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绍仪每天12时吃午饭，饭后休息十分钟左右，然后午睡两小时。午睡时间，没有特别重要事情，决不接见客人。一般去他家的客人均在下午2时以后；2唐最喜欢古玩，爱古玩如生命；3他无论会见什么客人，都是闭门见客的。他不喊，佣人就不能随便进去换茶；4唐宅有法捕警卫，戒备森严。根据这些情况，他们制定了暗杀方案：1确定执行人为行动组长林之江，备黑色轿车一辆（假车牌）供林使用；2买些假古董，让林以古董商人身份接近唐；3不能用枪，只能使用刀、斧等“冷兵器”；4时间定在上午9时左右。

军统大特务谢力公有个弟弟名叫谢志磐，是唐绍仪家的亲戚，出入唐宅比较随便。林之江就是通过这条内线，了解到唐绍仪的许多情况，并介绍他同唐认识。林之江以古董商人的身份常到唐宅同唐绍仪谈论古玩。什么古代名瓷、石河雕塑、康熙的五色大花盘、玲珑石、景泰瓷大花瓶，唐绍仪谈起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林之江居然也能对答如流，且能一一说出它们的特色，这更博得了唐的欢喜。林之江趁势说，他在国外购得几件明代瓷器，其中有一件是景泰年间的大瓷花瓶，愿意向唐出售。唐绍仪好像发现了什么重大秘密，睁大了眼睛，惊奇地望着林之江说：“什么？明景泰年间出的花瓶？是真的吗？”这位年轻的古董商矜持地微微点了点头，并说东西还没运到，一到上海，马上就带来给你看。唐绍仪一听，连声道谢，并破例欢迎他经常来做客。林之江去过几次之后，唐宅的佣人、警卫人员都知道他是唐家的常客，也就不再有什么戒心了。

1938年9月30日，军统上海区发出了执行命令，限数小时内，要林之江带唐绍仪血迹复命。

这一天，细雨濛濛，西风瑟瑟，阴霾沉沉。上午9时20分，一辆黑车小汽车疾驶而来，在唐宅大门口戛然而止。来人正是年轻的“古董商”，说有古玩数件送给唐老先生。佣人上楼通报后，客人被请进会客室等候。据说，会客室很大，林把带来的瓷器摆在了地毯上。会客室外面就是花园，花园里有法捕房派来的便衣人员守卫。因有窗纱，从外向里看什么也看不见；由里往外则看得清清楚楚。唐绍仪起身，缓步下楼，进入会客室，与客人寒暄几句。佣人送茶后退出，顺手将门关闭。唐绍仪拿起一件古玩观赏。乘唐绍仪俯身去取另一件古玩时，林之江抽出暗藏在花瓶内的一把锋利的小钢板斧，照准唐绍仪后脑海挥斧猛砍。唐年事已高，猝不及防，头部被砍中两斧，一时血流如注，受伤倒地。来客见已达到目的，擦了擦血迹，离去。在走出会客室时，他向门里深深鞠了一躬，仿佛在辞别主人，并说：“请留步，不要送了。”顺手将装有碰锁的门带上，向佣人微微一笑，快步走向门口，朝警卫人员点了点头，登上汽车疾驰而去。

当佣人再次进入会客室时，发现主人倒在了血泊之中。佣人大声惊呼。全院闻声立刻吹响警笛呼救，一面向法捕房报案，一面将唐送进医院。经抢救无效，唐绍仪于下午4时死亡。

就这样，唐绍仪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了。蒋介石为表示“关怀”，在事件发生后，于10月5日，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公布了“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拨给治丧费五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存入档案，以备“国史”采择，算是对这个“国府委员”的“哀悼”。

在刺杀唐绍仪的前后，军统还先后暗杀了准备出任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职务的周凤岐等汉奸。铲除傅宗耀

傅宗耀住所与日本司令部近在咫尺，又怎样被杀害的呢？

傅宗耀，字筱庵，浙江镇海县人。1927年前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北伐军抵达上海前，曾支持军阀孙传芳，反对北伐军。北伐军占领上海后被通缉，遂逃往大连，并暗中与日本勾结。后返上海，任汉冶萍公司股东联合会会长兼该公司董事会副会长、商办内地自来水公司董事、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及龙潭造纸厂董事等职。1937年12月日本占领上海后，曾扶持苏锡文，在浦东和南市成立“大通市政府”。1938年3月28日，伪维新政府成立后，傅即依靠日本人的支持，于10月16日取苏锡文而代之，任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而苏锡文为秘书长。

傅宗耀投敌，出任伪上海市长之后，军统局便下令将其铲除。傅宗耀时住虹口施高塔路支祥德路二十六弄二号。该处属越界筑路区，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相距咫尺。该处日军平时警卫森严，外人很少能出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傅宗耀还是于1940年10月13日凌晨4时许，在他的卧室被朱升用犀利的菜刀砍死，时年六十九岁。

朱升本系傅宗耀亲信仆人。据说，傅为躲避通缉匿居大连时，某年冬的一天，风雪交加，在他的后门外雪堆里，倒下了一个人。傅家的佣人早晨开门，见此情景大叫起来，傅听说后忙问死了没有。经查胸口尚有热气，他的老婆便叫人把他抬进厨房，生了一盆火，再灌以热姜汤。不久，该人便慢慢苏醒过来。询问后，方知此人因投亲不遇，流落在大连，因饥寒昏倒。听他满口讲的都是浙江镇海话，大概感于桑梓之谊，他过去又是厨师，因此，傅便要将朱升收下，让他做厨师。朱升听了便扑通跪下，口称：“老爷，你真是我重生父母，救命恩人，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一辈子。”这样，朱升便做了傅家的家庭厨师。朱升忠实于傅，勤勤恳恳，因此，也深得傅的信任，家中事无巨细，均靠朱升经手。傅宗耀重返上海时，也将朱升带至上海，不仅把他当作厨师，而且也视为私人保镖。

军统得以完成暗杀傅宗耀的任务，其关键就在于买通了朱升。原来，军统上海区了解了朱与傅的上述关系后，千方百计派人与朱接近，逐渐晓之以抗日锄奸之道理，随之给予5万元之赏金。这样，军统的行动计划，便得到朱的完全同意。

10月10日，是双十节——辛亥革命纪念日，亦即国民政府国庆日。当时的汪精卫伪政权，也在此日举行庆祝。当晚，傅宗耀在法租界亲友处聚宴，至11日晨3时始返虹口寓所。因精神已觉疲惫，就在前室解衣就寝，未往后房与妻妾同床。而朱升在傅回寓时，便即躲入一小房中，待机而动。至4时许，朱听到房中已有鼾声，知傅已酣睡，便轻手蹑脚掩入傅之卧室，拿出早已备好的菜刀，向其头部猛砍三刀，一刀砍在眼部，一刀在下颏部，一刀在颈部，尤以颈部伤势最重，几将头颅割断，下颏则削去一块，眼球亦将脱出，当场声息全无，气绝毙命。

朱升行刺事毕，不慌不忙，趁夜色苍茫之际，骑上自行车，出门而去。当被卫队人员询问时，他伪称上街买菜。因朱升平时亦常于凌晨上街购物，因此卫队未加阻拦。朱出门后，在军统人员的导引下，迅速逃离，并安然到达国民党统治区。

事情发生半小时以后，傅的女佣发现其房门洞开，乃探头察看，发现傅已僵卧于血泊中，连忙叫醒傅的继室张氏，经入傅室探视，摸之，傅体冰凉，已是救无可救矣。当即令傅的警卫队20余人，在房屋四周侦缉凶犯，并报告日军陆战队，随即日军数十人，在附近各路口布防。除在虹口一带施行特别戒严外，北河南路以东、北江西路以西，均实行戒严，致使该地居民无法通过日军岗哨进入租界中去。戒严一直持续到下午7时。在实施戒严搜捕的同时，虹口捕房闻讯后，也立即派巡捕、侦探前往傅室调查，将所有男女仆人集中，严加盘问，结果发现男仆朱升失踪。

11日上午5时许，即傅被刺杀毙命后的1小时，在上海的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即将此事用电话报告汪伪政府警政部长周佛海，及伪行政院长汪精卫。汪当即复电苏锡文，令苏暂代市长职务。电文谓：顷得电话，傅市长遇害，至深痛骇。应即严缉凶手，归案讯办，并暂由该秘书长代行市长职务。不久，即任命陈公博为伪上海特别市长。偷梁换柱巧下毒

当群魔兴高采烈地喝尽杯中之酒后，突然有人大喊：“酒里有毒药！”是谁干的？

1939年6月10日，在日本帝国主义驻南京总领事官邸的宴会上，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毒酒中毒事件，致使参加这次宴会的全部人员中毒，并使日寇两人丧生。这次事件，就是由军统南京区策划的。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堀公一，要在10日举行一次大型宴会，招待将于9日到达南京的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其随员三重，并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伪维新政权汉奸要员。6月8日发出了请帖，被邀请的有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那华雄大佐、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桥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将、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海军大佐泽田、中佐田中和大佐秋山等人；伪维新政府被邀请的有伪行政院长梁鸿志、伪立法院长温宗尧、伪绥靖部长任援道、伪内政部长陈群、伪交通部长江洪杰、伪司法行政部长胡炳泰、伪教育部长顾澄、伪外交部长廉隅、伪财政部次长严家炽、伪实业部长王子惠、伪南京市长高冠吾等汉奸。日本南京总领事馆出席人员，预定为公使堀公一、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乾等4人。

宴会于10日下午7时35分在总领事官邸举行。由于偶然的原因，被邀请的许多人未能出席，参加宴会的日本方面只有清水、三重、铃木、泽田、田中等人；伪维新政府汉奸有梁鸿志、温宗尧、任援道、江洪杰、胡炳泰、顾澄、廉隅、高冠吾。由于有许多人缺席，所以临时由领事馆人员补充，这样参加宴会的领事馆方面人员。除堀公一、有久外，还有警察署长内藤四郎，书记官宫下、吉生、船山、金子、清水，翻译石桥，嘱托山本。宴会开始后，总领事掘公一致词，并提议为日本帝围主义侵华战争的胜利干杯，与会者举杯将酒一饮而尽。

宴会用的酒，是由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中国仆役詹长麟于9日下午在中华路一百一十九号老万金酒店买的瓶装陈酒。当群魔兴高采烈地喝尽杯中之酒后，突然有人发觉酒中有异常的味道，大声喊道：“酒里有毒药！”会场立即呈现一片惊慌和恐惧气氛，个个面面相觑。因为无论是日寇，或是他们的傀儡汉奸，都非常害怕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反抗和惩治。日寇占领南京后，血腥屠杀了三十余万中国人，使数以万计的人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个在战前一个近百万人口的繁华城市，几乎变成了极少人烟的废墟。直到1940年3月，全市人口才只有十三万余人。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怒和更加强烈的反抗。当时，在南京周围地区，不仅有新四军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同时也有其他各种抗日组织，他们不断对日寇发起进攻，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就是在南京市内，虽有日军重兵驻扎，又有军警、宪兵的严密防守和检查，但南京人民仍然采用各种方式同日伪进行机智、巧妙的斗争，给日伪以有力的打击，使日寇坐卧不安，日夜不宁，随时随地都担心有被杀死的危险。因此，当有人说酒里有毒之后，他们立即停止暴食狂饮，并且在堀公一的指挥下，重新倒出一、二杯酒，小心翼翼地进行试尝。同时堀公一还命令书记官船山和警察署长内藤，到厨房将买来的陈酒进行全面检查，结果证明确实有异味，于是下令停止饮酒，并立即打电话给同仁会医院及有安、金城、慈惠和日本陆军各医院来人抢救。但说时迟、那时快，当杯酒下肚之后，仅仅只有十五分钟左右，毒药便发生效用。除警察署长等一、二人因来的迟，酒喝得少，中毒较轻之外，大部分人员全身引起不适，特别是觉得口、舌麻痹，行走困难。有的栽倒在会客室和走廊里，有的则在厕所、大厅和厨房门口大口大口地呕吐。警察署长内藤开始还比较清醒，指挥警察署在场人员对官邸周围实行封锁，加强警戒，并对中毒人员采取应急抢救措施。但很快他本人也和其他人一样，神志昏迷，栽倒在地。

那么毒酒又是怎样来的呢？当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发出请帖，将于10日宴请日伪要员的时候，詹长麟就在中华路老万金酒店买回四瓶老陈酒，在酒中放人大量阿托品，然后把盖口封好。9日下午，领事馆日人会计让詹长麟去买四打老陈酒时，他就来了个偷梁换柱，把放有阿托品的毒酒混入其中，送到总领事官邸。宴会时，温酒的工作也是由詹负责。当日下午6点左右，他就开始往日本式的温壶中灌酒，并在每一个温壶中倒了毒酒。灌好毒酒之后，他向另一中国工作人员玉山说：“我只在每个温壶中灌了半壶酒，如果一次灌满酒味会不好，等宴会开始时，再灌满。”并称他肚子痛，出去吃点药，等一会儿就回来，有什么事，请帮个忙。说完就离开了总领事官邸。

詹长麟，别名詹长林，当时年仅二十六岁，住南京市吉兆营十二号。他从1934年4月起，就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当仆役。参与这次毒酒事件的还有他的哥哥詹长炳。詹长炳当年二十九岁，住在南京市许家巷，1936年2月起也在该领事馆当仆役。多年来，他们忠于职守，和其他人相处得很好，从未表现出有任何反日寇言行，这一点，就连日寇总领事及警察署长内藤四郎也都不得不承认。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乘宴会之机毒杀日寇及其汉奸走狗呢？6月25日，詹长麟和他的哥哥詹长炳，在上海联名写信给堀公一，对此做了说明。信中揭露的铁一般的事实，堀公一和内藤四郎也是供认不讳的。7月10日，他们在给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关于这件事的报告中，称詹长麟的揭露“是事实”。信是这样写的：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内忠实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领事馆内忠实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