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搞洋务,需要的不仅仅是魄力

作者: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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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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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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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6136字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极少数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但这种认识直到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才为人所重视。由此,中国开始了一场持续近30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恭亲王奕等人。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奕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清军的武器和战法已经远远落后于洋人,更令他羞愧难当的是,在与洋人谈判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个中国人能说洋文,最后只好请洋人自己来翻译,谈判的被动可想而知。由此,奕算是深刻认识到中西方之间的巨大鸿沟,也坚定了他主政后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巧合的是,在剿灭太平军的合作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发现洋人的枪炮兵轮着实厉害,加上清军在英法联军的入侵中遭到史无前例的惨败,更是激起了他们的御敌自强的忧患之心。在太平天国最终被镇压、局势日渐稳定后,这些封疆大吏纷纷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这和朝廷的奕等人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奕等人搞的洋务运动,慈禧并不完全了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也是她在当时的书本上见不到的。


不过,在经过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浩劫后,慈禧也知道这些洋鬼子的厉害。既然奕他们认为搞洋务运动能够富国强兵、抵御外侮,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在慈禧的支持下,一场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学习西方文化的运动在国内展开,如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新式企业,都如同雨后春笋般突然兴起。另外,购买外国的洋枪洋炮和军舰、建立外语学校和翻译馆、送学生出国留学等,也都逐渐施行。但是,在面临这样一个“数千年所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很多封建士大夫仍然没有被“打”醒,他们对奕、曾国藩等人搞的洋务运动很不以为然,只要有机会,他们必然要跳出来大加指责,而京师同文馆的设立纠纷便是一例。京师同文馆当时主要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这与传统的儒家学院大不相同,由此也遭到那些守旧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


这不,没开馆呢,京师上下便谣言四起,当时流传一个对联说:“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也有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更有士大夫们危言耸听地说,“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暗嵌“同文”二字);“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试图把京师同文馆给打下去。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奕得了一个“鬼子六”的绰号(奕排行老六,又常与洋鬼子打交道,故得此名)。在封建士大夫们的眼中,设立同文馆是在“以末求本,以夷变夏”,简直多此一举,纯粹胡闹。当时反对声最为激烈的大学士倭仁,当他听说要设立京师同文馆后,立刻上奏说天文算学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处,反是西方人充当教习危害甚大。倭仁当时发表了一句名言,叫:“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他的帝师地位和儒学声望,加上貌似有理且文采飞扬的两句话,立刻被那些守旧的士大夫们广为传诵,见人便吟哦一番,反弄得洋务派招架不住。


不过,倭仁的奏折里也有漏洞,而且被恭亲王奕给抓住了。倭仁在折中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征,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于是反唇相讥说,倭仁既然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自己有这样的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上奏慈禧太后,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倭仁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当时是站在洋务派的一边,她为了杀杀守旧派的威风,便有意同奕一起捉弄下这个老学究。于是,慈禧便很快批准了奕的建议,让倭仁来主持设立同文馆。这下好,倭仁反被弄得狼狈不堪,十分被动。


说实话,倭仁身为理学大师,他不过随口空话说惯了,哪里懂得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当时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述了倭仁的窘迫尴尬境地,说倭仁被委任筹办京师同文馆后,第二天他就去辞职,但未获批准;过了两天,倭仁又去辞职,仍未被批准,于是他去找奕,两人谈了几句,倭仁几至拂衣而起;由于屡次辞职不能,倭仁在给小皇帝同治上课的时候急得老泪横流,把同治弄得惊愕了半天;又过了几天,倭仁从马上摔了下来,回家后便痰迷心窍,几至不语;直到用了这个苦肉计,倭仁才算是摆脱了这个任命并“为之额手称庆”。倭仁虽然被弄得狼狈不堪,但同文堂的风波却并没有结束。在守旧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官员,最后都打了退堂鼓。结果同文馆在98个报名者中只录取了30人,而因被录取者的素质太低,很快又被淘汰了20人,剩下的10人,最后也只有5人毕业。洋务派本希望通过同文馆培养一批精通西学的中高层官员,这个计划几同夭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另一个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同样是饱读诗书的儒学大家,却力主推行洋务“新政”。


据野史上说,有一次广东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后选送到京师同文馆学习,到馆门口正要下车卸行李,突然来了个长髯老翁,满脸欢喜地将他们迎入,慰劳备至,随后又带他们到馆舍各处一一参观。有趣的是,每到一处,老翁就告诉他们说,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把所有地方都指示了个遍,言语和蔼,态度热忱。这些广东学生当时不知道这人是谁,觉得好生奇怪。参观完后,老翁又问他们:“吃午餐了吗?”学生们答道:“还没有。”老翁随即喊来提调官,这时很快来了个红顶花翎者,恭恭敬敬地在旁听候命令,学生这才知道这老翁非同一般,后来打听才知道,此乃当朝宰相文祥文中堂也。


两年后,同文馆聘用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在之后的几年里,又邀请了一些外国专家来中国任教,并逐步开设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课程。由此,同文馆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近代教育机构,并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但可惜的是,慈禧毕竟是一个久居深宫且文化程度不高的女人,她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有限而且缺乏基本的战略眼光,她支持洋务事业的发展也大都局限于器物层面,一旦新事物影响到朝廷赖以生存的专制统治的时候,慈禧便不再是学习西方的支持者而是终结者了。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便是典型的案例。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洋务派的倡议下,清廷派出首批幼童赴美留学,以作为向西方学习的捷径。首批幼童共30名,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拖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由于年龄小,他们没有受到传统观念和文化的束缚而是很快适应了美国生活。


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首批和随后派来的幼童们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他们后来换下长袍马褂而改穿美式服装,有的人甚至剪掉了脑后难看的辫子。剪辫易服的事情发生后,负责留美学生事务的封建守旧官员大为惶恐,于是将情况汇报给了国内。慈禧得知后,对于这些学生公然抛弃传统的行为大为恼怒,于是在1881年决定全部召回那些留美幼童,结果导致这些人被迫中断学业并遣送回国,其中大多数人的学业尚未完成,只有两人真正完成了大学学业。尽管如此,这批人在各种洋务如铁路、电报、外交等领域还是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如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担任民国时期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民国外长的梁敦彦等。慈禧初掌权力的时候,正值西风东渐、洋务兴起的关键时期,尽管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但一旦新事物的发展影响到她的统治的时候,她就不再具有真正宽容的气度和雄伟的魄力了。当然,造就这种遗憾的原因,既是深宫中的女人气质所致,也是时代的局限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