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除恶惩奸,携手合作(2)

作者:池昕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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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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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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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154字

于是他和他的密友、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将军谈起此事,胡也有同感,乃由廿七军军长范汉杰具呈军委会,请求派一熟悉晋东南情形的专员,前往太行山,协助军队工作。军委会批交军统局办理。戴雨农把这一项艰巨的任务,交付给山西人乔家才。


当时,戴雨农除了派乔家才赴太行山,同时也派刘培初去湖北恩施的第六战区工作。乔和刘,都担任过军统局督察室主任,也都有一种严厉的性格,往往声色俱厉,不顾一切。戴雨农用其所长,大度包容,可是出外应付复杂环境,所与共事的人物,品类大异,各人的心性不同,不可以军统局的情形去衡量别人。


因此,戴雨农借替他们饯行,把酒畅谈的机会,以轻松的谈吐,对他们加以匡正。诱导他们对任何事情,不要仅看到局部的或者一时的缺点,就对整个的事态,有一种悲观的看法和责难的论断,而必须从大处看从好的一面看。同时,希望对一个人或一件事能够改正缺点为优点;在纠正的方式上,也有比严厉批评更好的方式。他并且说个比喻给他们听,他说:


“我们军统局的高级干部湖南人最多,浙江和广东人次之,山西人最少。如果以山西人的生活习惯来看湖南、浙江、广东人,你能看得顺眼吗?”


“一个人也需有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的度量,我们对于一个人,不能求其全。只要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就够了。”


他这番叙谈,既不伤乔、刘的尊严,也达到了训导的目的。乔、刘了然悟之,很愉快地向他辞别,各自踏上征程。


1940年,乔家才以军统局晋东南站站长的身分,自重庆携带无线电机出发,途径西安、洛阳两地,选调了十个人,同往太行山。


范军长见到乔家才,看到戴雨农带给他的亲笔函件,非常欢迎,当即宣布他为廿七军军部参谋处副处长兼设计委员会的视察专员。当然,这项职位,只是一种足以使他开展工作的合法身分而已,并不要求他真的去参加参谋工作。


军区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廿七军的设计委员会,由军长、军参谋长、各师师长、党部专员、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书记所组成;另设一主任,负实际责任。各县县长,由设计委员会委派,但事实上由军部和各师所瓜分。虽说表面上已构成一个战地政务的形态,但是所推行的地方行政,除了征购粮秣、兴办学校和出刊报纸,有较好的成绩以外,其他加强军民合作、发动群众力量等等,乃是徒有虚名。


而最成问题的,却是关系军区生死存亡的军事情报。当时,军中的情报,完全依赖部队的谍报组,而谍报组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智识水准与技能训练也不够理想。有些便衣人员,进出敌前敌后,往往与地方上坏人相互勾结,为非作歹;稍不如意,就诬指他人为汉奸。以致人民对便衣情报人员,存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哪里还能搜集到可靠的情报?更严重的是有些便衣人员,甚至还被汉奸收买,出卖情报给敌伪。


因此,乔家才认为要完成太行山的特种任务,改善情报工作,实为当务之急。他决定一方面以军统局的工作人员为中心,在各县建立属于军统局的秘密情报组织;另一方面则设法健全各县党政机构的情报工作,而以筹办短期训练班为开始。


在范军长的大力支持下,短期训练班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加上灌输新的观念和技术给他们的部下,部队的情报业务也开始面目一新。


加强军民合作,太行山已经有个设计委员会的组织,这与“华北督导团”不同,何况,“华北督导团”是直属军委会的公开机构,有团员五百人之多,而军统局的晋东南站,只是个秘密情报机构,乔家才本人只是设计委员会的视察专员。因此,这项工作,必须因势利导,相机推动廿七军自身在这方面多所努力,力求改善,而不是每件事情都要由乔家才和东南站来直接参与处理。


不久,一件足以改善军民合作关系的事件发生了:乔家才奉范军长命令,调查游击队和“联庄会”的冲突纠纷。


当时在太行山区,廿七军指挥两个游击纵队,分别活动于河南省的辉县与修武。纵队的编制很大,纵队长是中将军衔,担任司令官的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老前辈,可是纵队的兵员并不多,素质也不齐,纪律也不好,要粮要钱,增加人民很大的负担。


河南的民众非常强悍,为了自卫,大都有武器、有组织。辉县的沦陷区,就有个“联庄会”的组织,曾经向辉县县政府备过案。本来对国军抗敌防共都是有帮助的。可是,却因为受不了活动于辉县的游击队的征粮骚扰,以及便衣谍报人员的欺凌勒索,以致常常发生纠纷,甚至在少数人的激愤之下,秘密处决了几个便衣人员。一时双方矛盾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于是,游击纵队的张司令一再向廿七军军部报告辉县的“联庄会”是汉奸组织,杀害纵队队员。军部转报第一战区长官部,长官部转请河南省政府查覆。省政府根据辉县县政府的报告,答复长官部,说明“联庄会”不是汉奸组织,而是游击队纪律太坏;“联庄会”为了防止他们的骚扰,是种出于无奈的“自卫行动”。


双方各不相让。游击队为了报复,为了催粮,竟然把“联庄会”李会长的儿子捉上太行山,扣押在司令部,假以汉奸罪名。“联庄会”当然不服,气愤汹汹的轰闹起来。此事如不迅速合理解决,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


乔家才奉命之后,派河南人杨庆明深入敌后,做公正而详实的调查,彻底地了解真相。


原来辉县县政府为了供应国军的军粮,不得不利用“联庄会”的组织控制敌占区民众。“联庄会”既然居住在敌占区,又要向国军供粮,就不能向敌伪应付;如果从某一种角度说他们是汉奸组织,那也不是过份,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怀疑。而且,游击队勒索骚扰,有人失踪也是事实。


但无论如何,把李会长的儿子捉上太行山,当作汉奸扣办,激起众怒,总不是办法,同时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向范军长建议“不要为了游击队的问题,而损害到军民感情”,主张把李会长的儿子释放回去,双方和解。


可是军部既已经向长官部报告过“联庄会”是汉奸组织,现在又和解,多少有点出尔反尔的顾虑,加以游击纵队张司令的坚决反对,他的建议没有被接纳。


可是,他并不灰心,而再接再厉的进行疏解劝说,尤其对张司令,除了阐述“抗战是离不开民众的;激起众怒,陷国民于不义,是最要不得的”道理以外,还把戴雨农勉励他:“一个人也需有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的度量”的话头,复诵给张听,并且加以引申发挥。张司令感悟之下,欣然接受他的劝告,赞成和解。


于是,由廿七军下达命令,立刻释放“联庄会”李会长的儿子,送到军部;由乔家才派杨庆明护送交辉县县政府,并且责成戴县长,严戒“联庄会”不得再有危害游击队人员的情事。如果游击队人员确有不法行为,可以押送军部,一定秉公法办。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由于“联庄会”和游击队冲突事件的和平解决,使太行山区的军民合作,无论是精神的启发灌注,以及业务的改善增强,都发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联庄会”的民众,对于此后军统局的搜集情报和爆破行动工作,也充分予以掩护和支援。


从1941年2月起,日军连续进犯黄河北岸的三个山区。等到战事结束以后,虽然廿七军仍然返回以陵川为中心的防地,仍有足够力量保卫太行山。可是,乔家才却发现军政的配合不够,于是,他和范军长讨论此一问题。


本来,地方行政不仅是替军队征购粮食,还要联络敌区民众,帮助我军,对付敌人,可是各县县长都是由驻防的各师所派;他们本来是军官,又不是当地人,所以军政的配合,平常就做得不够;再加上战事发生后,部队一撤退,县府也跟着走了;使地方上成为无政府状态。因此,乔家才向范军长建议改由当地的地方人士当县长。


范军长和所属的三个师长都很尊重乔的意见,于是,除了陵川不是敌区,由军长委派杨玉钰担任县长以外,其余壶关的马子骏、长治的聂吉甫、高平的姬梅轩、晋城的张子仁,都是由乔推荐的。


各县的行政组织调整以后,首先乔和他们确定一个原则:县政可以以军队武力为后盾,但不完全依赖他生存,而必须设法以县的民众为基础,依赖民众以生存,所以决不应有随军队进退的打算。在此原则之下,他们都能把行政推行到军队的步哨之外好几十里,直接接近敌人的地区,成了军队的外围;每天过着战斗生活,随时警戒,随时行动。其中尤以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发挥的作用最大。


敌占区的民众,往往自动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前来接洽送款,提供敌情动态。因此,不但太行山区的军政配合和群众运动工作向前迈进一大步,而且也可对军统局的打击敌军有很大的帮助。


戴雨农自从派乔家才赴太行山以后,为了加强敌后的组织发展,联系工作,即从各方面不断给予支援。除了把原来设在晋东南的若干直属组织配属给乔指挥,还陆续的从后方增派无线电台和新受训的青年,输运枪支弹药和爆破器材。乔有了充裕人力物力,加上他在山区对军政配合和接近民众的努力,局面已经打开,因此,很快的在长治、高平、晋城、修武、辉县、新乡、春城、兰封等地,建立性质不同的特种工作组织,除了经常搜集情报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敌军的行动破坏上,以配合军统局全国性的打击敌伪。


在许多袭击敌人、破坏交通和矿井的事件当中,最使敌军疲于奔命而感到束手无策的,就是有计划的大规模破坏敌军军用电话线。军统局的工作人员,联合当地的军政人员和敌区的民众,在乔家才命令之下,曾经在一个夜晚,把敌军在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架设的电话线,全部割取下来,运回太行山区。并且利用这些电线,架设起以廿七军部为中心,向东通到太行东区的新五军,向南通到修武县政府的电话线。


敌军为了防止电话线再被破坏窃取,想出很多毒辣方法,比如责成当地民众负责看守,否则加以残害;以及在电杆上绑手榴弹,下面埋地雷炸药等等,都因为敌区民众充分和军统局人员合作,而能事先防范,避免受到伤害。


敌军电话线一再被破坏,毫无办法,居然以长治司令官名义,用飞机投一封致范军长书信,大意为:“你强迫支那良民破坏我们的电话线,你们中央不应有此行为,希望此后不要再来破坏。”


乔家才建议范军长,用副官处蒋处长的名义,回复敌军一封义正词严的函件:


“破坏电线之事,是出于中华人民的爱国心和复仇心。因为你们行不义之师,侵犯我国,到处奸掳残杀。今后不但继续破坏电话线,而且还要阻绝你们的交通,截断你们的粮源。如果你们想保全性命,最好放下武器,赶快回日本去。”张“大帅”也得除


八一三之后,中日两国军队从上海一直打到武汉。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一方面由于国民的压力,指挥抗战,战场规模越打越长;一方面与日方秘密和谈,谈判也越谈越深。戴笠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扮演了一个既是除奸杀手,又是和谈能手的重要角色。


早在戴笠从香港撤退到武汉不久,就开始下令各沦陷区的潜伏组织积极展开除奸活动。


展开除奸活动较早的是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这年年初,戴笠从汉口发电报给陈恭澍,命令他制裁伪华北临时政府头子王克敏和汪时景。陈恭澍奉命精心筹划准备,于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57分,在北平煤渣胡同东口,对乘车行驶的王克敏实行狙击,但王克敏仅受伤,而与他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却被当场打死。事后,参加狙击的行动特务兰子春、徐自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遭到杀害。


开展除奸活动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上海。上海沦陷后,汉奸活动猖獗,戴笠电令军统上海潜伏区长周伟龙,指示他对与日本侵略者为虎作伥的卖国巨奸坚决进行制裁。周伟龙受命后,立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先后将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周凤岐、伪外交部长陈录等汉奸击毙。


戴笠对上海局势最为担忧的是张啸林的叛变投敌。蒋介石在西撤上海前曾多次交代戴笠,“上海的阵地不能丢失”,并要戴笠动员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离开上海到内地。


结果,黄金荣以年老体弱为借口,不肯离沪;张啸林则认为杜月笙走后,正是自己独霸上海的良机,故也不肯离沪。日军攻占上海后,很快看中了张啸林在上海的势力,要拉张啸林维持局面。张啸林本是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帮会流氓,于是一拍即合,欣欣然当起了汉奸,并建立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为日军的经济掠夺效劳,乘机大发国难财。


张啸林在上海的一举一动,杜月笙在香港、戴笠在汉口都十分关注。


从杜月笙来说,他深知黄金荣已经老朽昏庸,在上海难成气候,唯张啸林野心勃勃,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况杜在上海的帮会势力,张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假若张翻脸不认人,这就会严重威胁到杜在上海的地位和利益。但是,杜顾虑到与张结拜兄弟的名声,还不想对张立下杀手,以免在江湖上引起非议。


从戴笠来说,他深知张啸林的恶势力遍布上海各个方面,在租界内也有一批门徒。如果让他和日军结合在一起,“孤岛”租界就会很快被汉奸势力把持,军统在上海的处境就会更加艰难,甚至会被完全赶出租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考虑对张啸林应有个对策。


要制裁张啸林,没有杜月笙的理解和支持是不行的。于是,戴笠于1938年5月利用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国民党各省市负责人谈话会的机会,电邀杜月笙到汉口。


在谈话会的间隙,戴笠宴请杜月笙,并邀请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陶百川及杜月笙的心腹弟子、上海市党部委员陆京士、汪曼云作陪。


戴笠要设计对付张啸林,不与杜月笙私下秘密讨论,却要等杜的弟子学生在场的情况下提出来,这在戴笠来说,本是看透了杜月笙的心事。戴笠是久经江湖历练的人物,素知杜月笙这种靠“帮”吃饭打天下的帮会人物讲究沽名钓誉,重视江湖名声。现在有陆、汪等人在场作证,可见得将来传闻出去杀张之谋出自戴笠,与杜无关,而杜却可以从中斡旋。


席间,戴笠与客人先谈了一番风花雪月、东南西北。饭后,吴开先、陶百川先后辞退,席间只剩下杜、陆、汪3个人。


于是,戴单刀直入地对杜说:“杜先生,大帅(张啸林)是不是转不过身来?”


杜则谨慎地回答:“这也谈不上转不过身来与否,我想或许还是由于我们相隔较远,传闻失实吧?”


杜的语气重在替张做辩解,以表明自己与张无关。


戴笠听了杜的话,双手在胸前打了个八字,唔几声,在室内的地板上兜了两个小圈子,又突然用右手拍拍杜的肩胛,说:“杜先生,你要大义灭亲!”


陆京士、汪曼云见此情景,神经也紧张起来。


杜似乎很激动地说:“我的人决不杀他,毕竟我们是结拜兄弟。”


杜的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戴笠一时不好相强,但心中却认为已达到了目的。


于是,戴把话题一转,直接对从上海沦陷区赶到汉口开会的汪曼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