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余祥琴被杜邀至香港见面，8月，又飞往重庆见戴笠。戴笠对此诱降李士群计划非常抱有希望，他对余交待说：

“你对李士群说，现在国家给他一个机会，或者把汪精卫杀了，我们集中全力接应他撤退，或者趁汪到苏州时，将他劫持到重庆。我负责把他向委员长推荐，给他在国民党中一个崇高的地位；或者他协助我们完成制裁汪的工作，我发给奖金三百万元，参加行动的人均可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

余在此次与戴的会见中，秘密地加入了军统局，由一个爱国青年变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人。

戴在余临走时，对他特别加以叮嘱：

“你要谨慎小心，如果你与李士群取得了联系，我马上通知上海区，专拨电台供你使用。”

尽管为了该计划的实施，戴笠出了个大价码，动用了各地的人力、物力，但是，当余祥琴又重返上海时，短短的一个月问，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问题出在李士群的身上。李士群在汪伪政权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他不仅当上了伪警政部的“部长”，而且由于日本特务机关的支持，还成了负责主持“清乡”的副组长，组长正是汪伪政府主席汪精卫。试想，一个一步登天、正踌躇满志的人，会杀死提拔他的人，亲手毁掉自己的“大好前程”吗？

9月21日晚，余祥琴得知李士群要到上海度周末，就到愚园路李家登门拜访。两人来到卧室进行密谈，余开门见山地说：

“士群兄，我们今天要在一起检讨检讨时局。实话跟你讲，我这次去香港，实际上是应戴雨农先生的邀请，秘密飞往重庆。戴先生十分清楚你目前的境况。你拒绝把刘戈青引渡给日本宪兵队的事，令戴先生颇有好感。他命我与你取得联系，现在我就是戴先生的代表，如果你认为站在你面前的是敌人，就把我捉押或枪毙，我也决无怨言。”

李士群把话题接过来，说：

“余兄，你这话就见外了。只要你不参与军统在上海的暗杀活动，我可以负责你的行动安全。”

余继续自己的话题，又说：

“戴先生要我转告你，如能按他的指示去完成任务，他不但可以既往不咎，而且还负责把你举荐给蒋委员长，给你更好的地位和优厚的报酬。”

李士群连忙问：

“要完成什么任务？”

余严肃地说：

“杀死汪精卫，然后光荣反正回重庆。”

接下来，余还向李士群详细转述了军统局提出的几个方案，让李士群选择。余一心只顾完成戴交的任务，借李士群之手惩治汪精卫，并未了解清楚李士群此刻的心态。

李士群见余提出杀汪精卫的要求，在仔细考虑后说道：

“祥琴兄，目前除了杀汪一事外，我都可答应。因为汪先生对我很爱护与支持，在道义上我不能下手。但我愿意与戴先生合作，并请你将我的意见转告给戴先生。”

余回去后，将会见李士群的情况转报给戴笠，自此，李士群与军统拉上了关系，而余也成了李家的常客。

李士群与军统的这种勾勾搭搭的关系，直到1941年11月，汪伪特工总部破获军统上海区全部组织为止，才变得恶化起来。为此，戴笠电催余祥琴返回重庆，汇报详情。余临行前去见李士群，质问原因，李士群解释说：

“此事与你无关，在你从香港回上海之前，我们已得到线索。因为开始是由日本方面协助侦查，日本顾问对此也非常重视。自与你见面之后，我不便下令停止进行。但我可以保证，尽量保全这些人的性命。”

余祥琴回到重庆后，向戴笠报告了李士群两面派的做法，戴十分恼火，恨恨地说：

“此仇必报不可。”

后来，因考虑到保全被捕人员的性命，戴决定仍派余祥琴回上海，继续保持与李士群的联系。

李士群生性八面玲珑，摇摆不定，他不仅与军统这些人勾结，甚至与他早已叛变过的cc系重新又拉起了关系。当时“七十六号”曾逮捕了中统在上海的负责人陈宝骅（即陈立夫侄子），李士群很快把他放出来了，以此向中统示好。

尽管李士群背着日本人与军统和中统眉来眼去，但他自知罪孽深重，血债累累，不敢奢望这些人日后对他有什么关照。因此，一遇到问题，李士群更多的是顾全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利益，而情愿牺牲和军统等的交情。戴笠把李士群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此时正准备迎接中国反攻的日子到来，急于利用汪伪这支力量，来配合美国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他非常担心李士群的顽固和他手中的实力，于是通过戴笠，向军统特工下达了除掉李士群的命令。

周佛海接到了军统的除奸令，制定了杀死李士群的三个策略。其“上策”是利用日本侵略势力，即日本军人和李士群之间的矛盾杀掉他；“中策”是利用李士群与其他汉奸的争斗除掉他；那么“下策”就是直接派军统特务搞暗杀。中策，比较容易露；下策，则由于李士群的安全保卫工作十分严密，难于实施。因此，经过反复比较利害，最终军统局采纳了“上策”，借日本人之手除掉李士群。

这个计划，在1943年初秋悄悄地进行着。在周佛海的策划下，素与李士群有矛盾的伪税警团副总团长熊剑东利用与日本宪兵特高课长冈村是老同学的关系，向冈村说：李士群对日本宪兵队不满，野心勃勃，要和日本宪兵队争夺权力，他还非常瞧不起你。熊剑东搬弄是非的话，激怒了傲慢的日本人冈村，他叫了声：

“巴嘎亚鲁！”

说着，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脖子，嘴里发出“咔”的一声，表示要把李士群杀掉。

周佛海既然已选中了杀手，就在等鱼上钩。他和一伙人到处散布日本人要杀李士群的消息，以便日后推卸责任，做出与己无关的样子。一天，汪曼云到南京西流湾去看他，周佛海假装很义气地告诉汪曼云：

“你见了士群老弟，告诉他说，我叫他不要再乱搞了，再这样下去，日本人要杀掉他了。我们究竟还是兄弟，所以叫你通知他一声，要他当心些。”

汪曼云觉得此事重大，当即赶到苏州去向李士群通风报信。哪知当他把周佛海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李士群后，李士群竟一脸不高兴地说：

“我把你当作弟兄，你怎么拿周佛海的话来吓唬我？”

这时，李士群与周的矛盾很大，怎么会听得进去他的话，但汪曼云也生气了，嚷嚷着：

“佛海对我这样讲，我既未添一字，也没减一字，怎么说这是我在吓唬你。事情到底怎样，恐怕你心里比我清楚。我也是拿了你当作兄弟，把这话传过来，以免真有此事，我对你们二位都无法交待；既然你对他有意见，我也犯不上夹在中间。今后你们的事，我决不再管了！”

说完，汪曼云气冲冲地走了，赶当天火车回南京去了。

但是，有关李士群的传闻越来越多。这天，汪曼云的亲家张韬打电话把汪找去叙话。一见面，他就很紧张地对汪说：

“亲家，有一件万分机密的事告诉你，日本人要干掉李士群了，你去告诉他一声，让他一定留神。”

汪曼云怕消息不确，就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韬很有把握地回答说：

“我的四儿子告诉我的。他是听罗君强的弟弟罗光煦讲的，因为罗知道我和士群有往来，特意告诉我和李士群疏远些，以免受到牵连。”

汪曼云思索了一下，说：

“亲家公，你这话是不能告诉李士群的，如果他向日本人追问起这话时，势必要向上追究，到时候我们就会惹麻烦了。看现在的情形，我们只有暗中看情况，慢慢劝他后退吧。”

张韬对汪曼云一向言听计从，对汪的一番话深以为然。

尽管汪曼云上次因周佛海的口信与李士群闹了通别扭，但人命关天的事，总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管吧。于是，他又跑到李士群的另一个拜把子兄弟唐惠民的家中，把事情原委向唐诉说一遍。唐惠民较汪曼云更老于世故，他拉着汪曼云说：

“我们现在就到士群家商议一下办法吧！”

汪曼云表示不愿意去，觉得多少有些别扭。

唐惠民连哄带劝对汪曼云说：

“好了，好了。兄弟之间，互相呕呕气算不了什么，还是以大局为重吧。如果士群真的出了事，你我二人眼见不管，就枉做兄弟一场，到那时后悔药可没有地方吃去。”

一进门，李士群神情沮丧地迎接了他们的到来，说话声音软弱无力，精神也不是往常的那种意气洋洋，神采飞扬的样子。刚听到汪、唐所转述张韬的话，竟然一言不发，这些风闻其实已经灌满了他的耳朵。他消沉地对他们说：

“感谢两位兄弟的关怀。我在这里辛勤工作，恪尽职责，却不承想竟然结下了许多仇怨，这本不是我的初衷。我已经写信给晴气，让他帮忙在日本找一住所，我想到那里去休养一年，暂时躲避一下现在的风头。”

汪曼云见机也赶紧进了一言：

“既然你要出国，何不干脆就把江苏省长也辞了，免得树大招风；这未尝不是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

李对汪的话似乎也理解，但深恐自己一旦离开中国，江苏这块地盘就会被别人抢去。汪觉得该说的话已说，对朋友也算尽了责任。并且，罗光煦要张韬和李士群少接近，以免牵连的话，对照自己，觉得自己因“清乡工作”的关系，与李交往较密，为避免今后的麻烦，在行动上应与李士群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汪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可怕，因此也流露了内心的忧虑。这些，当然瞒不了特务头子李士群。

因此，就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少佐，暗中给李士群吃毒药的前一天，李士群知道汪曼云回上海了，就亲自给汪打了一个电话：

“曼兄，明天晚上到我家里来吃夜宵，把太太也带上，这是吉卿特意叮嘱的，要请之璇吃她亲自做的西菜。一定要来哟。”

“一定，一定。”汪因李亲自来电话相约，盛情不便推却，于是满口答应了。

第二天傍晚，汪曼云就带着他的老婆吴之璇，到了愚园路李士群家里。李士群却不在家里，叶吉卿忙对汪说：

“对不起，士群因为临时有个约会，去一去就回来，再来陪你吃饭，请坐，请坐！请等一会儿。”

汪曼云连说：“没关系，没关系。”

太太们就坐在一起品尝起叶吉卿做的西菜。在座的都是熟人，汪曼云也有些饥饿，便坐下来也吃了两道菜。汪幸亏吃了点东西，才免得饥肠辘辘，因为李士群将近10点钟才回来。

李士群回到家里，连声向汪曼云道歉：

“对不住，对不住，要你久等了，饿肚皮了。”边说边急忙往卫生间去。

汪曼云以为他是去解便的，其实李是去抠喉咙，想把在日本人那儿吃的东西呕出来。或许是因为时间过久了没有呕出来，也因为时间关系，只好出来陪汪曼云吃饭。

这天，李士群异常兴奋，仿佛雨过天晴，全然没有这几个月以来的阴郁气氛。他对汪曼云详细地叙述了宴会的经过：

当李士群和夏仲明来到百老汇大楼冈村的家时，熊剑东早在那里了。李、熊二人一见，彼此都没说话，站在一旁的主人冈村连忙给调和。他说：

“李先生与熊先生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都是国家栋梁，有为青年，你们都可以为国家和大东亚做很多的事，就你们个人而言，前途也不可限量。然而不幸的是，两位这么有志向的人竟为部下的事发生误会。李先生对我讲过，这事不是出自他本心，我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完全是受人离间；你们两人之间既没杀父夺妻之恨，又无绝人水粮之怨，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冤家宜解不宜结’吗？我既是两位的朋友，就不能看这种情形继续下去，不然，怎么算得上好朋友呢。从公的利益讲，你们两人结冤越深，对国家的损失越大。所以，今天我把你们请来，把误会当面化解。能蒙两位临幸，本人万分高兴。”

李士群最忌怕日本人，上次万墨林的事那样了结，他也从没当众说个不字。现在，日本人请客，为他和熊剑东调解，他更是感激不尽。而且，冈村的一脸真诚表情，不由人不领受他的好意。就李士群方面，他对熊剑东的误会远没有熊对他的仇恨大。熊因为手下曹炳生父子死在李士群之手，心中十分怨恨。李士群为化解熊的仇视，就把一切罪责推到了丁默村的身上，他对熊说：

“这件事我十分抱歉，我当时没有劝阻老丁，使我有负于老兄你。”

熊剑东见李士群极不诚恳，也假惺惺地表示与李士群和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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