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1949年11月13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紧急指示。

陈云指出：

（物价猛涨）根本原因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7月底为2800亿元，9月底为8100亿元，10月底为11万亿元，到今天止为16万亿元，发行增加近5倍，致使币值大跌，物价猛涨。

陈云还指出，控制物价猛涨，主要要掌握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棉布”。

陈云在《制止物价猛涨》中制定了这样的策略：

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

（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

（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由于陈云采取了这一系列控制物价的措施，物价这匹烈马终于被驯服了。一连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自1950年3月起，被制止了。

据统计，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为100，到1951年12月回落为966，到1952年12月则为906。

这样，在陈云的领导下，结束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平稳，民心也就随之稳定了。

毛泽东很赞赏陈云为制服物价飞涨所作出的贡献，指出“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毛泽东此言，可以说是对陈云极高的评价。

确实，随着战争的胜利，工作的重心从军事转移到了经济。淮海战役是“打天下”的一场大胜利，而制服物价飞涨则是“坐天下”的一场大胜利。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他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多谋善断。毛泽东听了，没有说话，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能”字。

细心的薄一波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不是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毛泽东点头。

上海的资本家们曾经认为，中共在军事方面有才能可打100分；在政治方面由于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可打80分；在经济方面中共缺乏人才，只能打0分。

然而，当这些上海的资本家们得知，中共居然拥有陈云这样的经济奇才时，不得不佩服地称赞他是“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由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高血压症日益严重，突然中风，不能理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陈云，于1950年6月经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代理因病休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工作。

任弼时原本是“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由于中风严重，脑出血量太大，于1950年10月27日逝世，时年46岁。

任弼时去世后，1950年10月，比任弼时年轻1岁的陈云，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样，陈云便成为“五大书记”之一，而且是“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

毛、刘、周、朱、陈，成了当时中共的最高领导核心：

毛泽东主管全面工作；

刘少奇主管党务；

周恩来主管政府及外交；

朱德主管军事；

陈云主管财经。

陈云曾这么说及自己当时的工作状况：

我那个时候身体还好，除上午、下午有事外，经常是晚上8点钟到周总理那里，12点钟到毛主席那里，也忙啊。

1950年12月，于若木在北京生下次子。这一回，又轮到陈云取名了。由于陈云已给长子取名“元”，也就给次子相对应取名“方”。

于若木说，也真巧，铜钱外圆（元）内方，恰恰是经济工作的象征，而陈云正是主持中国的财经工作。曾有很多人问陈云，他给两个儿子取名时，是否有这层意思？其实，虽然陈云是在1944年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但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从此就“定位”在财经领导工作岗位上。长子是在1945年出生的，当时，陈云只是按电报韵目给长子命名，与后来担当的工作纯属巧合罢了。

更巧的是，长子长大后，竟然也从事财经工作，以至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职务。

有趣的是，陈云在“文革”中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当时，“上面”要陈云改名，陈云就临时取了个名字叫“陈元方”——用两个儿子的名字组成。他风趣地对别人说：“还好，我没有改姓！”

要求部下“一毛不拔”

陈云深知自己肩上挑着一担“炸药”，万万不可疏忽。他没有上过财经学校，他的最高学历是小学毕业，所以非常注意学习和调查研究。

据曾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杨波回忆，在1950年，陈云忽然要他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抗战前的《大公报》《益世报》。因为陈云记得，当时这些报纸上每天刊登棉布、棉纱、粮食、棉花的价格。陈云要杨波抄下这些价格，并对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作出统计。

杨波整理了1936年以及1937年上半年的商情。陈云看了，又要他继续查下去，查5年或者10年。

陈云从杨波整理的历史资料中，得出现在应该如何确定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依据。陈云认为，把农村的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把城市的工业品销下去，两者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必须合理，既不能损害农民利益，又必须要保证工人利益。陈云说，这涉及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大事。

所以，陈云常说：“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经济中有政治，政治离不了经济。

陈云加强了税收。尽管有人俏皮地喊“共产党万‘税’”，陈云听了一笑了之。他认为，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不加强税收不行。

陈云又告诫他的部下，应该“一毛不拔”。他说，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不该花的钱就不花，财政部门要理直气壮地“一毛不拔”。

陈云严禁大吃大喝。据曾在他手下工作的孙晓村回忆：

我与陈云同志虽没有很多的个人接触，但在中财委工作时期，常在一个小饭厅吃饭，我发现他生活非常简朴。他经常讲要搞点积累，不能吃光用光。话不多，表现了他一贯勤俭节约的作风。我在中财委近4年，从未见过大吃大喝的场面，也未见办公室有什么讲究的设备，豪华的气派。

陈云要求“吃饭要照镜子”，成为美谈。所谓“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把饭菜吃完，而且还要端起盘子来，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迹，盘子干干净净像镜子！

1951年，苏联政府送给中国5辆吉斯牌轿车。在当时的中国，这要算是最高级、最豪华的进口轿车了，有关部门出了个主意，把这5辆新车分配给“五大书记”。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陈云，也分到1辆。陈云发现来了新车之后，怎么也不肯要，硬是退了回去。

那时，“五大书记”的工资全都定为一级，陈云知道了，硬是改为二级。他说，我不能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同级，应该比他们低。

陈云有两套毛料中山装，分别是1952年到苏联及1954年到越南出访时做的，后来就成了他的“礼服”，只在每逢过节或接见外宾时才穿，平时穿的都是布衣、布鞋。

陈云坚决不收礼，“来者必拒”，哪怕礼物再轻。他曾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他一贯如此。曾有一位军区领导向陈云汇报工作时，带来了两盒葡萄。陈云不收，那位军区领导说，葡萄是当地所产，不值多少钱。陈云只吃了10颗，曰“十全十美”，其余的不收。

沈鸿曾这样评说陈云：

陈云同志一生清廉，为人正直，说话简明扼要，不绕弯子，不讲情面，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

陈云十分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他的名言是：“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陈云常常鼓励大家说出不同的看法，他挂在嘴边的话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他鼓励别人在他面前说出不同的意见。他强调：

“‘左’可以‘左’到‘左倾’机会主义，右可以右到右倾机会主义，都可以讲，讲了以后都不记账，这都不算错误，讨论问题嘛！”

“有钱难买反对意见。”

“一有错误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

有一位副部长，提出了与陈云不同的意见，那个部里以“反对陈云”加以批判。陈云知道了，就请人转告那个部，有错误批评可以，但是不能说是“反对陈云”。

陈云还说，犯了错误，进行了批评，就行了，不要抓住不放。

陈云主张，凡是打个电话能说明白的，就不必来人。大家都忙，彼此都应节约时间。

陈云主张，每到一地，“来不迎，去不送”。

陈云还主张，以90%的时间作调查研究，这样，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再花10%的时间，就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任用干部，陈云注意“五湖四海”。陈云曾说：

“我新到一个地方工作，经常是不带干部的。解放初，从东北进关以后，我是就地取材。姚依林、吴波同志都是华北的。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

再访莫斯科

1952年8月，陈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团长周恩来的率领下，前往莫斯科。这是陈云第二次去苏联，同行的还有李富春、赵尔陆、吕东、安子文、袁宝华、王志光、宋劭文等。

到达莫斯科时，中国政府代表团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的欢迎。

陈云等人此行，主要是跟苏联商谈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问题。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进行了初步谈判之后，由于政务繁忙，便先行回国了。陈云负责与苏方谈判。

令人惊讶的是，苏方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相当冷淡，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迟迟不予答复。陈云在莫斯科住了一个多月，无事可做，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调陈云回国，留下李富春负责与苏方谈判。

这样，1952年9月22日陈云回国。

李富春在苏联住了近半年，这才得知苏方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太庞大，工农业增长率太高。

直至1953年2月，苏联才派出以国家计委主任萨布罗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和以李富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这才确定了苏联对中国的141项经济技术援助。到了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又增加了15项，共计156项……

陈云从苏联商谈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归来，急于要了解中国的农业生产情况。

这年10月，陈云请他在上海青浦的老战友陆铨帮忙，在青浦找两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来北京。

陆铨曾在1927年和陈云一起在青浦从事农民运动，跟陈云交厚，他马上挑选了农民曹象波和曹兴达，送他们上北京。

陈云很仔细地跟这两位同乡交谈，从他们那里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从这两位农民那里，陈云发现农民负担过重，造成生活困难。

陈云通过和他们的谈话，写出关于青浦县小蒸乡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陈云的报告，于1952年10月15日致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

震林同志：

陈云同志所得青浦县小蒸乡的情况，很值得注意，兹寄上请阅，并请抄寄苏南区党委。

据薄一波同志说，他在上海时，已知浙江、苏南两区去年征粮太重，华东局决定退还农民一部分，不知此事结果如何？两区共退了多少？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年收成如何？征粮数是否大大减轻了？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你们召集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在开会前，由你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直接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人，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根据。

总之，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

望将你的意见告我。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52年10月15日

把粮食纳入“统购统销”轨道

1953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的庆祝日。那天晚上，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无心观赏焰火，一直在和毛泽东、周恩来研究粮食问题……

陈云在平稳了物价、平稳了粮价之后，稍稍喘了一口气。他很快就发现，他肩上的一担“炸药”，那物价已不大会爆炸，但是粮食仍是个大问题，弄不好就会来个大爆炸。

在着手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陈云很成功地解决了棉花问题。

1950年，中国棉花总产量为1420万担，不够用。这样，在1951年，计划把棉花总产量提高到2100万担，以解决穿衣问题。

陈云采用的方法是“以价格指挥农民”。他经过仔细摸索，把粮棉比价定为8∶1，即8斤粮食才抵1斤棉花。

于是，农民们纷纷转向种棉。棉田面积迅速扩大，棉花产量迅速上升，果真在1951年达到预期的产量。到了1952年，增至2607万担。

这么一来，棉花产量又超出了需求。

于是，陈云又以价格进行“指挥”：把粮棉比价从8∶1调整为7∶1。

这下子，农民纷纷转向种粮。1953年，全国的棉田面积比1952年减少了594万亩，棉花产量减少了257万担。

棉花的问题解决了，粮食却是一道大难题。

那时候的中国，已有着4亿多人口。这么多张嘴，吃饭是个大问题。中国古语道：“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倘若没有饭吃，这天下非乱不可。

1952年，国家收购的粮食为660多亿斤，扣除返销粮之后，只有560多亿斤，差额达100亿斤上下！

中国人口众多而耕地有限，粮食严重不足，成了困扰陈云的大问题。陈云所挑的粮食这个“炸药”桶，随时有着爆炸的危险。

1953年，东北又遭水灾，粮食减产，粮食贩子开始活跃，全国的粮贩子一下子猛增到几十万人。这些粮贩子开始囤积粮食，有些地方出现抢购粮食、哄抬粮价的现象。

粮食这个“炸药”桶，已经在冒烟了！

这样，在1953年，陈云开始集中精力解决粮食问题。

陈云研究了中国市场粮食的流通规律：粮食要从农民那里收购，然后由国家或商人售给消费者。

这样，陈云以为，处理好中国的粮食问题，必须处理好4种关系：

国家跟农民的关系；

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

国家跟商人的关系；

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