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和捻军等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大清帝国的总体局势发展良好，人心思定，各地争办洋务，开矿建厂，中外相安，国内一时间欣欣向荣，颇有”中兴“之象。但在这平静当中，却隐隐有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那就是周边地区开始出现危机。最开始的时候，是中亚浩罕国的阿古柏乘着回乱之机，于1865年在新疆妄建”哲德沙尔国“（”哲德沙尔“本是”七城“的意思，指的是被阿古柏侵占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七座大城），而此时俄国也乘火打劫，以”代中国守土“的名义，悍然出兵侵占了伊犁。所幸的是，左宗棠随后在镇压了陕甘回乱之后，率大军挺进新疆，并于1876年彻底击败阿古柏势力，一举收复新疆。在清军的压力下，俄国同清朝就伊犁问题展开谈判，经过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的努力，被侵占的大部分领土最终收回。与此同时，大清帝国最南边的藩属国越南也开始被法国侵袭。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迫使越南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越南被迫开港通商，而且南边三省被割让给法国。由此，越南开始逐步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一年后，法国又控制了柬埔寨，使得整个湄公河下游都落入了法国人之手。1867年，法国人再割越南三省，并将整个越南南部改名为交趾支那，设立总督进行治理。但法国人还不满足，他们将侵略的爪子又伸向了越南北部，并试图打开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1882年后，法国再度加强侵略越南并进而威胁广西边境，在与中越边境刘永福的黑旗军发生冲突后，法国人悍然发动全面的侵越战争，并攻占了越南都城顺化。1883年，法国乘着越南阮氏王朝的国王阮福时病死、宫廷出现内讧之机，威逼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由此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按理说，清政府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藩属国维护国内稳定和抵抗外来侵略的。但是，大清帝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吃尽了西方列强的苦头，如今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面对这些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清政府即使有心援手，但也颇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苦恼。限于实力问题，清政府内部对援越抗法问题也出现两种对立观点：第一种是主张对法国人采取强硬措施，甚至不惜与之一战，因为要是对法国软弱妥协的话，其他列强也将步法国的后尘，对大清帝国的其他藩属国心存觊觎之心，到时候局面更加不可收拾，这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左宗棠和张之洞、张佩纶等人。第二种观点是主张不卷入法越矛盾旋涡，甚至干脆放弃越南，譬如当时的李鸿章就认为越南对大清离心离德，而且没有求援，倒不如放弃算了。恭亲王奕等人也部分持这种观点。在法国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后，中国即成为了法国”保护“越南的唯一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法国人于1883年9月提出谈判，要求清廷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鉴于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屏护作用，加上左宗棠、张之洞等主战派的高声疾呼，清廷这次一改以往的消极态度，在敦促李鸿章加强和法国谈判的同时，也把军队派出镇南关，表示不惜一战的决心。

法国见谈判讹诈不行，便决定使用武力迫使清廷就范，战争随即爆发了。1884年初，由于清军准备不足，在法军的猛烈攻击下，清军全线溃败，广西、云南边境告急！消息传到北京后，慈禧震怒，满朝文武大为震惊。随后，主要责任人前军主帅、广西巡抚徐延旭和云南巡抚唐炯均被革职拿问，徐延旭甚至被判为斩监候，后被发配新疆。为了重整旗鼓，鼓舞士气，清廷又任命了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立刻部署前方战事。事实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应该对清军的惨败负主要责任。在危机爆发的开始，慈禧便在对法交涉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这使得前方的将领也摸不清慈禧到底是要战还是要和，这使得清军的备战陷于形式化。在开战前，慈禧将对外交涉的全权交给李鸿章相机处理，对即将爆发的战争明显抱有侥幸心理。替罪羊虽然找了两个，但这事还没这么快完结。当年三月初八，慈禧在召见军机大臣、分析战争失败原因的时候，斥责朝中官员因循守旧，应对不力，矛头直指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奕，并为改组军机处制造舆论。

不过话说回来，身为军机领班的奕，当时的表现也的确不佳。奕在做了20多年的军机领班后，长期的劳累也使得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这几年更是经常生病，动辄请假，在战争爆发前还曾大病一场，病愈后也是精神不振，远不如前。另外，奕深知慈禧对权力专断的贪婪，他的锐气在这20多年里也日渐消磨，在慈安太后死后，奕更是感到孤立无援，凡事能避则避，即使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也大都不置可否，以揣摩慈禧的意向为能事。由此，奕在对法交涉中也是模棱两可，一味应付，战争的失利最终引发慈禧和大臣们的不满。此时的奕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他为了讨好慈禧，急忙费心费力地筹划半年后慈禧的五十寿典，企图博得慈禧的好感。但这一切都已经晚了。这一次，慈禧决心要利用这个机会对军机处大换血，并让奕彻底出局。在慈禧的暗示下，翰林院左庶子盛昱上折弹劾奕、军机大臣李鸿藻和宝鋆等人，要求他们承担失败责任。对此，慈禧暗中欣喜，随后她将奕打发到东陵主持慈安太后的三周年祭典，在此期间，慈禧频频召见亲信宠臣，为政局改换作准备。

三月十三日，慈禧避开军机大臣而直接召见了御前大臣、大学士和六部满汉尚书，随后发布了一道上谕，将奕为首的军机处大臣一概以”委蛇保荣，办事不力“的罪名逐出军机处。其中，奕被革去一切职务，令家居养疾；奕多年的得力助手宝鋆以原品休致（退休）；李鸿藻和景廉降两级调用，翁同龢因是帝师，革职留用但退出军机处。随后，慈禧又宣布组建新的权力班子，以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5人为军机大臣，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数天后，慈禧太后又下谕：”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也就是说，醇亲王奕譞代替了奕的位置。慈禧导演的这次重大人事异动，历史上称”甲申易枢之变“，也叫”甲申政潮“（这一年是甲申年）。慈禧的这次行动，下手之迅疾，理由之充分，更换之彻底，令人大跌眼镜、叹为观止。在经过20多年的垂帘听政后，慈禧的权术已经修炼得炉火纯青，达到了收发自如的境地。不过，权术的成熟并不是件好事，特别是没有了恭亲王奕的牵制后，慈禧太后由此变得更加专制跋扈，这恐怕就不是国家之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