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不可违。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连续上奏折要求速行立宪，慈禧太后听说立宪有”王位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也心有所动，加上立宪乃是民心所向，于是便让醇亲王载沣在1906年8月25日召开了一次廷臣会议，专门讨论是否立宪的重大问题。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为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和大学士，包括庆亲王奕劻、徐世昌、张百熙、孙家鼐、荣庆、铁良和瞿鸿禨，外加北洋大臣袁世凯。醇亲王载沣是老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也是光绪皇帝的胞弟，他不满8岁的时候因父亲去世而袭封亲王爵位。载沣身为皇亲近支，不免得担当大事，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也就是这个未满20岁的小亲王前往德国赔礼道歉。1906年，载沣只有24岁，但如今光绪皇帝身体好转无望，又无子嗣，而慈禧太后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载沣生在醇亲王府，不管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那也得逐步参与清国大事，此乃名分所定、责任所在，也是专制社会中无可奈何的事情。庆亲王奕劻，比载沣长一辈，他是乾隆皇帝十七子和硕亲王永璘之孙，本是皇族中相对疏远的一支。恭亲王奕死后，皇族子弟大都不争气，倒是奕劻从总理衙门开始做起，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

等到李鸿章、荣禄这些老臣死的死、退的退，奕劻凭着多年操持政务的老资格，最后竟然也爬到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奕劻的为人，圆滑而爱财，做事一向模棱两可，并无原则。不过，在晚清的官场上，这种性格倒是蛮吃得开的。据说奕劻还没显达之前，不过是个家道中衰的穷贝勒，当年连朝服都是靠在当铺典赎的。到后来，奕劻的官慢慢做大了，地方上的礼金和馈赠日渐增多，奕劻也来者不拒，公开卖官，所以当时也有人称庆王府为”庆记“公司（权钱交易所）。譬如当时的袁世凯，办的大事多，由此手里的银子也多，出手又大方，可惜奕劻当时还没做到首席军机，袁世凯对他虽然也有馈赠，但总比不上荣禄的多。为此，奕劻很不满意，常对自己的僚属说：”袁世凯只认得荣中堂，瞧不起咱们！“好在荣禄没多久就翘了辫子，袁世凯听说奕劻即将成为首席军机后，一下就派人送10万两银子到庆王府。那奕劻虽然收银子的机会多，但也没有见过这么阔气的。

惊喜之余，老庆一边客套，”慰亭真是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另一边却眉开眼笑地接过银票揣入怀中。由此，袁世凯便包办了庆王府的一切开销，逢年过节都要给奕劻送礼，两人由此建立了坚定的同盟关系。袁世凯进京参加讨论之前，就对人说：”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又说：”当以死力争。“奕劻本就不是有主意的人，他见袁老四如此坚决，平时关系又好，自然随声附和了。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他早年得到袁世凯的资助参加科考中了进士，袁世凯小站练兵时邀他加盟，由此成为袁世凯的重要谋士和拜把兄弟。徐世昌本是选派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之一，但刺杀事件发生后被袁世凯举荐为巡警部尚书，因而没有参加后来的宪政考察。由此，徐世昌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兼为军机大臣和巡警部尚书。当时奕劻和袁世凯、徐世昌是主张立宪的一派，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学部大臣张百熙。

张百熙是同治进士，早年担任过光绪侍读，历任工部、礼部、刑部和吏部尚书，是老资格的大臣了。张老年纪虽大，但思想却”咸与维新“，当时也是主张立宪的。和奕劻、袁世凯等人站在对立面的则有孙家鼐、荣庆和铁良三人。孙家鼐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他是文渊阁大学士，曾经与翁同龢一起做过光绪的师傅，当时也已近80高龄。当然，孙家鼐的思想也和年纪一样老化而守旧，他早在戊戌变法时就已经表明了他对维新的异议，更别说搞什么立宪了。大学士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他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宦家庭，虽然后来科举入仕，但早年仕途坎坷，因此其为人一向持躬谨慎，稳健随和。荣庆一向严于律己，为官清正廉洁，他做了高官后，到他家送礼行贿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但他始终不为所动，被拒之人偷偷地讥讽他为”纯臣“。铁良则出身满洲亲贵，其为人刚愎，喜好军事，是满人中少有的”知兵“人才，在立宪这个问题上，铁良的反对声是最激烈的。

在他眼里，立宪可以”内乱渐弭“简直就是胡扯淡的事情，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练新军，军队练好了，什么革命不会被镇压下去？当时还有一个重臣就是瞿鸿禨，他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八国联军的时候随慈禧太后西逃，忠心耿耿，又承担了撰旨之责，因而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当时一身三职，兼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和政务大臣。当时他的观点模棱两可，他不反对立宪，但反对过快立宪，似乎有调和两派冲突之嫌。这次廷臣会议的火药味很浓，各大臣在会议上针尖对麦芒，分歧很大。奕劻等人认为立宪之事有利无弊，而且是民心所向，符合中外舆论。而孙家鼐等人则认为变动太大又太快的话，反会乱成一团糟，倒不如先革除目前的弊政，等到政体清明，慢慢变更也不迟。对此，徐世昌起而反驳，他认为再这样支离破碎地渐变下去的话，既不能改变国民的观念，也无法扫除历史惰性，结果还是重走老路，恶性循环永无休止。因此，中国只有大变，进行大刀阔斧的变动，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道。

两派人在那里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主持会议的载沣却在会议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而军机重臣瞿鸿禨也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等到大家争得口干舌燥，没什么话说了，载沣才慢吞吞地站起来作了个总结发言，说：”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随后，载沣便去见慈禧太后，报告会议过程，由慈禧来决定立宪与否。据野史上说，奕劻和袁世凯在会议结束后面见慈禧太后并弹劾铁良，说”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慈禧太后晚年精力不济，很多事情都要依仗这两人，但铁良又是她用以平衡奕劻和袁世凯势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也很烦恼，甚至说：”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而会议结束后，京城里谣言纷纷，说什么两派人不但动口，还动上了手，一时间北京空气十分紧张，仿佛要再次发生政变云云。政变之说，当然是过于夸张，这次廷前相争，也只不过是两派人马的锋芒初试，好戏还在后头。经过几天的考虑后，慈禧太后调和了双方意见，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仿行立宪“的诏旨。在诏旨中，慈禧太后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的理由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由此也迈出了清末立宪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