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历时36天的工作会议。会上，华国锋和邓小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沉默已久的陈云，作了两次重要发言，引起极大的震动。

秘密会见叶剑英商议粉碎“四人帮”

在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1976年10月6日——中国爆发举世震惊的“十月革命”。

关于这场“十月革命”，主要的发动者是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中共许多资深老干部的支持，其中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王震等。

陈云在1992年7月21日所写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曾这么写道：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

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除了陈云自己的这一段回忆之外，关于陈云如何支持1976年的那场“十月革命”，几乎鲜为人知。

王震曾充当了叶剑英的“联络参谋”，秘密地联络了陈云等老干部。

笔者见到范硕在《王震眼中的叶剑英》一文中，曾这么写及：

王震是位纪律性很强的老将军，凡是叶帅交代办的事，他都一一照办，而且办得很认真，很妥帖。根据叶帅的交代，他多次到陈云和其他同志那里走动、通报。他把办过的事和了解的情况，随时反馈。叶剑英十分满意这位“联络参谋”。

王震是怎样联络邓小平和陈云的呢？在这篇文章中，范硕写及王震的回忆：

王老回忆说：

叶帅在酝酿对付“四人帮”的办法时，急需征求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的意见。他又一次叫我来。

我刚坐下，叶帅就问起我上次去陈云那里交谈的情形，我一一汇报，告诉他，陈云和他想的一样，党内要搞合法斗争。然后，他和我商量如何进一步请教陈云。

我登门拜访，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

“既然不能把那几个人弄起来，是否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

“更不可以！那样会打草惊蛇！”

“那怎么办呢？”

陈云想了想说：“让我再思考一下，等思考好了，再告诉你！”

我提议他到叶帅那里去串串门，他同意了。

后来，陈云想好了，直接到叶帅那里去串门子，与叶帅交谈，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这个“联络员”总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为了征求对于粉碎“四人帮”方案的意见，叶剑英曾先后5次派王震到陈云家中。

陈云以为，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

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通过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打倒“四人帮”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主张武力解决。当陈云得知叶帅的坚定态度后，明确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陈云除了对武力解决“四人帮”表示坚决支持之外，总是称赞叶剑英是“智多星”，能够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可靠方案。

陈云之子陈元也曾这么回忆：

我父亲多年从事地下工作，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出门的时候，把保险柜的钥匙，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我。还有他万一回不来，一些需要说的事情，他也都向我交代了。

他到叶帅那里去，正好碰上邓颖超同志从那里出来。他非常高兴跟她打招呼。他说，老同志们多年不见，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

他跟叶帅谈话的内容，据他对我讲：叶帅给他看了毛主席关于“四人帮”的一些讲话的内容，然后叶帅跟他讨论了如何处置“四人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的非常手段的方式。

当时，我的父亲和叶帅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明确地表示，对“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回家之后，他显得很兴奋。

与陈云一起并列为中共“五大书记”中的刘少奇于1969年惨死，另三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则在1976年先后病逝。

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成为“五大书记”中唯一健在者。

坚决支持邓小平复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成了“争议中心”。

刚刚粉碎“四人帮”，在庆祝“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时候，依然喊出“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

所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要继续批判邓小平。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的汇报时，就明确指出：

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除了陈云之外，邓小平虽经两回“打倒”，依然健在。

这样，陈云和邓小平也就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健在的两位最资深的中共元老。

相对而言，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好，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并未涉及陈云。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

邓小平能否出来重新参加领导工作呢？围绕这个问题，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4天——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便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

陈云是中共中央委员，理所当然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邓小平那时由于被撤销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华国锋在会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所说的“天安门事件”，是指1976年清明节，首都百万群众为了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在天安门广场遭到镇压的事件。邓小平被“四人帮”诬指为“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为此，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华国锋在会上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照华国锋的意思，为邓小平平反，似乎是“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策略”。

其实，那是1977年1月上旬，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在长安街上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竟以此假案为据，称李冬民的目的是“抬邓、***、保王洪文”。此处的“***”，指***国锋。

华国锋又强调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不言而喻，华国锋拿出毛泽东这张王牌来压人。

华国锋的话，被归纳为“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

汪东兴为华国锋帮腔说：

“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陈云与邓小平有着深厚的友谊，早在1952年，陈云与邓小平就同在政务院共事。陈云说过：“小平同志是内外兼通，游刃有余。”陈云称赞邓小平对于经济是无师自通。邓小平也很欣赏陈云。在邓小平“三落”时，陈云从来没有跟随大流去“批判”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说：“陈云同志不落井下石，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1977年3月17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

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指出：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虽说在中共中央会议上，陈云、王震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仍是当时中共内部斗争的一大焦点。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也支持邓小平复出。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

邓小平于4月10日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华国锋于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这时，华国锋一方面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另一方面，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又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不久，叶剑英八十诞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叶剑英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即公历1897年4月28日。照理，叶剑英的八十大寿应在1977年4月28日，但是他却习惯于在当年的阴历三月二十七过生日，亦即1977年5月14日。

邓小平在见面时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则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笔者注：指汪东兴、李鑫，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副主任。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当时，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另外，当时李先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影响。由于叶剑英以及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支持邓小平，华国锋不得不退让。而华国锋的最初的方案是折中的：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样，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这时，中共中央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则为叶剑英、邓小平。邓小平成了中共的第三号人物。

这么一来，邓小平的职务远远高于陈云——因为陈云当时还只是保留着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虽然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但是在华国锋的影响下，这次会议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

会议居然还认为“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

紧接着，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陈云的名字虽然出现在222名的主席团成员名单之中，但仍只是中共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