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化艺术团门口，一左一右悬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艺术团的，另一块则是集团计划生育协会的。计生协会的牌子一挂，艺术团也随即又有了另一个名字——传化国策宣传队。老人一直兼职集团计划生育协会会长，他很高兴能担任此职，跟人说话也常常三句不离本行，每次都是本来好好地说着别的事，却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计划生育上面去了，而这话匣子一旦打开，没有半天工夫往往是关不上的——

“我时常跟人说：不搞计划生育吃苦头，搞了计划生育尝甜头！

“过去中国老百姓总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自己这辈子眼看没指望了，就把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盼着儿女们能冒尖出来，哪怕只有一个也好，也算有了出山之日，这心理跟摸彩票一样，只想着多生几个，中奖的概率就也会高一些。便七八、十来个地生下来了，养不了的，便送人的送人，饿死的饿死，得了病，没钱医治，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任其自生自灭。勉强拉扯大了，多半是老大拖着老三，老二拉着老四，好不容易一起带大的，能喂个半饥半饱，又不被冻死冻伤已是不错，哪还再供得起读书什么的！没读书，这人口的素质又能好到哪里去？说话都是无知无畏的，吹牛皮、讲了让内行人笑话的话都不知道脸红。十多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大部分人都这样了，这国家还会不落后？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就只好拿树皮草根往肚里填了，人活得比现在的猪狗都还不如！

“别的不说，单说我自己，这辈子最吃亏的地方就是从小没书读，家里兄弟姐妹七八个，却一个也没能读上一天书，六七岁就得帮着爹娘干活，一起糊嘴过日子。当了六十来年的睁眼瞎，那不便比起真瞎了眼的人也不见得会少多少。要是冠巨不早早地接我的班，传化集团哪里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现在都靠知识靠科技吃饭了，老底子办厂时用的那几招，就像义和团的长矛短枪对付八国联军的洋枪大炮一样，还能顶多少用？

“农村里的人还有一种要命的想法：多子多福，以为孩子生得越多，将来自己老了，就越能有靠傍些。却没想到要是儿女不孝顺，反而更有理由把你当皮球踢，结果还不如那些只生了一个的。政策讲要少生优育，就是说孩子数量要少，质量要好。这其实跟种庄稼是一个道理——田里的禾苗过多过密了，你得把它们删掉一些，留出些株距来，要不然都是黄黄的一大片，谁都长不好，风一来，都倒。像我跟我老太婆这一代人，一般都会有四五个、五六个孩子，当初我就跟我老太婆说我们只要两个就够了，多要了，不是怕养不活，就是怕不能都四四一十六地供他们去学堂里读书——孩子一出世，你就得对他（她）负责，不但要养活养大，还要把他（她）培育好，指望他们将来都能比自己更有出息，要不然，你就干脆别生。有了观宝、冠巨后，我们就决定不要了，结果这紧刹车还是刹慢了一点点，被老三秀美抢先了一步！

“孩子生下来该怎么抚育是后来的事，最先还是要靠优生。宁新村经济不光在沙地片，在整个浙江省都排得上座的，村里才子多，可呆子也多，我数了数有六七个，基本上都是先天性的。为啥会这样多呢？过去这里一片荒凉，方圆几里路内没有几户人家，年轻人说对象，很多都喜欢找自己的表姐妹或表兄弟，一是图着亲上加亲，两家关系能更显紧密些；二是亲戚间彼此都知道对方的根底，不怕被瞒着掖着什么，心里踏实，却没想到这样一来祸害了自己的后代；也有的是遗传的，苦藤结苦瓜，爹娘都有些痴呆，生个儿女出来也聪明不了，三个痴呆在一起，日子一长，越是呆得一塌糊涂。另外还有许多造成孩子一生下来就残缺不全的因素，都是做父母的罪过——我在外面跑得比较多，老早就知道这些了，可农村里至今还有许多人仍一点都不懂。我们到许多山旯旮、海涂边去计划生育宣传演出，就是要让那些老百姓都能知道。像观泉跟赵新高和单妈妈演的小品《相亲》，里面虽然有很多笑料，让人肠子都要被笑断，但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搞笑，而是要让台下的观众在一阵阵的笑声中能明白近亲结婚会有多少害处。”

两次出国，使他更加觉得为计划生育宣传演出的神圣和重要。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跟艺术团里的演员们谈论起那些西欧国家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与交通状况——

“即使是在离城很近的郊区，他们也住得很舒畅。我们从一户人家旁边经过，往往要再开半里路左右的车，才能见到第二户人家。房子一般都只有两层楼高（他们不需要造得很高！），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花园、草坪，空气、环境都特别好。可是我们就是再有钱也做不到这一点——没土地呀，他们的人口密度起码要比我们少好几倍！每次坐车从杭州回来，汽车奔驰在从钱江三桥过的那一段机场路上，我都不想往窗外看，两边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房子，连田里的庄稼也快挤没了——几十年前这里可还是一片荒凉哪，如今都快闹人灾了！

“意大利的马路也显得特别空旷，车辆少，汽车时速可以打到很高。红绿灯前大家都特别自觉，不像我们这边，要是戴红袖章的和交警一不在场，也没有电子交通警察的监控，管它红灯绿灯，许多车辆行人保险都会一窝蜂地上！

“中国人的交通意识为什么老是这么差？后来我想想可能跟中国人实在太多了也有很大的关系。你想想，过去村里放电影，看完后大家一起出来，你推我挤的，谁都恨不得能挤到头里去，哪怕提前半分钟到家也好。到家后干什么呢？也没什么事干了，顶多跟家里聊一会儿电影里的事就睡了。要是没有那么多人跟你一块儿挤着，你也许会悠笃笃地走上半天！整天生活在密密麻麻的人群当中，人常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和焦虑，老是担心该属于自己的也会被别人争夺了去，不争取，好事就更加不会轮到自己头上，所以连走路都会充满竞争意识。还有啊，人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会跟猴子、跟鸡鸭猪狗一个样，喜欢看样（从众），有一个在前面领跑，后面立即就会跟上一大片，明明知道是不对的，可看你可以这样做，就觉得那我也可以这样；你都不用怕羞，那我还怕什么羞？所以人越多，越容易生出事端来，社会也越容易变得混乱。”

事实上，艺术团这些年来的演出所宣传的主题，不仅是计划生育，还涉及到交通安全、环保卫生以及一些政策法规、思想教育等方方面面。只要是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宣传对老百姓有所帮助和启发的思想精神，传化艺术团总是积极、主动地配合有关政府部门及社会团体，免费为大众送上一台台精彩的节目。在传化的团长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桌面大的华东地区的地图，地图上用红箭头标示着艺术团进行宣传演出的所到之处。红箭头不但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个杭州地区，还遍布全省其它地（市）县城市及其所辖的乡镇，甚至还一直蔓延到了江苏、上海、安徽等省市境内。据不安全统计，传化艺术团的演出总场次已达上千场。

谈及这上千场演出的收获时，传化得意地说：“每次出去演出，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会紧紧握着我的手，一再说感谢。我们这样一演，的确会给他们以后的工作开展带来很大的方便。至于我们自己呢，也就一举两得了，不光把国家的政策宣传了，同时也把我们企业自身的形象给一起宣传出去了！”

另一件也使他深感得意的事情是：过去每次出去演出，他是翁仁康手下的一个跟班，现在翁仁康反过来成了他组织的国策宣传队里的一个跟班。在传化艺术团成立之前，跟随翁下乡演出的已大多是传化这边的人，如今翁若再要下乡宣传演出，就不得不来找传化艺术团帮助支持，否则翁一个光杆司令莲花落唱得再好、名气再大也是孤掌难鸣。不过这一老一少的关系一直都相当不错，翁有时候会亲热而又不无油腔滑调地喊传化“老爹”，传化也会以“莫斯科”回称。“莫斯科”是传化第二次出国去日本学来的一个单词，翻译成中文是“儿子”的意思。当然翁作为传化集团的一位名誉员工，自然也是传化艺术团里的一张王牌。若去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演出，传化会把这位在许多当地人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的明星地位的大牌叫上。只要没有别的比较重要的事情或特殊情况，翁一般情况下都能随叫随到。

在那一千多场的演出中，笔者也曾无数次地跟随他们一起出去。在寒冬、在酷暑、在油菜花像黄地毯一样铺满了乡村田野的阳春三月、在干爽而又令人别有一种情怀滋生缠绵于心头的秋日里；在大都市的广场上、在窄窄的青石板街道与宽阔的水泥马路共存的乡下集镇里、在空气中到处都充满了一股腥咸味道的海涂边、在大巴车无法深入的山旯旮里。演出时间大多在晚上。每次总是由一辆装着搭戏台所用的材料和器械的大卡车打头阵，随后是那辆满载演员们和道具、有着传化艺术团标志的大巴车。一般在萧山境内或周边地区，大巴车于中饭后出发，若是途中汽车起码得花四五个小时方可抵达的，则一大早就得启程了。等大巴车到达目的地，传化的座车——“1188”也差不多同时到了。

那小车的副驾驶座位旁边的车门被打开了，一只趿着皮鞋的脚从车里伸了出来，接着是脑袋，再依次是身子和另一只脚。传化睡眼朦胧地从车里出来，一边揉着比平常还要眯得细些的眼睛，一边跌跌冲冲地往前跨上几步，然后就慢慢地蹲下身去把那两只被踩倒了的皮鞋的后跟依次拔起。又一个哈欠打上来，便彻底结束了刚刚在车上的那场酣睡，于是当晚演出时，又有着比年轻人还要抖擞的精神了。

演出通常会选择在露天。这也是老人所坚持的。一方面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乡村根本没法为他们提供在剧院里演出的条件，另一方面传化也总觉得在剧院里显得太贵族化了些，缺乏露天演出的那种氛围，和台下的观众始终存在着一种隔阂感。为了减少当地乡村搭台的麻烦，艺术团成立之初，传化就自行设计了一个“活动戏台”：将两辆加长大卡车并排停放在一起，加上一批木板，两边插上钢管，上面再盖上篷布，一个简单的戏台不用半小时就搭成了。如今他们的装备早已相当齐全，灯光、音响设备和道具等应有尽有，团里还花了三万块钱，买了一整套搭台设备，这戏台一搭起来，显得既宽敞又美观结实。

场地是前一天就已看好了的。大伙儿一到，便马上开始动手搭台、搬运道具。重活都由男人们义不容辞地挑了去，女人们则做些搬运之类的活儿，大家一齐动手，谁也不许——当然也不会偷懒。那些刚进来时还文文弱弱、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们，在传化艺术团里呆上一年半载的，很快就把脚劲和臂力都给练出来了。别看她们花枝招展、柔若无骨的样子，搬起那些道具来，恐怕你我都还不是她们的对手呢！

看着别人都忙忙碌碌的，传化呆在旁边觉得很难受，便也忍不住要去这里插一下手，那里帮着扛一扛。众人见了，忙都劝道：

“老板你别来，这么点活儿我们很快就能干完。”

“你还是去那边坐吧，这不是你干的活儿。”

“元帅一般都是坐镇指挥指挥的，像《三国演义》里的周瑜诸葛亮，要是也拿刀拿剑跟士兵一起冲到前线去了，就没有‘赤壁之战’、‘草船借箭’这些漂漂亮亮的仗了！”

传化要抗议都没用，众人早已夺下了他手里的东西，说什么也不让他干。当地政府的一把手或二把手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匆匆赶来，久久地握手过后，随即热情地邀请传化到他们的办公场所去坐一坐。盛情难却，传化便会由那人带了走。这一坐，从计划生育到国家大事，到办厂体验，再到干部队伍建设，照例会聊上几个小时。聊至东道主起身为他续茶水时，传化往往已经完全放松放开了，这时候的他会妙语如珠，并能即兴编上好几段顺口溜，直听得那人叫好不已。若对方也正好是性情中的人，两人即会一见如故，从此你来我往，交为至好。

出来往往戏台早已搭好了，灯光音响设备也都各就各位，并通上了电源。照例会有一两幅宣传计划生育方面内容的横幅在戏台中央上空迎风招展。是该吃晚饭的时候了，大伙儿都被带到了当地乡镇机关食堂里用餐，这边留下一两个人看守。传化喜欢吃快餐，一来可以替当地政府节省开支；二来简便，可以少去许多酒席上的繁文缛节。但对方觉得过意不去——人家出了那么多人力物力过来帮自己搞宣传，给当地老百姓送来精神食粮，又不收一分钱的演出费，自己光是招待了一餐饭，再马虎就很没面子了。

菜丰盛了，传化又会替他们心疼：“能吃够就行了，还搞这么多！其实快餐搞个一荤二素就已经蛮不错了，过去厂子刚办起来时，我跟观泉两个出差，一到中午总是挑马路边上价格最便宜的小饭馆进去，还舍不得要快餐，顶多让他们来两碗面条或蛋炒饭！”

既入了席，桌面上便少不了一个酒字。这两年他的身体别的都还好，就是老年性便秘和痛风有些缠绵不休，医生叮咛要尽量少喝酒。在家他完全可以控制，但一到外面，人家频频和他碰杯，又听到几句很知己的话，就觉得这杯里即使装的都是毒药也得喝下去了！他的酒量照说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敬的人多了，其中又大多是些酒场上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高手，便渐渐地有些不敌了，此时若观泉等人未在他身边，及时替他挡驾，他还会因碍于情面，唯恐让人扫兴失望而继续硬撑下去。酒醉时的难受曾使他一度发誓从此再也不碰这东西了，然而到了一些社交场合里，又往往不由他自主了。出去开会，遇上那些早已由公家事先安排好了的饭局，他都会想方设法地找个借口逃之夭夭。

这边演员们往往会在二十分钟内把一顿饭给解决掉了的。菜还未上齐全，有一两桌边上早已连一个人影儿都不见了。女孩子们对待自己的食欲要残酷一些，似乎天底下没有再比自己的下巴忽然圆起来、腹部凸出来、腰肢粗起来更显灾难性的了！同伴之间都会相互瞧着对方的身材暗自沮丧或得意，得意者仍会再接再厉，而沮丧的也并不会就此服输，跌倒了她们还会再爬起，咬牙奋勇直追，其意志坚强与否亦可在此窥见一斑。

演员们一离开饭局，即匆匆赶回戏台这边。大巴车上遂又热闹了起来，成了演员们的后台，车厢里用布帘一隔，外面成了众人的化妆室，里间则为更衣室。

此时饭既已下肚，又不必跟着一起登台演出，正闲得无事可做之际，便坐在那里观看众人涂脂抹粉倒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消遣。演员们无论男女老少都无一不喜欢以另一张更为理想的脸面对观众。看女人化妆如同看她们吃饭一样，习以为常了就觉毫无可看之处，可看的是那些体态壮硕的男演员们，执一面只占他们六分之一脸面大小的小圆镜，用很专业的动作将白的、黑的、粉的、红的等各种色彩都精心往自己脸上各部位涂抹描绘，当一张张樱桃小嘴出现在这些如萧绍平原般辽阔的脸蛋上，或者这些有着北方男人般粗犷线条、被日光和风雨打造得很具农民本色的脸上被突然粉饰一新时，你会一下子对那个所谓的造物主失去许多崇拜感。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们还会互相作弄逗乐一番，最恶作剧的莫过于将手里的粉饼冷丁拍在别人已将大功告成的粉脸上。

幕色逐渐四起，红彤彤的灯光将戏台烘托得如同爆米花般的温馨、饱满。接近演出的那几分钟里的音乐充满了迫不及待和抑制不住的激动与狂欢，仿佛一团火，越来越热烈地在那里燃烧跳跃着，将无数只细细长长的手伸向了路上的行人和房子里面的人们。人群都从四面八方汇聚拢来了。

那会儿传化早已守在戏台上了。他时而坐在戏台边上的一把椅子上，双手十指交叉地搁在肚皮上，面朝台下不停地转动着脖子；时而又焦灼地站起身来，目光从台下左侧扫到右侧，又再从右侧扫到左侧。若底下到处都攒动着一片黑压压的脑袋，老人脸上的五官便一下子生动起来，两条眼缝更细如丝线；倘若台下人群稀疏，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似乎还持着观望态度，一发现节目不够他们理想中的那么精彩，便立即走人。老人便伸长了脖子，眼巴巴地站在那里，仿佛前边灯光照不见的漆黑深处，人群会突然潮水般地一拨一拨地涌来。

这样盼着的时候，他会拿起把唢呐，坐在台中央鼓着腮帮使劲儿吹起来，嘹亮的唢呐声盖过了从音响里流淌出来的音乐，像一根长长的绸带，沉郁顿挫地盘旋舞动在戏台上空，又一直向夜的漆黑的深处飘荡而去。要不老人就使劲儿地擂鼓，急促的鼓声里似有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催动、撩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让途中的你和门窗里面的他都情不自禁地产生向鼓声最热烈的地方迈开脚步的欲望。

直到台下的人数看起来差不多了，演出才正式开始。最初，节目以地方戏曲为主，如越剧和绍剧，中间也穿插歌曲、舞蹈、小品、莲花落等，但经过几场演出后，传化很快发现这些传统的地方戏曲除了一些老年观众外，年轻一些的一般都对这方面毫无耐心，尤其忍受不了其缓慢而又很落俗套的故事情节。有一次在浙西一个山镇里演出，节目单上接连安排了几出戏曲唱段，轮到越剧《盘夫索夫·三盖衣》上演时，那位唱功还是相当不错的旦角尚未唱到“二盖衣”时，台下就已有不少人开始松动，扭头往人群外面挤了。把一直端坐在戏台一侧密切关注着台下反应的传化急得恨不能跑下台去，将这些人都一个一个地拉回来，并将他们的脚都给牢牢拴住！

随后即将上演的那些节目内容很快就按他的要求作了更改，后面的几个戏曲片断都被砍了，取而代之的是历场演出都深受观众喜爱的小品、独脚戏等。随着这些“重磅炸弹”一个接一个地扔出去，台下很快又出现了高潮，攒动着的人头似乎比刚才还要显得稠密，传化方骨嗒咽了口口水，将有些潮湿的手心往另一只手的手背上抹了抹。

此后，每次准备节目单时，传化都要亲自过目一下。对不同地域的观众的喜好和节目本身的可看性也都渐渐有了研究。那些从前被他十分看好，但一旦发现不怎么受观众欢迎的节目，在下一次的节目单上，都会被他毫不留情地砍去。

照例，在节目进行到第三四个之后，节目主持人和台下的观众会一齐拍手请传化给大家讲几句话。传化便将手里的乐器往那把椅子上一搁，人还未完全起立，早已咧开了嘴角，带着十七八岁的少年般的羞涩和腼腆，三五步便跨到了戏台中央，先朝众人深深地鞠一个近九十度的躬，鞠完躬，身子还是微微留着点弧度，那是早年的肩挑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第一句开场白往往是：“在座各位xx（当地乡镇或村名）的父老乡亲们晚上好！”接着便开始他那番颇具传化特色的讲话，中间会出现许多顺口溜和比喻，那比喻土到极点，却又令人忍俊不禁，细思又觉得正是这么回事。还会穿插点时事政治，以及一些最时兴的政治用语。台下越是掌声、笑声不断，老人越是从容自如，嘴里吐字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但往往讲到第n个精彩处，便戛然而止了，将时间控制在了五六分钟内。

“在这种场合里发言，”——事后，他总会这样告诫艺术团里的演员们——“一定要短小精彩，人家毕竟是来看戏，不是来听你长篇大论的，你一定要自己识相，要不然肯定会在背后被人骂！”

节目通常在一阵优美、动听或高亢、嘹亮的歌声中宣告结束。顷刻，曲尽人散，空荡荡的台下只留下满地的狼籍。戏台这边，众人都在忙着拆台，把刚刚还灯火辉煌的戏台肢解了，一块块、一样样地往大卡车和大巴车上搬。归途中，忙碌了大半个夜晚的许多演职人员都劳累了，脑袋随着大巴车的颠簸都一颠一颠地打起了瞌睡。只有传化依然精神抖擞，坐在车里和观泉评论着方才演出中的成败。

观众的多寡，渐渐成了他最为关心的一个焦点，也是他衡量每场演出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有一次在钱塘江畔的一场演出，成千上万过多的观众却引起了他的一阵恐慌。

这是个远离集镇的小村子。下午准备搭台的时候，看着天欲雨未雨的样子，他们把演出场地临时转移到了附近一个小庙里。那庙里也有个戏台，场子看起来能容纳近千人，在这荒僻之处，想来也足够宽敞了。谁知演出还未正式开始，里面便早已挤满了人。及至节目演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台下的人群都已挤得像铁板一样坚实，第一排的人都被挤到了戏台边上，贴在那里未能动弹，门口却还是不断地有人要拼命挤进来。一开始传化还很高兴，但渐渐地感觉到情形越来越不对劲，眼看整座庙都要被挤坍了，慌忙命令停止演出，同时拨打110向警方紧急求助，希望他们赶紧派人过来帮助疏散人群。

直至人们都安然撤出了庙门外，中间又未曾发生一点点的意外，传化方摸了摸不知什么时候已变得湿漉漉了的额头，长长地松了口气。这以后，他更喜欢在露天演出。

除了计划生育外，他们还经常配合萧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局，参加以“三个代表”和“双思”教育等为主题的巡回宣传演出。这一演，便往往是两三个月都天天马不停蹄地奔赴于萧山境内的各乡镇和街道。接连不断地演出，尤其是在寒暑天里，许多演职人员都会感到身体上有些吃不消，传化却正好跟他们相反，越是忙于演出，老人就越显得精神抖擞，好像从来都不知道疲倦和瞌睡。这样出去演出一场，企业照例要开支一笔数字不菲的钱，但能受到区委宣传部和文化局的委派，又是配合党政工作的，传化还是很乐意，很自豪，特别是戏台搭好后，把那贴有“双思”、“三个代表”等字眼的横幅往戏台中央的上空一挂，俨然亮出的是把尚方宝剑，老人便会双手叉腰地站在台下，先望上几眼，又往后倒退几步，揣摸着观众的心理再次仔仔细细地打量一番，小眼睛往更细处一眯，才悠笃笃地登上台去。

此外，他们还应交通部门要求，在萧山各乡镇、街道以及杭州市区等也进行了上百场交通安全宣传文艺巡回演出。

逢年过节，亲友们请客吃饭，一般都很难能邀请到传化。通常越是在这种日子里，艺术团的“生意”就越是好。一些客户单位、机关团体，或者一些地方上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因对传化仰慕已久又一直无缘得以结识，便都会设法来邀请传化艺术团去演一两场。只要是来邀请演出的，“班头”传化一般都不大会拒绝，除非节目都已排得满满当当了，分身乏术，才不得不忍痛舍弃。最忙的时候，他们一天要赶三场，搭三次台。十来天的年假里，除了大年三十晚上必得跟家里人一起团圆守岁外，其余的日子家里人几乎都见不到老人的人影儿。常常是一大早司机就开车过来把他接走，直到夜深人静时，才能在被窝里听到他的专车的汽车喇叭声和门警开启那扇自动弹簧门的声音。过年对于老人和艺术团里的二十来名演职人员来说，除了演出还是演出。在暖洋洋的冬日下，在偶尔有几朵雪花飘零下来的西北风中，在大街上，在小巷里，在农家门前的空地上……，他们给无数有钱的没钱的人都带来了浓浓的节日气氛，送来了开怀大笑和听觉、视觉上的种种美妙享受，这对于传化来说远比走亲访友、应付一个个饭局要有意义得多！

2003年上半年的那场“非典”，却使传化痛苦不堪。这场突如其来的全人类的灾难打破了艺术团里的许多演出计划。“非典”期间，不能举行集会也不能举办演出，这等于是生生地束缚住了老人的手脚，不让他动弹。每日，他都只好和众人一起老老实实地呆在艺术团里，整天和那些乐器为伴。当然，有时候他也会乐观地认为在这“非典”时期内沉寂一下，未免不是件好事，大伙儿可以趁此机会厉兵秣马，抓紧时间多排几个新节目出来。

每天，他都要通过广播和电视了解最新疫情。听着那些统计数字一天比一天减下去了，老人比谁都要兴奋。终于等到冰雪消融，为防止疫情扩展而设置的一切禁令全都取消，却随即又遇上了数十年未遇的高温天气。单是高温也就罢了，可以躲在家里不出门，然而又凑上三天两头都停电，人活得就像热锅边上的蚂蚁，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然而他们还是照常差不多每天都出去演出，似想把“非典”期间停演的那几场都补回来。在那些能把柏油马路都晒融的午后，简直令人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在骄阳下搭台，又怎样在汗流不止的脸上层层叠叠地化妆；平时尤其怕热的传化老人，又如何一如既往地从整台节目的开场之前到结束一直端坐在戏台上——且不说白天骄阳留下来的余威，单是台上六盏2000瓦功率的大灯泡和四盏500瓦的脚灯所散发出来的热量，就够让人受的！

中义集团的党委书记王国海先生有一次去传化艺术团拜访老人，其间两人一起谈论起近段时间的高温和经常停电之事，老人狡黠地跟人眨眨眼睛，笑道：“天热可也有天热的好处！”他指出这“好处”是：天热，又经常停电，一到夜晚，人都被屋里的闷热驱赶出来了。为了应付停电，他们已专门添置了一台小型发电机，出去演出，把戏台往通风的露天处一搭，就不愁不能把一拨一拨出来乘凉的人都轻而易举地吸引过来，至于他们自己受些罪，只要看的人多，也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