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永远的故乡(1)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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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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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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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270字

一、数十年来乡愁


故乡无时不在金庸的心中,50年代他在《大公报》工作,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因父亲被杀而改变。《三剑楼随笔》中有《舞蹈杂谈》一文,他说,“我国自汉唐以后,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宋明都是太弱、气派太小)”。《马援见汉光武》一文也有借古颂今之意。1959年《明报》创刊以后,金庸强调不左不右,绝对中立,但他的社评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批马寅初人口论等,多持批评立场,如1959年8月9日的《人定胜天,天定胜人》、8月26日的《中共已解散人民公社?》、8月31日的《大跃进还是大跃退?》。1960年4月18日,他在社评《马寅初与中国人口》中说:


人口多少,有关整个国家的国运隆替,是极重要的百年大计。


1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85、135页。参考刘国重新浪博客《读金时代》。


马老先生做不做北大校长,这件事关系并不很大,但内地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口,却是一件头等的大事。


“文革”时期,金庸更是每天关注内地时局,写下了大量社评,多有尖锐的批评。


1971年以后,金庸对内地政局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这年10月,北京进入联合国,1972年,中、日建交,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内地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报》社评对内地的肯定逐渐增多。1971年4月17日的《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评中说: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中共一切对内对外的政策,认为有些措施大有可资批评之处,但近来它采取对外国政府友好合作的态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本港局面的安定。在这一点上,我们表示赞扬。


1972年1月29日,他在社评《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说:


自1959年5月20日创办以来,言论态度始终是一贯的,对中共和台湾,有时客气些,有时批评得严峻些,那决不是我们的立场有什么改变,而是两岸的政策有所改变之故。在“文革”之前、“文革”时期、“文革”之后,本报的态度有所不同,因政策大不相同,我们基本上只不过反映了广大读者的看法而已。


我们在两岸政治力量管辖不到的地方,有机会畅所欲言,代表数十万读者一泄心中的感想。如果当政者认为海外这一部分中国人完全是胡说八道,那也尽可置之不理,如能由此得悉一部分中国人的意见,说不定愚者一得,也有些参考价值。至少我们这数十万人的意见是发表过了。批评的意见尽管听来甚为逆耳,尽管其中错误可能很多,总是比一味歌功颂德有价值些。


当时,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了一部记录片《中国》,全片充满漠不关心、毫无兴奋的隔膜感,片头有一句话,这是一个“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国家”。6月5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说,在近年访问内地的外国人、外籍华人的游记或谈话中,我们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对于中国的前途,对于中国老百姓的欢乐忧患,几乎绝无例外地表示了“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他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本国人民的意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了解得最清楚,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最为关心。其次值得重视的是住在海外的中国人的意见,就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多多少少总还存着一些希望,将来或许回内地去居住生活,对于中国的一切,怀抱着‘忧虑与急迫的感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是从“爱”与“关怀”的感情中产生的。1950年北上求职失败后,金庸于1953年去过上海、杭州,在西湖六公园与同学朱帼英、沈德绪和胞妹查良璇留下了合影。他还短期地去过广东几次,到过深圳、广州、佛山、从化、新会等地,最后一次是1962年,其间他一共到过内地八次。


1973年,金庸访问台湾之后,北望神州,更是乡愁萦回:


二十四年过去了,故乡山水风物依然,人事却已全非。或许是变得更加好了,或许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改变,但午夜梦回,总是会有乡愁罢。这种心情,我们从大陆来到香港的人也是一样。飘零海外的,自不免有故乡之思。


但那时,他回内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金庸预料内地局势将变,发表了《巨大变动,势不可免》《将有渐变,而非突变》《军心所向,决定成败》《各地态度,更趋重要》等一系列社评。


从10月13日起,“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得到证实前后,他接连发表《北京发生的重大事件》《未来变化,仍然很多》等社评。18日,他在《打垮江青,普天同庆》社评中说:“廿七年来,中国内地很少有哪一件政治变动得到群众这样普遍的真诚拥戴。甚至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对此事不喜。”


他在当月20日的社评中为邓小平鸣不平,说罢免邓党的副主席和副总理职位,“是政治局通过的决议,这是不符党章与宪法的”。1977年7月6日,《明报》报道邓小平将复出的消息。7月中旬到下旬,他连续发表了《邓系人物纷任要职》《邓小平位居第二》等社评:“邓小平恢复了党政军的七个职务,而声望之隆,更是他生平所未有,隐隐有凌驾于华国锋之势。他有才干,有声望,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地方上布满了亲信旧部……”


1 《明报》1973年6月5日。


1978年12月《明报月刊》推出“邓小平与中国政局”专页,共有五篇文章。1979年3月,又有“邓小平访美特辑”。


金庸对内地开始充满期待。


1980年,他在台湾谈到大陆在文艺创作上的趋势放宽了。“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然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1981年6月16日,他在《中共历史展开新页》社评中断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标志着打倒“四人帮”以来的过渡时期正式结束。一个月后,他应邀访问内地,行程由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国旅行社安排。相隔二十年,金庸终于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


二、敬佩邓小平


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1966年9月27日,头条报道邓受批判:10月22日,报道红卫兵大字报公开指名要求刘、邓下台;25日报道刘、邓被斗达高潮,有小册子攻击刘、邓和彭真为“三家村”。12月10日,金庸在《若审彭真,意在刘邓》社评中指出:“彭真早已被搞倒、搞垮了,公审只是一种‘搞臭’行为。真正目的甚至不在搞臭彭真,而是公审彭真,意在刘邓。杀鸡儆猴,叫那些‘被蒙蔽的糊涂同志’赶快向左派投降,不可再附从刘邓派。”10月26日“自由谈”副刊刊登《我希望刘邓派获胜》,这也是他的心愿。


1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48—149页。


1973年4月13日,《明报》报道邓小平复出的消息。次日他发表社评《邓小平又做副总理》。1976年,邓再次下台,挨批,《明报》大量报道,阅情他的遭遇。


1977年7月25日,邓复出不久,他称誉邓,“能干而刚强,坚韧的性格,当然是不会改的”。邓一生起起落落,沉而复起,是金庸最仰慕的两个当世人物之一,当年内地批邓很激烈的时候,他曾听人说,邓对批判的反应是:“聋子不怕天雷打,死狗不怕滚水淋。”


金庸很钦佩邓小平的硬骨头,认为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侠中的英雄人物。“单是刚强,当然不够……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他当面对邓说:“我一直对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很感荣幸。”这不是虚假的客套,而是金庸内心的真实想法。


因为迟到了几分钟,邓小平已在门口迎接金庸和家人,金庸随邓从大门走进大厅时,邓称赞他的武侠:“好得很,我也很爱看,每天都看这么几页!”他回答:“那没有什么价值,当作娱乐消遣吧!”邓说:“讲中国人的英雄豪杰,好得很啊!”1在他听来,即使在邓随后的谈话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气。邓说:“我右耳有点聋,请你坐在我左边。”坐下之后,邓说:“对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报》时常有独特的见解,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他回答:“是。有些看法并不相同。”


那天金庸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邓小平只穿着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对他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所以金庸把外衣脱下了。


谈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视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邓回答:


1 《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35页。邓的女儿邓楠告诉他:“我爸爸很喜欢看你的,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金庸图录》,《紫荆》特刊2009年第1期,14页。


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


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


金庸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邓回答:


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一百二十多国,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金庸说:“是的。许多年前,在‘文革’时期,我写过几篇社评,希望周恩来总理节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西哈努克到北京来,周总理总是去机场欢迎,举行宴会,敬酒,就不大必要。”1972年8月19日他的社评《人民第一,外宾第二》称:“周恩来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虽然精力过人,但这样的消耗体力和精力,长期如此,总会支持不住的。……不应当让外国客人占去他太多的时间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娱乐,什么事都不做,也胜于日夜不休地接见外国客人。”


邓小平在会谈中客气地问金庸:“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他坦言:“主要的意见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邓表示:“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


一个是三落三起、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二十多年来常常执笔论政的报人,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不用外交辞令,没有什么拐弯抹角,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讲到“文革”,邓说:“中共过去犯了重大错误,现在我们自我批评,自己纠正错误。自己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是非常重要的事。”“‘文革’之前,党有很大威信,大家相信党,听党的话,很守纪律。那时也搞经济调整,下放两千多万名青年下乡,根本没有问题……但十年‘文革’,不但没有党的领导,甚至没有了党。”金庸却不这样认为:“我想这件事中,多多少少会有强迫的成分。”“党虽然有威,却未必令人敬服爱戴。最好用物质鼓励、优惠条件等来使人心甘情愿去做任何事。”不过他当面没有说出来。谈话结束,邓小平对金庸说:“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一直送到大厅外,又站着谈了一会儿。


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都作了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件事,港澳报纸更是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轰动一时。他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地赞成。”2


他根据记忆将那天的谈话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为题刊登在8月25日的《明报》及《明报月刊》9月号,《明报月刊》同期还发表了《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记者问及他对邓的主张与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


他重视实际,不相信教条,这应当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关键。他的“白猫黑猫论”是众所周知的。


1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5、9—10页。


2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87页。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


记者问:“你认为邓小平留前所推行的政策,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唯一道路?”他回答:


这要从各种实际条件来看问题。第一,我相信出国内地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过内地个人自由大大不够,共产党搞经济缺乏效率,不能尽量解放人民的生产力,过去所积累的左倾思想与作风太严重。我个人赞成一步一步地不断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决问题。在这些具体条件之下,邓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比之苏联、波兰、东德、北韩这些共产国家都好得多。我衷心盼望,依着目前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终于能将马列主义教条、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各种各样的恐怖政治运动全部抛诸脑后,以中国人务实的方式,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幸福而自由。


这是金庸与邓小平唯一的单独见面,邓始终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杰”。1992年,他在伦敦对蒋一樵(陶杰)说,“邓小平虽是共产党人,但却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且一向具有中国人的实用态度”。“邓小平的为人,甚谙人情世故。所谓人情,无非是中国社会中各样复杂的关系;世故,亦不外种种历史经验的总结。”11997年,邓小平去世,他回想当年邓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他说:“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