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潘金莲几乎成了“”的代名词。随着时代社会的前进，人们逐渐摆脱了陈旧的偏见，变得公正、客观多了。那么——潘金莲的形象有什么意义？

潘金莲是《金瓶梅》中的第一女主角。她的形象要比《水浒传》中的同名人物形象丰富得多。作者活化了这一人物，关键在于他写出了她复杂多变的独特个性，展示了酿成这一人物形象的时代、社会因素及主人公际遇符合逻辑的发展。

概括来说：潘金莲是个年轻、漂亮、聪明、能干的女人。但她的年轻漂亮成了她勾引男人、无羁的资本；她的聪明能干也成了她争强好胜、狡狯刁钻、损人利己的依凭。她从九岁被卖在王招宣府里学弹唱，跟着王招宣之妻林太太开始学坏：“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嫁给武大以后便常在门前露出小脚，“勾引”得浮浪子弟们戏闹，致使武大在紫石街住不牢，只好搬迁至县西街住。既后便勾引小叔子武松，未能得手；旋即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并害死武大。在西门府中又因耐不住寂寞而与小厮琴童私通，与女婿陈经济偷情。就在西门庆死后，吴月娘叫王婆将其领回发卖等待嫁人期间，她又与王婆之子王潮儿相淫媾，其丑态令人作呕。最后被武松剜出心肝，割下头颅祭兄，死得惨不堪睹。为此之故，“潘金莲”落下了千古第一“”的骂名。潘金莲形象的另一个特点是她的聪明、机变过人。她善于察颜观色、听篱察壁，西门府中发生的许多秘事，其他人都不知道，单她清清楚楚。例如：西门庆乱搞了女人，她很快就会觉察，而且往往能一针见血地击中要害。西门庆与李瓶儿、宋蕙莲、王六儿、如意儿等人的奸情都是她最先察觉的，并为对付这一桩桩侵犯她权益的行为煞费苦心，绞尽了脑汁。潘金莲生不逢时，既为女性，一身的聪明才干便注定无从施展。在家庭的小天地中，面对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妻妾制度和男权制度，她又只好去适应，不得不扭曲自己的心性，以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金瓶梅》故事的演进中，我们看到潘金莲的聪明、能干带来的不是美的闪光，而是罪的恶果。开始，她不择手段地毒杀了自己的丈夫武大、以达到嫁给西门庆的目的。其后又为了争宠，不惜逼死情敌宋蕙莲。最后竞发展到出于忌妒，害死李瓶儿的命根子一无辜的婴儿官哥的地步，接着便气死了对手李瓶儿。她的所作所为显示了她的聪明却又奸诈的一面在其生命历程中所起的破坏作用。《红楼梦》中王熙凤害死尤二姐的艺术处理，受了《金瓶梅》写法的影响。

《金瓶梅》作者对潘金莲形象的塑造，符合社会环境和人物自身境遇的规定性，能够使人信服。但是这一形象之所以能给人以启迪和深思，还在于作者展示了这个人物整个的生存空间。只有在这个宏观世界中，作者才能提供这一人物何以是如此的全部答案；只有在这个空间中，潘金莲的形象才可能是立体的、凸现的、鲜明生动和令人折服的。这个空问即是恩格斯所称道的“典型环境”，或是“伏斯泰夫式的广阔背景”（1888年4月初《致玛·哈克奈斯》、1859年5月18日《致斐·拉萨尔》）。

《金瓶梅》作者当然不是根据“指南”或某种教义来写作，他唯一的信条是现实生活，是他自己所能够深刻感触到的那个真实的时代和世界。真实，这就是作者借以立足的根基。

当《金瓶梅》的作者追寻着《水浒传》把潘金莲的故事小心翼翼、认真负责地展开来的时候，作者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她所生存的环境：七岁时丧父；因度日艰难而中途失学；从九岁起被卖在王招宣府里学弹唱……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的命运从这里发端，贫穷是她的生存空间中的第一个特色。到了十八岁，潘金莲出落得分外美艳俏丽。年过六旬的张大户趁老婆余氏不在家时，暗将她唤至房中“收用”了。多么文雅的词语！“收用”！其实不过是男主人使女的别称罢了。可是这一丑行在那个社会是被认可的，堂而皇之的。不仅如此，张大户在损坏了这无瑕的“美玉”和“珍珠”以后，又偏偏把她嫁给奇矮、特丑、懦弱、愚钝而又嗜酒的房客武大，而暗中仍奸占着她。既后，大户死了，但潘金莲却无法挣脱她与武大这桩丑恶婚姻的绳索，整个封建社会传统的男尊女卑、嫁鸡随鸡、从一而终的观念将她牢牢地束缚在这桩不幸婚姻的链条之中。这根链条不知绞灭过多少美好的青春，断送过多少妙龄女子的爱情！它如此高悬在潘金莲的生存空间，犹如一柄法力无边的尚方宝剑。潘金莲不甘于命运的摆布，多次主动出击。她痴心妄想着要另寻造化，把希望寄托在找寻自己所钟爱的男人身上。于是她演出了一幕幕勾引武松，与西门庆奸合等等的丑剧。

在潘金莲与武松、西门庆、武大的关系中，人们很容易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武松不理睬潘金莲的勾引，代表了传统的道德文化意识和以社会认同与否为取舍的价值观念。潘金莲追求武松（不管武松态度如何）以及与西门庆的一拍即合，则反映了古已有之、但未成为传统的功利文化意识。其出发点乃是以个人和“利己”为依据。如何评价这两种价值观念？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金瓶梅》的作者虽然倾向于肯定社会道德，但写作态度尚能超然。正因为如此，潘金莲的世界才能那么多姿多彩，斑斓生辉。

潘金莲的功利意识与利己原则发挥到极致就形成了与社会道德的尖锐对抗。她终于听从王婆的计策，接过西门庆给的砒霜，以毒杀自己嫌恶已久的丈夫而获得精神的解脱。在这一事件中，潘金莲是有罪恶的（即以今天的道德标准作衡量亦罪不可赦），但造成这一结局的却是社会。因为那个社会的婚配制度、道德伦理观念都是不合理的，是社会逼使这个年轻美貌的女人泯灭了良知和美好的天性，是残酷的现实使她选择了这条“你死我活”的必然之路。

潘金莲毒杀武大之后，被娶进了西门庆的家中。按理说，从此天下太平了吧？殊不知家庭便是社会的缩影，屋檐底下仍然起风波。潘金莲在西门府中面临着三大矛盾，她解决不了：

第一，妻妾争宠。西门庆有一妻五妾，潘金莲排第五房。吴月娘大娘子的身份、权威，西门庆对小妾李瓶儿的宠爱，对她都是威胁。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她拉拢春梅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助长自己的威风。她离间西门庆、吴月娘、李瓶儿、孙雪娥等人之间的关系。对和西门庆有染的仆妇宋蕙莲、如意儿软硬兼施、宽猛相济、纵横捭阖、劳思伤神，因为她极担心她们又会成为西门庆的小妾。她唆使西门庆勾结官府陷害来旺，终将其递解徐州，逼使其妻宋蕙莲走上了自杀的绝路。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是潘金莲进入西门府后一步步走过来的历程。潘金莲变得越来越凶狠，越来越令人憎恨了。但是这种一夫多妻制怎能使这些失去了丈夫的宠爱便会遭殃的妇女们相安无事呢？

第二，男尊女卑，社会不公。潘金莲来到西门府不久，西门庆就觉得腻味了，他在家中呆不住，便去妓院中梳笼了李桂姐，一连十多个日夜不回家。金莲大失所望，便和孟玉楼的小厮琴童偷情，被孙雪娥、李娇儿告到西门庆那里。西门庆毒打琴童，将其赶出；然后喝令金莲把衣服剥个精光，跪在院子里，他用马鞭抽打她。结果是金莲的谎供骗过了西门庆，二人言归于好。西门庆继续眠花卧柳，乱搞女人，“属皮匠的，逢着的就上”；而金莲也不甘寂寞，在家中与女婿陈经济幽会偷情。

用今天进步的道德观看，西门庆屡屡负心于潘金莲在前，金莲暗通情郎在后，值得谴责的是西门庆。但在那个时代，道德只对女人大兴问罪，西门庆可以手握皮鞭任意罚打潘金莲，金莲却要为西门庆偷上李瓶儿、宋蕙莲、王六儿、如意儿、贲四嫂等人打掩护（虽然并不出自内心的意愿，但在无可奈何之中，也只好依从）。《金瓶梅》作者的如椽巨笔如此真实生动地为我们刻画出了那个时代这种种不公正的现实。作者在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的表现时，两次几乎用同样的句子慨叹：“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为人莫作妇人身，百般苦乐由他人！”主要倾向是谴责西门庆对她的负心和折磨，表达了对她乃至一切由男人摆布苦乐命运的不幸妇女的同情。

第三，母以子贵。由于封建社会的婚姻无爱情可言，夫系氏族的家庭也不把女人当成人，妻子成了生育的工具。所以，妻妾的地位要有子以后才能看涨。潘金莲来到西门府后，虽然用尽心思把拦汉子，但总不怀孕。相反倒是后进门的李瓶儿来了才十个月就生下了官哥。这孩子的诞生为这个正在兴旺暴发的家庭锦上添花，既增添了西门府的喜庆与欢乐，也为李瓶儿带来了更高的身价与地位。同时官哥的降生构成了对其他妻妾更大的威胁。在这种相互竞争、勾心斗角的情势下，潘金莲竟干出了杀灭无辜以保自身无虞的罪恶勾当。潘金莲的行为无疑是应该受到社会舆论和道德谴责的。这件事如果不是发生于文学作品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那么杀人者抵命，肇事者受法律制裁的结局是最公正的。

然而文学毕竟不是法律，舆论也不等于法庭。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这一形象给人们以启迪。我们从潘金莲所走过的道路中能看出些什么？它能给我们什么启迪？这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金瓶梅》通过展示人物生存的社会环境，使我们看到他们所置身的那个社会，有一种强大的合力，它将主人公推向一条必由之路。潘金莲一生的曲折际遇，她的个性特点的形成，以及她最终走向毁灭，都是这种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潘金莲的悲剧不折不扣地是一出社会悲剧。如果她的家庭不是那样穷，如果她不是被迫嫁给奇矮特丑的武大，她的命运与结局就绝不可能如此糟糕。潘金莲的悲剧留给了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以上是就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的大关节而言。除此而外，作品在细致人微地刻画其性格特点的其他方面也颇见功力。例如，她的精明中透着刻薄；她虽然悭吝却并不贪财；她虽出身穷苦，怜悯之心尚存，但对武大前妻之女、对丫头、小厮又非常凶狠粗暴，对自己的母亲也不孝敬；她聪明伶俐但不用在正道上；她工于心计，善于说谎，惯会挑拨离间……

综观全书中潘金莲的形象，作者展示最多的是她的纵欲行为，主要是她与西门庆的各种场面。作者想以此来表现他们二人的堕落，其中包括西门庆对她的玩弄和受到她蛊惑的成分。《金瓶梅》的作者对她无疑也是持谴责态度的。第一百回作为概括全书的总纲，有一首七言诗，其中云：“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这就是作者对她的基本态度，他是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上评价女主人公的。

《金瓶梅》的作者对潘金莲的认识有较强的偏颇性和较大的局限性。由于这一指导思想的偏移，作者几乎要把她描绘成一个淫女荡妇。也许在作者的眼中，潘金莲就是“”的代名词。潘金莲早在《水浒传》中就被钉在了耻辱柱上；《金瓶梅》中对她作了更加细致地刻画。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部杰作充满了艺术生命之灵性，它绝不可能在作者一小点观念意识的偏差中淹没。它所提供的主人公的广阔背景，包含了主人公心理、行为的全部正确答案。这个答案即使作者找寻得不够正确也不要紧。三四百年过去了，时代前进了，历史变迁了。然而无论在哪个时代，人们总能重新从作品所提供的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寻求到新的、正确的答案。这就是《金瓶梅》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也是潘金莲形象所留给我们的无尽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