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历史悠久，其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而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古代读书人的科考之路是异常艰难的，以清朝为例，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为童试，三年举行两次，须经过县考初试、院（省）考复试合格后，方能成为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秀才。每次科考，秀才的名额在全国范围内录取25000名。25000名听起来不少，但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的，譬如当年洪秀全就是因为秀才考不上而大病一场，最后才撕了圣贤书去造反的。乡试是科举考试的第二级，在各省举行，三年一次，一次三场，也就是通常说的考举人。举人的名额也是有限定的，全国每次约录取1400名。举人的含金量比秀才高出许多，但这关很不好过，要知道，康有为这样的”圣人“考秀才考了3次，考举人可是足足考了7次哪！怪不得范进同志中举后会兴奋得一时得了失心疯。不过，要真正靠科班出身去做官的话，还得参加第三级的考试，这便是会试。会试是全国性考试，参加者都是举人，也是三年一次，一般在京师礼部举行。一般来说，会试的录取名额为300名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

会试过关的，随后便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也叫廷试），一场定终身，或金榜题名、名满天下，或功亏一篑、名落孙山，就看皇帝的取舍和自己的运气了。殿试考中的，又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就是通常说的状元、榜眼和探花，只有3名；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总共约200名。这些人考完后，便经简单的学习培训后分配工作，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者留在中央为六部主事、内阁中书或者分到地方上去做知县。古代做官何其难，那时的官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考出来的。可惜的是，这种机会三年一次，名额有限，粥少僧多，能够金榜题名的幸运儿毕竟是少之又少，对于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仕“不过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多少人青灯黄卷，最后也不过是熬白了少年头！最要命的是，让那些读书人苦读终身的那些经史诗文，在实际生活乃至行政管理方面都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同文馆招生的时候，就难以招到合适的优秀人才，因为在当时人的眼中，同文馆不算正途出身。朝廷主办的同文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了。

当年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学堂的时候，招的也大都是贫苦子弟，因为读这些学堂要签契约，保证今后不参加科举，都不能做官啊！大清朝不缺人才，但在科举制度有意无意地指引下，那些优秀的读书人都重仕途、轻技艺，这在近代工业化社会当然没有出路。由此看来，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的确到了不得不废的时候了，科举一日不废，中国的振兴便无从谈起。但是，科举制度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作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关系到数以百万读书人的出身和仕途问题，可以想象废除的阻力是何等之大。譬如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停止武举并开设经济特科等的改革措施，康有为差点被人暗杀；而变法失败后，一切照旧，武举考试甚至又搞起了他们的”刀弓石“科目，全然不顾当时的世界早已是长枪大炮。如此一来，清军在八国联军的入侵中一败涂地，一点都不冤枉。战争的失利让停止武举也成为了最容易的突破口。1901年8月，清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朝廷决定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

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和学务大臣张百熙、荣庆上折提出，由于科举未停，所以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这个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由此，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有意思的是，在某些时候历史的发展往往会超越人们的预期。时隔一年，1905年9月，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太后在时势危迫之下，也觉得递减科举名额的办法缓不济急，终于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

由此，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还不到5年便被彻底废止。但是，停止科举考试之后，那些读书人的出路问题怎么解决呢？所幸的是，新政的决策者们比康有为那些维新派要成熟老练许多。他们在废除科举的同时，也及时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补救措施，那就是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解决教育内容的更新和读书人的出路问题。在1901年开始改革科举的同时，清廷便决定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并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西式学堂，以逐步取代旧的教育体系。当时发展新教育的困难是很多的，譬如合格的师资、教学设备和经费都极其缺乏，其中尤以师资问题最令人头疼。据后来的统计，当时大学及高等、专门学堂的教师，留学日本的占三分之一，出身科举的占四分之一；而中等学堂里出身科举的教师则占到三分之一，小学堂更是占到一半左右。师资教育背景的限制，加上大多数学堂都是在原先的书院基础上建立的，新政时期的教育也就难免带有传统教育的颇多痕迹了。

为了解决西学人才的匮乏问题，清廷随之大力提倡留学教育，并对学成回国经考核合格的留学生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相应出身，在用人的时候予以优先任用，一时间使得海外留学掀起了热潮。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极口称赞留学外国的作用大，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十年“，”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因为”路近费省，文字易晓，西书多已删繁存要；中、日情势风俗相似，不难仿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当时人出国留学的首选地便是日本。由此，留学日本的人便开始激增，1905年的在日留学生达到数千人，第二年甚至接近1万，因为人数增加过快，有3000多人甚至无法正常入学。当时留学西洋的也有，但人数远不如日本。19世纪70代，中国本来选派了数批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撤回，后来去欧美留学的大都为自费或者教会选派，人数也很有限。清末新政后，朝廷和各省也选派了一些留学生前往英、法、德、俄、比等国学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减收庚子赔款后，将退款用于资助中国选派的留美学生，平均每年60名。为此，当时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还设立了游学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的前身），专门负责选派赴美留学生。有意思的是，当时留学欧美的人数虽少，但质量却远高于留学日本的学生，他们大都完成了大学教育甚至拿到更高的学位，而留日学生参加的大都为速成班，鱼龙混杂，参加革命的倒为数不少。有例为证，1906年清廷举行归国留学生考试，参加考试的大多为留日学生，却无一及格，而及格的前5名均为留美学生。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新式学堂与出洋游学还是让新政时期的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据当时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的学堂总数为4000多所，学生总数为9万多人。到了1909年，学堂总数增长为5万多所，而学生总数扩展到156万名，其发展速度不可不谓惊人。

新政推行者本以为废除科举会遭到那些传统士绅们（特别是已经获得一定功名的）的强烈反对，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的顺利，根本没有发生决策者所担心的事情。相反，那些有钱有势的士绅们非但没有阻挠，反而极为热心地加入到兴办学堂甚至留学海外的热潮中去。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在废除科举、推行新教育的同时，朝廷注意到新旧的衔接，采取了逐步替代的战略，这其中主要采取了这么几个措施：一是在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尽量安排原有的贡员、举人和生员，以稳定那些上了年纪又难以接受新式学堂的部分士人；二是在兴办新学堂的时候，各级毕业生，从高小到大学，都分别授予附生、举人、贡生和进士的相应功名。这些举措使得那些士绅们得到些许安慰并机敏地停止了抵抗，反而积极投身于新学堂的建设中，以此来弥补他们在功名上的损失。另外，从1905年开始，学部每年举行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通过者分别授予进士和举人功名，这也是让很多士绅及其子女对留学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废除科举制度，不仅仅是人才选拔方式和教育制度的变化，它更是一种社会的变革和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科举和教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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