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于1962年三四月去湖南农村调查。田家英原本受毛泽东的影响，是反对“包产到户”的。可是，这一回经过实地了解，他认为“包产到户”不错。

田家英来到上海时，正值陈云也在上海。田家英向陈云汇报了情况，陈云不作正面表态，而是称赞他“观点鲜明”。

田家英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也表示支持，很干脆地说：“赞成！”

邓小平还说，“不管白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责任田”可以一试。

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

但是，当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则反对。毛泽东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

这样，进入了关于“包产到户”的第三个回合的斗争。

其实，中共中央的4位领导人对于田家英所说的关于“包产到户”的4句话，高度概括了他们的性格和政治态度：

“观点鲜明”——陈云这句话很含蓄；

“赞成！”——邓小平显得非常干脆；

“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表明刘少奇的斗争策略；

“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

其实，陈云那句话中，已经隐含着对于“包产到户”的支持，只是按照他的性格，“不到火候不揭锅”罢了。

不能不当面向毛泽东谏言

陈云对于“包产到户”是了解的。

一年前，即1961年6月上旬至7月下旬之间，他回到家乡青浦小蒸公社。他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作了15天的调查，开了10次专题调查会。

陈云在农村听见农民许多尖锐的话：“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但是吃粥。”“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

陈云根据这次调查，写了3篇报告，即《母猪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以及《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陈云已经提出“母猪私养”“留足自留地”等接近“包产到户”的主张。他通过调查，了解中国农村，也了解中国农民。

这一回，他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又看了安徽“责任田”的报告，深知“包产到户”是解决中国农村困境的一帖灵丹妙药。他已经给中国工业来了个“伤筋动骨”，他也要给中国农村来个“伤筋动骨”。

陈云肯定了“包产到户”，他在杭州休养时指出：

“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应该肯定这类做法。叫作‘分田到户’也好，叫作‘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实行《国际歌》歌词中的号召‘全靠我们自己’。要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

陈云明知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但是，向来稳健的他，此时却认为不能不说了。

他态度非常坚决：

“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陈云决心要说服毛泽东接受“包产到户”。他认为，既然毛泽东把“调整”的重担压在他的肩上，就有可能接受他关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这一“调整”措施。

1962年7月初，陈云回到北京。他先和中共中央几位常委交换了意见，大家对于“包产到户”的看法大体上一致。

这时，毛泽东尚在外地。

得知毛泽东即将从河北邯郸回京，在7月6日，陈云致函毛泽东：

“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3天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夜即约陈云谈话。

这时，仍有人劝陈云不要向毛泽东谈支持“包产到户”。

陈云说：“我是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说这些话，何必患得患失？”

当然，陈云知道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所以在谈话中说得很婉转。

他首先向毛泽东强调了应该发挥农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的重要，指出中国农村的个体经营与合作生产还要并存相当长的时间。

接着，他说，为了渡过当前农村的难关，应采取措施提高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陈云举了他自己在家乡调查的情况，说明一旦提高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就会有转机。

说到这里，陈云才提及，“包产到户”不妨一试。在他看来，这是在目前非常时期中解决困难的方法之一……

毛泽东只是听着，并不表态。

陈云回家之后，才过了几小时——翌日清早——便得到消息，毛泽东在他走后，作出了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消息当即传到陈云那里。陈云听罢，久久不语。

过了好一会儿，陈云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说了几句：“我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说是‘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

陈云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成为陈云政治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毛泽东在当天——7月9日下午——召见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

7月

10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

7月

11日，毛泽东召见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

毛泽东在这3次谈话中，都明确地表示反对“包产到户”。

毛泽东要陈伯达根据这3次谈话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表明了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态度。

这时，作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尚不知道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也就是在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还在大力提倡“包产到户”。

邓子恢说：“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

他又说：

“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

邓子恢的这些话，后来被称之为“鼓吹单干风”。

再遭冷遇

就在毛泽东跟陈云谈话后个把月——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开幕那天，毛泽东发表讲话，提出3个问题，供大会讨论：

一、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阶级？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三、矛盾——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

会议就毛泽东所提出来的3个问题，展开讨论。毛泽东在中心小组的会议上多次发言，他指出，现在中共党内有着三股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所谓“黑暗风”，是指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等1962年春天对经济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的估计，是对形势估计一片黑暗；

所谓“单干风”，是指陈云、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所谓“翻案风”，是指彭德怀等要求对自己的历史重新审查，去除不实之词。

毛泽东发出严厉的警告：“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搞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所批判的三股风之中，有两股跟陈云直接有关，甚至可以说是针对陈云而言的：

那“争取快、准备慢”，谁都知道是出自陈云之口，是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来的。

毛泽东当时十分赞成陈云的话，曾说过“‘争取快、准备慢’，哪一方面也适用。快了，头一句灵；慢了，后一句灵”。

那支持“包产到户”，算起账来，陈云是头一个，因为他不仅负责主管经济，而且还为此事专门跟毛泽东谈话，企图说服毛泽东。

陈云很明白，这次会议，他成了受批判的“主角”。

陈云到了北戴河之后，托词“腹泻”，要求请假。

陈云写信给邓小平，并转毛泽东，除了要求请假之外，还表示：“7月24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

由于陈云表示了拥护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也就没有点陈云的名。

会后，毛泽东称：“陈云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

从此，陈云又称病不出了。

北戴河的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次会议着重批判了所谓的“单干风”和“翻案风”。

从此，中国急剧地向“左”转，直至爆发了“文革”。

纵观这几年，陈云三起三落：

第一回合，1957年9月，毛泽东经过“反右派运动”，急于发动“大跃进”，便不采纳陈云意见，批判所谓“反冒进”。

第二回合，1958年底，毛泽东的“大炼钢铁”遇麻烦，请陈云帮助降低钢产量指标，并在庐山会议初期赞扬陈云为“良将”。但是庐山会议后期开始“反右倾”，又不采纳陈云意见。于是，陈云称病。

第三回合，1962年初，毛泽东的“大跃进”失败，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恳请陈云出马“调整”。于是，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调整措施。但是才过了半年多，毛泽东批判“包产到户”，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此，陈云又称病。

如此这般，从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至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短短5年间，陈云三起三落。

透过陈云的起落浮沉，可以清楚看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晴雨寒暑，可以看出中国政治风向的“左”右变化……

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从1962年夏日开始养病闲居，基本上离开了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到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