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花所在的那家化工厂终于再也支撑不下去了，经乡政府领导决策，将这家厂连同乡里其它几家都不是很景气的企业，都一块儿并给了全乡最优秀的一家乡办企业。这家乡办企业一接收这些烂摊子后，即规定这些企业的原来职工凡年满50岁的，都必须提前办理退休手续。那年传花已五十二岁，自然也在“遭退”范围内。

刚离开化工厂时，传花心里还颇有些失落感，毕竟在那里干过这么多年，对厂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有感情了的。但随着液体皂的畅销和每天的奔波忙碌，这份失落感也很快被冲淡了。

那是一个令今天的孩子很难理解的特殊的年代，经济已经在开始复苏，但气候还未完全转暖，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地区，也还是有那么一点儿积雪未被完全融化。市场的不成熟，导致一方面部分商品被盲目生产，出现过剩现象；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商品发生严重短缺，特别是那些日用化工产品，老百姓们还得凭票才能购买到。

当第一批液体皂制作出来后，传花几乎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用自行车驮着它们走向跟大海一样广阔的农村市场。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还未出村，这满满六塑料桶的液体皂即被卖了个精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原指望这一趟出来，除去原料成本费外，能赚三五块钱也已心满意足了，回家一细算，却净赚了四十多块钱！

第二次、第三次……也都一出门就被抢购一空。用过的人都在到处传说他们的液体皂质量好，香味足，使用起来的效果比从商店里排队买来的还要强，且价格也要便宜。随着量的不断增加，钱也赚得越来越多，却还是供不应求，许多小店都纷纷赶到他家里来要货。光靠自行车、钢丝车的运送和沿途叫卖看来是远远满足不了顾客需求了的，于是传花和儿子冠巨商量后，开始采用订购的方式，通过一些小店设立代销点，将各店所需的液体皂的数量于当天傍晚前统计好，翌日便租了一辆拖拉机去各处发送，后来又增加了三卡。

车子越跑越远，从宁围到新街，又到靖江、瓜沥、党山及周边绍兴地区，也扩展到上山——楼塔、浦阳，甚至诸暨、富阳等地。车间里的缸也在跟着一只只迅速增添，这个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家庭小作坊给重病中的冠巨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和精神上的寄托，病情稍一缓和，冠巨便帮父亲记记帐，出出主意，有时候还替父亲接待一下客人（当然每天工作时间基本上都得控制在两个小时左右）。他还提议回收空桶。购买一只新的塑料桶，得花三、四块钱，而回收一只空桶只须5毛钱的成本，这些空桶曾经在徐家门前的空地里堆得到处都是，它们使企业大大降低了成本。

因徐家在村里人缘一直很好，邻居们一直都很关心冠巨的病情，特别是凤州大伯，早先就提醒过他：“冠巨，我看你的病有点像黄胖病。”

年轻人当时根本不信——“连浙一、浙二这样的省级大医院都去诊断过了，确定是溶血性贫血，怎么会是黄胖病？”

过了些日子，这位热心而又诚挚的老人又特地从自己家里赶来对冠巨说：“我想来想去，越觉得你这病跟黄胖病的症状一模一样，哪天我带你去找专治这种病的一位草头郎中（非科班出身的乡医），那人也姓徐，大约就住在东沙新湾一带。”冠巨还有些不相信，但老人的热心和诚挚深深感动了他和家人，觉得不管结果如何，光是冲着凤州伯的这番好心就也应该过去试试看。

翌日一大早，传花租了辆三卡，借送儿子去新湾看病之机，又顺便搭运了60桶液体皂。先将液体皂在车厢里紧紧排放好，再让冠巨坐在这些装液体皂的塑料桶上面，自己和凤州大伯两个一同陪往。

车至头蓬、新湾一带，将液体皂先去小店里发送完毕了，再打听那位郎中的住址。经过一番询问，他们终于在靠近偏僻的围垦地区一个叫冯溇的小村庄里找到了这位姓徐的郎中，人称“徐先生”（老一辈的沙地人都习惯于敬称医生为“先生”），先生戴一副眼镜，其时已八十有余，发白如霜，却面容清癯，白净如生，神采奕奕，颇有些仙风道骨的味道。虽地处荒僻，家里却门庭若市，进进出出的病人络绎不绝，远至桐庐、乌镇都有病人慕名而来。

原来徐家祖传“黄胖病”专治秘方，至先生这里已是第五代。先生大名徐铭圆，祖籍天台。传说他们先祖的爹曾得过“黄胖病”，已是病入膏肓，眼看就要不治，闻听天台山上隐居着一位高人，善治百病，先祖便日日上山跪求那位高人出手相救，求了四十多天，终于感动了对方，给了他一张秘方。先祖用这秘方治愈了自己父亲的病后，又救治了地方上许多患这种病却又无钱医治的老百姓。先祖临终时，曾嘱咐子孙：要将这秘方世世代代留传下去，但只能单传，并且传大不传小，只传媳妇不传女儿；要造福穷人——得这“黄胖病”的多是些遭日晒雨淋做苦力干重活的穷苦百姓，至于那些养尊处优的富人一般都不大会得这种病，故替人诊治时，不得多收钱，只能适当收取点成本费。

徐铭圆亦谨记着祖上遗训。中医诊治时讲究“望、闻、切”，徐铭圆则一看病人指甲、二观其气色，三问胃口。据说“黄胖病”按其病理分为“失力黄”和“水黄”，严重者，手纹全白，民间有“三年黄，三年胖，再过三年见阎王”的说法。而最厉害的要数那种所谓的“百日黄”，一旦病程超过90天，任是神医也无妙手回春之术。得了这种病的人三伏天也得捂着棉袄，民间又称此病为“干血痨”。

当冠巨告知自己也姓徐时，徐铭圆态度显得更为和蔼、慈祥，他又用手剥看了一下冠巨的眼皮，心里已有了七八分把握，嘱冠巨先带些药丸回去服用试试看，这些药丸皆由他和他家里人根据祖传秘方配制而成，貌不起眼，一粒粒如黄豆大，黑不溜秋，价钱也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一包只需5毛钱，而每包均有100粒，共配了10包。要求一天服用3次，每次为8粒。服用后，若感觉舒服，有轻松感，说明正好对症；反之，如有恶心呕吐之类的不良反应，则可能得的是另外病症。

冠巨将信将疑，带了药随父亲和凤州伯一起回家。服药后的当天白天身体还未感觉有什么特别反应，到傍晚饭后，小便一下子猛增，随后一整个晚上都频频上厕所，第二天感觉一下子轻松了不少，先前因水肿而变得晶亮的皮肤也明显收缩了起来，由是信心大增，再忆起老先生曾跟他说过：“你这病是因体内本已湿邪郁积，又突遭冷雨一淋，恶湿更是无法排出，因而破坏了血细胞所致。我这药利湿通小便，一旦血内湿邪祛净了，病便也自然而然地好了。”更觉得老先生还真有几分把握。

当时冠巨还在服用一种叫“强的松”的激素，是浙一医院里的医生叮咛要继续服用的，一次须服4粒。按徐铭圆的说法是都可以停下来了，只服用他配给的药丸就是。但长期以来对激素的依赖使冠巨不敢贸然完全摆脱这一药物，吃了一星期的药丸后，才试着把那激素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减下来。第一个星期减去了半粒，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医院里去化验了一下血色素，结果完全正常；第二个星期又减去了半粒，再去医院里化验血色素还是正常。这样减到第八个星期，只剩下最后半粒了，心里反而比先前显得更紧张了，如同打了一场生死大战，眼看胜利在即，但还差那么一点儿，唯恐自己高兴过早，落得前功尽弃，甚至病情变得更糟。这最后半粒他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完全减掉。那些日子里，他不断地注意着手掌的颜色，翻看眼睑内有没有血气，直到最后一次血色素化验结果表明完全正常，一直悬在心里的那块石头才落了下来。从此冠巨彻底告别了激素，身体进入了自然恢复阶段。

药丸吃完后，在父亲的陪同下，他又去了徐铭圆那里一趟。第三趟，冠巨已能自己驾驶着一辆“嘉陵”摩托车过去，随身还带去了几壶液体皂和几盒“双宝素”。液体皂被收下了，但那“双宝素”徐铭圆说什么也不肯收，这更使他深深钦佩先生的医德。

接着的四个月时间里，冠巨一直服用徐铭圆配给的药丸，直到后来再吃下去要拉肚子了才停止。经过这大半年的治疗，冠巨的身体已大见好转，这使他对未来生活又重新充满了激情。劫后余生，获得的境界是长期生活在平风静浪中的人们所无法达到的。

冠巨自然也从些念念不忘徐铭圆的救治之恩，每隔一年半载总要带许多丰厚的礼物去冯溇看望一下老先生，将其视若自己的亲祖父。后来徐铭圆一家遭遇不幸，先是他儿子患绝症去世，冠巨因自己刚好抽不出空，便委托公司党支部书记苗裕华送了几千块钱过去慰问和吊唁；不到一个星期，徐铭圆自己也得重病去世了，其住院时的费用及去世后的丧葬费都由冠巨抢着承担。他还拨冗在老人的灵堂里静静地守了一下午。徐铭圆家里当时还十分清贫，他唯一的孙子传兴又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冠巨便又邀请传兴夫妇到传化企业里来跑销售。在他和父亲传花的关照下，再加上传兴夫妇自己的努力，两口子在企业里如鱼得水，连年都在销售战线上创造了好成绩，不但数年前就已造起了漂亮舒适的楼房，还早早地拥有了私家车。——当然，这些都已是后话。

再说冠巨病情既已好转，便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作坊里，人手方面光靠了他们父子俩已远远不够，传花便先后邀请了光明爹等一些比较邻近的亲戚过来帮忙。

随着液体皂生产的不断扩大，用水量也在不断增加，靠了蓄水池里的那点雨水已越来越不够供应。在水资源一直都很丰富的沿海地区，这种以往最不被庄稼人重视、也一切生命最基本的原素，此刻充分显示了缺它不可的重要性。井水盐碱含量高，池水太混浊，河水又有污染，那么还有什么水可以替代蓄水池里的雨水，被他们取为生产液体皂之用呢？

二十世纪86年年底的一个傍晚，深受这一问题困扰的传花，像一头饿急了的野兽急于找到食物般，在村子里的一些河塘、沟渠边走来走去，渴望能突然发现自己未曾想到过的合适的水源。晚上，观宝建议说，他们学校里装有自来水，可以跟校领导商量一下，请求适当帮助供应一些。

那是公家的水，传花最初并不想在这件事上跟公家有所交涉，但又实在找不到其它合适的水源，眼看车间里马上就要因断水而陷入瘫痪，只好不得已而为之。经宁围中学校领导同意后，家里人便像干旱地区的难民一样吱吱嘎嘎地拉着钢丝车，走向数里路外的宁围中学，开始了他们长达两年的求水之路。

他们用可以容纳五十公斤液体皂的塑料桶作为装水工具，一车便是这样的十大桶。从集镇到他们家之间的那数里路当时基本上都还是些弯弯曲曲的泥路，晴天还好，要是下雨天，路上便坑坑洼洼的到处都是水。返回时便往往需要两个人一起配合，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最惨的是一不留心钢丝车轮子便陷进泥坑里，任两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无济于事，搞得半身都是泥浆。一车水拉回家，前面拉着的那一个肩上往往会留下沟槽般深的被绳子勒起的红痕。

起初，一天也就拉上这么一车两车而已，但随着生产用量的不断增大，这运水的次数也不得不跟着增加。学校里的个别老师已经有了意见。传花和儿子们觉得再这样拉下去要让学校领导为难了，便主动退出。又闻听乡政府食堂里也装有自来水龙头，便又找那里的负责人商量，但也只维持了一个月，因运水量的不断递增而遭拒绝。

一家人又重新陷入了困境。幸好这时冠巨原单位的一位食堂主管答应帮他们的忙，这家企业食堂里的自来水龙头比别的单位里的都要大，装水时可以节省不少时间。而这时他们的运输工具已经由钢丝车改为拖拉机了，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他们一般都选择在晚上搬运。但随着用水量的继续猛增，光是晚上的运水量又已远远没法满足生产需求，只好白天也过去运。这事很快就被这家企业的最高领导发觉了，出于对企业自身利益的考虑，领导立即命令食堂人员不得再把水供应给他们。

又断奶了，一家人再次聚在一起想法子。后来他们把目光落在城北农场（即现在的萧山经济开发区中心），其畜牧场内据说也装有自来水。在城北农场的接济下，他们终于又熬过了这一关。直到1988年，他们的产品已经由液体皂发展到“105”、“209”等多种工业洗涤剂，原先家庭式的小作坊也已成长为像模像样的化工厂，便觉得再这样东奔西跑地四处运水也实在不是长远之计，遂在自家道地边上打了口井，本以为直接使用井水，产品多少会受些影响，却没想到生产出来的洗涤剂品质似乎比之前更好，更显浓稠了。这给传花等人带来了大大的惊喜。事后，冠巨分析，可能是水中所含的碱性，正好迎合了产品形成时的化学反应需要。

很快，那口井又被嫌小，抽上来的水已不够使用，便又在房屋背后打了口大井，再加深数米，这样一次便可抽上五吨水，才再次满足了车间里的生产需求。

再后来，宁新村准备出资10万元装自来水，征询企业和村民们的意见。传花一家自是欢喜，他们还特意捐给了2万块钱。至此，企业用水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