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台湾之行(1)

作者:傅国涌

|

类型:人物·传记

|

更新时间:2019-10-06 13:18

|

本章字节:11912字

一、“失民心,则失天下”


高中以来的经历都让金庸对国民党、蒋介石没有好感。他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却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他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1国民党的腐败令金庸刻骨铭心,他认为金圆券政策是无信,因此相信陈伯达对“四大家族”的指控,认为他们“猛刮龙”,不是孔子所说的“节用而爱人”。2“一个政权长期地失民心,即使有枪杆子,这政权还是维持不了,当年国民党政府失却大陆,便是最近的例子。”3蒋介石去世,金庸的评价是,蒋一生有功有过,“大功是领导中国全国人民(包括中共在内)坚持抗日,大过是在大陆时期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十分腐败”。所以,1949年政权转换之时,金庸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直呼“国民党反动派”。这一立场以后慢慢有了变化。


1 严家炎《金庸谈读书及、电影创作——金庸答问录》,《明报月刊》1998年12月号,35页。


2 《孔夫子的话》,《明报》1962年8月28日。


3 《失民心,则失天下》,《明报》1966年11月2日。


他认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那时以来,一直注意台湾的情况。他的《明报》社评对台湾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大致上在两岸之间保持了一种平衡。他多次发表文章,反对“两个中国”,更反对“台湾独立”,他在1964年3月30日的社评《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中说:“中国人不论左派右派,均反对‘台湾独立’,决不容许有两个中国出现。”这个态度一直没有改变。1972年3月19日,他发表题为《台湾住的也是中国同胞》的社评。


1959年7月3日,《明报》创刊不久,金庸即在《蒋介石是否连任》社评中说,“不民主固然不妙,但比这更不妙的是,要由外国人来决定他是否连任。我们反对独裁、反对不民主,但最最反对的,是中国人的事要由外国人来代劳”。7月6日,他在社评《君子动口不动手》中说:“我们根本反对中国人自己打来打去……大陆与台湾问题最后终于要统一,作为中国人,问题的解决,我们希望这日子越早来越好,最好是用君子办法,俗语有云,‘君子动口不动手’。”


1960年2月21日,他在《明报》社评《民族·民权·民生》中说:“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人士,对于蒋介石应不应该连任,事实上不很关心。我们很崇拜孙中山先生,认为他生前所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民主义如果能得到重视,那么对于全体中国人都是很有好处的。……台湾想反攻大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大陆要想攻取台湾,短时期内也难以办到。”他呼吁,“双方各自努力,在民族、民权、民生这三点上力求进步。哪一面的做法对一般老百姓真正有利,人心所向,最后必定胜利”。3月3日,他又在《明报》社评中说:


我们是在香港的中国人,对于大陆或台湾的同胞,都不可存在一种轻视之心。我们虽不认为“大陆就是天堂”,或“在台湾生活自由而幸福”,或“香港人醉生梦死”,但我们承认,生活在大陆或台湾的同胞,往往比香港人更加勇敢而坚强,极大多数是堂堂的中国人。


他站在一个观察者的中立立场,就事论事,既不向着大陆,也不向着台湾。“中立”不是无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和稀泥,“中立”也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就是独立、客观、公正。1963年12月27日,针对蒋介石说宪法是台湾的“犀利武器”,他在社评《台湾的“犀利武器”》中尖锐地指出:“雷震目前尚在狱中,日前且有遭受虐待之说,单是这件事,便足以说明宪法的本质。”1964年10月22日,他在社评《总统向小民致训词》中批评蒋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在今日世界中,每个人民都是堂堂大丈夫,你做总统、主席、总理、将军,不过是担任一种公共职务,我做文员、卖货员、工人、农民,也各尽自己的责任。你有什么资格来向我训话?”他公开表示,“不赞成台湾的一党专政(事实上是蒋氏一家集权)制度”,“我们绝不赞成蒋介石再参加竞选……本报专栏中有人主张他继续当下去,这并不代表本报的意见”。“我们向来以为,民主自由的主要精义,是容忍异己。报纸上应当容许发表不同意见。”1他对终身制也有尖锐的批评。2


然而,好友周榆瑞当年在《新晚报》写《金陵旧事》《侍卫官杂记》,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人极尽讽刺之能事,几乎不留余地,金庸则有不同看法。周氏出走英国后,1963年2月25日,他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读周榆瑞兄近况有感》说,“我读榆瑞兄过去的文章,对国民党人员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伤忠厚之旨”。


不管怎样,金庸对台湾一直抱有希望。1966年9月25日,他在《台湾拘捕三名“立委”》中说,“我们一方面慨叹台湾政界贪污风气之盛,一方面却也觉得,每一件贪污案的揭发和惩办,总有助于政治逐步走向清明的途径。”1971年7月20日,台北在联合国的席位不保,岛上人心不安,他在社评中说:“外交上的劣势已不是任何外交行动所能逆转。自存之道,是在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与其竭力争取外国的‘友谊’而不可得,不如民主开明,善待百姓,以争取国人的归心。”此前他在5月16日的社评就说过,台湾是否能维持现状主要决定于三个因素,首先是,“台湾是否政治清明、经济安定,是否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


1 《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明报》1972年3月1日。


2 《台湾的“国大代”老先生们》,《明报》1972年3月22日。


二、《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1973年4月18日至28日,金庸接受台湾当局邀请,第一次登上台湾岛,进行了十天的访问。此前他与国民党从无公开来往,他的武侠长期以来在台湾也是禁书,这次访问标志着他和台湾的关系开始了一个新时期。那时两岸关系十分敏感,深谙中国传统政治的金庸自然明白个中利害,他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以普通记者身份访台。不管台湾方面邀请他的动机如何,有机会到台湾走走、看看,与台湾高层见面,是他期待已久的心愿。


当时蒋介石身体不是很健康,在家休养。“副总统”严家淦、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等政要先后与他会面,特别是“行政院长”、未来的“接班人”蒋经国和金庸有过一席长谈。早在1972年6月7日,金庸即发表社评《蒋经国当“行政院长”》,称蒋内阁起用了不少台湾本省人,应当说是一种新气象,值得赞扬。但他对蒋氏子承父职的做法并不认同。在6月9日的社评中,他认为蒋经国个人的生活倒比较有些民主作风,不大摆官架子。听一位朋友说,某晚看电影出来,见蒋经国在戏院门外买了两个茶叶蛋,剥开壳来就在街上吃,也没带卫兵,相当自由散漫。


这次见面安排在“行政院”会客室,金庸发现正中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中蒋经国陪父亲在山溪边观赏风景。另外一幅书法写着格言,大致内容是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动心忍性,忍人所不能忍。人们在背后还称蒋经国为“小蒋”,其实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材胖胖的,精神很好,似乎不过五十多岁的样子。


台湾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长,自1965年美国对台的经济援助计划终止以来,一直维持每年10%以上的平均实际增长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之一。1972年的增长率是11%,国民平均收入超过370美元,在亚洲仅次子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行政院”致力于发展经济,因此被称为“经济内阁”。


台湾人对蒋经国的口碑一般相当不差,都说他当“行政院长”后有许多革新,对他寄以重大期望。“小蒋”出任“行政院长”一年,台湾各方面都有显著进步,只在外交上有重大挫折。金庸表示,如果自己在台湾居住,也会给蒋经国投一信任票。1998年,他接受香港电台采访,回忆当年的情景,说蒋经国和他说上海话,“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蒋经国客气地请金庸对台湾多提些批评,因为已谈得很久了,他只提了一点:“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由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只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以节省些精力。”


蒋经国微笑着沉思,然后解释:“你的意见很对。只不过我求好的心太切,总想一切事情推进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里就很焦急,我亲自去督促推动,总希望大家都加一把劲。”


这种心情金庸表示理解,但他认为这还是家长式的领导,还是继承“老先生”(台湾人背后这样称呼蒋介石)的传统来办事,仍旧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目前处变的非常时期,或许暂时有这样的需要,但长期来说,这不是真正民主的工作方式。”


金庸观察到,台湾的政治气氛比以前开明,只是出于当政者主动的开明,既不是源于人民大众,也不是舆论的推动。本质上还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形式,遇到一个好皇帝、好宰相,那是百姓的运气好;不幸遇到了腐败的统治者,人民就大吃苦头。


台湾有地方选举,虽有贿选,但他听说,国民党对地方选举一般极少干预,候选人大都是当地的绅士名流或富商,基本上都是支持国民党的,不论谁当选,对于国民党中央并无多大分别。只是由此产生一个弊病,候选人都拼命花钱。落选的不但失面子,还往往耗去了大半家财,对政府不免极度不满。当选的设法翻本,贪污舞弊因此而生。虽然台湾当局严格禁止贿选,事实上却在所难免。他在报纸上就看到有人因贿选被判刑的新闻。


在与台湾高层政要的接触中,金庸发现他们没有“唱高调”,没有“浮夸吹嘘”,而是“逐渐地脚踏实地”,他对他们普遍存在的这种务实态度深有感触,从中看到了台湾的希望。首次台湾之行给他最深的印象,“不是经济繁荣,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领导层正视现实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设计和措施,显然都着眼于当前的具体环境”。1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82页。


严家淦做到“副总统”,主要是因为经济建设上的贡献。他们在“总统府”见面,从大门起踏着红地毯一直到会客室,两边卫兵持枪敬礼,严肃之至,听严氏谈话却感觉是在听一位经济学教授讲经济理论。严家淦的平易近人金庸早就听说了,并不意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从头到尾,严只谈台湾经济上的缺点,而不谈优点,如对外贸易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太大,有些工业品质量还不很好,等等。严家淦谈到军事费用负担很重,不无担忧,“但我们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我们要使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增加得更快”。严还说起,有一次他去美国遇到几个美国朋友,他们一见到他就吃惊地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以为台湾早完蛋了。”严家淦心平气和地笑笑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问起台湾有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打算,严家淦回答:“我们绝对不造,我们在军事上唯一要防备的只是中共,他们也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对中国人投原子弹,相信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投。发展核子武器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我们的钱主要用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我们在大陆上打不过他们,现在就跟他们比赛,谁能使大多数老百姓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快乐。这要很多钱,很多很多的钱。花钱去造原子弹,老百姓就要勒紧裤带了。办政治和办经济,每一件事都是选择,每一块钱都要发挥最高效用。”台湾在原子科学的研究上已有很多进展,主要是和平用途,金庸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参观,看到一座原子炉。


短短十天的行程,他的脚步是匆忙的,在桃园、新竹,他随意去看了几户农家,房屋很简陋,家具也有些破烂,但一家有电视机、摩托车,另一家有电冰箱。他感到,台湾人很有礼貌,不管是商店职员、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还是开电梯的,几乎个个笑脸相迎。这样的礼貌中有一种温暖的亲切。开汽车的遇到交通阻塞,极少有说粗话骂人的。金庸对台湾也有批评,比如什么都讲情面,买一张有座位的火车票、订一个酒店房间,往往要找关系、托熟人。一些在政府基层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很爱摆架子、打官腔,事情办不好,却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一般人不大守秩序,马路上的汽车交通更是混乱,司机对马路中心的白线视若无睹。金庸在英国治下的香港生活了二十几年,自然感到陌生、不习惯。


1 《明报月刊》1973年9月号,22页。


金庸还获准访问了金门,那是台湾的前哨,离大陆最近也是最敏感的地方。登上金门岛,他亲眼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面上和地底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闻名已久的金门事实上是一个大要塞,而且是个全民皆兵的地方。岛上六万多老百姓,无论男女,年满18周岁,一律参加军事训练,人人发枪发子弹,男子满45岁、女子出嫁后,枪械收回。金门青年人人枕头底下有一支枪,尽管当时两岸关系已不是50年代炮轰金门时的剑拔弩张。金庸认为金门是全世界最清洁的地方之一。


金门之行有军中将校陪同,一路聊天,金庸对台湾军人有了不少了解。台湾是个海岛,一切军事行动都与海洋有关,陆军指挥官也要懂气象学和海洋科学;台湾时有地震,军官还应懂地质学。有些军官读《比较宪法》,知道真正的民主和人权是什么,军人应当是民权的保护者,而不是去侵犯老百姓的人权。也有些军官读哲学、逻辑、外国历史、中国历史,“全军上下要充分明白为什么打仗,为什么一旦有战争时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访台结束,金庸写下三万字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开篇就说:“有关国家人民的事,做记者的应当忠于职责和良心,向读者忠实报道,如果只讲好话,有失报人的品格。台北当局和我在台湾的亲友看到这篇杂感时,也希望他们能谅解。”他说自己也做不到绝对客观,只是根据十多年来在《明报》写社评的态度来看问题,多多少少以《明报》大多数读者的态度来看问题。对于海峡两岸,他私人都无所企求,希望整个国家好,全国同胞的生活幸福。他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寒眼看到两岸统一:


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1 《明报月刊》1973年11月号,21页。


此文从6月7日到6月23日在《明报》连载十天,轰动一时,还出了单行本,仍供不应求。在读者的要求下,《明报月刊》从当年9月起分三期再次刊出,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三、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