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传花也设法把妻子接到了城里工作。祥仁先是在一家煤场里当临时工，后来又转到了橡胶厂里。夫妻俩借住在一位陈姓朋友家的一间棚屋里。那房子顶上只遮了层油毛毡，一到夏天就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冬天，也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风大一些，便整个屋顶似乎都能被掀起来。但夫妻俩总还是又能天天在一块儿了。

而此时，观宝、冠巨个子也都先后超过了父亲。兄弟俩每天早晚怀里都夹了本书，穿着干干净净的鞋袜，从村人们眼皮底下匆匆走过，往来于家和学校之间的那条长满了青苔的田塍上。附近不少跟他们同龄的少年都早已扔掉了书包，跟随父母一起下地挣工分了。在那个把知识分子唤成“臭老九”的年代里，村人们常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瞧着徐家这对兄弟，私底下嘀咕：传花哪根筋搭牢了——两个儿子都这么高大了，还不让下地挣工分，自己一天到晚牛马般地在城里拉车挣钱，供着他们读那几本吃不能吃、用不能用的破书！

话传到观宝冠巨耳朵里，兄弟俩想想也觉得愧疚，欲回家帮父亲一块儿干活，传花却生气了，跟儿子们道：“别听他们瞎说——书总是读得越多越好！你爹我小时候家里穷，供不起，现在想补也补不起来了。不管怎样，有文化跟没文化的人到底不一样，说话、举止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活儿也轻松，你们看人家帐房先生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算盘子噼噼啪，不经风，不经雨，也不受太阳晒，呆在屋子里舒舒服服地坐一天，赚的钱却够我们这些拉车的流好几天臭汗！说起工作来又体面，打官司写状纸也不用求人，自己一提笔就能写——哪个还敢随便欺侮？”两个儿子被他这么一说，从此越发用心读书。

兄弟俩都是争气的，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班里的“三好学生”。家里来客人了，传花必会指着贴在墙上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奖状，骄傲地说：“这些都是冠巨的，那一排全是观宝的。”

观宝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未恢复高考，传花设法托人把他安排在杭州某机械厂里当临时工。家里便只剩下了冠巨和年幼的妹妹。少年冠巨长得比哥哥观宝还要高大英武，一身硬硬实实的肌肉。十四岁时，他就独自出门去卖菜。出去的时候天还黑得十分严实，他自个儿将数十斤甚至上百斤蔬菜往自行车上一绑，便驮向十来里路外的集镇农贸市场。他卖菜速度很快，差一分两分钱的，也从不计较，干净利落地做完交易回来，吃过早饭再去上学，一点儿也不耽误。

到了暑假里，他会把一筐筐辣椒或别的刚跟哥哥一起从自留地上收获的蔬菜结结实实地在自行车上捆绑好，于傍晚时分赶往数十里路外的杭城。有时候误过了由七甲到观音堂渡口的最后一班渡船，便也照例得往钱江大桥那边绕。进城后的当天晚上，他就住宿在父亲简陋的工棚里，枕着市声和一片此起彼伏的鼾声酣然入梦。明天凌晨两三点钟便得起来了，匆匆赶往附近的菜市场，不论菜有无卖完，都必须在天亮前就撤离菜场，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一大早会突然出现在市场里的戴红箍儿的工作人员。

日子虽艰辛了些，但一家人心里都很踏实，都觉得前面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可惜好景不长，1977年，也即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后的第二年，又一场政治运动铺天盖地下来。风雨来临之际，传花情知不妙，赶紧让妻子和观宝辞职回乡。但他自己却最终未能逃过这场灾难。

传花自然不会想到，使他遭受这场灾难的，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要强好胜。有的人见别人跑在自己前面，会想方设法地努力超赶上去；有的人则会想方设法地给跑在自己前面的人设置种种障碍，对方越跌得惨，他心里就越舒坦，这种人往往都有些小聪明，然而鼠目寸光。传花早先在村里第一个装上广播、电灯，第一个买起自行车，又第一个造起瓦房倒也罢了，如今连老婆儿子也都跟着一起进了城，日子越来越滋润，就有不少人都受不了了，尽管他们平时跟传花一家都无怨无仇。

出事前的一天晚上，传花梦见一条恶狗朝他迎面扑来，欲张嘴咬他的裤袋，他本能地用双腿夹住了狗头。不料那白森森的狗牙又一下子咬住了他大腿根部的肌肉……传花一声惨叫，醒了，一额头的冷汗。许多年后，再回想起这梦，仍心有余悸，也正因这一恶梦，直到古稀之年，传花一见到狗，心里还会情不自禁地起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和厌恶感。

记忆中那天中午的阳光似乎格外刺眼，莫小坤的那个招手动作也格外让人心惊胆战。

传花和卡车司机一块儿乘坐在驾驶室里，他们刚从建德运了一车矿粉回来，到宁围一个叫六甲桥的地方，迎面碰上莫小坤。莫小坤朝传花招招手，示意让汽车停下。传花摇下玻璃窗，听见莫小坤叫他下午到乡里去一趟，公社工作组里的几个头头找他有事。

一听到“工作组”这三个字，传花心里陡地一沉。卸下矿粉后，顾不得吃一口中饭，也顾不上回一趟家，便忐忑不安地往乡里走去。

工作组组长是个女的，见传花战战兢兢地推门进去，不动表情地点了个头说：“你来了，好的，先到楼上去，今天也不用回去了，一会儿我会派人到你家里去把铺盖拿来的。”听到这话，传花只听见脑袋里嗡地一声，手脚都一下子软了。

工作组长将他带到楼上一间屋子里，里面暗沉沉的，只开了一扇窗，一时除了那道从窗外直直地射进来的浮游着许多微小生物和尘埃的光柱外，传花什么也看不清。工作组长又朝他点了个头，指指对面一条板凳，示意道：“坐下。”传花战战兢兢地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又心神不宁地朝房间四周扫了一眼，这才发现边上还另外坐着三人，每人手里都握着支钢笔，另一只手压在一本摊开了的笔记本上，边上还放着顶大凉帽，和一只那年头作为干部标志之一的拎包袋。显然这些人都是工作组里的成员。

这一关就是六十二天。六十二天里，传花除了被单独关在屋子里外，便是接受工作组一次又一次的审问。他曾经自嘲地把那些重复审问过他的话编成了顺口溜，这顺口溜一直到现在，他还依然能滚瓜烂熟地背出来——

六个大局、十四个公司、四个县、三十六个乡

歪风邪气，

收买干部，

行贿受贿专家。

老婆子女高工资，

资本主义思想严重，

个人发财翻身忘本

——要批要斗！

二十多年后，当笔者拿着个笔记本坐在已年近古稀的他对面作采访记录时，老人用一种商量的语气对我说：“你能不能换一个姿势？他们当年坐在我对面审讯我的时候，也跟你现在的姿势一模一样，也是一枝笔，一个本子，我说一句，他们就写一句——那笔尖可真是刀子哩！虽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却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里还是直哆嗦，每次看见有人戴着大凉帽，拎着个拎包袋，或者从宁围镇政府门口经过，看见那些乡镇干部，心里也仍会情不自禁地一阵紧缩。尤其听到‘考虑考虑’这句话，或者在办公室里猛然听见敲门声，随即有人探头进来说：‘某某，哪里去一下！’心跳得不得了，浑身都会发软——那时候他们每次要我出去受审，总是这样先笃笃地敲一下门，然后伸头进来叫唤，审到最后也总是那句‘考虑考虑’。”

老人的话使我一阵心酸。

工作组虎视眈眈，将他当作了杭州市的一条大鱼。

一个小小的底层百姓，居然受到这么大的关注，传花实在应该为自己感到荣幸。他们先是怀疑他有贪污受贿的经济问题，但查来查去也查不出结果，搬运队里的财务制度极其严格，况且又根本没有什么油水，唯一让他们觉得有文章可做的是：这些年来，传花为替搬运队和乡化工厂联系业务，共请人吃了300多顿饭。他们以每顿2块计算，要传花个人退出700多块钱。传花由于朋友结交得多，这几年开销也比较大，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工作组便派人没收了他所有家产：手表、桌子、米桶、床等等。

至此工作组还不肯罢休，又绞尽脑汁地给传花罗列出几大罪状：劳动力外流、地下包工队、老婆子女高工资、资金飞过海。其中最后一条性质最为严重。说“资金飞过海”，其实只是飞过“江”。由于对方单位繁琐的财务审批制度，搬运队经常一两年都拿不到应得的工钱，传花便设法让对方单位经办人通过邮寄的方式，把大伙儿的工钱汇到萧山，中间便可以省去许多审批手续，这本算不得是什么犯法的事，但人的思维一旦进入一板一眼机械的死胡同里，其行为举止就像学生试卷上的答案一样，出卷人给的是“妈妈”，你就不能写成“母亲”。出卷人说猴子捞月亮是愚蠢的，你就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那些猴子齐心协力，天真可爱。

工作组审问的重点自然也落在了“资金飞过海”上。他们问传花究竟有多少笔资金“飞过海”了，传花都一笔一笔地供了出来，供到后来实在没有了，工作组还紧叮不放，一再审问到底有没有了？传花说没有了，真没有了。他们又要他写保证书，说：如还有，待查出来后以一罚十。写完了，又让他签字。

传花拿起笔来要签，审问他的左边那几个人说：这字你要是签了，日后有你受的——一罚十，你全家今后就别想再有翻身之日了！

右边那几个人说：你还不签，说明你还有数字隐瞒着。

左边说：你再考虑考虑，这一笔落下去，你三个儿女的前途说不定就这样没了！

右边说：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传花早已是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拿着支笔抖在那里。那些人将他耍够了，便唤人再把他关起来，让他再“考虑考虑”，明日重审。又审了两次，到第三次，传花说一定没有了，签！

谁知刚写下名字，就听见“嗤”地一声，一张写有5000元的票据被撕下来扔到了他面前。这票据原是工作组里的人伪造的，用来吓唬识字不多的传花。老实巴交的汉子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猛地起身往窗口扑去！那几个人不由得惊叫道：“要自杀了！”忙将他拦腰抱住，又把窗严严实实地关好。

这天晚上，传花饭也不吃，只是躺在竹榻上流着眼泪暗自想着：徐家虽穷，却祖祖辈辈都是安份守纪、清白做人，自己自从十四岁那年来到这块土地上，苦苦挣熬了三十多年，也要强好胜了这么多年，无非只是想摆脱父辈和村人们的那种苦日子，希望能为徐家门楣添些光彩，到头来却落到了这般地步！纵然有一天能重见天日，却总是烙下了永远的疤印，给人留下一世的话柄！想到这，心里更是万念俱灰，只想一死了之。

想死却又不容易。许是在这里面被逼死的人太多了，那两个看管他的人显得十分警惕，里面一有风吹草动声，即破门而入。传花数次自杀未遂，便又以绝食抗争。

亲人们过来探望他，都被挡在门外不让见。他大姐听说小弟被关起来了，便一路哭泣着跌跌撞撞地从宁新家里赶来，想跟可怜的小阿弟见个面，工作组里的人却说什么也不许她进去。隔着一扇门，传花在里面清清楚楚地听见大姐的哭声和哀求声，以及工作组里的人凶狠而又不耐烦的斥喝声：

“望什么？出去！出去！”

“跟你说望不来的，还在这里哭哭啼啼！再不走就连你也一起关起来了！”

老实巴交的传炳也被弟弟的这场灾难吓得六神无主。不会骑自行车的他跟大姐一样徒步走到公社大院门口，听说不让进去见人，便眼巴巴地倚在门口朝里面张望了半天，才很不甘心地往回走。

冠巨在那天清晨的突然出现，使已经有好几顿未进食、只想以死抗争的传花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和对这个世界的留恋。

一个多月来，几乎已经被完全和亲人隔绝了联系的他，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自己万念俱灰之际，儿子会突然出现在眼前！那会儿他简直不敢相信了自己的眼睛。18岁的儿子看起来是那么高大强壮，那倔犟的眼神和紧抿的双唇，使他一下子意识到似乎昨天还刚刚被自己用小推车拉进城里的小儿子，已经长大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了！

那年在杭州某机械厂当临时工的观宝跟随母亲离开杭城后，高考已经恢复，几经周折后，观宝考取了湘湖师范。而冠巨高中毕业时，也正赶上国家恢复高考，这对他和所有渴望跳出农门的农家子弟来说不啻是条最好的出路。但因那时的农村教育还处于“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状况，实际教学质量大打折扣。冠巨自知功底薄弱，去邻乡长山中学补读了一年高复班，第一次参加高考落榜后，在河庄建设村小当了阵子语文代课教师，终于还是不甘心，又回到长山中学高复班里，参加短期补习，以备这一年七月份重新参加高考。

没想到就在这紧要关头，父亲出了这么大的事！

传花怔怔地望着儿子，外面守得这么严，想不出是怎么让他进来的——这个小儿子，总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此时此刻，传花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父子俩泪眼相望。过了许久，传花才问起家里的情况，冠巨低声道：“都好好的，你不用担心。”又过了一会儿，外面楼梯里的脚步声杂沓了起来，想是公社干部们都已纷纷来上班了。儿子心痛地望着父亲陡然显得十分苍老和瘦削的脸庞，却所有的话都一下子被哽在了喉里。这些没有出声的的语言，做父亲的也同样能深深意会。语言对这对父子来说，有时候是完全多余的。

出门时，儿子又恋恋地回过头来望了父亲一眼，眼泪又一次汹涌地模糊了传花的眼睛。走廊里随即响起了一阵轻缓的脚步声，渐去渐远。

擦干眼泪，重新在床边坐下，传花再也不想死了，他要继续好好地活着，哪怕光是为了这么好的儿子！他开始冷静下来，一改以往的怯懦，面对工作组里的那些人，面对每一次审讯，内心一下子都充满了斗志。

而此时，整个政治运动都已进入尾声，工作组也意识到在传花身上已无文章可做，他们把政治热情很快转移到了别处，同时也一下子厌倦了对传花的一次次审讯。渐渐地，传花也意识到自己已日渐受到“冷落”。

那天传花出去解手时，在楼梯口听见隔壁办公室里有几个熟悉的声音在嘀咕：“搬运队里的车子都快被劳动局里的人缴光了，他们不拿车壳，就只要下面的两个轮子——就这轮子也都被他们塞满整整两大间屋子了！传花不在，也没人能替代他去跟劳动局里的人疏通关系。”

传花屏息凝神地站在那里，便又听见工作组长的声音——

“一开始你们跑来怎么跟我说？现在倒好，又省不来他了！”

又过了一天，乡化工厂里的人也跑来找工作组，告知传花被关的这些日子以来，厂里的硫酸一下子供应不过来，而生产出来的化肥也都被堆积在仓库里，一堆一堆都有防洪埂那么高，把三间大屋都塞得密不透风。

最后一次审讯时，工作组长对传花说：“关也不关你了，你今天可以回去了，但回去后得把该缴的罚款都交上来。”

传花也不像先前那样惧怕了，说：“建筑单位汇到萧山来的都是大伙儿的血汗钱，又不是诈来骗来的，再说又早已发给大伙儿了，我个人一分都没有多拿；至于请人吃饭，都是为公家办事，凭什么还要我交这些罚款？！”

工作组长想不到他竟敢跟自己顶起嘴来了，恼怒道：“说要放你了还这样不识好歹！你究竟是交还是不交？”

传花自己也不敢相信一下子会变得这么胆大——“反正家里的东西都已经被你们抄收了，我回不回去也无所谓了。要放我出去，就得先把我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把话彻底说清楚，省得以后又弄不灵清！”

这天傍晚，一缕阳光难得从这么多日子来一直都是暗沉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窗外照了进来，温柔地落在传花的竹榻上。当天晚饭，传花第一次将碗底里的饭粢扒拉得一粒不剩，觉也睡得特别香。第二天中午时分，就有人进屋来通知他收拾铺盖回家。

传花却坐在那里无动于衷道：“那些罚款我交不起，索性在这里吃住一辈子算了！”

那人气急败坏道：“不罚你了还不走？从没见过像你这样不识抬举的！”

从公社大院里出来，刚走到太阳光下的传花，忽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六十二天了，像笼子里的鸟儿一样被关了六十二天，才重新得以跟屋外的阳光亲近，重新感受到蓝天下的舒畅美好。冠巨过来接他，父子俩一起慢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经受了这么多日子的折磨，传花那曾经是村里人几乎无与伦比的强壮的身子一下子变得十分虚弱，走了不到一半的路，就感到异常吃力，便往就近处的一个亲戚家里走去，想去那里歇会儿脚，讨口水喝。

见了面，亲戚也不请他们坐，只在那里嘀嘀咕咕，埋怨自己家里造房子，没几个亲戚过来帮他们。

传花内疚地说：“我进去了，才刚刚出来……”

那个女当家的立即尖声道：“噢，你坐牢去了？！今天倒是放出来了？”说罢又顾自忙活去了，也不再过来搭理他一下。

传花暗自苍凉地叹了口气，和儿子继续往家里慢慢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