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明争暗斗,救驾立功(4)

作者:池昕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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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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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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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780字

李士珍无形之中被戴笠打了顿闷棍,自然心有不甘,于是也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击,希望形势有所改观,变被动为主动。


首先,针对戴笠搞的“中国警察学会”,李士珍也组织起一个“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社”,与戴笠争夺警界人材,规定凡在中央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虽然如此,李士珍还是争不过戴笠。因为李士珍是搞教育的,经费有限,手中又掌握不到警界公开机关,让这些学生去发展;而戴笠有的是票子、位子,可以收买,通过警政司和手下控制的公开机关,又可以给官做,结果,李士珍训练警官,教育出来的学生又都给戴笠抢走了。李士珍常常骂这些“变节”的学生是欺师灭祖。


其次,针对戴笠办月刊,鼓吹“政治警察”论的办法,李士珍也在中央警校办的刊物上大做文章。李士珍是警政科班出身,又是喝过洋墨水的,早已视警政教育为终身职业,因此能勤于钻研,在学术理论上拿得出成套的东西。而戴笠搜罗的警界人材,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留用和中央军校转行过来的,未受过更高级的正规教育,更没有专门研究过警察学术,在许多问题上是外行,提出的一些警政理论不免粗俗、浅薄、支离破碎、强辞夺理。据此,李士珍引经据典,把正宗的警察理论从制度、组织、职能、人事等方面阐释得头头是道,驳斥戴笠把政治警察教育(培训特务)和正规警察教育混为一谈的谬论,并列举日本、英美各国的实例,证明世界各国培训政治警察和正规警察各有专业。不可合流,如果把正规警察教育办成特工培训,无疑是自入歧途、自毁警政的邪门歪道等等。捅到戴笠的要害处。


戴笠看到李士珍在校刊上用化名发表文章,听从特务处谋士赵龙文的建议,决定不予正面回击,而以侧击旁攻的办法对付。戴笠先是指使潘其武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要害处均用红笔勾出,然后送给蒋阅,并假惺惺地摆出一副受到欺负和委屈的样子向蒋诉苦说:


“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交换,可是李士珍不顾大体,同室操戈,公开发表言论,诋毁校长耳目,豆萁相燃、相煎何急!徒然给外人制造笑柄,于党国何利?于校长何利?!真令人胆寒!”


果然,蒋一见此情,勃然大怒,把李士珍叫来,大骂说:


“娘希匹,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交换讨论吗!为什么一定非要在校刊上张扬,制造矛盾。以后绝对不许这样!”


李被骂得狗血喷头,又是戴笠反败为胜。


其实,在蒋介石看来,警察是要的,特务也是要的,如果两者相权,当然还是以政治警察(特务)为先,这也是“正规警察”李士珍斗不过“政治警察”戴笠的真正原因。


李士珍多次啃不动戴笠,并不罢休。当时,戴笠办了许多特训班,其中有不少以中央警校的名义开办,学生毕业时,需要发一张中央警校的毕业证书,可以取得警官学历,便于介绍到警察机关或稽查处去工作。但李士珍借口这些训练没有在中央警校备案,没有按中央警校的教育大纲进行训练,水平够不到中央警校的要求,不同意颁发,使戴笠大伤脑筋。同时,李士珍为了与戴笠竞争,也扩大工作范围,不拘守警校一隅,自己组织人搞起谍报工作,以见重于蒋。只是搜集的情报大多是传闻和推测,水份不少,质量甚差,甚至像侦探家那样编造“苏联驻华谍报网”的故事,多年中难以拿得出手,有时转送到侍从室,蒋手下的侍从参谋看了也觉得不够呈送蒋阅,更不用说与戴竞争,最后还只得专心干他的本职工作,抓好警校教育。


李士珍虽然屡受戴笠打击,但始终没有被戴笠吃掉,并且始终是戴的强硬对手。在蒋介石这方面说,是借李以制戴;在李士珍这方面说,是借助cc系的援手,拉cc系以抗戴。曾任四川省内江县县长、后任“中统”专员的cc系大特务仲健辉向cc系特工总部报告说:“李士珍的学生都很够朋友,随时随地都帮我们的忙。”为了合力制约戴笠,李士珍大力帮助cc系特务组织充实力量。在奥地利留学警察的杜承庸学成归国后,找李士珍介绍工作。李士珍劝其不要投奔戴笠,而引见给cc系的徐恩曾。戴笠历来警惕cc系把手伸向警界,也特别讨厌那些吃警界饭的与cc系发生关系,但是,因有李士珍从中穿针引线,鼎力相助,戴笠也无可奈何。西安事变,戴笠冒死赴西安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达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调兵遣将,声称“剿匪”已到最后5分钟成功阶段,并继续推销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声称俟将红军“剿灭”,即以全力抗日。蒋介石前往西安时,戴笠因为南京有事没有随侍而去,只是电令陕西站站长马志超负起保卫责任。


12月9日,西安学生3000多人在广场集会,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继之散发传单,示威游行,并准备在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马志超会同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指挥宪警、特务对游行请愿的学生实行武力镇压,打伤学生多人。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原来,强烈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在最后一次“哭谏”蒋介石无效后,发动了“兵谏”。


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的沉寂,也惊醒了睡梦中的蒋介石……


早晨7点多钟,华清池的战斗已经结束。但是,蒋介石却不见了。


原来战斗刚打响不久,蒋介石就由侍从竺培基和几个便衣卫士搀扶着,向住处后不远的围墙逃奔。这是惟一的出路。围墙外边就是骊山,天黑山广可以逃脱出去;万一逃不出去也有藏身之处。可是,几个人急急地跑到了墙边,一看围墙虽不高,但要翻墙过去并不容易。蒋介石年过半百,身体赢弱,再加一急一慌,浑身上下抖索得厉害,竟如瘫痪般一点力气也没有,不要说围墙,眼前就是一条凳子也跨不过去。其中一个贴身侍卫叫蒋孝镇的是蒋介石的堂侄儿,见叔叔吓成这副模样,先是背着他来到墙边,现在见他翻不过墙,就敏捷地蹲了下去,趴在地上,大声地喊:


“上!踩着我的肩膀,我把你送过墙去。”


竺培基和另一个卫士就扶着蒋介石,颤巍巍踩上蒋孝镇的肩膀。蒋孝镇慢慢站了起来,挺直了身体就像一架人梯把蒋介石托上了墙头。让他双手趴在墙头上。


墙是上去了,可是怎么下去,又成了难题。如果是一般人,这样不太高的围墙,完全可以纵身而下,跳到墙外地上。可是蒋介石平时出门不是飞机就是汽车,走几步路也要人家用轿子抬、双手扶,现在要从墙头跳下,却吓得心慌腿软,犹犹豫豫地不敢往下跳。可是底下经不住竺培基、蒋孝镇等不断在下面催促,枪声也已经迫近,东北军都己经向后院追来。蒋介石只得咬紧牙关,横横心,闭着眼睛往下跳……


谁知双脚落地不稳,背部重重地摔在地上。他顿时感到头晕目眩,金星直冒,背脊骨好似断了,撕心裂肺地疼痛……幸亏跌落在草地上。


竺培基、蒋孝镇等连忙逾墙而过,上去扶他。


“委员长,你受伤了,伤在哪里?”侍卫们连忙围上来,躬身问他。


“快!快背起委员长上山。”


蒋孝镇也见情况紧迫,顾不得蒋介石一身剧痛,把他往自己身上一背,加快脚步向骊山山腰奔去……


8点钟,东北军搜山部队全朝蒋介石藏身虎斑石方向包抄过来了。在朝阳的光亮中,不要说人,就是一草一木也看得清清楚楚。在半山腰,搜山部队先是截获了蒋孝镇。他一见漫山遍野的东北军,早已经吓得面无人色,再加上流血过多,脸色苍白已不成人样了。


东北军“兵谏”突击曹营长,孙铭九握着枪走过来大声问他:


“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快告诉我们!”


蒋孝镇已吓昏了,半吞半吐地说:


“我……我不知道。”


孙铭九就用枪对准他的胸口:


“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你!”


他一见枪更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回过头朝山上虎斑石方向看了一眼。孙铭九马上明白:蒋介石肯定逃躲在山上虎斑石附近。他命令一个士兵把蒋孝镇押下山,自己就急匆匆带着队伍往山上搜索,恨不得把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


这时,山上山下已满是搜山的战士。躲藏在虎斑石缝隙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被搜山部队的气势吓得坐立不安、胆颤心惊,也可能因害怕而阵阵发冷发颤,就不时伸出头来,窥视周围动静,准备再乘机逃走,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这恰恰被卫队一营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翟德俊两人发现。他们看见这大石头旁边有人影在晃动,一会儿又没有了。看样子有点像蒋介石,他们顾不得证实,就大声叫喊起来:


“蒋委员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一听说发现了蒋介石,人人欣喜,群情激奋,一齐朝虎斑石方向奔来,无不争先恐后地想亲手抓到他。


卫队营一个班长陈思孝抢先搜索到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高声喊道:


“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我是委员长!”石缝后边传出了回答:“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话音未落,只见蒋介石从石缝背后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崖站着,眯缝着双眼望着刺眼的阳光。


孙铭九听见陈思孝在虎斑石前挥手叫喊:


“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


孙铭九抢先跑到蒋介石的面前。这时蒋介石全身发抖,但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颓丧地说:


“你打死我吧……”


孙铭九赶紧上去说: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蒋介石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泥土,手脚多处被荆棘划破,已完全失去委员长原先的威风。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介石问。


“我们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眼看蒋介石这般耍无赖的样子,战士们一时也没办法。孙铭九见这样拖下去不行,装作没听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叫卫士把蒋介石架出华清池大门,向停在门口不远的小汽车走去。


这天,西安、南京之间的通讯突然全部中断,报上也没有了正在西安视察的蒋委员长的任何消息。


当天,戴笠坐镇南京电讯总台,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想询问蒋介石一行的安全情况,对方均没有回答。戴笠敏感地认识到大事不好,气得打骂部下,以泄心头之气。


深夜,宋美龄一个紧急电话把戴笠召去中央军校蒋介石官邸,她递给戴笠一份电文。


戴笠看了一眼电文,全文只有13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这是一份南京方面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情报,军政部长何应钦收到这份情报后窃喜万分,因为国民党内的政府要员都已随蒋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数他位置最高。他长期呆在蒋介石的阴影下生活,现在蒋介石被逮,就给了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杀心顿起,要借刀杀人。他当即封锁了消息。可这消息还是被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知道了,他立即通知了小姨子宋美龄,几人一起商量对策。


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潜逃的向影心发来的电文:张、杨兵变,蒋介石被扣,生死未卜。


张、杨兵变,蒋介石被扣的事实,更进一步被证实了,戴笠哭丧着脸,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


戴笠立刻来到军事委员会寻问国民党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和部署,何应钦坚决主张立即调动中央大军,讨伐张、杨。


他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宋氏兄妹则认为千万打不得,一旦打起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万一炸弹落在华清池,岂不是要了蒋介石的命?一定要通过政治途径达到和平解决。


戴笠又去见“复兴社”的高干们,“复兴社”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主战派阵营由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人领衔,主和派以郑介民、梁干乔等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