣工不久,他决定捐给政府。他说:“当时我盖这个别墅的用意就是我退休之后到这里定居,做学问,会朋友。等到全部造好后我来看,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大了,房舍的结构太精美了,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来住这样好的地方不大适合,我就捐给了浙江省杭州市政府。”


有记者问:“您都80岁了,还这么飞来飞去,是觉得自己不够有名,还是觉得钱不够多?”他的回答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外面是酷暑高温,他穿着白衬衫,系着领带,在舞台的灯光下,满头大汗,时不时接过毛巾,用力地擦汗。时间到了,人们还不想放过他。


金庸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各种热闹的场合,各地的“论剑”不断,他的动静成为媒体娱乐版津津乐道的热点。2003年10月8日的金庸“华山论剑”可以看作是高峰,《南方周末》的报道即以“金庸的节日”为题。


金庸“华山论剑”在海拔1614米的华山北峰举行,陕西电视台全程直播三个多小时,他先是乘索道上去,再坐上扎着红绸的滑竿,抵达北高峰那个小广场,被选为对话对象的包括司马南、孔庆东、张纪中、魏明伦等人。当天华山风景区封山八小时,为保证电视直播的顺利,出动了500名警察和150名武警。(第二天,他去法门寺,当地也出动了上百警力。)对此他也不大满意,当众嘟着嘴巴说了一句:“我本来没让他们封山,他们怕游客看到我会找我签名,一定要封。”


一位读者坐了十来个小时火车赶到西安,却听说华山封山,十分失望,通过旅游局的朋友关系,一大早赶在封山前登上华山,却只能在北峰旁一个小亭子里看电视直播。“真正看到这次所谓的华山论剑时,还是大失所望,领衔主演的金庸的表演颇让人失望,毕竟80岁了,颤颤巍巍,连咳嗽带喘,吐字不清,甚至有点语无伦次,还时不时老泪纵横,真难为他老人家了,与一群文化人在那里为一些典故扯东到西……”华山封山八小时,据说直接的门票损失400余万元。陕西电视台对外公布,这次活动投入的400万元已顺利回收,整个活动只赢利40万元。事先金庸希望,“这次活动不要把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东西引进来”。“‘华山论剑’不是武功上的比试,更不是一次商业炒作,它是一次文化人之间的谈论,是纯粹的文化对话,希望它能够在文化氛围中开始和结束,千万不要搞太多的商业广告。”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证实,“金庸先生在踏上陕西这块土地后,吃饭、坐车、住宿等都是自己掏钱,坚持不收我们任何的费用”。因为他的坚持,主办方陕西电视台取消了此次“华山论剑”的冠名权。


1 成岗《与金庸华山论剑》,《华西都市报》2003年10月30日。


金庸“华山论剑”之前举办了一场“碑林谈艺”,司马南说,“没有听到真正的交流,而是听到了一片阿谀之声。会上充满客套话和颂歌,没有人提出真正的问题和批评,也没有真正的碰撞、交流”。他本人也说:“还有研讨会,我希望听到贾平凹他们批评我的话,结果满场都是好话,听着是很开心,但意义就失去了。”其实,对他的武侠持尖锐批评意见的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受邀到了西安,却又被拒之门外,当然也分到了一笔不须出场的“出场费”。为什么临时改变主意?据说是有人打招呼,“不希望有不同意见出现”。王彬彬是主办方主动请来的,到底是谁“不希望有不同意见”?10月26日,金庸回母校嘉兴中学,向张印通的塑像献花,题词:“江南人文荟萃地,千秋英才从此来。”当晚,嘉兴市长在南湖渡口的醉仙楼为他祝寿,专门给他做了一件紫红色的中装,一进门就脱下西装换上。然后有男孩女孩唱越剧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请他为醉仙楼和还没有造的铁枪庙题写匾额,还请他吃菱,当地人说南湖已不种菱,不知是从哪里来的。11月23日,嘉兴学院金庸研究所请金庸写一副门联,他不用他们拟好的内容,另外写了一副:


嘉德育英九十载,兴学培才二万人。2


诗人流沙河说,七字联内竟有五字平仄对不齐,词义方面,“培才”就是“育英”,意思雷同,类似总结报告:九十年内毕业学生二万,“太浅白,太枯燥,一副拙联”。3


2005年1月,有记者在杭州问他:“以你已有的成就,可以做完全的隐士。为什么现在还是愿意频繁出席各种活动?”他回答:“一个人退隐的话,很寂寞的。我就只是在家里,一个人看看书。”“我不是隐士,也没有忘记外面的世界。”4


1 董健《善作秀者必虚伪——说金庸“华山论剑”》,《现代快报》2003年11月10日。


2 范笑我《笑我贩书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286、288页。


3 流沙河《小挑金庸》,《流沙河近作》,142页。


4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29页。


五、剑桥读博


从2000年秋季起,金庸在浙大招收中外交通史和唐史专业的博士生,并向媒体亮出了独特的收徒标准:要对历史有一定的研究,要掌握两种以上的外语,最好还会一点拉丁文或希腊文。2003年后,他招收过四名博士生。自那时以来,他的博导资格、博士生培养一直是媒体的话题,对他晚年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虽然也有严家炎、孔庆东、徐岱等人为他辩解——他们大多数是金庸的研究者,他本人也表示不为外界所动,但这毕竟刺痛了他内心最脆弱的那个地方。他多次讲到在东吴大学念书,恰逢内战,学校提早放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是他一生的缺憾,当他攀到人生的顶峰,越是没有得到过的,他就越想满足,寻求圆满。


金庸对外界的批评特别在意,“我姓查,笔名金庸,要自己把握这个‘查’字,多用功读书,化去这个‘庸’字”。“王朔先生说我是‘四大俗’之一,我写通俗,‘俗’是免不了的,对他的说话我并不在乎——有人公开批评我学问不好,我就相当重视了。不是说不开心,学问不好是事实,人家说的是事实。”2004年金庸就给浙大校长写信要求辞职,被挽留。2005年1月,他当面向浙大提出辞职,再受挽留,说要到换届时再考虑。记者问:“不换届的话,这一届你还是院长吗?”他不无懊恼地说:“是的,我没死掉,他们就当我是院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