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还我男儿名

作者:陆亚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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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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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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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842字

为了节省开支,九十年代初,出去送货,传花一般还都是亲自押运,并和司机一起做装卸工。那时他已是50来岁的人了,却端起百把斤重的助剂,走上百把步路还是气都不喘!货送到对方单位里,他们总会直接把车子开到仓库门口,并替那些仓库管理人员整整齐齐地码好。要是看着仓库里有些杂乱,传花还会殷勤地帮他们把东西都整理一番,并找来扫帚把地面也打扫得干干净净。


在印染行业极为发达的萧绍地区,当时许多印染厂里的门卫、仓库保管员,也包括那些厂里的高层管理人员,对那辆车牌为浙ag2005的解放牌大卡车的熟悉程度简直不亚于对他们自己厂里的车子,一见它在厂门口出现,就知道那个眯着双细眼、幽默风趣的老头儿又来了!


然而每次去水乡绍兴送货,对那位刚从汽校培训班拿到驾照不久的司机来说,都充满了考验。富有“小桥、流水、人家”这一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色的绍兴,八十年代末,还十分依赖水上交通,陆路则一般都造得比较经济,那辆大卡车一驶入这种地方,便如螃蟹爬在了一根根纤细的布带上。最让司机畏怯的还是那些桥。


这桥又特别多,还大多是些危桥,仿佛一个个瘦骨伶仃弱不禁风的古代仕女,没事儿站在那里欣赏感觉也不错,可是一辆大卡车,如同一个雄纠纠的武夫,四个轮子碾过来,需要的不是那种柔柔弱弱的古典美,而是桥身的牢固和桥面上足够的宽度。然而一到那桥跟前,除了底下波光粼粼的河水,把着方向盘的司机就根本没法看到即将要碾过去的那桥的两边。传花便自告奋勇地从车上跳下来,边喊边打着手势给司机做指挥。等到终于小心翼翼地过了桥,两人便如又打了场胜仗般的高兴。


有一次,他们一起去桐乡送货,当时去杭州还得绕道从钱江大桥那边走。沿途也多是些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且绕来绕去极不好走。上午九点钟出的门,到余杭临平就已是中午十二点多。下午一点多才到达桐乡境内,两人都早已被饿得肌肠辘辘,见路边刚好有家饭店,店面看起来也还有些整洁,便将车子在饭店门口一停,进去让店家炒了个肉丝麻辣豆腐,呼呼噜噜地吃得满头大汗,痛快无比,一出门,却傻了眼,车子矮了许多——四个轮子都陷在了深坑里!


原来这家饭店新开业,门前那片用来停车的空地也是新辟出来的。大卡车上又载满了货,少说也有好几吨重,再加上又是下雨天,一顿饭的工夫,那路面早已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压强。眼看四个轮子越陷越深,司机慌忙爬上车子发动油门,传花帮着在后面使劲儿推,车子却趴在那里只是叫着,一动也懒得动。


雨越下越大。两人想了很多法子,把刚刚吃下去的饭都化成力气使出来了,车子还是趴在那里光会嚎叫,四个轮子不但无力自拔,反而好象又陷下去了许多!实在没法子了,他们只好出钱叫了几个人过来,先把车上的货都卸下来,再让那些人一齐使劲儿在后面推,车子终于挣扎着从那些泥坑里爬了出来。


雨还是一个劲儿地下着,中间连喘口气都没有。再重新装上货,两人都早已淋得像只落汤鸡,传花还把腰都给闪坏了。等他们把货送到对方单位里时,已是傍晚七点多。


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还牢牢记着那场雨,那四个陷井般的泥坑,和他们之间那份既像父子又像伙伴之间的亲密感情。


事实上这份深厚感情,徐家和每一位曾经在创业初期与他们一起同甘共苦过的人都拥有着。在当时那个已由家庭式过渡到家族式的小化工厂里,没有冰冷的厂纪厂规,也没有老板与员工之间的角色之分,一到吃饭时间,大伙儿便像一家人一样,陆陆续续地走向徐家一楼最东面的那间屋子,那是传花和他妻儿、媳妇们的厨房,也是大家共同的厨房。饭菜都是祥仁亲手做的,总能照顾到他们不同的口味。吃饭时,也跟各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不分餐,大家围成一桌一起吃。一拨吃毕了,又来一拨,菜不够了,祥仁赶紧再烧再炒,直到大伙儿都侍候得差不多了,祥仁才顾得上为自己盛饭。


家里人也都一个个一起完全参与进来了。先是秀梅和杏娟,后来小燕与冠巨结婚后,也在原单位辞了职——那场疾病不但未能拆散这对有情人,反而使他们以后的婚姻显得更为牢固,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信任。翌年在宁围中学教务处工作的观宝也脱离了学校,回来一起辅助父亲和弟弟。一家人终于都紧紧地拧在了一块儿。


然而就在这一年,由于那场众所周知的学潮,国家政治形势忽然变得动荡不安。


他们最初是从货突然发不出去这一点上感受到的。发往湖南的五十吨用铁桶包装的助剂突然被退了回来!他们后来才知道这还算是幸运的,有许多物资随火车到了半途上,就被阻滞在那里,进进不得,退也退不回来,更惨!


不仅铁路交通不畅,公路如一些重要的国道和省道也都受堵。许多不法分子趁机混水摸鱼,拦路抢劫,大搞破坏。


一次浙ag2005的司机与业务员老董一起从宁海一家客户单位运货回来,车至慈溪境内,突然被十多个年轻人气势汹汹地拦住了去路,这些人一个个手里都带着刷子、油漆桶或墨汁瓶,有的还拿着专门用来刺汽车轮胎的家伙。但等车子一停下,便一拥而上,将手里的刷子往那些油漆或墨汁里一浸,恶作剧般地往车身上、窗玻璃上胡乱涂写一气!罢了,又强迫司机把汽车开进一个停车场里。跟他们停在一起的那些车子,也都被涂写乱七八糟,有不少轮胎都是瘪着的,而浙ag2005未被扎破胎还算是幸运的。


停了两天,还不见那些人有放行之意,老董和司机都心急如焚,所幸车钥匙还在司机手里。当天夜里,两人便趁人不注意悄悄溜上车,发动车子开了出去。一到马路上就加大油门,一直快到萧山了,心还狂跳不已!


最惊险的还是那次到上海奉贤某厂去送货。本来浙ag2005的司机和销售员来奎元约好了,中午十一点半来奎元在杭州南星桥那边等着,司机顺路开车过去接他,再一块儿去上海。偏那天路上又堵车,八点钟车子从厂里开出,一直到中午12点才到南星桥,怎么也找不到来奎元的人影,又没法子跟他取得联系,在那里停车等了半个小时,还未见来的人影,司机和车上的另一名同事都等不及了,只好开车走了。


傍晚五点半左右他们才抵达该厂,卸完货找了家旅馆住下已是晚上八点多。次日早晨二人归心似箭,五点多就起床,一吃过早餐便上了车。司机随手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正好听到一条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说是昨天半夜时分,一列从杭州到上海班次的火车,在快到达上海的铁路段发生爆炸,死亡人数已达数十人,云云。


司机不禁惊叫道:“哎呀——,来奎元会不会也上了这趟火车呢?”


他们马不停蹄地匆匆赶回厂里,确证来奎元真的上了那辆火车,原来来奎元在南星桥按约定的时间等了半个小时,见浙ag2005还未来,以为他们失约自个儿先开车走了。哪想到他前脚刚走,车子随后就到了。这下子大家都慌得不得了,尤其是那司机,觉得万一来奎元真的出了事,自己最应该被追究责任!


大伙儿提心吊胆地等了两天,终于见到来奎元平平安安地回来了,每个人心里都松了口气,仿佛终于见到自己的亲人平安归来那么高兴。后来听来奎元讲他亲身经历的这桩惨案:当时车厢里真是惨不忍睹,坐在他边上的人都被炸死了,有人拿手往脸上一抹,就能抹到一大把血肉,他还亲眼看见一条腿飞出了窗外!独他大概因坐姿不太雅观,把两条腿都架得高高的半躺半坐在那里才幸免于难。爆炸发生后,铁路上一片漆黑,来奎元说,当时真有一种世界末日来临般的恐怖!


接二连三的险遇,使传花他们不得不缩起手脚,小心翼翼地只做一些近路生意。


局势一直到该年10月份左右,才见稳定下来。然而,与此同时私营企业该不该发展也成了当时一个颇受争论的话题。地方政府都面临着是支持乡镇集体企业呢,还是支持个体、私营企业这两大选择。选择后者无疑将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于是一些对个体、私营企业采取“不支持、不宣传、不反对”“三不”政策的地方,已算相当不错,不少地区采取了舆论加税收的方法,欲把这股刚刚蹿出来的火焰给压下去!


此时,贷款难、工厂用地难,特别是化工企业要上压力容器难和用电难等,成了私营企业想要进一步发展所遇到的普遍阻力!


一些小厂都顶不住了,纷纷关门熄火。会想法子的,偷偷转移到偏僻的围垦地区或山旮旯里;有门路的,则设法倚到集体企业的檐下,以借这棵大树遮一遮风,挡一下雨,时谓“戴红帽子”。


处在这风口子,传花和家人们也都感到惶惶不安。他们也考虑过“戴红帽子”,这样做不但可以避风,又可以减轻税收,企业要进一步发展,也不会再受种种阻挠。但他们又本能地反感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觉得要么不办厂,办了就得堂堂正正地办!


那些日子里,每天早晚,传花都要搬个凳子坐在家里那只广播喇叭下面,歪着头,一动不动地听上半天,密切关注着中央方面的政治动向和最近的一些经济决策。他琢磨着上面既然还没有把他们厂里的工商执照收了去,这说明私人办厂还是合法的,但再听听社会上的一些舆论,又不能不感到畏怯。“双打”期间那六十二天的非人折磨,使他早已领略了政治风浪的险恶——纵然是艘巨轮,也照样会被一口吞没,更何况自己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庭,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叶扁舟!


如果只是他光身一人,那么他还是什么都敢豁出去的,但他还有家人,还有儿孙们——徐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不能拿着他们的前途去赌这个博!


面对这个正越办越红火的小化工厂,传花和儿子们尽管心里万般不舍,但还是忍痛作出“见好就收”的打算。他们抓紧催讨货款,然而那些印染厂家因生意不景气,大多濒临倒闭,实在没有能力付款的,传花便让对方用积压在仓库里的布作抵,于是就搬回了许多布匹。


这年年底,他们正准备把剩余的一些原料用完后就也跟着关门熄火,却忽然传来了传花被评上该年度宁围乡劳动模范的喜讯!最早得到这一消息时,传花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直到后来,传花才知道自己这个劳动模范的称号得来得有多么不易。


就在1989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冠巨听到风声说宁围乡党委、乡政府将取消私营企业主参评劳动模范的资格,深感不公平的冠巨当即找乡里的领导一个一个地理论。他说:我们虽然是私营企业,但我们同样合法经营、照章纳税,每年我们都要交给国家许多税金,光是去年就有2万多元,今年将更多,我们还支持村里、乡里的建设,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为什么就不能评先进呢?当时宁围乡党委书记、乡长听了他的这番话后,觉得有道理,他们以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思想为指导,也认为传化企业发展势头强劲,且已为社会和宁围镇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最终决定评选传化企业为先进,徐传花为该年度的乡劳动模范。


领奖那天早上,传花比以往都要醒得早,他几乎有些等不及通知上写着的那个开会时间了。到了会场上,就有工作人员替他将一朵大红花佩戴在胸前,又领他到主席台上,让他坐在一块写有他名字的牌子后面的座位上(这辈子他还是第一次坐主席台!)。他晕乎乎地听凭那位工作人员的安排,挺直了腰板毕毕正正地坐在那里,望着台下黑压压的还在攒动着的人头(这些人可都是来自全镇各村的能人啊!),他更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


他小心翼翼地摸了摸那朵大红花,发现下面还垂着漂亮的须带。真好看,他心想,等开完会,还可以带回去给孙子和孙女儿玩。转而却又想:这可是党和政府给的荣誉哩,自己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得到这么大的荣耀,可不能落到孩子们手里给弄坏了,回去得让祥仁替自己好好地珍藏起来!


有了这朵大红花,传花已是心满意足,但随后在会上,他又得到了一大张奖状,还是乡里的一位重要领导用双手郑重地递到他手里的,又亲切地跟他握了握手;他还得到了忘了是谁送上来的一大束鲜花!在一片热烈的掌声里,他觉得眼睛里热热的,辣辣的,眼前的一切景物逐渐变得模糊。


会议结束了,传花随着人群一起走出会堂。许多人都主动挤过来过来跟他打招呼,祝贺他。那朵大红花把他的脸映得红红的,很有做新郎般的喜庆味道。他很想让这朵大红花一直这样佩戴在胸前,神气地走回家去,却又怕村人们瞧出自己的得意和骄傲来了,背地里笑话,还是把它摘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


回到家里,传花把花和奖状都放在桌上让老伴和儿女、媳妇们都过来看。这一家人从此永远也没有忘记,就是这朵大红花、这张奖状,当时给了他们多大的鼓舞和安慰,使他们彻底打消了顾虑,更坚定了一定要把厂办好、办下去的决心!


从1989年到1991年底,这两三年时间里,企业虽然因受外部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了些,但在当时的私营企业中,只要能够坚持住,不垮下来,就已是相当不错!


1992年,他们在迎来大自然的春天的同时,也终于迎来了政治春天。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终于搬掉了压在个私、私营企业头上的那块石头!


适宜的政治气候,再加上“901”特效去油灵的成功发明,和一些专家教授的加盟,传化企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在此之前,企业名称已经完成了三级跳,由“宁围宁新合作净洗剂厂”到“萧山宁围助剂厂”,再到“萧山化学助剂厂”,从“宁新”到“宁围”,又到“萧山”,每一次更名,都象征着企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很快,他们又不能满足于“萧山”了。那天冠巨去杭州工商局,要求把企业更名为“杭州化学制品有限公司”。但按当时有关规定,“杭州”后面必须再加个代名词,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建议道:“你们是私营企业,加个人名也可以,像张小泉剪刀厂,用了一百来年了,这名字还是那么响亮!”


冠巨遂一下子想到自己父亲的名字,觉得这“传花”两个字也挺好,特别是那个“传”字,既有传扬天下,又有世世代代都能传承下去之意!填表格时,他又想把“花”字草字头去掉会更妥——传化,他们所经营的不正好都是化工产品么?


从杭州回来,冠巨把为企业更名的过程告诉了父亲,并建议父亲从此也使用“传化”这个名字,传花拍了拍脑袋笑道:“对呀,我都快60了,早不怕命贵养不大了,还要这女人名字干嘛?”


由王光英亲笔题词的“杭州传化化学制品有限公司”这十二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很快出现在公司大门口。这标志着传化企业已真正确立起自己的品牌,完成了初始资本的积累,正式迈上了以发展传化事业为目标的创业之路。


与此同时,传化自己也告别了那个他曾使用了五十七年的女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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