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于1935年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陈云极为巧妙地借“军医廉臣”之见闻，写出了当时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面貌。

在去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上遇险

上海不断吃紧。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受到国民党特务越来越紧的追踪……再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江西的苏区在不断扩大。

1932年10月下旬，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大搜捕，共青团书记袁炳辉在被捕后叛变。

博古和张闻天原本都住在上海共青团中央机关，如果不是及早获知风声，也会落入魔掌。

国民党特务在破获共青团中央之后，便把搜捕的目光紧盯着中共临时中央。

看来，如果中共临时中央继续留在上海，迟早会落进特务手中。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处境的危险，共产国际同意“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

这样，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17日作出决定，迁往江西苏区。

中共临时中央的“三驾马车”——博古、张闻天、陈云——决定前往江西苏区。

留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改称“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指定由康生、卢福坦、李竹声三人负责开展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

1933年1月下旬，张闻天先走一步，几天后陈云和博古同行。他们三人秘密地离开了上海，向江西苏区进发。

就在他们三人离开上海不久，1933年4月（据国民党中统特务庄祖方回忆，是在1933年2月），卢福坦便落入了国民党特务手中——这件事也证明了上海当时的环境确实险恶，博古、张闻天、陈云如果不早走一步，也极有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所抓获。

卢福坦，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1927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他在被捕之后，也和向忠发、顾顺章一样叛变。卢福坦后来甚至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担任中统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

解放后，卢福坦在1951年5月被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1月被处决。

当时，从上海前往江西“苏区”，也颇为艰难。一路上，国民党特务设置了一道道关卡。笔者采访了当年奉命接应陈云进入江西苏区的卓雄，这才弄清了其中的秘情。

笔者费尽周折，在北京高干住宅区里，找到了卓雄。年近八旬的他，看上去如同一尊弥勒佛，很难想象这就是当年以机灵能干出名的“小侦察”。

卓雄原名赵才廉，由于其表叔思想激进，他12岁就被表叔带出去参加革命。1927年，15岁的他加入中共。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即毛泽东前妻贺子珍之妹贺怡的前夫）为他改名“卓雄”。

小小年纪，他当上团长，在湖南文家市战斗中立了功，人称“小将”。可是，肃ab团时，居然肃到他的头上！幸亏毛泽覃（毛泽东之弟）、黄公略保了他。王稼祥也说：“笑话！这么个小鬼，也是ab团？”这一句话，就“解放”了他。于是，他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今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局长邓发手下有个执行部，部长是李一氓，就叫他当执行科长。

来来回回，在秘密交通线上迎接、护送从上海来的首长，便是执行科长的任务。

卓雄这位科长，带着十几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一色挎双枪（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出没在闽西的山区里。

卓雄对笔者说，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江西苏区时，是他去接的。林伯渠进入苏区，也是他接的。还有许多人，进入苏区时，用的是化名，他不知道接的是谁。他记得，陈云是和博古一起进入江西“苏区”的，是他去接的。

据卓雄回忆，从上海到江西苏区，曾有好几条秘密交通线。由于屡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后来只剩下“奉星社”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仍保持畅通。“奉星社”是沿途地下交通站的组织。这条秘密交通线是从1928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大体上的路线是从上海坐船到广东汕头，从那里乘车到潮州，坐小船沿韩江北上，到达粤北大埔。由那里进入闽西，经永定县、上杭县来到汀州，转往瑞金。沿途有“奉星社”的一个个秘密交通站。聂荣臻曾经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他记得：“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行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项英是这样进来的，周恩来也是这样进来的。

“奉星社”秘密交通线的那一头，由中共特科在上海安排，这一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护送。

在卓雄去接博古、陈云的那一次，差一点出了大事：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的，消息走漏，1000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十几个小青年。幸亏卓雄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趁着夜色如黛，趁着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卓雄记得，在护送时，每人腰间都捆了一袋盐，因为当时被国民党封锁，食盐成了奇货。他们昼伏夜行，专拣山野上荒僻的“野鸡路”行军。好在全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跳跳蹦蹦就过去了。

他们夜里行军，白天休息，路过“奉星社”的每一个交通站时，并不住在站内，而是住在野外的“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他们挤在里面睡觉。“奉星社”的人给他们送来吃的，即红米、山芋、南瓜和苦菜。只有卓雄知道“奉星社”的交通站在哪里，谁是交通员，站与站之间、交通员与交通员之间，没有横的联系。这是一条极其机密的交通线，不是重要人物，不走这条线……

卓雄记得，当历尽艰险，终于到达“苏区”时，陈云往地上一躺，伸开手脚，呈“大”字形。陈云大声笑了起来，说道：“总算到‘家’了！”

在瑞金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陈云来到了江西“红都”瑞金，住了下来。

瑞金这地方，据云在1000多年前盛产黄金。古语道：“人以金为瑞。”于是，便得名“瑞金”。

其实，瑞金是江西东南部一座贫困的小县城。

1931年8月，邓小平和他的前妻金维映来到瑞金，邓小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1931年11月7日（这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节），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里宣告成立，建都瑞金，改瑞金为“瑞京”。

自从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迁来瑞金之后，便与原本在这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由博古任总负责。这个“中共中央局”，亦即中共中央。

陈云到了瑞金，仍负责工会工作，在瑞金县沙洲坝乡胡岭背村的全国总工会，和刘少奇一起办公。

陈云细细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这部劳动法是1931年11月制定的。陈云发现，这部劳动法虽然是想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谋利益，但是有许多地方照搬苏联的一些做法，完全脱离了江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例如：

工人们实行时工作制（这在当时是“超前”的），青工们甚至只工作6小时。星期天发双薪，工人参军前要预支服役工资……

为此，陈云于1933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陈云以为，这是一种“左”的错误，他写道：“这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的，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

1933年6月，陈云来到福建省长汀县城，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

陈云还在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18期上，发表《怎样订立劳动合同》和《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两篇文章，对江西苏区的工会工作谈了自己的意见。

就在陈云到达江西“苏区”不久，那里形势日益严峻。1933年10月，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对江西“苏区”发动强大的第五次“围剿”。在中共党内，博古掌握大权，加紧排斥毛泽东。邓小平这时受到点名批判，即所谓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李德到达瑞金。从此，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这位实行“左倾”军事路线的“洋高参”。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红都瑞金举行。会议的基调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指毛泽东。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

陈云还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王明、张国焘。

此外，据钱听涛《他们，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转折——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员考析》（原载《上海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文献，项英是否进入了常委，尚待考证。

关于陈云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一事，陈云本人曾持否定的态度。

陈云在1982年12月28日所写《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中说：

（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

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会出现书记处书记、常委的名称呢？我想，这是由于当时中央虽然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

但是，在陈云去世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讣告》中却写明：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为什么《讣告》所述与陈云所忆不一致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先生曾作了如下考证：

经中央档案馆李云龙查阅了许多文件、电报和会议记录，发现：六届五中全会时开始正式成立书记处。当时一切组织问题是请共产国际决定的，因此五中全会召开前曾拟出政治局、书记处名单，向共产国际请示。今有1943年9月7日、11月21日张闻天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为证，还存有1933年12月5日博古发给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及1933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对此电的复电，均提到成立书记处。这是可靠的原始档案。至于陈云所以会产生以上回忆，我认为是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重大问题并未召开书记处（常委会）会议讨论，特别是在博古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如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样重大的事情，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就未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政治局成员、仅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却在1933年9月到达瑞金后就取得了中央军事指挥上的决定权。所以陈云记忆中未有书记处（常委会）。五中全会成立的书记处，其职权相当于过去的常委会，而且两种名称常常混用。

陈云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表明他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据1934年2月12日《红色中华》报道：

2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周月林等17人组成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幕后之最高政权机关，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934年夏，陈云负责中央苏区的军需工作。

刘英回忆长征中的陈云

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结束之后，江西苏区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军队对江西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屡屡得手，包围圈越缩越小。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央红军悄然开始向西突围，当时叫做“西征”。后来，这“西征”竟然“征”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长征”。

1934年10月20日夜，陈云率陈伯钧领导的中央红军后卫部队5军团13师，从江西于都河石尾渡口出发，渡河西进，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陈云担任第5军团中央代表（后来改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第5军团为后卫军团，共12万多人，军团长为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由于是后卫军团，所以成了最后一支开拔的长征部队。

在长征中，第5军团断后，而蒋介石部队紧紧尾追，所以第5军团格外艰辛。

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曾在陈云手下工作，陈云跟她同庚。长征途中，陈云还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刘英、贾拓夫、蔡畅等都在这个部。

刘英向笔者讲述了长征中的陈云。刘英的客厅里，挂着陈云所书条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陈云借用鲁迅的诗句，“书赠”刘英的。

刘英告诉笔者，地方工作部是做群众工作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长征途中，红军每打下一座城市，地方工作部都要派出一支先遣队，进入城市做群众工作。

刘英说，陈云全身心投入工作，办事很细心，经常是先开会布置，然后又严格地进行检查。陈云平时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穿着也很朴素。他喜欢听评弹，可是在长征途中，哪有评弹可听？

刘英记得，在过金沙江的时候，岸边挤了许多部队，都想早点过河，秩序有点乱。这时，陈云担任总指挥，有条不紊地指挥过河。他很沉着、冷静，大家都佩服他，听他指挥。

那是在1935年5月中旬，中央红军在云南禄劝县西北的皎平渡口北渡金沙江。

为了指挥渡江，专门成立了渡江司令部，由刘伯承担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陈云自己也曾这么回忆：

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表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而红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民党军所可及。即如红军中军团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

1992年4月9日，陈云为那里渡口所建的“红军渡江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在渡过金沙江之后，1935年5月下旬，红军飞渡四川省泸定县内的铁索桥……

刘英说，陈云办事有条有理，讲话也是如此。他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学徒，很早就跟书打交道，养成了读书的习惯。陈云看书不是东翻西翻，而是一本一本地钻研。他很稳重，肯学习，本来不懂经济，后来，很仔细钻研经济理论，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

刘英说，那时对毛泽东习惯于称“主席”，朱德称“朱老总”，对刘少奇、陈云则称“少奇同志”“陈云同志”，而对邓小平则直呼“小平”。