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明报》初创(1)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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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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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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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726字

一、同学沈宝新


自1946年进入杭州《东南日报》,金庸已在报界摸爬滚打过十多年,几乎熟悉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1955年以来,他的武侠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受到读者欢迎。据《香港商报》调查,他的有三万读者。当时香港盗版成风,他的武侠连载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盗印单行本,速度之快让原定结集出版的三育图书公司措手不及。就在这时,他和分别多年、正在经营印刷业务的老同学沈宝新在香港意外重逢,沈建议,与其给别人盗印小册子发行,不如自己来印,自己发行、赚钱。说干就干,他们决定合办一家刊载武侠的十日刊《野马》。1938年,他们在丽水碧湖,初中三年级起就是同班同学,金庸是级长,沈宝新喜欢打篮球,是级队的选手,比他大好几岁。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的档案中,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的军训名单记录:


1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40—41页。


沈宝新 秋一年级 十八岁 吴兴人金庸回忆:“我们两人是初中、高中同班同学,沈宝新先生比我大几岁,所以当时并不是很熟悉,他是大朋友,我是小朋友。后来在香港碰上了,老同学相见,自然很亲热,以后大家就常来往。”2


吴兴即浙江湖州,沈在浙江大学读的是农业专业,抗战胜利后,在中国邮政、储汇局银行工作,积累了银行、财务工作的经验。1946年到香港,在印刷厂任职九年。3他说一口江浙口音的广东话,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随和、够义气的人”,人际关系好,对朋友重情义,又懂经营管理。1959年初,他们注册了野马出版社,准备办一份十日刊,以刊登武侠为主,从《庄子·逍遥游》中取“野马”为刊名。


当年3月,《野马》筹备期间,他们在九龙尖沙嘴弥敦道的文逊大厦租了一个写字间,只放得下四张书桌。他们请了《长城画报》编辑潘粤生担任编辑。4就在这时,报贩建议,与其办十日刊或半月刊,不如干脆办一份日报,天天出版,更容易赚钱。金庸犹豫了一番,决定办日报,《野马》不太像报纸的名称,仿效《成报》取单字很成功5,他也想起一个单字的报名,潘粤生提出“明”字,取“明辨是非”之意,他说也有聪明之意,经过一番推敲,决定取名《明报》,以“野马”为副刊(名为“野马”)。关于报名,他后来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1他们请书法家、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制片主任王植波题写的报名,一直沿用至今。金庸并不知道中国报业史上至少有过六个《明报》,1911年、1922年、1931年的上海,1925年、1945年的北京及1932年的苏州先后出版过以《明报》为名的报纸。2


1 杭州市档案馆藏,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档案。


2 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401页。


3 《明报》1989年5月20日,张圭阳《金庸与报业》,50页。


4 潘粤生,广东惠阳人,1935年生,中学时给金庸主编的《新晚报》副刊和《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投稿,其影评得到金庸赏识。中学毕业后,金庸推荐他到《长城画报》当助理编辑。先后出任《新明日报》《明报周刊》《明报晚报》《明报》总编辑。


5 《成报》为何文法1939年5月1日创办,最初每天出一大张,以画刊取胜,仅半年销量就跃居首位。太平洋战争后停刊,1945年10月复刊,至1959年成为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查传诗(查良镛长女)与沈宝新夫妇


《明报》最初由金庸出资三万港币,沈宝新出资两万港币。这五万元三四个月就花光了,金庸又投入五万元,共出资八万。《大公报》老同事、广告部主任郭炜文曾出资一千五百元,占的股份很少,1961年《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要郭退股,金庸连本带利都还给了郭。《明报》从此只有两个股东,金庸占八成,沈占两成。


1959年5月20日是金庸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明报》正式创刊。创刊号标明:本港零售港币一毫,督印人沈宝新。他执笔的发刊词标榜“公正、善良、活泼、美丽”:


《明报》是一张同人的报纸,也是一张读者的报纸。


……它是读者的报纸,因为我们办报的目的不是要宣传什么,也不是为什么商品做广告,我们只是希望能办成一张精致的、生动的、健康的小小报纸,为那些喜爱精致、生动、健康事物的人所喜爱。


我们的信条是“公正、善良、活泼、美丽”。我们决心要成为你一个甜蜜的知心的朋友,跟你说说故事、讲讲笑话,讨论一下问题,但有时候,也向你作一些温文的劝告。3


这一年他36岁,南下香港第十一年,他踏上了前途莫测的创业之路。


《明报》第一天印了8000份,没有卖完,最低时跌到了6100份,发行了四个月才开始回升。金庸说,出《明报》主要是一种生意上的考虑,当时谁都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业,旧同事、老朋友在背后人人都说:“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他却想,反正没有多少家产,就是“倾家荡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1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5—116页。


2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699页;张圭阳《金庸与报业》,40—47页。


3 转引自张圭阳《金庸与报业》,53页。


《明报》创刊号


《明报》初时只是一份四开一小张的报纸,属于名副其实的“小报”,头版刊登社会性特稿,二版是副刊,也会登,三版是重头戏,连载金庸和其他人的武侠,四版是杂文,小品、漫画等,没有新闻。他选择办这样一份小报,或许与他初到香港时,发现港人的读报口味令人“又好笑又好气”有关。《大公报》同事马廷栋有一天吃饭时说起,有个香港友人说:“贵报虽然有些地方不及人家,但有一次登了一条别报没有的新闻。”马受宠若惊,忙问什么新闻,对方说:“那次九龙发现一条一尺多长的蜈蚣,只有贵报上有。”2相隔十一年,也许金庸已淡忘此事,但港人的读报口味他是熟悉的,他有意无意地迎合他们。


不久,《明报》迁到中环娱乐行五楼二室,白天是商人的写字楼,晚上做他们编辑部,每天凌晨离开时,都得收拾干净。两个月后,又搬到中环德辅道中239号四楼。3最早的员工只有三个人,金庸是社长兼总编辑,还是主笔,负责编辑部的工作,沈宝新是经理,负责报纸经营,是营业部唯一的员工,谦称在报馆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有如整部机器中的螺丝钉,编辑只有潘粤生。后来请了校对戴茂生和办公室助理叶云(原名叶汉辉),诗人何达做过短期的第四版编辑。由于人手不够,金庸的妻子朱玫在《明报》跑过香港新闻,成为《明报》最早的女记者。


二、《明报》定位


办报毕竟不像写武侠,一份新报纸一无背景,二无雄厚资金,要在报刊林立的香港站稳脚跟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人说,“办不了多久吧”;有人断言,“一两年内一定倒闭啦”!


1959年的香港尽管经济还算不上繁荣,但报业竞争已够激烈。单就日报来说,左派除了《大公报》,还有1948年9月创刊的《文汇报》、1952年10月创刊的《香港商报》、1955年创办的《晶报》(原名《明星日报》,1957年改名)。亲国民党的有1949年创刊的《香港时报》以及老牌的《工商日报》。此外大多数报纸处于中间立场,如1925年6月创刊的《华侨日报》,1938年8月创刊的《星岛日报》,1939年5月创刊的《成报》,等等。还有《南华早报》等英文日报,其中也有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之分。背景各异,左、中、右分明。光是50年代新办的报纸就有85家,平均一年新办85家,大部分为中文报纸,但能坚持十年以上的凤毛麟角,至今仍在出版的仅《明报》《新报》《晶报》等寥寥数家。1 金庸《拼了命出版<明月>》,《明报月刊》2006年1月号,50页。


2 查良镛《来港前后》,《大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日。


3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48页。


在报界默默耕耘了十多年的金庸有自己的考虑,他离开《大公报》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左派色彩过浓,他不会走这条路;他对国民党也没什么好感,保持中立是必然的选择。“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2


6月6日,《明报》出至第十八期,改为出对开大张,头版改为国际新闻和社评,二版为“银百合”副刊,三版还是“野马”副刊,四版为香港新闻(从第二十九期起,国际新闻改到第四版,港闻放到头版,社评有时也刊登在四版)。当天,他在《我们的立场》社评中提出“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不再提“美丽”“活泼”:


我们曾在“发刊词”中说明,我们拥护“公正与善良”。这五个字,就可以说是我们的立场。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地改善。


这是《明报》资料室现存的最早一期《明报》。据说金庸愿出资二十万元高价收购《明报》创刊号,但没有结果。1倒是电影界有人收藏了最初的《明报》。


1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30页。


2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6页。


为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明报》出版四十多天后,7月1日,在第二版开辟“明报之友”专页,刊登读者来信和他们的答复,并邀请医生和法律、心理、社会问题方面的专家解答读者的问题。当天刊出的《致读者》说,要成为读者与编者、读者与读者之间互相沟通意见、交流情感的园地。


金庸多次表示对左转后的香港《大公报》的不满,力图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香港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自由的空间,从地理上说,这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却是一个典型的世界自由港,左、中、右各派力量都有发言的机会。


香港是一个政治斗争很尖锐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都有。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任何力量想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抗拒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可能读者在短期内注意不到,但长期下来,读者就会了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2


他不断重申《明报》“不左不右,绝对中立”的立场,“以前的《大公报》反映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确是《明报》的楷模,但《明报》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1947年,他迈进上海《大公报》的大门,老《大公报》“不党、不盲”等可贵原则深刻地影响了他。“很多技术问题都是我从《大公报》学来的。《大公报》本身有个传统,什么文字可以用,什么文字不可以用……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卖,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报纸不应该歪曲事实,应该讲真话,不好讲的可以不讲。”他自称,“心向往之,时作东施之效,只恨才识难追前贤,时有画虎不成之憾,但所作的努力,总朝着这个方向”。正是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金庸传承了老《大公报》未竟的理想,《明报》的成功隐约可以看到某些老《大公报》的影子,比如坚持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援,他说,“在这情形下,我们就能毫无顾忌地公正不偏,就会得到最广大读者的支援”。


1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09—110页。


2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204页。


1959年10月16日,标榜中立的《循环日报》复刊,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说,“全港报纸非左即右,真正中立者唯《明报》一家,本来势孤力弱,发言无人响应,大有孤芳自赏之感”。1960年2月17日,他在社评中说,“本报向来主张和气生财,不反对国民党,也不反对共产党,不骂美国,不骂苏联”。5月20日,他又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社评中说,“在政治上我们力求中立,决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他以后津津乐道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其实要等到1962年6月“自由谈”副刊诞生时才提出,1966年1月,《明报月刊》发刊词也以此为编辑方针,以后作为《明报》的报训。1980年,他在聘请董桥为《明报月刊》总编辑时,聘书上就提醒说,必须“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正评论之方针执行编辑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做了七年《明报月刊》总编辑、八年《明报》总编辑的董桥说:“我虽然无权判断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查先生给我的提示,却一直没有轻心淡忘那几句话的重量和真谛。”三、筚路蓝缕


《明报》初创之时定位还不很清晰,压倒一切的是生存。当时,持中间立场的大报如《华侨日报》《星岛日报》等层次偏高,远离普通读者的要求和趣味,没有大资本撑腰的《明报》不可能冒险走这样的路子。金庸也不愿接受《超然报》《响尾蛇》《响尾龙》这些小报的低俗、色情路线,试图在大报和小报之间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介于严肃和轻松之间,既发表武侠、香艳,又有严肃的社评、香港社会新闻和国际新闻,最早的读者以普通市民为主。


不少人批评《明报》的报格摇摆不定,两面不讨好,这样下去迟早会关门。为了《明报》的生存,金庸和沈宝新绞尽了脑汁。金庸除了不断地写武侠、写社评,还要负责报纸的编辑工作,多方挖掘、罗致人才,提高报纸的吸引力。沈则从提早出报以及发行、广告上下工夫,常常半夜三更起来去印刷车间给工人递烟。


1 陈子善编《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655、656页。


从1959年到1962年,这三年是《明报》最艰辛的草创时期,金庸一次次想起香港流行的说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劝你拍电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劝你办报纸。”1他为报纸的前途苦恼不已。《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朱玫)两个人喝。”


当时《明报》在中环,金庸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须过海,渡船有两种,一种是天星小轮,一种是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当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乘电船仔渡海,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船费比较便宜。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当年的艰苦可想而知。咖啡、渡船不过是其中两个平常的故事。那时,金庸对老同学沈宝新有所倚仗,虽然金庸是大股东,但在老员工看来,他们两个股东的权力却是均等的,甚至有金庸怕沈的说法。金庸在家中请客,如果沈还没到,他也不敢开席。2潘粤生记得:“在德辅道中时,《明报》前景还很不明朗。有一天黄昏五六点的时候,大家工作得很累,查良镛说去‘游电车河’吧,于是我们由上环坐到铜锣湾总站,再坐回来。当时查良镛说办报纸很辛苦,希望大家办好《明报》,把《明报》作为自己的事业,永不分手。”


四、《神雕侠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