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道封锁线是阳明洞、玄天洞所在县、乡的行政及保警系统。戴笠先后保荐军统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祯任息烽县长，派看守张学良特务队的骨干特务邱秀虎任修文县保警大队副，代大队长负实际责任。后来，戴笠发现兼任大队长的修文县长胡立五与中统有关系，与军统若即若离。经报蒋介石同意，保荐军统特务王崇武任修文县长。这些特务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利用所任公开职务的便利，调动行政保警力量，配合刘乙光、李家杰等人做好看守张、杨的工作。

不久，戴笠认为不仅要控制息烽、修文两县的行政保警力量，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对贵州全省军警力量的控制。于是调邱秀虎为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到贵阳搞公开侦缉工作。修文县保警大队副则由军统特务熊仲青接任。结果，邱秀虎在贵阳的寓所，成为修文县看守张学良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

为了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力量，戴笠报请蒋下手令，任命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傅仲芳兼任贵州保安处长，掌握全部地方武装，傅仲芳按蒋、戴的交代，亲自到修文、息烽视察，了解和询问看守张、杨的情况，拟订应变措施，以防不测。

第四道封锁线是由军委会特务团组成。张、杨分别移解修文、息烽后，戴笠担心消息泄漏出去，张、杨旧部会联合营救，就请示蒋介石同意，调军委会特务第四团加强对张、杨大外围的看守任务。团长张止戈按戴笠的指示，把团部设在息烽县城，修文则派徐启龙的一个营驻守。

尽管如此，戴笠还是不能放心。又进一步增调军委会特务第二团驻息烽专事监视玄天洞，增调军委会特务第八团驻修文专事监视阳明洞。特务团均按戴笠的要求，在张、杨住地的外围建碉堡、设岗哨，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盘查行人，把阳明洞、玄天洞围得铁桶一般。

第五道封锁线是由军统特务控制修文、息烽两县的邮电通讯及当地的情报治安和联络部门。张学良到修文后，戴笠规定寄出函电都要经过刘乙光和驻修文邮检特务的检查方可发出。外面寄给张、杨的函电，除蒋介石、宋美龄的函电不准检查外，其他任何大员的函电都必须扣压检查。至于报刊书籍中涉及到张、杨消息的，则一律扣压不送，进行销毁处理。凡发现有可疑人给张、杨寄送函电的，则必须派特务对寄送人进行秘密调查，重要情况须立即向戴笠呈报处理。

除了五道封锁线之外，戴笠还对刘乙光、李家杰分别单独传达蒋介石的密令，如一旦发生意外，来不及应变，则由刘、李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副官、保姆等人下杀手，统统打死，绝不能让他们被活着救走。

1939年2月下旬，戴笠到贵阳办事完毕后，在返回重庆途中顺便拐到阳明洞去看望张学良。

戴见到张后，第一句就说：“雨农代表委员长问副司令好。”

张苦笑回答说：“委员长日理万机，还记得我这个被囚之人，谢谢！”

戴和张海阔天空地闲聊了一会儿，因事急着要走。

张在送戴时，对戴说：“我想及时知道外界的情况，能不能给我送台收音机来？”

戴沉思良久，才答非所问地说：“可以多选些唱片和书刊送来。”张知此事已不可为。也就不再言语，心情忧郁地返回卧室。

张、杨在修文、息烽，因交通也还方便，戴笠每年都要抽出一两次时间到阳明洞、玄天洞看看张、杨。其中，看张的次数和时间要多些，毕竟他俩的关系要密切一些。

有一段时间，张心情烦躁，经常发脾气，甚至流露出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每遇这种情况，戴笠总要备一些礼品，抽时间到修文来看看张。如抽不出时间，则写一封信，派总务处长沈醉或其他大特务带上礼品代表他去看张。如果还不能使张的情绪安静下来，戴则请示蒋介石批准，派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由军统人事室主任李肖白陪同，一起去看看张。每次用两三天时间陪张谈谈外面的情况，缓解张的情绪。

每当此时，李肖白总是寸步不离，以防他们私下达成什么默契。李完成任务后，照例把张、莫谈话的内容向戴笠详细汇报。而杨虎城是得不到这些待遇的。

戴笠每次去看望张、杨，表面上了解张、杨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实际上是检查对张、杨的看守情况。因此，戴每次在修文和息烽停留，都要听取特务队长、宪兵连长的工作汇报，然后再个别找特务与宪兵了解情况，进行核实，以防特务队长或宪兵连长对他欺骗，使得特务和宪兵们对看守工作十分谨慎严密，丝毫不敢大意。河内刺杀，密谋绝密令

正当武汉“反资敌大爆破”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之际，重庆上清寺汪公馆内，却正在进行着一场投敌叛国的阴谋活动。

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和他那肥胖而泼悍的老婆陈璧君，正屏声静气地听着一个头上长了肉瘤的家伙在说着什么。只见那人目光狡黠、神情诡秘地压低声音说道：“……几个月来，我和高先生先后跟日本松本重治、犬养健等接触了五次。他们的意思是，‘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出来领导不可。我们的同志和周佛海先生，我估计西南的地方势力，过去和我们关系亲密的军方实力派人物，都愿集合在你汪先生的旗帜下，为‘和平运动’尽力……”

此人乃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所主持的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的一个负责人——梅思平。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任过江宁县“模范”县长。南京失陷后，他丢了这顶乌纱帽，便开始投向主和派周佛海的怀抱，极力为所谓“和平运动”而奔忙。他话中提到“高先生”，指的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日本人的意思是希望汪先生能出面成立一个反蒋***反战的新政权，这样和平会有希望。所以特意让我来征求一下汪先生的意见……”梅思平望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周佛海，接着说道。

保养得红光满面的汪精卫，静静地听完梅思平的话后，稍稍沉思片刻，便慢条斯理地说道：“如今武汉也沦陷了，这样节节败退地打下去，总不是办法。而且中共借抗战之机，正在扩充实力，其志不在小。即使抗战能够获胜，战后的内乱同样不可避免。国家的未来命运，更不可知。所以，为了国家，我确实很想出面挑起‘和平运动’的担子。怕只怕日本外交政策反复无常，我等进退两难啊！”

“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也早已考虑到了。只要汪先生同意出山，我们就派代表去上海与日方正式商定，签订了条约，再采取行动。汪先生，你看如何？”一直沉默不语的周佛海，这时插嘴道。

陈璧君见汪精卫紧皱双眉，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便迫不及待地说：“只要日本御前会议同意由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说完，又推推身旁的汪精卫，“你倒是说句话呀！”

汪精卫依然很谨慎地说：“我还是前两天对德国海通社记者讲的那句话，‘……必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果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决无谈判之余地’，也只有接着打下去了。”

“你呀！”陈璧君不满地瞪了汪精卫一眼，愤愤地说：“你难道还看不出来？自从日本提出不以蒋介石作为谈判对手以后，蒋介石抗战到底的调子就越唱越高。他如今是骑虎难下，只得长年累月地拖。现在大家守在重庆，也只是在为蒋介石一人殉葬……”

汪精卫还是不置可否。第一次游说没有达到目的，但周佛海、梅思平和陈璧君，都摸透了汪精卫的心思，看出他早就想脱离老蒋另起炉灶进行“和平运动”了，只不过担心搞不好，会身败名裂，得不偿失。

之后，周佛海等接连几次去找汪精卫，向他保证，云南、四川、广东一直受老蒋排挤的实力派人物，只要他一出山，树起旗帜，就会出来支持他的新政权，劝他不要顾虑太多。陈璧君的态度也很积极，一再怂恿汪精卫答应此事。汪精卫在他们的一再怂恿下，终于答应让梅思平和在香港的高宗武为他的代表，去上海跟日本人谈判。条件是他要在日本人统治之外的中国某地，成立一个新的反蒋、***、反战的国民政府，拥有自己的军队。如果日方允诺这一条件，便可进一步商定行动的具体条件和步骤。10月底，梅思平带着汪精卫的条件，离开重庆去了香港。这是汪精卫投敌卖国的第一步。

原来，早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汪精卫就处心积虑地想走这一步。只不过当时他手中没有实权，军政大权全掌握在老蒋一人之手，他左右不了时局，只能接二连三地给老蒋写信或面谈，让老蒋放弃抗战的主张。而老蒋的内心深处，也并不想与日本人抗争到底，但他迫于全国军民的抗战激情，不敢贸然提出和谈。由于淞沪抗战，中国方面以空间赢得了时间，粉碎了日本政府三个月内打败中国的“速战速决”阴谋，日方自知与中国长期作战于己不利，于是请求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当时，日方提出的条件有七点：承认伪“满洲国”，内蒙独立；缔结中日防共协定；扩大《何梅协定》，划华北为驻兵区域；中日经济合作，减低日货进口税；根绝反日运动等。

当时，老蒋自然不敢接受这一放弃国土、丧失主权的停战条件。他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状况，也就是说，承认伪“满洲国”，把东三省让给日本人。可是随着战事的发展，华北地区的太原、石家庄、德州相继失陷，江南方面则是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南京危在旦夕。老蒋为保首都同意以日方提出的七条为基础进行和谈。孰知日本人得寸进尺，又提出了在日占区建立伪政权，要求中方赔偿日方侵华战争的经济损失等四条无理要求。老蒋意识到，若答应日本的这些屈辱条件，他和国民政府都将被全国军民所唾弃，而坚决抗战的共产党，将取代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因此拒绝了这些条款。陶德曼的调停也至此中止。恼羞成怒的日本首相近卫文殣发表声明：不以国民政府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加之日本人在南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这就进一步坚定了老蒋抗战的决心。

可是，在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之际，早年留学日本的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便与曾留学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密商道：“陶德曼的调停失败了，我们不能不设法找出沟通日本人心意的途径啊！无论如何，不能不考虑走出汉口，与日本方面取得联系……”他二人暗中策划了许多方案，最后决定让高宗武以搜集日本情报为理由，在香港成立一个所谓的“国际问题研究会”和一个“艺文研究会”，由高宗武做主任，并往返于香港、汉口之间，暗中与日本人接触，寻求所谓“和平”途径。他们这一行动，当时也得到了老蒋的默许，因为尽管他口头上高喊抗战，但内心深处仍希望战争早日结束，只要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能够接受，他是随时都准备和谈的。

高宗武多次在香港与日本陆军特务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等接触，并擅自秘密地去了一趟日本，其结果是日本方面仍不愿以老蒋作为谈判对手。因为他们知道，老蒋所谓的“能够接受的条件”，还是不愿丧失东三省以外的中国领土，也不愿赔款。可是，日本占领了武汉、广州之后，以国力、财力而言，其军队均无法再打下去，很希望中国方面能屈服投降。所以日方决定，在老蒋不肯接受他们的条件而屈服投降的情况下，抬出一向主张和谈的汪精卫，企图建立一个反蒋、***、反战的新政权。高宗武也曾将日本方面的企图转告周佛海，让他再转呈汪精卫和蒋介石。老蒋对此非常生气，高宗武吓得称病躲在香港，让梅思平做他的代表，继续与日本人接触，往返于香港、重庆之间，执行日本方面的计划，这才有了梅思平、周佛海在上清寺汪公馆力劝汪精卫出山的丑剧。

就在长沙大火，全城烧成一片废墟之际，梅思平和高宗武作为汪精卫的代表潜到了上海，与日本人在上海虹口公园东侧一处被日本人称作“重光堂”的公馆内，进行了两天两夜的密谈。双方达成了所谓的《重光密约》，其内容主要是由汪精卫出面，在沦陷区以外的中国某地，成立一个反蒋、***、反战的新政权。具体步骤则是由日本首相近卫再发表一个对中国的招降声明，汪精卫则设法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区域，到香港或河内等国外某地，通电响应声明，提出他的停战投降主张。也就是说，待汪精卫正式明确地与老蒋的国民政府脱离关系后，汪、日双方再具体商谈实现“和平”的步骤。梅思平带着密约，再次回到重庆，转呈汪精卫。于是汪逆一行，决定于12月8日飞往昆明，转道河内。

汪精卫等与日本人的频繁接触，被孔祥熙觉察，即电告在桂林巡视的老蒋。老蒋为了摸清汪精卫与日本人勾结的程度，便让他的幕僚长官陈布雷，于12月7日赶回重庆去见汪，他自己亦于次日赶到重庆，亲自对汪进行试探。汪精卫见老蒋匆匆回渝，误以为事情败露，便不敢轻举妄动，对蒋、陈二人的试探、询问，支支吾吾，不做正面答覆，这自然更加重了老蒋的疑虑。为了打消汪精卫亲自出马搞“和平运动”的妄想，老蒋特意在12月13日的国民党纪念调集会上，明确表明了要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在场的汪精卫认为他这是对自己提倡的“和平运动”的挖苦，非常恼火。两天后，当他与老蒋同桌吃饭时，便忍不住指责老蒋道：“……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这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老蒋也毫不客气地答道：“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来负政治责任？”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论心计，汪敌不过蒋；论口才，蒋却不是汪的对手。争到最后，老蒋生气地拂袖而去，把汪精卫一人晾在那里。汪精卫回到公馆，忍不住恨恨地对陈璧君说：“重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待下去了！”

几天之后，汪精卫得知，老蒋将于12月18日召集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这种会议他不用出席，正是溜走的大好时机。于是，他让交通部的亲信给他预留几张去昆明的机票。就在老蒋振振有辞地给中委们训话之际，汪精卫、陈璧君等一行，乘机离开了重庆，抵达昆明，此后，又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下，乘机飞往河内，开始了他投敌卖国的汉奸生活。

1938年冬，汪精卫背离重庆，叛逃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投降卖国，步入汉奸生涯。消息传开，举国上下，忠义之士，扼腕愤慨，正直国民，无不切齿。

蒋介石大为恼火，痛责戴笠失职，致使汪逆脱离重庆。当即下令封锁消息，谎称汪精卫告假去河内治疗，并派王宠惠、陈布雷等前往河内劝其回国，以全国民政府之“隆誉”。

同时密令戴笠即赴香港，设法威胁汪精卫在港的追随者，并严密监视汪逆一行。

戴笠领命奔赴香港，从此揭开了异域追杀汪精卫的序幕。

“嘀嘀，嘀嘀嘀……”

电波飞过万里关山。戴笠到达香港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了一份电报密令：“克日来港，电话xxxxx联络。”

同时又命上海区区长王天木速到香港，与之当面密商，然后派人在上海尽快干掉一两个汉奸，杀一儆百。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戴笠正在半山区的公寓内踱着方步。

“喂，是戴主任吗？”

“我是。”

“戴主任，我是陈恭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